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两岸是同文同种 推两岸交流是最佳选择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山东济南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曾获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化身博士》、《异言不合》、《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野孩子》、《寻人启事》、《小说稗类》（卷一）（卷二）、《城邦暴力团》（1～4）、《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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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 记者：陈卓 摄
　　记者欧阳春艳
　　台湾作家张大春近些年频玩“跨界”，出百万字小说《大唐李白》，担任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与周华健合作出唱片《江湖》。这些事儿，总起来看，都与“侠”有关。7日，张大春首次到武汉，前往物外书店讲述“从诗仙李白到侠义文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李白错认了他的时代
　　15年前，张大春以其代表作《城邦暴力团》在台湾引发文坛轰动。这本书讲述了1949年以后大陆迁台一代人的生死恩怨，试图重述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历史，被誉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张大春被大陆读者认识，却要晚得多。多年前，张大春首访大陆，他的姑父、书法家欧阳中石帮他在大陆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但结果实在令大家都很尴尬”。直到2008年，大陆出版界掀起了出版台湾作家作品的热潮，《四喜忧国》、《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小说稗类》、《认得几个字》在当年以及随后的时间中，才终于让大陆读者熟悉了张大春。
　　近些年，张大春一直沉浸于古体诗歌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大唐李白》正是他的心血之作。在这本书里，张大春通过大量的研究与考证，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白：他可能杀过人，最后逃难寺庙；他“入赘”十年生了两个孩子，却仍然选择四处游历，结果被妻家“赶”了出去；虽然一辈子没当过官，他的一些诗歌却是吹捧权贵之作……
　　最有趣的是，张大春说，作为一个“自媒体”的李白，或许正是他名满天下的原因。“李白绝大部分的诗都是拿来干谒、送人，干谒的对象多半是不成器的小官僚。中国的诗人把自己的诗当礼物送给别人，在他之前很少。把诗送给人，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大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李白”。
　　李白之所以有异于唐朝任何一位诗人，张大春认为是“他错认了那个时代”，“唐朝是一个不断建立集权、架构、官制的时代，但李白还把现实想象成春秋和战国”。

不知王家卫从我这里获得多少启发
　　谈起担任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向来说话直接的张大春笑称：“徐皓峰、邹静之是编剧，他们才是写武侠电影的高手。我和王家卫的确为这个故事交流过很多年，但我既没拿报酬，也无法知道他从我这里究竟获得了多少启发，最后他还给我挂了个编剧顾问。”
　　张大春原本不认识王家卫，多年前，有一个两人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提供一些近代拳脚武术资讯，他就提供了。接着与王家卫约见面，从一家小馆一路聊到他家，“两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有着相当多的同质性，都要想办法无中生有。”因而一拍即合。此后，为了这部剧，他们来往的邮件都有81封。
　　与王家卫合作前，张大春没想到他是个“拆”的人，“我用一个字，就是拆解的拆。他这方面对我的影响很大，就像玩乐高游戏，把琐碎的小片断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架构后，他总是有办法把一个好的结构拆开，取出一些他认为更重要，也确实是我原来没想到的漂亮细节。他就另外再组织新的结构，当我再去做组织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又来拆”。
　　最近，3D版《一代宗师》再出，很多观众认为在重新剪辑后，这个电影终于让人看懂了。张大春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与其说是3D版的故事更好懂，不如说是你愿意把这个故事看两遍，然后终于看明白了。”

传统文化“玩”出新意思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大春就和罗大佑、李宗盛、李寿全等人熟识，他的文字多次被谱成歌曲，包括潘越云的《一片海洋》、张艾嘉的《艾嘉爱家》以及李寿全的《未来的未来》等，他还参与书写了很多人熟知的《明天会更好》。
　　眼下在台湾，作家重新参与流行音乐创作，被视为音乐文化复苏的一个新契机。2013年，他与周华健推出“文学概念专辑”《江湖》，这部音乐专辑曲曲藏经典、字字有故事，网络还有解析《江湖》专辑的国学文章，张大春说：“这是对创作者最大的肯定。”
　　专辑主打歌《泼墨》唱道：“葡萄美酒 夜光杯 李白月 张良椎 司马相如 上林雁 霍去病 血染回”，张大春借用了王翰、孟浩然的名句，以连续的名词堆砌画面，营造出时间性的历史意象。
　　或许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可以理解这样的尝试，张大春笑称，十几岁的女儿在家跟自己逗嘴的时候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周华健已经很老了，你又写这种文言歌，你不要再害他了。”
　　这样的歌曲，可能无法大红大紫，像《让我欢喜让我忧》那般大合唱。张大春对此还是有信心：“有时可以挑战一下观众，观众的积极性可能超过创作者。把文本开放给所有听众，那就是对读者最好的贡献，不在于KTV点播多少、合唱多大声，而在于一首歌带来的刺激。”
　　张大春最害怕“无趣”，所以58岁的他，仍然在进行各种好玩的尝试。他除了写小说，还在写京剧、舞剧、音乐剧，光看《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水瓶座安禄山》、《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有多想将自己钟情的中国传统文化“玩”出些新意思。

