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研究
目前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湖南等地均发现有大量的巴文化的墓葬或器物。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铜器,其陶器组合为圜底罐、釜、豆,铜兵器组合为剑、钺、矛、箭镞等,同时在战国早中期还发现随葬的铜生产工具(主要是锯、凿、斧、斤、削刀等)。从随葬的铜兵器上看,这一时期巴人对外战争上取得的胜利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宣汉罗家坝墓葬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墓主人可能死于战争因为死者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以青壮年居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骨上有明显的被兵器杀伤的现象。如M5的左股骨下发现一枚箭镞,另在头骨和盆骨上发现多枚箭镞。而M13可见到一把巴蜀铜剑从其肋骨穿过,而铜钺直接砍入髋骨之中,同时在其他墓葬中也发现类似的现象,云阳李家坝墓葬群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战争的频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巴人的文化主要是战争,这一点也得到了文献方面的证明。其与楚、蜀、秦等国的关系,可以看出其战争的频繁。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更应该注意巴文化与楚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巴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此消彼长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春秋晚期~战国中期,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从发现的大量巴文化的墓葬中包含大量的楚式器物可以看出来,战国晚期以后,秦文化的因素开始增多,说明秦文化已经统治了巴蜀地域。
这一时期巴文化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巴文化研究中墓葬资料较多,但对墓地研究较为落后。2、巴文化对应的遗址发现较少,故这一时期巴文化的内涵就很难搞清楚。3、巴史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且很少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4、巴蜀文化关系、巴楚文化、巴秦文化的关系研究显得落后。5、对于这一时期巴国境内的众多民族的研究上没有实质上的进展。6、巴国的等级制度、经济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就更为少见。7、巴史中关于陵墓和城址方面的问题,尚需要考古学上的证据。
(四)巴文化的分期
关于巴文化的分期,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巴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为商周时期,第三期为春秋战国~汉代;第2种观点认为把巴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商周时期,第二期为春秋战国~汉代;第3种观点把巴文化分为两期四段:第一期早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期晚段为商周时期,第二期早段为春秋战国,第二期晚段为秦汉。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弄清楚巴文化的内涵,笔者比较同意第三种观点,关于分期问题,宋治民先生已有论述,此不累述。
但必须指出虽然巴文化的分期看起来比较清晰,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早期巴文化(以香石炉和白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其虽然存在以釜为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釜在湖北的起源是比较早的,可以到大溪文化阶段,同时早期巴文化的文化因素还包括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其文化归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商周时期的巴文化虽然可以看出其主要的生活用具是深腹罐和釜,但同时还存在大量的高柄豆、小平底罐、灯形器座、尊形器、盉等器物,在晚期还有大量的尖底器等器物,这些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却同时在三峡、鄂西、陕南、川东北地区出现,其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研究。3、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分期工作显得较为之后,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巴文化墓葬的研究
目前巴文化已发现了上百座墓葬,但对其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同时发现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汉代,商周时期的墓葬较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万县中坝子、云阳李家坝和陕南的宝山遗址,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的组合主要是罐和石器。因发现的墓葬极少,其文化内涵不清。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发现较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墓葬形制可分为船棺和土坑两大类。随葬品组合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在战国早期主要是陶器组合主要是陶釜和尖底盏,铜器主要是戈、剑、钺、矛,战国中期陶器上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大量陶豆的出现,铜器中生产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其组合主要是锯、斧、斤、凿等,铜器上开始大量出现楚文化的因素。战国晚期随葬品数量开始下降,陶器中出现了平底器,铜器主要是剑、钺、矛等,秦文化因素开始增多。
同时对巴文化葬俗、等级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落后,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能够反映出这方面问题的墓葬主要集中在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在云阳李家坝首次发现了人殉的现象;而在宣汉罗家坝发现了大量的战死士兵的墓葬,同时还发现了一座大墓,反映了该地存在着等级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青铜礼器上,在罗家坝的M33中随葬着大量的青铜礼器(鼎、甗、罍、簠、鑑、敦、匜、盒、豆等)且出土的兵器也是成套出土。而涪陵小田溪墓葬出土的大量礼器和乐器反映了巴国上层的埋葬制度。
我们认为,巴蜀墓葬中的等级制度可能反映在其所随葬的兵器上,兵器的种类和数量可能是区分不同等级墓葬的根本所在。
虽然巴文化墓葬资料较多,但在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巴文化墓葬中,晚期墓葬较多,主要是战国~汉代的墓葬最多,而此以前的墓葬发现较少,这是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2、小型墓葬发现较多,大中型墓葬发现较少,严重影响了对巴文化葬俗、葬制方面的研究。3、小型墓葬研究也明显滞后,介绍极为简单,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4、只重视个别墓葬的研究,墓地研究滞后。5、墓地与墓地之间的关系更是无人问津。
(六)巴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研究
