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蒋桂战争白崇禧失势流亡海外

本文摘自：《白崇禧传》
⊙ 作者：程思远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导语：白崇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无论在国民党内部或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交往、争斗中，都离不开白崇禧的影子。白崇禧是国民党新桂系的中心人物，曾官至国民党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陆军上将，是著名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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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崇禧

一：胡宗铎妄兴“湘案”，授蒋可乘之机
　　一九二九年的蒋桂战争，是以何键和鲁涤平（1887～1935，国民党高级将领。1928年为湖南省主席，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任过江西省主席，进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大败而归。后任浙江省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5年因脑充血中风病逝于南京。）的矛盾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宗仁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谭延闿的部下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并委任原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湖南清乡会办。
　　此时湘赣边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正在日益壮大，鲁涤平乘机向南京政府提出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的计划。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出“号电”，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想借机把何键挤出湖南。遂决定由何键代理总指挥，带领六个师去江西“会剿”。何键不甘心被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到武汉找胡宗铎，由胡陪同去访李宗仁商量对策。
　　何键向李宗仁提供了一项后来不能证实的情报，说蒋介石最近不断从江西运武器去补充鲁涤平部，实属可疑。运输装备，从武汉经由火车送往长沙最为方便。南京为何舍近就远呢？心中分明有鬼，我们推断，蒋介石意欲指使鲁涤平对武汉用兵，吾人不能不预为提防。
　　李宗仁以此事体大，特嘱胡宗铎陪同何键前往北平，向白崇禧汇报。李氏并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王季文随行。王季文为桂林人，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视师桂林时，曾任命王氏为桂林清乡督办。李宗仁对他遇事咨询，故嘱其随同胡宗铎、何键北上。
　　胡宗铎等一行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从武汉乘火车抵北平，白崇禧亲往迎接。在胡宗铎、何键未到前，李宗仁已电白崇禧，说明胡、何此行任务。故胡宗铎、何键抵平后，白崇禧一有时间，就陪同他们浏览北平名胜，似在作出这样假象：他们此行是旅游的，别无其他任务。
　　白崇禧聆悉一切后，明告胡宗铎、何键说：“看来蒋介石目前集中全力于召开编遣会议，尚不至于立刻对内用兵，但局势在蒋介石锐意削除异己政策的激荡下，内战是不可免的。今后对策，我以为应该是这样：
　　一、李德公（宗仁）应当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我是不去的；
　　二、何云樵兄应就任代理“会剿”总指挥职务以示顾全大局的精神；
　　三、外传蒋介石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瓦解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瓦解第四集团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则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我主张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应全军撤到湖南，紧靠两广为后方，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我们进军对蒋，也应当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切勿等在武汉挨打。”
