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地区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卫东

先秦时期的我国西南部,活跃着一支比较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即巴文化,本文所指的巴文化,主要是指分布在四川东部、长江三峡、鄂西以及汉水上游的先秦时期的一支文化,该文化最迟在商周至汉时文化达到了高峰,但对于该文化的研究却显得较为滞后。随着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行,巴文化的研究随之开展起来,对于巴文化进行必要的梳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进一步研究巴文化无疑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对于该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巴文化发现与研究简史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巴文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巴文化的历史渐渐的浮出水面,从总体上看,巴文化的研究经过了3个阶段:

(一)巴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至60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巴文化文献方面的研究,同时亦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主要是1959年对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新繁水观音的发掘;以及1965年成都百花谭战国墓的发掘。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蒙文通《巴蜀史的几个问题》等;发掘报告主要有《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新繁水观音试掘报告》等。现将1959年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的发掘情况简述如下:

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位于重庆巴县和四川广元县,处于长江的南岸, 1959年修宝成铁路时发现并予以清理,两处墓地因文化性质雷同,故发掘者一并加以介绍,墓葬形制可分为:船棺、木棺、土坑三种形式,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铜器、玉石骨器和木器,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釜、罐、豆、釜甑等,铜器的基本组合为剑、钺、矛等,同时一些墓葬中还出土铜鍪、铜釜甑、巴蜀印章等典型的巴文化的遗物,其时代在战国晚期至汉代,这是首次对巴文化的墓地进行揭露,对于了解巴文化的内涵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对于巴文化的了解大部分集中在文献方面,对于考古所发现的巴文化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这一时期代表性发掘报告《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首次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巴蜀文化有了定论,使人们首次了解了战国晚期至汉代的巴文化的大致特征,并提出了以船棺葬为代表,包含有铜矛、柳叶形剑、钺等青铜兵器以及巴蜀印章、铜鍪、铜釜甑为主的铜生活用器和以釜、釜甑、豆、罐为主要内涵的文化,不同于周边其他文化,并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并将此文化命名为“巴文化”。同时这一时期还对巴文化和蜀文化进行了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界定,并试图将两个文化分开,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巴蜀文化无疑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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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这一时期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各地新出土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较多,同时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亦较多,主要包括: 1972年和1982年发掘的涪陵小田溪战国晚期至汉代的7座墓葬; 1980年成都市中医学院战国土坑墓; 1976年四川绵竹县船棺葬以及80年代对成都的青羊宫、圣灯2座墓葬的清理;大邑五龙4座墓葬、犍为金井、五联11座墓葬、荥经曾家沟6座墓葬的发掘。同时四川各地也采集了大量的巴蜀文化的器物,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万县、宜宾、南溪、珙县、高县、乐山、彭山、芦山、犍为、绵阳、石棉、越西、阆中、新都、峨嵋、彭县、蒲江等,几乎遍布整个四川地区。同时,在鄂西地区还揭示了一批商周时期的巴文化,主要是路家河遗址。现将几处主要的遗址发掘介绍如下:

小田溪墓葬群:位于重庆市涪陵县,其主要包括1972年发掘的3座墓(其中M1被称为“巴王陵墓”); 1980年发掘的4座墓和1993年发掘的1座墓,墓葬形式主要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组合主要是圜底罐、釜、鍪、釜甑,铜器的主要组合是:柳叶形剑、钺、矛、戈以及淳于、钲、罍、壶、盒、尊、镦等。这是首次揭示出战国晚期至汉代的巴文化中上层墓葬,对于研究巴文化的等级制度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路家河遗址:位于湖北宜昌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 1984年湖北省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陶器中以夹砂红褐陶为主,还有部分泥质黑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主要包括釜、高领罐、小平底杯、尊形器、灯形器座等,年代在商代。对于进一步研究商周时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发现和发掘的巴蜀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较多,但大多数仅仅是小范围的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战国晚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成都平原以及川西地区巴蜀墓葬的揭露,也澄清了并非船棺葬为巴文化特有的习俗,并对巴文化和蜀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把巴蜀文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随着鄂西地区的考古发掘,在鄂西地区的荆门、宜昌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巴蜀文化的器物。使人们开始注意巴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特别是湖北香石炉遗址和路家河遗址的发掘,目前学术界对巴文化起源于鄂西地区的认识大致趋于一致,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一时期对巴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同时陕西宝鸡茹沟、竹园村墓地、弓鱼国墓地的发掘以及陕南地区收集的大量的青铜器,这批器物不同程度的有巴蜀文化的器物出现,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商周时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对于进一步认识巴文化的分布范围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对巴民族的构成以及巴文化的迁徙路线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但同时也应看到,蜀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关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的面貌已经凸现,但巴文化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落后。同时因为发掘中只是重视墓葬的发掘,对遗址的发掘很少,这不仅影响了巴文化的年代序列的建立,也不利于对巴文化的内涵和时空分布上的研究。

