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关4年重审获赔33万 警方补充侦查拖20年

源自：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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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3-24 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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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道新在画案发现场与他家方位的示意图

⊙楚天都市报记者卢成汉

　　22年前，荆州市公安县闸口镇14岁的少年刘丰惨遭杀害，37岁的个体户龚道新的命运从此发生逆转：他被当地公安机关作为此案的疑凶抓获，并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此后，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死刑判决，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结果，此案在“补充侦查”环节一拖就是20年。直到21年后的2014年初，公安机关才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此案是龚道新实施的”为由，终止对龚道新的侦查。同年底，龚道新获得了33万元的国家赔偿。
　　今年3月，龚道新向公安县公安局书面提出两项要求：赔偿和追究当年办案民警责任。

少年遇害，勒索信牵出疑凶
　　1993年10月8日晚，公安县西南方向的小镇闸口镇，14岁少年刘丰放学后失踪。随后，刘丰的家人收到了一封勒索信。这是一封经过“技术”处理过的勒索信，犯罪嫌疑人将尺子横放在纸上作为下划线，写下了这封勒索信。绑匪在勒索信中，要求刘丰的家人将1万元赎金放在一防汛石料堆中。办案民警围绕这封勒索信展开调查并在该防汛石料堆附近设伏。
　　4天后，刘丰的尸体在该县虎渡河光明渡口附近被发现，法医鉴定显示，受害人是被人掐死后抛尸河中。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该镇37岁的个体户龚道新闯入了设伏民警的视线。同年10月17日，龚道新被带到了公安机关讯问室。两个月后的12月18日，龚道新被省人民检察院荆州分院（现为荆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绑架勒索罪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公诉书指控：1993年10月8日上午，龚道新在家里写了一封勒索信。当晚8点多，龚守候在刘丰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学校晚自习结束后，刘丰回家途中，被龚道新骗到闸口镇新挡湖村防汛棚附近的堤上杀害，沉尸虎渡河中。
　　11天后，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现为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龚道新绑架勒索和故意杀人两项罪名成立，一审判其死刑。

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被撤销
　　一审判决下达后，龚道新不服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看守所内，龚道新写下了4000字的申诉书，称自己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龚道新的代理律师李兆群和吴天津提供的辩护材料显示，1987年，龚道新用积攒下来的10万元，创办了一个香槟酒厂，生意红火，个人年纯收入有3万元左右。“从作案动机上来说，龚道新不可能为了勒索1万元去绑架杀人。”
　　同时，辩护人对龚道新深夜碰巧出现在放置赎金的地点──防汛石料堆附近，也作了如下解释：龚道新的家在闸口镇杨四庙的堤脚边，此地是他回家的必经之处。但这些辩护意见并没有被一审法院采纳。
　　“法院的一审判决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写敲诈勒索信件使用了尺子，二是龚道新的口供。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检方却没有出示勒索信及写勒索信所用到的尺子，龚道新的口供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真实性存疑。因此，我们认为一审据此定罪证据不足。”李兆群和吴天津说。
　　此案上诉后，1994年11月16日，湖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

侦查终止，疑凶获国家赔偿
　　此案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公安县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龚道新在看守所内又苦苦等了近3年，没有任何结果。1997年10月8日，龚道新因病被取保候审一年。1998年，取保候审期满一年后，公安机关既不解除取保候审决定，补充侦查期满后亦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重新起诉。龚道新多次要求解除对他的取保候审，但一直没有结果。
　　直到2013年10月，公安县公安局才向县人大出具了一份《湖北省公安县关于龚道新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承认，未在法定期限届满后解除取保候审，违反了相关法律程序规定。
　　案件从被退回补充侦查之日起，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公安县公安局对此案的补充侦查工作一直未获进展。
　　在此情况下，公安县警方于2014年1月向龚道新下达了《终止侦查决定书》，该决定书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案是龚道新实施的，决定终止对龚道新的侦查。
　　公安机关下《终止侦查决定书》后，龚道新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18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2014年6月19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龚道新的申请，并于同年9月10日作出国家赔偿决定：龚道新一共被关押1451天，按每天200.69元计算，共计29.1万余元，并赔偿龚道新4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两项共计33万余元。去年12月，龚道新拿到了33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荆州市中级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张娟介绍，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作出的死刑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此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去年1月，警方作出了终止侦查的决定，这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的主要要件。

法学专家谈龚案──
公安机关滥用刑事侦查权
　　就龚道新一案，楚天都市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
　　秦前红介绍，龚道新一案中，办案的公安机关违反了刑法关于补充侦查的期限。法律明确规定，补充侦查案件应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情况特殊，可以由检察机关审批再延长一个月。如果无新的证据和情形时，公安机关就应该作出“侦查终结”的决定，这意味着龚道新可以获得自由。遗憾的事，这个补充侦查的时间，却长达20年之久，滥用了刑事侦查权，剥夺了龚道新的人身自由权。
　　秦前红教授表示，虽然公安机关对龚道新终止了侦查，但如果有新的证据和情形时，公安机关可以重新启动侦查程序，将这起案件继续侦办下去，直至找到真凶。
　　这起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从重口供到重证据，从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