　　十二月十九日，胡宗铎离平南下时，白崇禧还殷殷嘱咐放弃武汉的主张。他还要胡宗铎力筹三十万元，使现在滞留天津到唐山的李鹤龄、廖燕农两部能够把它作为开拔费，早日调回武汉。胡宗铎对此唯唯遵命，他这个人，是完全依靠白崇禧提拔起来的。当北伐誓师时，他不过是个旅长，其资历相当于钟祖培和李明瑞，战功也是一样。龙潭战役后，胡宗铎一跃而为第十九军军长，及西征后到达武汉，胡一身兼武汉卫戍司令、湖北省清乡督办，即他的部下陶钧，地位本低于钟祖培，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湖北省清乡会办。他们地位高了，对白崇禧就不像过去那样听话，主要就是他们维护眼前利益，舍不得放弃武汉地盘，以致后来沦于一败涂地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到来了，李宗仁期前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以消除蒋介石的疑虑；何键于元旦宣布就任湘赣“会剿”代理总指挥职；蒋介石于一月一日以“东”电致白崇禧：编遣会议已于一月一日开幕，请克日莅京出席，并准备给白崇禧以主持编遣一个部的职务。白崇禧于一月二日以“冬”电复蒋氏，告以他的六弟崇祜近日在沪病故，因哀伤过度，以致咯血，已入院休养，俟稍行康复，即力疾赴京，效命驰驱。白崇禧是时对蒋介石已有戒心了。他不应蒋介石电召，是可以理解的。
　　武汉是所谓“桂系”重心所寄，李宗仁出席南京编遣会议去了，白崇禧又留在北京，这样武汉只靠第七军军长夏威、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等三人在那里主持一切。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对胡宗铎、陶钧颇予放任。因此胡、陶把持军政大权。陶钧最骄纵，首先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得了榷运局。第十八、第十九两军因为待遇好，除薪饷外还有特别收入，一些军官都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西子弟兵第七军则仅赖经常费维持，日子很不好过，于是武汉军中就传出了“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的不平之鸣。
　　蒋介石在派刘兴北上策划夺取白崇禧所部湘军之时，也派他的侍从参谋郑介民去武汉刺探桂军情报。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到过苏联留学，恰巧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是留苏学生，此时正在武汉政治分会工作。郑介民通过李宗义的介绍，很快就同广西一些中级军事干部密切往还。郑介民侦悉：桂鄂部队不和，其中尤以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对胡、陶骄纵跋扈，最为不满。
　　不久，蒋介石就派他的高参云南人周伯甘到武汉，向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策反。周伯甘与李明瑞为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可以促膝谈心。周伯甘对李明瑞说：“武汉给胡宗铎、陶钧搞得乌烟瘴气，你在这里有什么出路？如果倒向中央，则可以开拓另一个前途。”李明瑞沉思有顷，始说：“你有所不知，我凡是在政治上采取重大抉择，都必须同我的表哥俞作柏商量决定。”周伯甘至是知道李明瑞心存携贰。
　　俞作柏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干部，此人脑后见腮，相术家指为雅好权术，凡事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当李宗仁打下南宁时，俞作柏曾劝黄绍竑取李氏而代之，白崇禧告以洪杨故事，黄绍竑乃竭诚拥李。北伐出师时，俞作柏以旅长让给他的表弟李明瑞（也是他所部团长）充当，自己则在南宁主持军校兼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曾资助左江农民革命领袖韦拔群开展东兰农运，“四一二”清党时被迫去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张发奎曾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委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后来杨永泰就是通过汪派的关系找到俞作柏，俞一出来做李明瑞的工作，自然易如反掌。这些事态的发展，李、白均茫然不知。后来胡宗铎妄兴“湘案”，遂使蒋介石讨桂有名，真是自取灭亡也。

二：蒋介石施计，李济深到汤山“休养”
　　一九二九年一月，南京编遣会议期间，蒋介石曾邀冯玉祥去汤山洗澡，他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