李白安禄山
都有“游侠精神”
　　访谈 记者：欧阳春艳
　　读+：为什么写李白？
　　张大春：写李白首先和我爱诗有关。我已经写了几年的古体诗，又特别喜欢钻研格律，尤其喜欢杜甫。但与杜甫不同，李白是一个在格律上特别“出格”的人，这对我是很大的一个迷惑。写诗的人，只要你稍微有一个地方出律就有人拍砖的，李白就不一样，他反而在当时受到很大的追捧。我很想知道他那个时代怎么形成格律，他又是怎么跳脱格律的。
　　李白的身世，过去有很多的研究和传说，看起来彼此不大相容，我又做了整理。包括他是不是外国人，是不是胡人—这是两个概念。包括他是否是道教徒、是否爱喝酒；也有人说他的婚姻是入赘，是否真的是这样？大大小小的问题，我重新做了研究。
　　读+：你谈李白的时候，会与“侠义”结合起来，“诗仙”与“侠”有什么关系？
　　张大春：李白在《行行游且猎篇》里写“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就表达了他做一个“游侠儿”的理想。他是行商的“贱民”，却一生都在到处游历，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赴朝廷”，二是“散诗歌”，三是“结兄弟”，你可以看到他始终在追求自由，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
　　安禄山与李白也有很类似的地方，他在史书上被称为“杂种胡人”，他被人说胖，被人说调戏杨贵妃，但事实上他精通9国语言，善经商，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争取自由人的身份，获得汉人社会的承认。这两个人跟我们传统中所理解的“侠”似乎不太一样，但他们都具有追求自由的“游侠”精神。

“侠”离我们并不远
　　读+：有人说你的《城邦暴力团》，继金庸之后开创了武侠文学的新天地？
　　张大春：我没有开拓什么，或者继他之后什么。我就是把武侠这个世界，在现实的生活里面钻了一个洞，也就是说把看起来是一个虚拟的历史背景变成一个现实的背景。因为过去的武侠小说多半都放在一个虚拟的或者是类似有内争性的历史时空里面，要不根本不知道它是哪朝哪代，要不就是给你一个什么朝什么代，你到那个朝那个代去对，你也对不出一个人来，或者对出这个人他也没那些事。好像襄阳这个地方并没有发生过宋人跟金人的大战，所以金庸就要把发生大战的地方改到山东去，结果郭襄的名字也就麻烦了，他要不要改呢？
　　读+：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他们写的“武侠”世界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你认为作家更应该写我们身边的“侠”？
　　张大春：我们首先要看看“侠”到底是指什么。在齐桓公、管仲那个时代，“侠”就是守信诺，你对我好，只要你开口，我就帮你做到。后来，《游侠列传》里的汉代侠士朱家、郭解等，则在“侠”的定义上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分匀财富给弱势人群，他们树立的民间声誉和人望是直接威胁王权的。到现在这个社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是“侠”啊。
　　一些武侠小说、相关影视剧的流行，创造了模糊的社会背景，神化了一些武术技巧，反倒让我们远离了“侠”。事实上，如果弄清了“侠”的定义，“侠”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并不遥远。

