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亡国思潮的起源与演进

. 傅开镜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令魏帝发诏,三路大军同时出击,揭开了灭蜀战争的序幕。这三路大军是:征西将军邓艾统军三万余,自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南)进军甘松(今四川松藩西南)、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雍州刺史诸葛绪督军三万,自祁山(今甘肃西礼东北)进军武街桥头(今甘肃微城西),以断姜维归路;钟会统十万大军,分别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子午谷(今陕西洋县东),攻汉中(今陕西南部,汉水流域)。
　
　 八月,魏在洛阳誓师出发。
　
　 十月,邓艾自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取道江油,进克涪县(今四川绵阳),破绵竹(今四川德阳),杀蜀将诸葛瞻。
　
　 十一月,刘禅降,蜀亡。
　
　 魏灭蜀,除关口之战(魏将胡烈和蜀将傅金对战)、强川口之战(魏将邓艾和蜀将姜维对战)、绵竹之战(魏将邓文和蜀将诸葛瞻对战)这些小规模的战役外,再没有经过大的战役。蜀亡时,蜀国尚有10万大军。后人对此叹息不已。
　
　 为什么魏灭蜀如此之易?
　
　 除了经济、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蜀国政治腐败等基本原因外,在思想意识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着一股失望气氛,最终并形成一股强大的亡国思潮。
　
　 一、亡国思潮二源头:
　
　 不满蜀汉统治──张裕等人从事覆汉活动。
　
　 荆州失却和彝陵惨败──刘备对兴复汉室的失望。
　
　 刘备集团入蜀之后,新旧、客主的矛盾就立即暴露出来了。这种矛盾在舆论上的表现,就是土著人传播刘备建立的汉国很快就要灭亡的谣言,这种谣言或明或暗,长期存在于政府内外,随着蜀汉政权由盛转衰,愈演愈烈,最终在蜀汉末年形成一股思潮。
　
　 土著人、刘璋带去的东州人与刘备所带去的东州人,在刘备入蜀后就产生了矛盾,不甘心地位下降的土著人和刘璋带去的东州人,在没有武装反抗能力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事蜀汉亡国舆论的宣传。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张裕以神秘的占卦术吓唬刘备,不想让刘备夺得富庶的汉中,其用心可知。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占卦结果并不灵验,刘备很快就夺得了汉中。张裕传播刘备的国家数年就要灭亡的谣言一很快为刘备所知,刘备惜机置其于死地。诸葛亮表请其罪,刘备说得很干脆:“芳兰生门,不得不?。”但这个典型的事例说明,在刘备统治蜀汉初期,已有土著人在传播蜀汉要亡国的信息了。
　
　 张裕之外,还有彭羕,此人竟要拉拢马超反对刘备。这不只是在舆论上要灭亡刘备建立的国家了。
　
　 张裕等人表现出来的,是来自蜀地土著居民、和刘璋所带去的东州人反蜀汉政权的亡国思想。
　
　 由于这个时期,刘备的力量强大,他很快就以血腥的手段,把宣扬蜀汉亡国论思想的带头人镇压了,因此,这场亡国思潮,在刘备统治初期,没能形成气候。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刘备自己也出了问题。
　
　 刘备和他的一帮成员们,在得到荆州和占领益州之后,势力达到了鼎盛。这时,刘备还进占了汉中。从领土而言,有二州之地,另有汉中一块富庶盆地;从人口而言,有两州多的人口;从官员而言,文有诸葛亮等一帮,武有关张赵马黄等名将。但是,这种局面存在的时间太短,不到数年。随着荆州失却和彝陵惨败,这位被曹操称为“天下英雄”的袅雄,在诲恨中产生了极度的政治失望心理,并在极度失望中患病而亡。
　
　 刘备对兴复汉室的巨大失望主要表现在彝陵战败之后。
　
　 在三顾草庐之前,刘备是屡败而屡战、表现出一个乱世英雄的坚强不屈性格。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后,事业如日中天,短短数年间,刘备“兴复汉室”的理想已见曙光。但是,就在这时,却受到四次重大打击:先是荆州被夺,关羽被杀;接着张飞遇难;再是孟达叛魏,刘备杀掉骁勇的养子刘丰;复是彝陵大败。这四次打击,彻底摧毁了这位具有多年坚强不屈辉煌事迹的袅雄的坚强心理。
　
　 彝陵战败后,刘备无颜回成都见百官父老,就在白帝城驻扎下来,最后在那里抑郁而死。
　
　 刘备临死的遗嘱历来为后人所道,其实细究起来,正是这个遗嘱,透露出刘备对蜀汉可存多久的疑虑、对兴复汉室的巨大失望。
　
　 试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这就是传颂千古的托孤之事。
　
　 刘备的这一段话,后代有人说是刘备临终对诸葛亮的试探,这很有道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刘备的肺腑之言,因为他知道刘禅的能耐,这话也有道理。
