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张作霖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接受张学良50万银元的帮助,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导致山海关一路的吴佩孚失败。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平,包围了总统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在李大钊帮助策划下,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北上主持大计。在邀请孙中山进京一事上,冯玉祥事先也和张作霖、段祺瑞有过协商。冯玉祥在准备发动北京政变前,就和张作霖的代表在古北口谈过合作,双方约定:推翻曹、吴后,奉系军队不入关。 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虽然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张作霖与冯玉祥在共同控制北京政权。但李大钊和冯玉祥的联手,可见191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李大钊是“四两拨千金”。或许中国的道路和他们的命运,本不会像后来那么的“诡谲”──即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病逝──如果中国人把握自己命运与正确的中国革命的蓝图,即使与苏俄把握的中国革命蓝图有不一致。 历史没有“或许”。中国“筚路蓝缕”不管如何努力迎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道说不完变数的难题──这是先后产生“重庆学”和“上海学”的必然──何盛明主任的文章千方百计把“适社”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说成《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中落款的“四川四人”,以代换1920年3月12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是“重庆组织”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四川四人”。按理说,杨明斋开办的外国语学社所物色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四人,是亲近苏俄的,本可以参加“上海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为何又不让他们代表“四川”参加呢?也许“上海组织”的背后还有把关的人物李大钊,即使他没参会,也指示他的代表张国焘不让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适社”参加──因为他们是太露骨了。 当然对“重庆组织”的解散,李大钊也是赞同的。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时,杨闇公不在重庆。成立“重庆组织”,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产生学习接受马克思指导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就开始形成的一个想法。1917年后杨闇公赴日求学,先后在成城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因响应五四运动,在日本领导留日学生运动被扣留,直到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成立后,杨暗公才从日本返回四川的。 而“重庆组织”1920年3月12日成立,真正背后操控的“四人”,其实就是李大钊、张澜、吴玉章、王佑木。但为啥李大钊也赞同“重庆组织”的解散呢?其实马林和杨明斋,先后来北京早在做李大钊的工作,不断向李大钊挑明:“重庆组织”的纲领及实现蓝图,如“建立川陕根据地,以迎接全国解放”;“‘强军’不‘强君’,以保家卫国”;“建立乡镇工业园,经开区,以减少产生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的压力”等,在苏俄看来,是行不通的;杨明斋等物色“适社”进行干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李大钊一直是把列宁看作中国的“老大哥”,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思想,深有研究。《进一步,退两步》是列宁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组织路线,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著作,写于1904年2月至5月,同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量运用,战无不胜。例如,“进一步,退两步”是指放弃十月革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改而实行带有“新经济政策”。 因为“战时共产主义”高度垄断,激化社会矛盾,并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列宁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重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是利用这种韬光养晦之术,避免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打击,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政权──这也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讲的策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建议立即进行公正、民主的和约谈判,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实现和平。当时苏俄政权面临着诸多危机: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反革命势力蓄意反扑,列宁深思熟虑,做出单独和平谈判的决定。 但是当时列宁在中央领导层内,处于少数地位,大多数领导人反对他的判断,一些基层党委以及一些普通党员也不同意列宁的立场:正如列宁要把沙皇占据的西伯利亚交还中国,现在也依然遭反对一样;1918年1月28日德国向苏俄提出愿意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而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违背同列宁的约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月18日德国发动全面战争。在这危急关头,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当天晚上决定向德国发出接受的电报。但此时德国已无照继续进攻,攻占了大量城市。 列宁发出《社会主义在危急中!》的法令,与此同时他决定分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拒绝和约就是把党、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2月23日苏俄接到德方的短短答复,但它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为此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茨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8次发言,力排众议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3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当天深夜,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也接受了同样的决议。这样历时3个月的对德和谈,冲破重重阻力,1918年3月5日苏俄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恢复经济、建立红军、巩固工农联盟的和平时机。 至今中国人难辩前苏联前后的“宏伟意图”──我国长期的“以苏解马”教育,培养了一些人把自己的“爱憎”说成是李大钊“亲俄”。 如2017年4月29日“百家号”网“万象”特约作者“宁馨儿”发文说:“1922年(33岁)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 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大钊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以上“宁馨儿”即使指证李大钊说的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李大钊的真心。 而能证实“重庆组织”存在有关的材料,是张军锋主任的《开端》一书502页提到,中国共产党1921年3月“各组织的代表会议”召开的“三月会议”之谜。《上海党史网》2018年报道上海党史作家、诗人缪国庆,他在201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始末》一文说,1921年1月在北京的维经斯基临行前,要李大钊派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李大钊就决定派已大学毕业的张太雷去。这要说到张圣奘;张太雷虽出生江苏省武进县,比张圣奘大五岁,但张太雷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读书时,与周恩来都是天津学生领袖。由于张圣奘的家在天津,先后在南开中学和北大读书,由周恩来介绍认识张太雷,又因同对俄文学习有爱好相识相交。后张圣奘把张太雷介绍给北大教书的李大钊和俄国人鲍立维作英文翻译,鲍立维又再把张太雷介绍给维经斯基作汉语翻译的。 张太雷协助维经斯基在华第一次逗留的9个月时间,维经斯基并没有新成立起全国性组织,只是指导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起共产党早期组织。虽然他知道1920年3月12日已经在重庆开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且1921年3月又要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以前很多组织活动的经费,已有“重庆组织”的支持。但维经斯基初次来华,建党经验还不多,加之张国焘的蒙蔽,和当时复杂的各种类似进步思潮在多地风生水起,并不容李大钊、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乐观。 例如缪国庆教授说:一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共产党”(姚作宾南充南部县人),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早在1920年5月,他曾专门前往海参崴请求援助,得到承诺后回国秘密组织,又转赴莫斯科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二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获知创建共产国际,他即与之取得联系,并在北京的《京报》《晨报》上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还写了《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向赤俄政权屈服》等令人注目的文章。所以1921年1月张太雷与维经斯基同行离开北京前,李大钊暗中交代张太雷必要时,可以亮出代表1920年3月12日已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1921年6月22日在莫斯科要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列宁选派在印尼已有建党经验的马林到中国建党是英明之举,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维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就是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报告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那么为啥到1956年时,前苏联还对《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奘俄译稿》敏感?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交还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时,才觉得是一道政治难题;莫斯科要把“重庆组织”和《“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综合整理成《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交还中共呢?这是因为苏共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源自1920年苏俄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处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同时刚发生过影响深远的1955年毛主席要收回的旅顺港,更加强了1956年前不自信的政治背景。 1917年9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接管开始成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俄。随着布尔什维克军队红军在1918年和1919年,忙于与俄罗斯西部和南部的白俄作战,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和东部,在1918年6月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到1918年11月各种忠于“白俄运动”的派系,在最高领导人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统治下,在西伯利亚合并并组建了临时全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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