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八神 · 发表于: 2014-3-10 10:56:02

《文史杂志》2014年第1期

　　在巴蜀史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偶然间读到了《大师为什么也会有失误》这篇文章，文中所涉及的“蜀伐楚取兹方”问题引起了笔者很大的兴趣。
　　“蜀伐楚取兹方”一事两度见于《史记》：
　　《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
　　《六国年表》：蜀伐我兹方。
　　除此之外，却再无有关蜀取兹方的记载。对于这场迷雾重重的战争，徐中舒老先生、蒙文通老先生和邓少琴老先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与论述。三老之所以观点不一，原因就在于蜀与楚两国之间还有一片地域广大的巴地，而“巴蜀世战争”[1]，蜀国如何避免与巴冲突并攻打楚国，在相关史料匮乏的情况下，讨论起来难免会产生一定分歧。

一、三种观点的整理
　　对此问题的研究，以徐老、蒙老和邓老的三种不同观点为代表。
　　徐老持肯定的态度：“湖北长阳县，这是古代楚蜀交通的唯一要道。……兹方今湖北松滋，在清江口之东，长阳在清江口西，这是当时楚、蜀必争之地，后来刘备伐吴，也是从这一条路用兵的。”[2]他认为蜀国便是沿着这条通道进入楚地“取兹方”。然而《大师为什么也会有失误》一文对徐老的这段论述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后发现，徐老用以证明这条自清江入楚的道路的史料有误，并不足以支撑这一结论，先秦时这条道路很可能是不存在的。[3]
　　蒙老对此观点略有不同，但并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来细谈，只简单地提了一句：“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期，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4]看起来他并不是完全认同《史记》的说法，而是把这件事看作巴与蜀之间的联合抗楚行动。但这种解释始终缺乏依据。邓少琴先生则是彻底的否定：“蜀何能飞越巴境而劳师伐楚，窃以为此称之蜀，应为巴字之讹。”[5]但《楚世家》和《六国年表》中都明确记载了蜀“取兹方”一事，两次都出现错误似乎不太可能，这种观点有取消史料之嫌，也是难以取信的。
　　之后如童恩正、何光岳、段渝等学者的相关论述，大体也都不超出这三种观点的范围。

二、核心问题：兹方的地望
　　由于史料的有限，三老的说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纵观这三种解释，形成分歧的原因是由于蜀、楚之间有巴地的阻隔，两国之间直接接触不太便利；而更具体地来说，战争争夺的地点──兹方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只有了解和确定了兹方的位置，我们才能对这场蜀楚战争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解释。
　　众位先生的论述，提及兹方时都将兹方确定在“湖北松滋县”，即今湖北省的松滋市、宜都市境内，其根据是《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6]对兹方进行的解释：“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7]由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比较早的史料，而除此之外又再无相关的记载，因此它记载兹方的地理位置在隋唐时代的松滋县，后来的学者们大多也就以此为准，对此三老也并无异议。但是，翻检历代的地理书如《太平寰宇记》、《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等，在松滋一地之下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中对《正义》所引也有不同意见：“案，《左氏传》，楚子重伐吴，克鸠茲，杜预云，鸠茲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与兹方非一地。”古鸠兹既然不在松滋，把兹方定在松滋也就失掉了根据。这些都可看出，将兹方确定为松滋的依据其实并不充分。联系当时的地理环境，我们认为将兹方定为松滋还存在着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时至今日驾车沿高速公路从成都到松滋，都有将近一千公里的路程，早在先秦时期的蜀国如此不远千里的劳师远征是否可能？松滋远在楚国的国境内，且已距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境内）不远，蜀国是否拥有如此强大的军力可以长驱直入楚国的心脏地带？而长途跋涉就为取得松滋这样一块飞地，对蜀国又意义何在？
　　其次，在蜀国取下了兹方之后，楚国立刻修筑了扞关来抵御蜀国的攻势。而联系扞关的地理位置，又有了更难以解释的问题：扞关的地理位置《三家注》中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学者之间也颇有争议，历来大致有“鱼复说”和“长阳说”两种意见，即认为扞关在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境内），或在长阳（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8]然而无论认为扞关在奉节或是长阳，都在松滋的西边；蜀军如果已经攻取了松滋，楚国不可能会在松滋以西去设立扞关，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9]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将兹方定为松滋的旧说是不准确的。而兹方具体位置的确定，是探究“蜀伐楚取兹方”这一问题的关键。
　　应当肯定的是，兹方既是楚地，同时也应是蜀之势力可及之地，因此位于蜀、楚交界地区的可能性最大。由此看来，以往因巴地阻隔而接触困难的观念似乎值得重新审视。