关于巴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研究的问题学术界研究的较少,笔者仅见到何泽宇先生的《冬笋坝文化概说》一篇文章,何先生认为冬笋坝文化可分为“冬笋坝类型、小田溪类型、马家类型、五龙类型、曾家沟类型、清道类型”六个类型。这是首次对战国~汉代的巴蜀墓葬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划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按区域的划分,而是按照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进行的划分。这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在巴文化的类型学研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巴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巴文化研究中虽然出土物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较多的不同,也就是说有研究的基础。2、巴文化境内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往往在其文化性质上也表现出不同,故对巴文化进行必要的区、系、类型学研究,能够区分不同的民族。3、巴文化进行区、系、类型学的研究还可以了解巴文化的演变过程,对于巴文化的分期、演变、分支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巴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商周时期的巴文化主要集中在三峡、鄂西、陕南、川东地区,可分为4个文化类型,一、峡西地区(以哨棚嘴遗址商周遗存为代表),二、峡东、鄂西地区(以路家河遗址商代遗存为代表),三、陕南地区(以宝山遗址商晚期遗存为代表)四、川东地区(以渠县城坝遗址商代遗存为代表)。这些意见只是初步的看法,尚需要不断的研究。2、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及中发现在鄂西、峡东、峡西、川东、川东北等地,目前来看可分为4个大的类型,一、峡西地区(以哨棚嘴6期、石地坝、麻柳沱为代表)出土的器物中以花边口沿圜底绳纹罐最有代表性。二、峡东地区(李家坝、中坝子等为代表)出土器物中楚文化的因素增多。三、川东地区(以罗家坝为代表)出土器物中以釜和青铜兵器为代表,楚文化较少见。四、川东北地区(以冬笋坝、宝轮院为代表)船棺葬是其最特殊代表。3、在进行区、系、类型学的研究中既要注意各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又要注意各类型下的不同。
(七)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互动性研究
关于商周文化与巴文化的互动性问题,目前涉足此问题的研究性文章较少,而涉足蜀文化与商周文化的互动性问题的文章较多,这不仅是因为目前还对商周时期巴文化的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而且对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时期的地位还有众多的影响。
商周时期的巴文化是巴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对商周文化和蜀文化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是实为巴人。” 《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诉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上,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 “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诉。”说明这一时期巴文化已经对夏代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巴方”,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巴文化对商文化的影响。如《殷契粹编》1230中“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至伐巴”。《甲骨文丙编》313:“□□卜,□贞,王佳妇好从至伐巴方”。说明商代晚期,巴人已相当强大,殷王命妇好率军征伐。特别是商晚期巴似乎与活动在陕西中部的周族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殷商。《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次战争不仅密切了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且对巴族和中原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看,这一时期在陕南的汉水流域发现的宝山文化可能就是巴文化,宝山文化的主要堆积为商代晚期,这可能与此后进行的“武王伐纣”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后在陕南地区巴文化的因素几乎不见,但在陕西宝鸡的西周早中期的弓鱼国墓地却出现了大量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和陶器,可能说明巴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最直接的影响。
同时我们将巴文化放在自然地理的环境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巴文化正好处在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的中间,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三星堆文化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中,其铅同位素比值基本相似,说明其青铜器原料产地应该是相同的,有学者曾指出该青铜器的原料可能来源于云南某地。而这一时期正是巴文化的繁荣时期,而到殷墟时期,铅同位素的比值发生了完全得改变,这可能说明巴族在青铜器原料的贸易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间接的说明巴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作用。
以上只是笔者在学习巴文化资料方面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当然巴文化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巴文化的房屋结构、巴文化的社会等级、巴文化的分支、巴蜀符号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四、结语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巴文化的历史渐渐浮出水面,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认为巴文化研究中应特别重视渠江流域,2000年6月和2002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中国文物地图册·四川分册》的编写,对渠江流域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址50余处,这对于巴文化的形成、迁徙、演变以及巴蜀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就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区域。而渠江流域的城坝遗址和罗家坝遗址,无疑是这众多遗址中最重要的两个遗址。从城坝遗址历年采集到的陶器来看,包含了小平底罐、高柄豆、釜、罐等商周时期陶器,这对于进一步揭示商周时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罗家坝东周墓葬的发掘,对于了解本区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整理报告,并尽快予以发表,是研究三峡地区巴文化的重中之重。
陕南地区的宝山文化是目前巴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域,然而宝山文化的渊源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而汉水上游与长江流域的唯一通道就是大宁河流域,故对大宁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1985年11月~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巫山境内的长江、大宁河流域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大宁河流域发现商周遗址14处,这些遗址中以双堰塘遗址为代表,其出土的器物与路家河和宝山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巴文化的来源、迁徙、演变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今后巴文化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
( 陈卫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源自:《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