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岛关闭再思考 儿童大病救助制度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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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不堪重负宣布暂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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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婴儿安全岛”内部设立的婴儿床和保温箱
　　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利院2011年6月1日设立全国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河北、江苏、陕西、贵州、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广东等省份也开展了“婴儿安全岛”试点，截至2月，全国已有10个省份建立25个婴儿安全岛并投入使用，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弃婴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关于“婴儿安全岛”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公众在唾弃监护人弃婴违法的同时，也对政府部门推动“婴儿安全岛”建设的行为进行着讨论。2014年3月16日，试点运行不到两个月的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为短时间内接收的弃婴数量爆棚，被迫关闭，弃婴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焦点。弃婴众多，原因何在？“婴儿安全岛”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缺位的儿童大病救助何时不再缺位？

弃婴数量猛增
“婴儿安全岛”被迫关闭
　　2014年1月28日，作为广东省“婴儿安全岛”试点之一，广州市福利院门前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正式开始接收弃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截至3月16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弃婴数量急剧增长，共收治弃婴262名，其中男婴148人，女婴114人。这些弃婴大多数患有疾病，其中脑瘫、唐氏综合症、先天心脏病居前三位。当天广州市民政局表示，目前接收数量已经远超负荷，福利院疾病防控风险剧增，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接收工作，将关闭“婴儿安全岛”。
　　广州市福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婴儿安全岛”关闭后只接受警方送来的孩子，将有护工来看护安全岛，希望家长不要再将婴儿遗弃在此。
　　这番表态与“婴儿安全岛”设立初期有着鲜明差别。
　　2013年11月26日，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负责人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表示，从广州的情况看，此前对于弃婴的收治其实还是比较完善的，加上市民的意识比较强，都会第一时间报警处理等，所以并没有出现弃婴在大街上没人管这类情况，弃婴多发生在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居多。所以“婴儿安全岛”建成后，预计广州弃婴数量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主要是地点会发生转移。
　　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广州“婴儿安全岛”就遭遇尴尬。
　　遭遇这种尴尬的还有南京社会福利院，该院院长朱洪接受媒体采访时同样表示，从2013年12月10日南京“婴儿安全岛”启动至今，不到90天的时间里，安全岛接收了136名弃婴，相当于往年一年接收孩子的数量，大部分都是1岁以下病童，这已经接近院方承受极限。如果接收弃婴的数量超过负荷，未来也会考虑暂停试点。

宽容看待“婴儿安全岛”试点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3月18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广州近日宣布暂停弃婴岛试点，不能解读为广州市不再管弃婴的事了，应理解为广州市会在前一段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探索保障救助弃婴的路径。因为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福利院需要时间对儿童床位、医疗护理、后勤保障等进行调整。对于新生事物，允许试点探索，就应当允许总结经验，不能要求一开始就百分之百正确、百分之百完善。”
　　詹成付补充道：“由于经济和医疗水平较高，大中城市福利院收养弃婴的压力较大。广州等人口聚集多的城市能够率先试点设立弃婴岛，本身就需要很大勇气。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更加宽容地看待弃婴岛的试点及后续改革，给改革者以鼓励，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为保障婴儿合法权益共谋良策。”
　　针对弃婴的行为，詹成付还表示，“虽然弃婴行为是违法的，但被遗弃的婴儿却是无辜的。弃婴岛的设立就是救助无辜婴儿的尝试，与打击弃婴行为并行不悖，也不存在纵容弃婴行为的意图”。
　　而在今年3月11日的两会期间，对于“婴儿安全岛”是否应该设立，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也表示：“首先，按照国际儿童公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社会组织制度优越性，设立‘婴儿安全岛’是体现了生命至上、儿童利益的最高原则，保证了弃婴疾病救治、生命安全、合理监护；其次，‘婴儿安全岛’还是刚刚开始试验阶段，试验过程中也有很多新问题出现，民政部正在及时跟进分析研判，这种分析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设立出符合儿童利益原则的更好制度，目前对于‘婴儿安全岛’并不能贸然下结论。”