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
　　蜀与楚是否能够直接接触，我们必然需要对当时蜀国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
　　“蜀伐楚取兹方”发生在楚肃王四年，也即公元前377年，此时蜀国正处于开明王朝的统治之下，距离被秦所灭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10]《蜀王本纪》中记载了此时巴蜀地区的局面：“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后徙居成都。”[11]盛宏之《荆州记》也云：“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由此可见，在开明王蜀之时，蜀国国力已然强盛，其势力范围甚至发展进入了巴地，相比杜宇时的“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2]，还要更为广阔。这两条材料常为学者们所忽视，但它反映出的开明王朝建立后巴蜀之地的势力情况，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需要指出的是，“巴蜀”并不仅仅是巴国与蜀国的概念。虽然秦灭巴蜀后，在巴蜀地区设立巴郡和蜀郡，自汉以来的诸多文献，大多将川西部分称为蜀国，将川东地区称为巴国，于是巴、蜀是两个长期各自独立的王国的观点，遂成为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否准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大国，而在民族情况更为复杂、经济水平更加落后的西南地区，又怎么会产生大范围统一的国家呢？本文囿于主题所限，对此问题就不再详讨。蒙老的观点是笔者所赞同的：“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13]。虽然现今已经习惯将它们称作巴国、蜀国，但实际上它们在发展强大时也只是两个政治联盟的盟主。
　　从文献上来看，巴地诸国的联盟并不紧密，时而分立，时而结盟，势力并不集中，既没有强大的国家出现，也没有延续承袭的王朝，显得十分弱小。而从杜宇开始到开明统治下的蜀国，政治向心力明显要更为强大，国家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国势日渐强盛。随着两地国家实力越发悬殊，蜀国的力量渐渐控制了巴人部分地区，从而形成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了。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对于“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内涵或许会有更深的理解。
　　至于蜀国“王巴蜀”的大致时间，从《蜀王本纪》“后徙居成都”来看这一局面的形成应当在迁都之前。《常志》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乃徙治成都”[14]，《路史》也云“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15]，表明至少在第九代开明王时，蜀国已能“王巴蜀”[16]。同时，我们还可以试着大致勾勒出开明时期蜀国“据有巴蜀之地”的范围：
　　前文引杜宇时蜀之疆界，除川西旧地外，向东北势力已达潜（今巴中南江，以下为渠水），[17]开明时则更有发展，《太平寰宇记》之《阆中县》云：“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周地图》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18]可见鳖灵在建国之初便亲自前往阆中，反映出蜀王向东北方发展的重视，而事实也正如此。《史记·秦本纪》也记载，大概从秦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秦蜀围绕着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长期争夺，[19]而最终南郑为蜀所有，[20]范围进一步向北扩张到川东北陕西南；《常志》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21]周显王于公元前368年至前321年在位，此时的蜀国已经掌控了汉中；而《史记·楚世家》载：齐湣王欲与楚怀王共伐秦，使楚“取武关蜀汉之地”，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蜀汉之地”当在其附近，可见最远蜀国势力大约已曾到达汉水中游以北的地区。
　　而向东南的推移则较为次要，沿长江而下力量大约可到达今重庆附近，[22]然而《常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涪陵还有一个枳巴。[23]可见重庆以下可以说是巴人的中心地区，为都城所在地。蜀人想要大队人马通过这条水道东向伐楚，可以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兹方，关，方城
　　“蜀王据有巴蜀之地”这一条史料，为我们思考“蜀伐楚取兹方”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困扰学者横亘在蜀、楚之间的巴地阻碍的问题，通过蜀王“王巴蜀”这一局面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战国时期的蜀国国力明显强于巴地诸国，因此控制了原属于巴的部分土地，并自巴地出发伐楚。要解决“蜀伐楚取兹方”的问题，《蜀王本纪》的这处记载不可或缺。因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确定，“蜀伐楚取兹方”的地点，应当在蜀国扩张后的蜀、楚边境上。
　　虽然相比之前的研究已经前进了一步，但直接寻找兹方的所在仍有一定困难。前文已引楚在兹方附近修筑扞关以御蜀，我们只能先根据兹方与扞关的关系，来试图探寻它的大致位置。
　　扞关，也作捍关，顾名思义，就是表示为抵御外敌入侵所设的关卡，“大抵国境上筑关捍敌，皆可称为扞关，原不专指一地”[24]。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的扞关就只有一处，[25]这是不确切的。翻检史书，明确记载的扞关就至少有两处：
　　一在鱼复（今重庆奉节境内）。《史记·张仪列传》云：“大船积粟，起于汶山，……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至十日而距扞关。”《集解》于此下引“徐广曰：巴郡鱼复县有扞水关”[26]，可见鱼复有一扞关；一在长阳（今湖北宜昌境内）。《太平寰宇记》之《长阳县》载：“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佷山县地，即古扞关，楚肃王拒蜀处。”[27]是否此处的扞关就是楚肃王拒蜀暂且不论，但至少可证明宋代仍有长阳扞关，《大清一统志》在《宜昌府》“关隘”一类也载：“古扞关。在长阳县西。”[28]更可见此处的扞关直到清代都还可考。
　　而抵御蜀国的扞关在何处，《三家注》对《楚世家》原文的解释就有所不同，《集解》引《后汉书》云“东守巴郡，距扞关之口”，而《索隐》也云“按：《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有扞关”，二者认为这个扞关就应该是鱼复的扞关；而《考证》则讲：“扞关，在今湖北长阳县西。”[29]则是认为此处的扞关是长阳的扞关。
