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一评雷某案：以有力信息公开取信于民

人民日报评人大硕士涉嫖被抓身亡：以公开护公正
源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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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涉嫖被抓身亡”：以公开守护公正

⊙作者：王册

　　近日，一则题为《关于人民大学雷洋同学意外身亡的情况说明》的帖子在网络空间热转。文章称，5月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雷洋从北京昌平家中出发前往机场接亲属而后失联；次日凌晨，家属接派出所消息，雷某涉嫌嫖娼，在被警车带往派出所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靠个人奋斗考入名校、留京就业，年仅29岁、初为人父，却与“嫖娼”“警察”“死亡”等字眼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故事，很难不引发网友的关注。面对逐步升温的网络舆情，“平安昌平”9日晚发布了消息。根据昌平警方通报，民警接群众举报将涉嫖男子雷某带回审查，由于当事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遂“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在此过程中，雷某“突然身体不适”，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应该说，警方公布信息及时且必要，有助于还原事实、回应关切，是司法公开的实际举措，体现出一种进步。但寥寥数言，尚无法确证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也缺乏事发具体时间、地点、经过等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围绕此事，在家属的说法与警方的声明之间，存在一定程度出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这种背景下，人们在为生命消逝而惋惜的同时，多种猜测、质疑的声音也一并在网上传播开来。有网友如此留言：“疑点重重、扑朔迷离，真相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一个生命的意外陨落，都足以令人痛惜，更何况还是一位年轻的父亲。这也提醒人们，与其八卦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成长历程、家庭关系，莫如聚焦人命本身，切实尊重死者。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执法过程是不是存在瑕疵，责任如何厘清……围绕这起不幸事件的诸多细节，还有待相关机构进一步调查核实，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认真回复死者家属的疑问，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予以公开。
　　其实，无论一个人毕业于哪所学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褪去外在的种种“标签”，每个人都是普通公民，都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命权如何有效保障的问题。“人命关天”，对司法机关而言，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遭遇了非正常死亡，那么对死因的说明尤应审慎、全面。只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作出经得起核查的结论，才是对死者及其亲属最负责任的交代，也才能从根本上疏导公共空间的不信任情绪。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已介入并开展侦查监督工作，死者家属也聘请了律师介入此事，期待事件最终得到公正解决。
　　不弃微末、从点滴做起，法治灯塔才能照亮社会的每一处角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一个普通人的意外之死激起网络热议，这种关切与讨论，既是对有关部门应对舆情能力的考验，更是开展互动、树立司法公信的一次契机。

源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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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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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再快的新媒体也要给真相一点时间

　　王钟的《来源：中青在线》（2016年05月11日02版）
　　走司法程序的时间往往比人们所期待的要长得多，在这种事实的空窗期，种种猜测才会肆意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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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洋死了。他死在了被警方带回公安机关审查的过程中，被警方控制的理由是涉嫌嫖娼。
　　这恐怕是这两天社交平台上最热闹的话题──“人大硕士”“涉嫌嫖娼”“孩子刚出生”，这些因素无疑让故事更具话题性。在许多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群里，围绕雷洋死因的讨论彻夜不休。然而，除了北京昌平区警方的官方回应，经历几夜风雨，有助于解答人们疑问的报道依然稀缺。猜测、质疑、阴谋论，在许多讨论中频繁出现。呼唤正义的口号在指间传播，传播真相的陈述却缺失。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发生了什么”，远比“为什么发生”要快得多，人们附加的情绪容易让传播脱离正常轨道。雷洋事件发生后，有人指出不该突出其身份和家庭背景，而应集中追究死因本身。这一观点固然没有错误，但不得不承认的尴尬是：假如雷洋不是人大硕士，假如雷洋不是一个刚做爸爸的年轻北漂精英，其遭遇被公众所关注的范围和速度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情绪带动了对真相的追问，但情绪也可能带偏人们对事实的理解。
　　要解答雷洋到底为什么死，技术上不困难。不管他有没有嫖娼，有没有被冤枉，警方应当有执法记录。依据常识和执法规范看，现场的警察也不是一个。其次，通过法医，雷洋的医学死因也可以有确切结论。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走司法程序的时间往往比人们所期待的要长得多，在这种事实的空窗期，种种猜测才会肆意发酵。
　　雷洋的死亡不应该是一件离奇的事情。除非上面提到的几个环节被人为隐瞒或篡改，否则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仅凭新媒体上的沙盘推演，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人们更应当期待的是详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以及具有公信力的官方信息。对前者，应当追求核心信息来源的突破，不止步于外围采访；对后者，鉴于现在该事件所激起的强烈社会反响，更高级别的公安机关和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理应站出来说话。
　　遗憾的是，在许多新媒体事件传播的初期，新闻当事人常常是缺席者。比如，在前段时间发生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中，因为当事女生有限地接受采访，而其他目击者一时不知所踪，所以坊间出现了一种对新闻反转的忧虑。而因为雷洋的家属仍然处于巨大的悲痛中，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暂时没有接触媒体，警方成为了最核心的当事人，因而，他们的回应备受关注，甚至被骂也就很正常。
　　为适应新媒体时代人们对真相的渴求，权力机关应当转变思维，提高信息公开的效率。但是，人们也应当理解权力机关表态所应有的慎重。在人们等待真相的时间里，可能要经历公安机关对办案民警行为是否妥当的调查，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督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以及当地党政机关对事件的关切。这些部门内部的互相制约，能够让真相变得更加清晰，但是也注定其表态要比新媒体传播慢一拍。
　　2013年，加拿大华裔学生蓝可儿在美国一家酒店死亡，美国警方在4个月后才给出最终结论，其间经历了几乎是全球媒体的轮番拷问。即便如此，调查结果公开后，仍然有许多人不相信警方的结论。很多案件被传播后，经常有人给出一个自己乐意相信的故事版本，或者在权威消息来临之前给出一个自己的预设版本。在这种复杂的传播环境下，权力机关既不能做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也不能在没有调查清楚时就轻易说话。
　　真相需要时间，需要理性监督基础上的守候，新媒体再快，也需要等一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