　
　 但是,刘备还有一种心理,却是少为人所道的:他对自己的事业,对兴复汉室,甚至对蜀汉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政权,都没有了信心。刘备一生所追求的是把祖宗的基业兴复起来,这个事业只能是姓“刘”的事业。如果连刘家天下都不要了,可以轻易送给臣子的话,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如果仅是对诸葛亮的心理试探,那么,这话是极不符合其一生的孜孜追求的心态的;如果说是对臣子的厚爱,但以天下送人,于理更不合。所以最好的解释只能是:刘备对他建立的国家能存在多久已是十分怀疑,十分失望,与其让自己一生的心血毁在自己的蠢儿子手里,还不如让给一个天下奇才好了。
　
　 刘备在得到诸葛亮的苦誓诺言之后,似乎放了心,才开始向儿于交待后事:一是事丞相如求父;二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是读书。至于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完成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事业,他一句也没说。要知道,兴复汉室,正是他一生高呼的口号和行动的指南。他对此不再言语,恐怕没了信心。
　
　 刘备这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来自蜀汉政权建立者内部的、对国家前途失望的亡国思想。
　

二、亡国思想的发展:
　
　 同受托孤之重──李严竞劝诸葛亮加“九锡”。
　
　 后主昏庸北代无成──诸葛亮对蜀汉很是绝望。
　
　 同受遗诏辅政的蜀汉大臣除诸葛亮外,至少还有李严。刘备要拱手让国的话语,不可能不外传,这话语不仅给诸葛亮的心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更为可怕的是,刘备的政权由此有可能失去了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蜀汉的臣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这个政权还能存在多久了。诸葛亮后来对李严治罪,罪名大有疑问,有人认为是诸葛亮对蜀地刘璋派系权利的剥夺,反映的是两个外来团体之间的矛盾。
　
　 这是有可能的。李严的真实意图也可能是摧毁诸葛亮的托孤形象,并藉此夺取诸葛亮的权利。很清楚,如果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就说明他有野心。那样的话,李严振臂一呼,诸葛亮恐怕就无路可走了。因此,诸葛亮担心李严把刘备让国与己的话传出,造成举国民心的混乱。这不仅不利于诸葛亮辅政,而且更可能造成内部的矛盾。事实上,李严可能已传出了刘备的这番话。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李严后来给诸葛亮写信,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而受“九锡”的下一步,就是禅让称帝。李严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称王,是真心要诸葛亮作禅代准备工作。但,这正犯了诸葛亮的大忌,说明李严对诸葛亮的了解,还处于肤浅的层次上。李严因此受到诸葛亮的强烈反对。
　
　 但不管李严用心如何,都说明,在蜀国内部,刘备临终让国给诸葛亮的遗嘱可能已经传出,并可能造成了极大影响,一部分人的确已在思考禅代问题了。诸葛亮生怕李严这个同受遗诏辅政的“刘璋派”人物,再做出什么不利的大事来,便于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找到机会,把李严废黜,从而结束了李严的政治生命。所以今天有人通过研究,指出废黜李严的罪名大有问题。
　
　 李严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通过禅代形式覆亡蜀汉的亡国思想,这其实是张裕覆汉思想的发展。
　
　 诸葛亮在危难之中接过了刘备交给的大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他面临的挑战来自四方面:第一,南中少数民族已叛;第二,荆州已为吴所夺,和吴的联盟己破裂;《隆中对》中的战略前题己发生了变化;第三,失去一州土地和人民,实力严重消弱,损兵折将,内部不稳;第四,如何实现对刘备的庄重承诺。
　
　 这四大挑战,前三个是客观的,而后一个是源自内心的。刘备临死的托孤,把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诸葛亮,牢牢地捆住了。这一招,是极为高明的。诸葛亮从此便成了一个为刘家江山耗尽心血的“木偶”。诸葛亮因此赢得了千古流芳的人格魁力,却失却了自我事业飞腾的任何机会。
　
　 诸葛亮受托后,首先是稳定内部,然后就与吴重修旧好,这其实是一种委曲求全,从行动上承认了吴占领荆州的合法性。再次就是平南中。刘备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五月南中数郡反叛,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兴兵平叛,而是先稳定内部,两年后,才出兵平南中。这其实是诸葛亮在继续贯彻隆中对策。