深、莞、佛将继续推进
　　在广州“婴儿安全岛”由于弃婴数量猛增而不得不暂时关闭后，被列入广东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市并没有因为广州关闭而停止“婴儿安全岛”的建立，与深圳一样暂未列入试点的东莞和佛山也表示将要推进。
　　深圳市社会福利院负责此项工作的刘姓工作人员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安全岛’正按照试点计划在积极有序推进，选择将市福利院门口的一个治安岗亭改建成‘安全岛’，但‘安全岛’何时能建成开放并没有时间表，广州‘安全岛’关闭的情况，深圳方面也将会学习有关经验做好后续工作”。
　　当问及深圳“婴儿安全岛”建成后是否会出现广州这样的情况，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就这一问题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深圳‘安全岛’肯定要启动起来，具体情况还要等待实践后才能评价”。
　　东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胡淑娟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东莞不是‘安全岛’的试点城市，当前并没有开始建设，只是在考虑之中，更多停留在纸质研讨层面，同时也要等待上级民政部门的安排”。
　　尽管广州“婴儿安全岛”已暂时关闭，胡淑娟也表示，“东莞还将赴广州和其他试点城市学习经验，尽早建立起‘婴儿安全岛’”。
　　与深圳、东莞相比，佛山的态度就显得有些谨慎。
　　“目前，佛山并没有建立‘婴儿安全岛’，遗弃婴儿本身就违法，这个就应该从法律层面来给予相应的惩戒。”对于是否将要建立，佛山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齐广忠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因接受婴儿过多导致床位不足被迫关闭的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现有床位为1000张，在广东全省来说属于最多的，正表示有意要开建的深圳和东莞福利院分别有床位200余张和250余张。

应完善儿童大病救助和福利制度
　　“婴儿安全岛”因收治弃婴数量过多而关闭，在全国并不是普遍现象，但各地具有共性的是接收的弃婴大部分都为病残和先天性缺陷儿童。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99%是病残儿童。这些重病、重残儿童被遗弃主要与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有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关于完善儿童大病救助和福利制度 减少社会弃婴现象的建议》研究报告对这一统计结论作出了解答。
　　报告称，“弃婴问题的基本原因在于重病、重残儿童为家庭的负担。当前我国已经完全具备解决重病、重残儿童治疗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关键是需要建立健全合适的政策与机制”。
　　首先，应建立重残儿童福利津贴制度。根据统计数据测算，我国约有重残儿童200万人。目前，只有约10万名生活在儿童福利机构，由国家供养的孤残儿童能够获得1.2万元/年的津贴，福利津贴覆盖比例只有20:1，覆盖面积之少不太符合实际发展。
　　同时应该借鉴上海、北京和陕西神木等地经验，上海于1996年即设立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当年每名儿童与政府分别承担50元经费，2013年起互助缴纳金分别提高到80元。儿童因病产生的治疗费用，在城居保报销后的自付费用中，超过起付线部分，可获得50%～65%的二次报销，大病住院与出院后专科门诊治疗费用最高可报销20万元。
　　北京于2007年建立了“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标准为每年每人100元，其中个人、财政分别缴纳、补助50元，起付线为650元，超过起付线部分按70%比例报销，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累计最高可报销17万元。
　　陕西省神木县于2009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筹资水平为每人每年100元，其中个人缴纳10元。“全民免费医疗”对起付线（根据医院等级从200元到3000元不等）之上的合规费用进行100%报销，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30万元。
　　还应通过以下救助制度从根本上减少弃婴现象的发生：新农合或城居保经费中划分儿童专项，设立类似基金；提高新农合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并改进报销办法；扩大新农合特殊病种门诊统筹，提高门诊报销比例；建立基层社区儿童照料康复体系；建立社区儿童福利与服务专业社工队伍；支持慈善组织参与重病重残儿童救助与服务等。
　　有专家测算，实施这一系列的制度对于国家卫生总费用使用并不构成压力。
　　根据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专家测算的数据，儿童大病发病率为1‰左右。2012年我国0-14岁人口数量为2.2亿，按照1‰的发病率计算，约有大病儿童22万人。即使按照每人年均需要10万元计算，总量为220亿元，在国家近3万亿的卫生总费用中分量不大。
　　公益时报记者 张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