　　蒋介石说这话对冯玉祥存心起挑拨作用，因为这四个地方都是由广西人统辖，冯玉祥不以为然，于是对蒋介石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何必顾虑这些呢？”蒋氏听到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一章。）
　　冯玉祥注意到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削除异己，局势看来不妙，遂于二月五日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住下，静看局势发展。冯氏离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他去找李宗仁，要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以北伐刚完，统一伊始，建设不遑，岂能同室操戈。遂对蒋介石说：“兄弟阋墙，期期以为不可。”实际上蒋介石是对李宗仁进行试探的。他最先还是决定打桂，因为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经武汉以迄燕蓟，兵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应何键之邀，到安阳与何氏会晤，何键告胡宗铎，他截获南京装备鲁涤平的军火，事急矣，必须速谋因应之道。胡宗铎回到武汉，与夏威、陶钧会商。胡宗铎、陶钧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虑，主张先发制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的圈套，使人坠其彀中而不自觉。胡宗铎因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更不考虑白崇禧事先提出撤出武汉、退到湖南的腹案。夏威因患扁桃腺炎，遇事不发表意见，而第四集团军政务处长潘宜之也附和胡宗铎的意见，军事解决鲁涤平的决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定论了。如果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人待在武汉，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二月二十二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和他所兼第十八师师长，以及谭道源五十师师长的职务，另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十分明显，这是胡宗铎、何键两人于二月十三日在安阳商定的方案。这证明胡宗铎完全听了何键的摆布。在前一日，即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武汉派夏威、叶琪两部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船离长沙经长江转往南京，夏、叶两部还追击鲁涤平所部两个师，此即所谓“湘案”。
　　事发时，李宗仁还被蒙在鼓里。二月二十二日清晨，陈绍宽来成贤街访李宗仁。西征军兴时李宗仁曾乘陈绍宽的座舰溯江西上，直抵安庆，所以彼此熟识，但对陈绍宽未经约定，来得如此之早，也表诧异。陈绍宽说：“此来非为别的，是因为他接到长沙海军办事处电报，说武汉今晨派兵进驻长沙，不知德公是否预闻？”李宗仁说，他也不知道。待陈绍宽告辞，李宗仁急问侍从人员：“有无武汉来的电报？”回答说：“有。”李叫电务员立刻译出，至此李始知武汉对湖南采取突击行动，李大骂胡宗铎惹了滔天大祸，即与夫人郭德洁分别，自与侍卫长季光恩化装去下关一间小旅馆住下，晚上搭上宁沪专列三等车厢去上海，在上海法界陈先甫的“融园”住下。胡宗铎的鲁莽行动，几使李宗仁遭到不测之祸，李宗仁、白崇禧以后再不起用胡宗铎，悉以胡妄兴“湘案”为契机。
　　蒋介石看到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深深符合他自己的导演，这真是太好了：因为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力曾经作出限制：“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的人员”；全国编遣会议也有过“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这两条而今武汉统统犯上了，中央讨伐他们，不患师出无名了。但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夺军部署和对武汉李明瑞的分化工作都没有进行成熟，特别是他要借“武汉事件”引诱李济深入京调停，以便把他扣留起来，不战而解决广东问题，使广西陷于孤立。在此举尚未告成以前，他要扮着和平的角色，以利于李济深受骗上当。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溪口知道“湘案”爆发，即马不停蹄从宁波到上海。二十四日，他会晤李石曾、谭延闿，交换对“湘案”解决意见。当晚他们三人回到南京。二十六日，鲁涤平到南京谒蒋，蒋抓住此一机会公开谴责武汉政治分会擅自改组湖南省府于法不合。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召开第一百七十七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此训政开始时，行政与军政系统不容或紊，中央决议案尤应绝对遵守。此案应派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会同国民政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究办。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