　
　 但是,诸葛亮在北伐中却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自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至建兴十二年秋(公元234年),病死,诸葛亮与魏军作战7次,这7次作战,虽然胜多败少,但胜为小胜,对魏国元气没有什么伤害。相反,蜀汉由于人口太少,开往北伐战场之路崎岖难行,运送军用物资大耗人力。这对蜀国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
　
　 北伐之战的7年,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的7年,也是诸葛亮对兴复汉室、乃至于对兴盛蜀汉逐渐绝望的7年。导致诸葛亮绝望的原因有这样几点:刘禅的昏庸,北伐的无果,敌人的强大和蜀国的弱小等。
　
　 在刘备死时,魏国大臣华歆、王朗、陈群、徐芝、诸葛璋就给诸葛亮写信,讲明天下形势,希望诸葛亮率文武大臣投降,以便和平统一蜀汉。这时的诸葛亮,态度坚决,对这些人的劝降,并不理睬,可是,这些大臣所讲的话,却是比较客观,指明了魏强蜀弱的客观形势。所以,诸葛亮首次北伐时,给刘禅上了一个表,史称《出师表》或《前出师表》。此表主要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担忧国家存亡,警告后主:“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二是现在努力工作,不是自己本意,而是感激先主三顾之恩。三是建议如何用人。
　
　 此表中已表现出诸葛亮对国家前途的无奈和担忧。这说明诸葛亮对国家的前途不是十分看好,实际上是对后主和国家前途的一种担心和失望。
　
　 建兴十二年秋(公元234年),诸葛亮在与魏军对抗的前线病故。临终前夕,后主派孙福咨以后事。《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省侍,遂因谘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郤骑驰还见亮。亮语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尔。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福还,奉使称旨。福为人精诚果锐,敏于从政。
　
　 诸葛亮为什么只说了两个继承人之后,再也不说了?孙福“精诚果锐,敏于从政”,是一个很称职的官员,诸葛亮对他的谘询不会有任何的保留意见的。这说明,诸葛亮本人对蜀汉的前途己看得很清楚。在他看来,蒋琬、费祎之后,恐怕离亡国也不远了。是故,他也就不想再回答谁还能继任丞相一职的问题了。
　
　 诸葛亮对蜀国的前景不抱期望,亡国的阴影在他的心中难以散去,表现在其言行之中,直到他抱恨长逝。
　
　 诸葛亮表现出来的,是对兴复汉室尽乎绝望的亡国思想,也是刘备对兴复汉室失望心理的发展。
　

三、两种亡国思想合流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亡国思潮:
　
　 蜀国政乱和穷兵黩武──谯周等人对亡国的渴望。
　
　 诸葛亮病故后,刘禅开始亲政。在这一时期,蜀汉亡国论公开化了,从张裕到李严,从刘备到诸葛亮而来的两种亡国思想,开始合流,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亡国思潮,却没有受到打击。这个时期,高唱“亡国之歌”的代表人物是谯周。
　
　 谯周,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西南)人,是一个地道的蜀地土著人。他精研六经,多习书札,为当时有名的大儒。诸葛亮任益州牧时,用他为劝学从事,后历任太子家令、中散大夫、光禄大夫。虽然做了蜀汉的大官(光禄大夫为三品),但是,他对蜀汉并无什么特别的感情。他从杜琼处学到了谶纬之学,并发扬光大,以此公开宣传蜀汉只能传二代就要亡国的谶语。他侍从过刘禅,“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义,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可见谯周在蜀国影响之大。
　
　 《三国志·蜀书·杜琼传》:
　
　 (谯)周缘(杜)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己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
　
　 刘禅等人信任谯周,而谯周却要做蜀汉的掘墓人。以谯周的地位,他说的这番谶语,影响一定很广。但是,十分奇怪,蜀汉政府对他的反蜀宣传却没什么反应。这说明,当时刘禅的政府的确己经很腐败了,对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可能政府部门己没人在意了。实际上,许多人已估计到蜀汉就要灭亡了。
　
　 《三国志·吴书·薛 传》注引《汉晋春秋》:
