盛夏时节,我和老伴飘洋过海,到加拿大探亲。在加国居住期间,小弟常崇安博士驱车带我们访问了安大略省的许多城市和景区。我和老伴还两次参加当地的旅游团,向东穿越森林湖泊,途经加国首都渥太华和被誉为“小巴黎”的蒙特利尔,到达法国后裔聚居、有着浓郁法国风情的东部城市魁北克。向西横穿加国中部大平原和西部山区,抵达濒临太平洋的温哥华市。历时五十天,行程近万里(5000千米)。现就记忆所及,把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与 读者同乐。
“非典”声中办签证 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季节──四月中旬前往北京办理签证。这一天是星期五,一大早来到东直门外加国大使馆签证处,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没有上班,窗口上却贴着一张通告:“鉴于目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从下星期一开始,停止办理签证一周”。这就意味着如果今天办不到签证,就得在北京再呆上一个星期。 我并非不知道“非典”的厉害。到北京之前,从小弟寄来的资料中,了解到“非典”在国外早已闹得沸沸扬扬。多伦多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就在小弟寓所的斜对面,相距不过两百米。北京某著名医院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医生出于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对“非典”传播的严重性向领导进言,同时也把我国“非典”的收治情况写信向国外传媒透露,引起国外媒体的重视。然而当时毕竟还处在全民动员打一场根治“非典”攻坚战的前夕,看到大使馆签证窗口前排队的长龙,我的思想也就有些麻痹了。 使馆工作人员在窗口就位后,我递上了申请签证所需的证明文件。加国和我国没有关于旅游的相关协定,因私出访的主要途径是探亲访友。我递上的证明文件有:说明访问目的的邀请函、邀请人的家庭成员名单、邀请人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卡复印件、由加拿大税务总署出具的邀请人税收状况证明和说明邀请人收入情况的受雇信(经过公证)。此外还递上了我的雇主出具的准假信,信中包括我的姓名、职务、现在的工资数额,以及用中文注明的雇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及传真号码。还交上了一份反映目前存款状况的银行证明。所有这些证明文件都是申请加国签证必备的。 由于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用中、英两国文字添写了“加拿大临时居民签证申请表”、“家属表”和“教育和就业细节表”(以上这些表格可以从网上下载)。递上这些表格后,当天下午签证就被批准了。我随身还带了一些佐证材料,签证官员笑着对我说“那些材料我们不看了,祝你旅途顺利!” 这次到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年初接到清华大学校友的通知,四月底举行校友返校聚会,这也是促使我四月中到北京办签证的一个原因。然而接踵而来的全民抗击“非典”大会战不仅停止了一切聚会,而且把我困在北京,足不能出户。我不听亲友们的劝阻,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随着蜂拥的人流乘车南下。到达居住地后,按照当地的规定,在家中自己关了十天禁闭。虽然知道并没有感染上“非典”,但毕竟是从疫区来的,理当天天测体温,时时作汇报。那股从“天子足下的土地”回到湖北小城的豪气也就荡然无存。 签证虽然很快就批准了,但给的期限却很吝啬,只给了三个月的时间。多伦多的疫区帽子还没有摘掉,北京也正在大张旗鼓地抗击“非典”,我只好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六月中旬,眼看三个月的期限即将到期,多伦多的疫情得到控制,国内也连续多日没有新增的“非典”病例,于是我再次到北京,购票东行。
沧桑往事涌心头 我请旅行社代购的是 韩国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来回都要经过汉城,回程还得在汉城住一夜。时近暑假,正值旅游高峰期,出行的旅客很多,机票价格上涨。但因为提前预订了回程机票,加之韩航票价与加航相比,较为便宜,所以总的来说花费并不多。 飞机腾空而起,两小时后在汉城机场降落,步出机舱,但见圆弧形的候机大楼里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韩式餐厅和西式餐厅比比皆是。打听价格,一份普通的韩式套餐(一碗面条,外加 泡菜等),也得五美元左右。在国内只花两、三元钱就能尝到可口的面条,在这里身价倍增,不禁令我们这些持 人民币出外旅行的游客为之咋舌。 候机大楼里有好几十个候机室,飞机频繁降落,旅客登机井然有序。隔着玻璃窗能够清晰地看到停机坪上飞机。望着来来往往的各国旅客(韩国人居多),五十年前的沧桑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一九五四年夏天, 朝鲜前线已经停战,我获得机会到朝鲜探亲。