龚道新诉说被改变的人生──
“这个伤害太重了”
　　龚道新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自己开酒厂，妻子在镇上粮管所工作，有一双儿女。但随着龚道新被认定为杀人疑犯后，这个家庭分崩离析。1993年，龚道新被抓后，妻子一气之下，搬到其妹妹家居住，3年前因病去世。13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也先后辍学。
　　2010年，因没有生活来源，其年迈的父母外出乞讨度日，双双病倒在湖南安乡境内，被当地民政部门送回家。在外申诉上访的龚道新闻讯赶回家时，87岁的老父亲已离开人世。由于身负绑架杀人的罪名，一双儿女与他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只剩下他与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从意气风发的青壮年，到如今的日暮之龄，龚道新尝尽了骨肉分离和生死离别。为了摘掉杀人嫌犯的帽子，他无数次露宿车站、公园，靠别人施舍的剩饭菜充饥。21载漫漫长路，他挺住了，但全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这个伤害太重了，我一定要向当年的办案人员讨个说法。”

受害人父亲泪诉儿子遇害──
“找出真凶太渺茫了”
　　提起22年前儿子刘丰被害一案，68岁老人刘炳祥不禁老泪纵横。
　　刘炳祥说，刘丰被人杀害后，警方将龚道新抓获，后又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我以为儿子可以瞑目了。”
　　龚道新被取保候审后，刘炳祥与老伴一起上访了3年，司法机关均告知证据不足无法认定龚就是凶手。去年，得知警方对龚道新作出终止侦查决定，老两口抱头痛哭了一场。
　　十多年前，刘炳祥提前退了休，和妻子在公安县广场边开了家小旅馆。“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
　　谈及儿子遇害案，老人说：“没有证据，要找出真凶太渺茫了。如今年纪大了，也不想再追究什么了。”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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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负“命案嫌犯”长达20年，不仅对当事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而且破坏了刑事法治的程序公正。责任倒查不仅是为回应受害者诉求，更是为未来者提供镜鉴。
　　据报道，22年前，湖北荆州公安县个体户龚道新被控绑架杀人一审获死刑，湖北省高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判决后，案件却被退回当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长达20年。在去年底获得33万元的国家赔偿后，龚道新于日前向荆州公安县公安局书面提出两项要求：赔偿和追究当年办案民警责任。
　　补充侦查20年，这或可载入执法“吉尼斯纪录”。虽然此案发回重审在1994年，但龚道新在看守所内苦苦等了近三年均无结果。期间，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就明确规定，补充侦查案件应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据此，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该案原本应在法定程序内侦查终结，或是有新的证据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遗憾的是，龚道新不仅苦等了近3年，还在被取保候审一年后就被长期搁置起来，一顶“嫌犯”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
　　弃法定程序于不顾，让一个查无新证的人背负“命案嫌犯”长达20年，不仅对当事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而且破坏了刑事法治的程序公正。其犹如败坏了法治的水源，向社会传递出执法公器不守规矩有多可怕。真正令人寒心的是，本案历经20余年，执法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国家法治也在不断进步，刑事诉讼法都经历了两次大修正，龚道新也多次要求解除对他的取保候审，为何就没有得到及早纠正呢？从中折射出人权在一些执法者眼中的分量之轻。
　　每一次类似事情的发生，我们都能从制度上找出不少有待改进的缺陷。例如本案，凸显出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过程的监督缺失，在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检察监督并没有及时跟进，法律上也没有设计补充侦查期限届满后的必要反馈程序。还比如，刑事执法中的诸多问题，总是与执法者的观念、素质相关
　　而目前作为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侦查力量，公安人员并没有纳入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准入门槛，这也导致了立法的文明进步撼不动传统凭经验习惯执法的心理。这些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当然具有改革完善的重大意义。但从实践效果看，如何让执法者真正对人权产生敬重之心，对法定程序产生遵从之意，或许还是需要从责任倒逼着手。
　　滥用刑事侦查权，随意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这些现象光靠国家赔偿不足以纠治，暗藏在执法者内心的强权意识，甚至在单位的额外赔偿下不断膨胀。只有将责任落实到个人，真正激活错案终身问责和责任倒查机制，让违法者付出代价，才能将立法确认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文明规则，深深烙印在执法者的内心。说到底，这种责任倒查不仅是为回应受害者诉求，更是为未来者提供镜鉴。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

原文标题：“嫌犯”被补充侦查20年需倒查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