　　但鱼复与长阳两地的扞关是否就是楚设的御蜀扞关，从史料中看起来还有一定的疑问。《水经注·江水》云：“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水经注·夷水》云：“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长阳位于清江下游，此处的扞关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廪君与楚国交战时所置，也即上文引《太平寰宇记》中所载的长阳古扞关。而鱼复的扞关，《汉书·地理志》称：“鱼复，江关，都尉治。”此处的扞关又称江关，或因其处于长江上而得名，《华阳国志·巴志》介绍巴郡时言：“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可见巴郡有三处关卡，都为巴人防御楚国而设，任乃强先生在此处注云“此处所云‘扞关’，为巴人备楚而置”[30]，也认为鱼复扞关为巴人所筑。
　　鱼复、长阳扞关都非楚御蜀的扞关，只能说明御蜀扞关还另在他处。而任乃强先生在注解《常志》中“扞关”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继续探寻的线索：“蜀不能越巴境伐楚。当从汉中、上庸一路（在秦楚巴分庸地并蜀夺秦汉中后）。则楚所作之扞关，在汉水流域。”[31]但汉水流域的扞关具体又在哪里，任先生并未深谈。而蒙老的文章中引《盐铁论》的一条史料又给了我们启发：
　　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据秦。[32]意即秦灭巴蜀之后，楚在巫山、黔中、方城一带建起多处扞关来抵御秦国。而如上文所述，巫山有鱼复扞关，楚黔中有长阳扞关，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盐铁论》这条史料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它所说的三处扞关中有两处都实际存在，因此在方城附近，也应当有一处扞关；并且这几处扞关都并非为新建，而是复置。
　　方城的扞关是否就是御蜀扞关，方城的地望又需先行确定。文献记载中有两处方城：
　　《左传·僖公四年》载：“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提及此楚方城：“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集解》对此解释道：“杜预曰‘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南’是也。”[33]可知其约在今河南叶县。
　　《左传·文公十六年》又云：“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则庸国也有一地名为方城。《史记·礼书》载：“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其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即此山也。”竹山县名现仍存在，属湖北省十堰市。很明显，楚方城已在中原地区，不可能在此处御秦，文献中也并无蜀国进入河南地区的记载，所以更不可能御蜀。因此，御蜀扞关在庸方城的可能性最大。蒙老也认为“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中的方城“是庸的方城，在湖北竹山县，即是唐的房州”[34]。
　　庸国春秋时在秦、巴、楚之间，大致在今鄂西北。《尚书·牧誓》中记载跟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中，庸排第一；《左传》更记载，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时庸“率群蛮以叛楚”[35]，主动进攻楚国，楚国在秦、巴的帮助之下三国合力才灭掉了庸国，足见庸国的势力并不算小。
　　庸灭亡后，庸国的土地被三国所瓜分，其中房陵一带（今湖北十堰）的归属问题，蒙老有过论述：“金州、房州都是古时卢国的地方，后来为巴国的领土，再后来为楚所有，终为秦所吞并。”[36]庸国灭掉卢国之后占有了房陵，而《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则说：“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可见巴在三国灭庸之后获得了房陵。楚国设立汉中郡的具体年代无法得知，《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占领楚汉中郡。[37]可见在此之前房陵又归于楚国有，而最终秦国夺取了这片区域。
　　然而房陵一带似乎还与蜀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引房陵“是巴蜀之境”就可看出房陵与蜀的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载：“（灭嫪毐后）其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华阳国志》也记：“上庸郡，故庸国，楚与巴秦共所灭者也。秦时属蜀。”[38]可见蜀还曾占有过房陵。灭庸后房陵归于巴，这是毋庸置疑的，之后房陵如何归属，从史料上来看显得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的是，蜀国日渐强盛之后，侵蚀诸巴的土地，乃至与秦构兵，将汉中地区纳为己有，而紧靠汉中的房陵一带，慢慢地也变成了蜀楚争夺的焦点。
　　房陵竹山县下有方城，而方城附近又设有扞关，那么兹方、扞关、方城这三处就可以由此而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做出推测：“蜀伐楚取兹方”这场战争中，蜀国攻取的兹方，就应当是在房陵一带，很可能就是此处的方城。之前学者们从“兹”字着眼，把“兹方”和“松滋”联系起来；但我们认为应从“方”字着眼，“兹方”中的“方”字，就应当是“方城”的“方”。因此兹方应当在方城而非松滋。
　　房陵距离汉水路程很短，顺汉水而下攻打楚国非常便利，《史记·苏秦列传》就说：“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蜀国若要伐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从汉水南下是一条较为便利的交通路线。[39]综合种种情况，我们认为，把兹方确定在房陵下的方城，是比较合理的。

五、结语
　　《史记》中并非所有史事都会同时见于世家和年表，而《楚世家》和《六国年表》两次却明确记载“蜀伐楚取兹方”一事，可见其事的确意义重大。它是对先秦时期蜀楚关系的唯一记载，因此对这一事件的探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前辈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莫衷一是，后辈学人续有研究但仍未达成共识。因此笔者对此也很有兴趣，在此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但学力有限，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夏商周] “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相关帖子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