当时我的姑父丁国钰将军正在板门店与美国人谈判。“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要到临,代表团有一节专车挂在普通客车的尾部,从北京采购礼品后,回到朝鲜,我乘坐这节专车与礼宾司官员同行。当列车刚跨过鸭绿江大桥,就看见朝鲜大地满目疮痍,弹痕累累,连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的钢粱也被炸毁。途经新义州时,看不见车站和房屋,却只见朝鲜妇女头顶包袱,携带幼子等候上车。在整个朝鲜半岛北半部的旅程中,除了平壤市有一间小小的候车室外,只有位于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街道。我曾经到过礼成江边,那里离军事分界线已经很近了。望着汹涌的江水南流而下,遥望分界线把半岛隔为南北两个部分,不禁思绪万千。今天当我坐在汉城国际机场的候机室里等待下一班飞机时,庆幸改革开放使我这个普通老百姓也能自由往来于三千里江山的南方和北方。但愿朝鲜半岛南北方的亲人能够早日团聚。
出关 我们在汉城国际机场只停留了三个小时,然后出关登机。机场的安检非常严格,安检人员手持仪器在我的全身上下反复检测,当检测到皮带附近时,仪器发出了呜呜的叫声,让我把皮带解开继续检查。后来还要求把皮鞋脱下来察看,这使我佷为难。出国前曾经在商店里买了几件衬衣,带到国外送给小弟,商店免费赠送了几双袜子。我穿着这不花钱的新袜子步出国门。哪想到穿了还不到一天,就烂了一个洞。如今脱掉皮鞋,山药蛋露在外面,真是有失国体!幸亏安检员只顾低头察看皮鞋,没有留意我的脚后跟。自此我再也不敢穿这免费赠送的袜子,扔了又觉得可惜,仍旧带回国内。有趣的是对老伴的安检网开一面,顺利过关。使我想不通的是:古稀之年的老者难道还会身揣利器闯关吗?而那些 自杀性 汽车爆炸案件中的恐怖分子,又何尝没有妇女呢! 飞机从汉城起飞后,开始了跨越浩瀚太平洋的长途飞行。在汉城机场领取登机牌时,值班员见我倆是老年人,特地为我们安排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我们乘坐的这架飞机是一架大型波音客机,飞行异常平稳,我和老伴的座位在机舱的中部,前后望去,黑压压的满是乘客,只觉得像是坐在船舱里。机舱的电视屏幕上随时播告飞机的飞行高度和当前的地理位置,以及距离目的地的里程。几小时后飞抵白令海上空,从窗口往下看,除了白茫茫的云层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想万一遇到恐怖分子,我们就得葬身冰海了。 韩国的 空姐个个苗条端庄,说话轻言细语,彬彬有礼,显示出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和细腻。机上供应两顿正餐,空姐们递上刀叉时用韩语问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幸亏五十年前我到朝鲜时学了三句朝鲜话,其中有一句是“那恩中国撒拉米”(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出口后,她改用英语交谈,才明白她问的是“您要米饭呢,还是面条?”后来当我转乘由温哥华飞往多伦多的加航班机时,加国空姐则个个人高马大,举止粗犷。供应午餐时竟忘了给刀叉。领取登机牌时把我和老伴安排在相隔数排的座位上,经我向值班员提出要求,才重新让我们坐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东方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工作风范。 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当天中午抵达温哥华。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使时光倒退了几个小时。出关很顺利,但也带来了麻烦。我的签证期限为三个月,实际旅行时间只有五十天,按理说不会出问题。但由于“非典”,推迟了出发时间,使得返回日期超出了签证期限。早就有人告诉我境外停留时间以“落地签证”为准,然而在加拿大入关时海关并没有为我们办“落地签证”。五十天后离开加拿大时,甚至连出境章也没有盖,从护照上看,仿佛我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加拿大。因此抵达汉城出关时,韩国官员认定我们持的是无效护照,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询问。我看见房间里坐满了黄皮肤的年轻人,分不清他们的国籍,大概全是逃关的人。经我向主管官员解释,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并给他看了返程机票,他立即为我们办了韩国的入境签证,于是顺利入境。我和老伴步出汉城国际机场,只见道路纵横交错 ,立交桥上下起伏,公共汽车站牌林立。机场距汉城很远,虽然交通方便,但车站牌子上的韩国字,我一字不识,夜幕即将降落,手头又没有韩国地图,只好在候机室的椅子上将就过了一夜。夜深人静时但见保安人员手持警棍列队巡逻,原以为会盘问我俩,但他们目不斜视,径直走过,绝不打搅。于是我体会到这就是“只要你不犯法,我就不打搅你”的执勤法则了。 (未完 待跟帖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