看不懂是作者
与观众的缘分未到
　　读+：上世纪80年代以后，武侠小说开始没落，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大春：当一种类型的小说与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比如法制精神等有所冲突的时候，它必然只会处于边缘。无论是在大陆、台湾，武侠小说应该都属于“轻文学”的类别，直到金庸获得了几位在美国生活的文学评论家的推荐，武侠小说的地位才有所提高。
　　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只流行两种电影，一种是琼瑶电影，一种是武侠电影，武侠电影一年的产出量可以达到200部。但也正是武侠电影的火爆导致了武侠剧本的疲乏，武侠小说慢慢退隐了。现在比如《绣春刀》之类的电影，也只能说是武侠元素转进了拳脚片之中。
　　读+：最近电影《一代宗师》出了3D版，但还是有观众会说看不懂，不明白王家卫究竟是想说什么。作为编剧顾问，你有什么想说？
　　张大春：无论是一本书，还是一部电影，都会有人说看不懂，我想，这无法只是指责作者，也无法只是指责观众。我只能说，这是作者与观众的缘分未到吧，如果到了，就会看得懂，就会喜欢上。
　　事实上，王家卫花了10年时间来研究、构思《一代宗师》，甚至搞得很多北派武术大师都想收他为徒。结果叶问的故事被多部影视剧抢拍出来了，他也很无奈，不过幸好没有被击倒。王家卫其实是想通过叶问，讲述一个没落的武林，但他也想说，武林信守的价值、牵系的情感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仍然在我们生存的现实之中，无论天涯海角。

我不认为在“炫技”
　　读+：有人说读《大唐李白》有点累，这部100万字的作品不仅长，而且文字有些拗口？
　　张大春：你说不好读，我也觉得不好读。我从7岁开始写作，到40岁时，我就想，每写一部小说，就把小说的定义打开一点，打开一点点就好。《大唐李白》就是打开惯常形式的一种尝试，讲一点故事，穿插一段历史背景注解，又讲一点故事，再加入历史背景注解……大量的注解比正文还要多，读起来就有点难。
　　至于100万字是不是太长，我觉得倒还好啊，现在很多小说都超过了这个规模，毕竟我不是光写李白，我还在写唐朝，还在写唐朝别的人。而且要跟你透露一下，原定《大唐李白》是写4部，我现在要调整成5部，分别是《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卓越歌》、《长相思》，不过总字数没有太大变化。
　　读+：经常被说喜欢在写作中“炫技”，你感觉如何？
　　张大春：是，很多批评家要不就说我“顽童”，要不就说我“炫技”，好像这两个词儿都没什么好意思。老实说，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对此没什么感觉，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再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还蛮沉痛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认为我在“炫技”，原因是技术没什么好炫耀的。很多东西对我而言就是自然流出来的，但别人却认为这是一种技术。我倒是认为，我展示了一个技术，而批评我的人自己怎么也没办法锻炼出这个技术，所以他只好用“炫技”来调侃我一下。
　　作家应该为每个故事都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找不到就不要写，没有独特的形式，我觉得那是庸人做的事情。我想对这些人说，要不你也弄个新东西来给我看看？
　　读+：你喜欢哪些大陆作家？
　　张大春：阿城、莫言、阎连科、毕飞宇，我都觉得非常不错。特别是阿城，我应该已经认识他25年了，记得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在台湾，几张油印纸上登着他的小说《棋王》，当时我就觉得惊为天人。这些年我接触了一些大陆作家，从他们身上受到很多启发。

一个好玩的人
　　记者欧阳春艳
　　抵达武汉的那天晚上，张大春20分钟内，就在网络上与诗友唱和了3首古体诗。采访的时候，他饶有兴致地把手机打开，给我念了这几首诗，“很多人觉得写诗有多难，但你熟练了，它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文字对于张大春来说，可能确实是生活中最不费力的一件事情。最近，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清晨“醒脑”的办法：每天在网上贴出自己以前的一篇旧作，它们长则千字，短则三五百字，然后再用寥寥数语点评文章的优点、意图等等。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作文题目简直出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在想，要不要把我写的这些东西合起来出本书，就叫《搞作文》。”说到这个有点“奇葩”的书名时，张大春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其实我也挺怕出这本书的，人家肯定要说你算什么，凭什么你的文章就成了范文？”
　　张大春偶尔会以“我这把年纪”自嘲，也会直言批评已经成名的某些作家、明星，但在我看来，他对于新鲜文字的敏锐却丝毫未随年龄减退。多年前，韩寒还在台湾寂寂无名时，他就看过《长安乱》，并颇为欣赏；眼下，在海峡那边的张大春又立即读到了余秀华，“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写得真好，我有一段转给了许多朋友”。
　　采访前，引荐我前往的台湾朋友一再说，“张大春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我想，这个“好玩”，或许是对任何新事物都饱有兴趣的另一种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