　
　 孙休时, 为五官中朗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谙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兔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想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恰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吴国人已看到了蜀汉亡国之象,但是,在蜀汉内部,刘禅等一帮糊涂虫却在糊里糊涂地寻欢作乐。以谯周为首的土著集团,大肆宣传蜀汉亡国论,没人去反击也就理所当然了。谯周的亡国理论和宣传在邓艾进军成都时达到了顶峰。
　
　 《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魏大将军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为守,直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己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是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谯周大吹投降是最好的选择。为此,他首先批驳了投靠吴国的选择,说是要二次受辱;然后又批驳了奔南中抵抗的选择,说是时间来不及了,群小之心难测,弄不好刚出发,就有人发难。话中充满威胁的口气。
　
　 针对后主还想弄南中的想法,谯周又上书,摆出了四条理由:一是南人从诸葛亮南征以来就恨中国人,二是北兵还要向南追,三是到南方后要征用南人物资,加速南人之反,四是奔南,费用出于当地,当地老百姓承受不了赋役,一定要叛。并说明现在投降是天意,是圣人之举,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在谯周等人的鼓噪下,蜀汉中央大臣,再没人提出异义。刘禅终于作出了投降选择。这说明,两种亡国思想,到这个时候,终于合流,并形成一股强大的亡国潮流,使得魏国轻易灭蜀。
　
　 其实,邓艾所统兵总数3万余,偷度阴平的兵士至多有一万余人,且携带粮食极少。蜀汉如果动员起来,即使不奔南中,完全还可以抗击邓艾的军队的。但蜀汉的抗战派这时多在前线,他们正对抗着钟会的十余万大军,并不知道都城的变故。由于扼险不战,钟会的大军无可奈何,在粮食将尽的情况下,钟会准备收兵回朝。
　
　 谯周等人对蜀汉的亡国是高兴的。在他们心中,蜀汉的灭亡是上天的旨意,是历史的必然。对他们来说,劝说后主接受他们的投降的办法,等于为魏国立下汗马之功,也加重了他们在魏升官晋爵的砝码。所以,谯周劝后主时就说:“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士”。看似为了后主,实则为了他代表的一帮人。
　
　 西晋末年,氐人李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李特只在讥笑刘禅太蠢,却不知蜀汉晚期有一股强大的亡国思潮,在影响着其政权覆亡。
　

四、简短的结论
　
　 在蜀汉建立之初,内部已孕育出亡国思潮的两介源流:一是张裕等人造谣生事,妄说蜀汉亡国有期。张裕为刘各所杀,但蜀汉亡国论并没有因此而绝;二是刘备自我表现出来的亡国思想。荆州之失和彝陵惨败后,刘备对兴复汉室开始失望,表现为临终之时想把大半生奔波而建立的国家拱手相让给诸葛亮,这对一个以兴复汉室为理想的袅雄来说,是十分荒谬的,也是极其残酷的,但也正说明了其理想破灭后的失望心理。
　
　 刘备的这种心理给李严等人以错觉和机会。李严代表刘璋系东州人士,继承和发展了张裕的思想,以为诸葛亮会代蜀称帝,可能也想借此夺取诸葛亮的权利,但为诸葛亮所击败。刘备的这种心理,也给诸葛亮以极大的负面影响──诸葛亮对兴汉的失望,首先源于隆中之策受到破坏。刘备托孤是一把双刃剑,对诸葛亮的高大人格实践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对其事业,却是极大的打击。刘禅的无能和北伐的失败,让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兴汉已是绝望。很难说诸葛亮的绝望心态,没有对其他官员造成消极影响。
　
　 蜀汉后期,以上两种亡国思想开始合流。谯周是这种思想合流的急先锋和领头羊。谯周等人对亡国的有极高的渴望心情,他们渴望在亡国中改变地位。在他们看来,亡国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会变坏,只会变好。谯周等人为此大造声势,终于把潜在蜀汉国内数十年的亡国思想汇流,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这股强大的思潮促使了蜀国在大敌到来之时,投降措施轻易出台,最后使得魏国轻易灭掉蜀汉。
　
　
　 傅开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源自：《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