　　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解除李济深所兼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此时，广东实力握在陈铭枢、陈济棠手中。当李济深任第四军军长时，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济棠是第十一师师长，所以两陈都是李济深的部下。陈铭枢在宁汉分裂时，离开武汉去南京拥蒋，任总政战部代主任。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他从香港陪同胡汉民去上海，参与了蒋介石联胡打桂的密谋，早已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而今只有陈济棠仍为李济深所信赖，等候第二步处理。
　　李济深被解除广东省政府主席以后，即息影广西苍梧大坡山料神村家中，武汉事变后他曾电责胡宗铎，令其速向中央自劾。今接到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促其出来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事件，李济深即召集他的亲信邓世增（1886～1954，中将。1928年任广州卫戍司令和公安局长，1929年春反蒋失败逃香港。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逃往香港。1948年在广东北海协助民革组织起义活动，因起义事泄，逃往香港。后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冯竹万、李民欣、张文等商量。唯众意纷纭，踌躇未决，乃电邀黄绍竑来梧一商。黄氏由南宁来到，认为武汉事件必须大事化小，敦促李济深出来息事宁人。李氏接纳黄绍竑的意见，乃动身北上。三月十一日李济深到上海，李宗仁即接他到“融园”住在一起。李宗仁对他说：三月二日，他已见过蔡元培、吴稚晖，表示对湘事并不知晓，此事如何解决，待任潮到上海后相商。三月十二日，蔡元培、吴稚晖特意从南京来上海访问两李，李济深表示愿与政府合作，查办“湘案”。又问李宗仁对此事有何意见，李宗仁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元培说这样便可有转圜余地。吴稚晖要求李济深一同入京调处，后者慨然不辞。李宗仁说：“任公入京，恐安全会有问题。”吴稚晖说：“怕什么？我以人格担保任公的安全。”当晚李济深便随蔡吴两人乘卧车入京去了。
　　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的报告，对“湘案”作出这样的决议：“武汉政治分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预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又查当时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1881～1976，法学家。辛亥首义后，司法部成立后任部长。先后任江汉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大学校长。1928年3月，筹建武汉大学。1949年1月，张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提出释放政治犯，提案虽通过，但因蒋介石暗中干涉，未能实施。1949年去台湾。）、胡宗铎、张华辅（1887～1950,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护法、护国运动。1933年7月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副监。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1946年7月退役，1950年卒于武昌。）三委员，应请予以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十四日，胡宗铎等三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湘案”到此应当说已经结束了。谁知这不过是蒋介石诱李济深入京之计。闹剧还看下文。
　　李宗仁在上海看到情形不对，曾派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雷飚去南京密劝李济深从速离开南京，但李济深不听。仅嘱雷飚到杭州找李民欣，要后者密电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由真如，军事由伯南负责。”雷飚到杭州西湖，找不到李民欣，只见粤籍中委从一家饭店出来，好似会议方散，状极轻松，雷飚返上海向李宗仁汇报一切，李嘱雷即用李济深名义电邓。
　　李济深一入南京，即受到特务监视。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接到李品仙声讨白崇禧的“号”电，知道唐山到天津的唐生智旧部已入其掌握中，即派警卫团一连人去参谋总部将李济深的卫队缴械。次日，又将李济深送到汤山“休养”。吴稚晖以有人格担保李济深的誓言，觉得过意不去，就搬去汤山与李济深同住。
　　在李济深被扣的一天，蒋介石一手撕毁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他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出兵武汉，势将不免。

三：助白崇禧脱险，廖磊被撤职
　　一九二八年九月，刘兴受到蒋介石的密命，北上策动白崇禧部反正。此时白崇禧指挥的六个军在消灭直鲁部残部后，大部分已调回武汉，只有李品仙的第八军改编为第五十一师，廖磊的第三十六军改编为五十三师。第三十六军原为刘兴所统率。一九二八年三月，白崇禧收编唐生智旧部，赶走刘兴，将第三十六军第一师长廖磊升任军长。所以刘兴恨白崇禧入骨，而廖磊对白氏则有深切的知遇之恩。
　　刘兴到天津后，即与他以前的幕僚长、现任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取得联系，周氏以办理三全大会代表报到手续作掩护，前往南京活动。事前，他请邵力子（蒋介石的总部秘书长）转告蒋介石，他此行是代表五十一师、五十三师全体官兵南下，先去上海迎唐生智，然后再到北京谒蒋，报告一切。
　　周武彝在上海向唐生智表示，全体官兵一致拥护唐总司令重返部队。随后周氏又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五十一师、五十三师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总司令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见他的部署已有成果，深表欣慰，当对周氏加以赞许，并指示他们可立即动身北上。嗣后，唐生智得到巨款，在周武彝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赴天津。
　　“湘案”发生后，白崇禧也与李宗仁采取一样行动，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并电李宗仁，要他严令制止夏威、叶琪两部在湖南的军事行动。此外，他又密电胡宗铎，重申武汉易攻难守，要他指挥三军撤往湖南，待命进止。但胡宗铎深信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对“湘案”已有决议，拒不遵命，坐失时机。三月十九日，廖磊到北京德国医院见白崇禧，告以部队不稳，唐孟潇在南京策动下，日内即到天津，要白同他离京，沿途已有布置，白崇禧到天津后，由廖磊调度，搭上一艘日轮，南开香港。三月二十日，李品仙发出“号”电，声讨白崇禧，拥护唐生智复职。三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宣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之职。廖磊因掩护白崇禧出走，被唐氏撤职，而以刘兴继任第五十三师师长。

　　白崇禧因李品仙于三月二十日发出的通电，其中有如下等语：“崇禧阴主武汉，蓄意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撤退，袭击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这完全是背着良心说假话。因此，白氏曾长期对李品仙不谅，当两广对南京割据时期，廖磊受白宠任，当了第七军军长，而李品仙则位居闲曹。抗战时期，廖磊也比李品仙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这都是与三月二十日的表态有密切关系。事隔十多年后，有同事问李品仙：“当年唐生智怎样把你们两个军抓了去的？”李氏说：“你不知道，两军中连幕僚都是唐生智的人。”但又说，“不过，如果当时态度坚定一点，那情势当又不同。”当然，如果事前白崇禧知对方阴谋，则必设法防止；或者李品仙对唐生智的态度稍为强硬，唐氏亦不易得手。白部无事，蒋介石对武汉用兵是费考虑的。
　　廖磊助白崇禧离津后，即电上海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俞星槎（1893～1940，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将教育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参室中将主任。1929年3月下旬，与上海市长张定璠秘密策划李宗仁、白崇禧出逃方案成功，为李、白重用。），赶紧设法救白崇禧出险。因为廖磊侦悉，对方已知道白氏乘轮南下，恐有不测之祸。李宗仁在上海得讯，即派王季文去访许崇智问计。许氏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有交谊，当由许电宇都宫设法营救。宇都宫遂令天津日清汽船公司派一快轮追上这条日轮，送白崇禧前往日本门司，另搭别的轮船前往香港。
　　白崇禧到香港时，张任民前来接船，他始悉李宗仁已较他先两日到港。据张任民面述：李宗仁知白崇禧脱险后，即叫俞星槎去找张定璠，为自己作脱身的安排。张定璠关照俞星槎，依他的计划行事。当晚，到了约定的时间，李宗仁偕王季文、张任民和侍卫长季光恩离开“融园”去中国饭店，后面有不明来历的汽车跟踪。李宗仁等上楼梯后，立刻从后面工人专用的楼梯下来，走出后巷。坐上张定璠为他们准备的另一辆汽车，驰往黄浦滩的市府专门码头，俞星槎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匆匆上了汽艇，直开吴淞口外，搭上邮船到香港去了。张定璠为了此事丢了乌纱帽，被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八日下令免职。
　　白崇禧一到香港，即入广州晤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邓氏说，李任公被扣的消息传到广州，群情愤激。三月二十三日，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1885～1937,1931年参加陈济棠等43将领《两广将领促蒋下野电》反蒋活动。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师长、第二十五师师长。1936年3月18日任中将。1937年春病逝于广州。）、李振球等人，联名电蒋介石，指责无端扣留李济深的卑劣行径，并迫切要求即日恢复李济深的自由。未几，广东省党部和省市民众团体亦纷纷通电响应。邓世增又说，他已召集李任公的嫡系将领徐景唐师长和王应榆旅长商议，他们主张进行兵谏。但此一建议已为陈铭枢、陈济棠所压制。原来两陈北上赴宁出席三全大会，陈铭枢过香港时住英皇酒店，因酒店失火，从四楼跳下伤足，留港就医。陈铭枢传话来穗，他不赞成兵谏。陈济棠到上海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已派人在那里等候他，要他立刻折返广州，收拾粤局。说到这里，邓世增把陈铭枢、陈济棠于三月三十日的联名通电给白崇禧，其中有“其有谋不利于粤，而牵入战争旋涡者，则粤人公敌”。白崇禧阅电后，知粤局不可为，遂于当日（即三月三十日）下午四时搭商轮返港。
　　三月三十一日，白崇禧偕张任民从香港搭“大明”轮返梧州，过三水时，忽见黄绍竑从那里上船，真是可谓巧遇，白问黄：“为什么来这里？”黄绍竑说：“接邓世增电，邀来广州商时局，连夜赶到梧州，再乘‘南强’小轮到三水，准备从这里搭火车去广州。一进车站，见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守候，而且形色张皇，李少毅拉我到偏僻处告诉我：‘陈济棠已到广州，接管了第八路总指挥，邓参谋长请你立刻回去，不要自投罗网。’刚巧‘大明’轮入口，所以我就上船了。”白崇禧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同黄绍竑久别重逢，彼此都有一番慷慨，张任民问白崇禧：“来日大难，你有钱吗？”白打开他的皮夹道：“就是这六万元，别无所有了。”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在梧州聚首一堂，虽在失意的态势下，大家还是非常欢洽。后来他们一起到容县，在黄绍竑的家里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由李宗仁、白崇禧报告此次事变的前因后果。白崇禧说，蒋介石原来就有意“削藩”，胡宗铎妄兴“湘案”，乃使蒋氏得以逞其诡谋。言下感慨系之。李宗仁此时已接到俞星槎从上海陆续发来电讯，知李明瑞、杨腾辉（1890～1939，桂系著名将领。杨惯耍朝秦暮楚的把戏，周旋于桂系与蒋介石之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与杨临阵投蒋有很大关系。中原大战爆发，杨又暗中联系投蒋。后来白崇禧邀请杨到南宁，剥夺了杨的军权。1939年，其在香港去世。）阵前倒戈投蒋，武汉兵不血刃而失守。白崇禧料武汉的部队总有一些会经由湘西退回广西。遂去柳州，准备到桂湘边境去照顾他们。但他一到柳州，即接夏威来电，知已全部投蒋，因而折返梧州。

四：武汉瓦解，白崇禧流亡海外
　　第四集团军经编遣后，在武汉的只有夏威第十五师、胡宗铎第十六师、陶钧第十七师、叶琪第五十二师；在湖南的有鲁涤平第十八师、何键第十九师、谭道源第五十师；另有王泽民的第五十四师驻在北平南苑。
　　在蒋桂战争中，是武汉方面先动，夏威、叶琪两师由鄂入湘，鲁涤平于二月二十一日晨接到报告，立即率部向江西退走，夏、叶两师遂占领长沙。夏师的李明瑞旅和附属指挥的杨腾辉旅追击鲁部。二月二十六日，直抵湘赣交界处的渠城，才停止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由溪口回到南京，接见鲁涤平得悉一切。二月二十八日，胡宗铎、陶钧、叶琪、何键在长沙举行会议后，胡宗铎师集中武穴、黄梅、广济以对付长江下游。夏威师附杨腾辉旅调集武长路岳州、蒲圻、咸宁一带，以对赣北。程汝怀、张义纯（1895～1982，桂系骨干将领，作战勇猛，号称小张飞。曾任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安徽省主席。）两师集中武汉，并以一部向黄州移动。陶钧师则由罗田、黄安向田家镇、武穴增援。他们显然对白崇禧所提放弃武汉的建议置之不顾。
　　此时，冯玉祥雄视中原，举足轻重。李宗仁派温乔生谒冯氏于河南辉县百泉村，请其居中停处，化干戈为玉帛；蒋介石则派邵力子偕马福祥于三月五日访冯玉祥于华山，要求冯氏派兵从河南出兵进攻武汉，以冯氏任行政院长作为条件，如冯玉祥态度中立，则蒋介石自难悍然用兵。不幸冯氏意动，蒋氏遂公开发表冯氏给他有谓“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的电报，以免其中途变卦。为此，蒋介石改订原来内定的战斗序列。三月二十八日，以冯玉祥部的将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中央军第一军（军长刘峙）和第二军（军长朱绍良）改为第二路军，西攻武汉；在江西的朱培德所属第三军为第一路军，西攻武长路，截断武汉退路。同时蒋介石委任何键为第四军军长，从事分化。
　　李宗仁在离上海前，电令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着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饬令各部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待敌。三月二十六日，张华辅依照电令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二十七日，因夏威患扁桃腺炎入院割治，再发一道命令，以李明瑞代理第三路司令，着该部守黄陂、祁家湾至平汉路一带。此时，李明瑞已与俞作柏拉上关系，夏威一病，遂给李明瑞以自由行动的便利。
　　前面说过，周伯甘到汉口晤李明瑞后，李以这事关系重大，必须同他的表哥俞作柏商量才能决定，这是李明瑞向来的习惯。周回报蒋介石，结果杨永泰通过梁五凤的关系找到了俞作柏，俞作柏到南京谒蒋得到一笔巨款，事遂决定。“湘案”发生，李明瑞旅与杨腾辉旅进兵湖南，途中李明瑞就和杨腾辉勾搭上了。他们相约到适当时期，便以反对胡、陶为名，脱离第四集团军的系统。以后李明瑞又争取李朝芳旅（原第七军第二师）的梁重熙团和尹承纲旅（原第七军第三师）的庞汉祯团参加，这样就有八个团了。李明瑞接到命令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在汉口太平洋饭店约集这八个团长讲话，说吾人举义目的在反对胡、陶，因他没有说反对李、白和归附南京，所以座上无人提出异议。
　　李明瑞于三月二十八日晚率所部五旅从汉口出发，去黄陂、祁家溪布防，三月二十八日，南京三全大会闭幕。二十九日，蒋介石即乘“楚有”舰到九江。三十日，对武汉下总攻击令，因前线已有默契，所以只虚张声势，并无实际行动。四月二日，俞作柏乘海军舰艇上溯到刘家庙，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行动时刻。当日傍晚，李明瑞即指其本旅、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庞汉祯团，以及杨腾辉全旅秘密集结，连夜以急行军撤往平汉铁路线上的花园和安陆一带。四月三日，在花园贴出打倒胡、陶的标语，后来安陆也出现反对李、白的布告了。

　　胡宗铎、陶钧、夏威因李明瑞的倒戈行动，变生不测，并以冯玉祥于三月三十日通电讨伐“桂逆”，武汉态势孤立。诚如白崇禧所说：“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他们是时在去黄陂的火车上商议，决定从四月三日起全线退却，到四月四日晚，最后部队也离开武汉。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因接到何键电，知他已就蒋介石所委任第四军军长职，归路被截，事无可为，于四月五日离队而去。四月五日，蒋介石到达武汉，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胡宗铎、陶钧和夏威率所部到鄂西后，原拟守住沙市、宜昌。但因他们到武汉后，生活腐化，脑满肠肥，长期脱离部众，士无斗志。四月二十日，竟接受孔庚的招抚，向蒋介石投降。一天，夏威得胡、陶送来五万元，说是“中央送给他出洋的”。夏遂搭英国兵舰去香港。所部由李朝芳统率。五月二十七日，李朝芳向蒋介石新任的第一路追击司令官张发奎接洽，由全部官兵运送武器去张的司令部，完成变相的缴械手续。第四集团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蒋介石攻下武汉后，忽于四月八日在汉口发出通电，表示愿意下野出洋，以息内争。时人对蒋氏此一表态，多不明其所以，后来才了解到，他是对李、白有所暗示的。四月十六日，被蒋介石扣留在汤山的李济深，经不起古应芬的施加压力，特亲函李宗仁、白崇禧，劝请他们出洋。函中有云：“……我辈生平自许救国，而形迹乃至伐勋，汤泉涤我，愧汗无地。所以既自知其负忒，又复何敢高论？万望两兄即日严斥旧部绝对停止蠢抗，以求未減。自己则早日行赴海外，得知识之加增，亦可有益于社会……”李、白以李济深在狱中所写，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卒不复。
　　蒋介石在三月二十六日所下的讨伐令，只涉及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所以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此时还置身事外，不被牵累。蒋介石见李济深函得不到任何反应，又关照谭延闿、何应钦电黄绍竑，要他顾全大局，劝解息争。但电文盛意凌人，黄不甘示弱，复电谭、何，请先恢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名誉，然后方可进行劝解工作。蒋介石自然不予理睬。到四月底，蒋介石忽由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转来一电，要黄绍竑办四件事：
　　一、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
　　二、广西境内部队缩编为两个师，剩余武器解缴中央；
　　三、广西不得收容由武汉退回之部队；
　　四、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副主任（主任为陈济棠）。
　　李、白回到广西，对于将来如何打算，原无任何考虑，但蒋介石此电欺人太甚，终于逼上梁山。广西人性格是倔强的，向来以“唔有怕”（什么都不怕）闻名，你迫他越厉害，他就会同你蛮干到底。李、黄、白在蒋介石施加的沉重的压力下，没有选择的余地，当即召各部队长到容县举行会议，决定行动方针。
　　那时，第十五军第二师师长黄旭初，刚巧率部从粤北经湘南回桂，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除吕焕炎（第十五军第三师师长）外，大家对蒋介石无理压迫，都愤慨异常。他们一致主张先发制人，绝不坐以待毙。于是，做了这样一项决定：出兵攻粤。大概在极端愤慨的情况下，人们让唯意志论来主宰一切，而不愿用冷静头脑来考虑整个行动的利害得失，他们还幻想取得局部军事上的胜利，转移政治上的颓势。实际上，胜利的功算是不存在的。广东陈铭枢、陈济棠两部，至少有六个师，而蒋介石还可以派兵去支援；而广西只有第十五军三师，孙子不是说过“倍则攻之”，是则在交战以前，胜负如何已判然若揭了。
　　蒋介石以黄绍竑不肯就范，于五月四日下令将他撤职，以伍廷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为广西编遣特派员，并以何键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分由湘粤夹击广西。
　　五月五日，李宗仁在梧州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通电讨蒋。“护党”是唐生智、张发奎等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反对特别委员会时所用的旗号。现在，急忙中李宗仁也利用它来反蒋了。李宗仁为了联络冯玉祥，前往香港进行政治上的活动。广西部队由黄绍竑、白崇禧两人指挥东下攻粤。
　　黄绍竑指挥第一路，沿西江向三水攻广州；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广宁、四会，约定两路军于五月九日在三水会合。白崇禧指挥的一路于五月七日到达芦苞对岸的蒋岸墟，敌沿北江沿岸戒备，经旬不能渡，到十八日才由大塘强渡成功，占领大塘，敌退芦苞。十九日，白指挥伍廷飏、吕焕炎两师击败敌军香翰屏旅和张达教导团于芦苞，伍廷飏的副师长梁朝玑受伤。二十日，白崇禧又击败余汉谋于大塘。两处敌军于二十一日退到白泥防守。
　　黄绍竑指挥的一路因无法渡江攻三水，也转来大塘会同白崇禧进攻白泥。二十二日，总攻白泥不利，黄旭初师长受伤，由广东起义过来的王应榆旅长被俘，黄师的团长叶丛华从阵中逃亡。此时白崇禧接徐景唐电，知他率所部协攻广州，但徐在东江，联络不到。白看到所部伤亡过大，进展无望，遂与黄绍竑商定全军经由怀集退回梧州，这是攻粤的第一次失败。
　　何键见白崇禧、黄绍竑攻粤久无进展，才指挥所部刘建绪、吴尚、周斓各师和陈光中旅从桂北进入广西，桂林警备司令张任民以众寡不敌，逐步退向柳州，湘军跟踪追击，白崇禧乃将入粤退回梧州的部队编成一、二、三纵队，以徐启明、覃连芳、雷飚分任纵队司令官，而以第一师长伍廷飏为总指挥，调他们到柳州方面迎敌。六月十七日，覃连芳败陈光中于柳城。十九日，徐启明、雷飚两纵队迎击刘建绪、吴尚两部于沙塘，覃连芳回师夹击，刘吴大败而逃。六月二十四日，覃连芳乘胜收复桂林。但柳桂的胜利因李明瑞、杨腾辉两部返桂而抵消了。
　　当白崇禧、黄绍竑攻粤时，蒋介石即将在武汉倒戈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由长江运到广东，徐景唐在石塘附桂，被李明瑞派兵将其击溃。李、杨两师于六月二日乘虚进入梧州，蒋介石以伍廷飏、吕焕炎不受利用，特将他们免职，另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兼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李、杨在梧州稍留，即率部溯江而上桂平，是时白崇禧已无兵可调，只好约同黄绍竑离桂出走。但白在桂柳有所部署，迟迟未能成行，黄绍竑在南宁等得不耐烦，黄氏特电白崇禧：“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白崇禧回到南宁时，李明瑞部已进抵贵县。即与黄绍竑乘小电船去龙州入安南（今越南），这是当年陆荣廷出走的旧路，而今白、黄也步其后尘。回念及此，不禁感慨万分。白崇禧决定在河内住下，他估计俞作柏遇事偏急冒进，不久广西仍将发生变化。住在河内可以就近策应；黄绍竑则决定前往香港。两人分手时，白崇禧已不名一钱，黄绍竑也只有二万元，而他亦将其中款项平分一半给白氏。从此他们就过着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