(三)巴文化研究的深入阶段(90年代至)

这一时期主要是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新发现的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开始增多,并且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主要发现有:云阳李家坝、万县中坝子、忠县中坝、宜昌中堡岛、朝天嘴、宣汉罗家坝、城固宝山等等,现将几处主要的发现介绍如下

万县中坝子:位于重庆市万县小周镇涂家村,处于长江的北岸, 1997年至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对于该遗址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其中以商周至战国的遗存最为丰富,商周时期的陶器主要包括小平底罐、灯形器、豆、圜底罐、鸟柄形器等,石器中常见盘状器、砍砸器、斧、锛、凿、楔等,从所出土的商周器物来看,与宜昌朝天嘴、中堡岛、路家河三期为代表的遗存以及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较为相似。同时该遗址还包含了大量的东周时期的遗存,主要是墓葬和水田遗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组合主要是釜、豆、罐,铜器主要是剑、钺、矛等,东周墓葬最大的特点就是随葬大量的陶豆。该遗址的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商周时期巴文化的内涵以及三星堆文化与三峡东部、鄂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东周时期的遗存的清理对于进一步认识该区域的晚期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云阳李家坝: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长江北侧支流澎溪河的东岸, 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2年至199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和局部试掘。1993年底至1994年,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以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其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的数量最多,其次为夹砂褐陶,另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灰陶、泥质黑皮红胎陶。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部分刻划纹、弦纹、附加堆纹、方格纹、三角纹、指甲纹等。器形主要有釜、罐、盆、豆、鬲、缸、杯、尖底器、器盖、纺轮等。从所出土的陶器来看,其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尖底器(尖底盏、尖底罐、尖底杯等)与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南指挥街以及鄂西地区的香石炉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商周时期巴文化的内涵,巴文化与早期蜀文化的关系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四川大学考古系在1997~1999年两次共掘战国时期的墓葬88座,可分为3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汉间,上限可至春秋战国之交,下限不会晚过西汉武帝。都是竖穴土坑墓,均为中小墓葬,一般长方形竖穴土坑,长2~4. 6、宽0. 5~2. 9米。最大的如98M23,一棺一椁,墓坑填土内有6层积石,椁内外涂青膏泥,大部分是无葬具的小墓。随葬品的铜器组合兵器为常见的巴蜀式剑、矛、斧、钺、戈、镞。值得注意的本地是斧多戈少,且至秦汉则兵器大减而稀。日用器以铜鍪为主,有盒、匕、勺、斤、削、带钩,个别墓有鼎、敦、壶等礼器。陶器组合为罐、鍪、豆、壶、甗、圜底釜等,秦汉间出现鼎、盒、壶、罐。在四川盆地同期墓葬中新发现有殉人和人牲遗迹,一般为1人最多有4人。殉人与墓主同椁或另有葬具,人牲被砍成数段、多半以人头入葬。如98M24单椁墓, 2殉1牲,椁室中央仰身直肢者为墓主,脚下有一人牲头骨,两侧各有一殉人; 98M18一椁两棺墓, 1殉3牲,椁室内错置双棺,均为头北足南,墓主在东棺俯身直肢,随葬铜剑、铜勺,脚下棺外有3个人牲头骨;殉人在西棺,靠东棺的下半部,仰身直肢,无随葬品。

宣汉罗家坝:随着三峡水电站建设的结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也将沉入江底,所以寻找新的巴文化遗址并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而宣汉罗家坝遗址则是巴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1999年和200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于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共发现遗迹5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000余件,为进一步研究巴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该遗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且以墓葬为主,墓葬形式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陶器的基本组合为圜底罐、釜、平底罐等,铜兵器的组合为柳叶形剑、矛、戈、钺、斤、箭镞等,同时还包含少量的铜釜、铜鍪等。这为进一步研究战国中晚期的巴文化墓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该遗址的M33的发掘,对于进一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的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M33的平面呈“曲尺状”,墓室中部葬有三人,北部一排主要是随葬的各种器物,以铜器为主(其中东部主要随葬的是各种兵器,中部主要是生产工具,西部主要是铜礼器),东部主要是陶器,西部主要是各种装饰品,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00余件,其中以铜器为主,陶器其次,还有少量的玉管等装饰品。铜器主要包括:鼎、甗、罍、簠、鑑、敦、匜、盒、豆等青铜容器,青铜兵器主要是:戈、剑、矛、刀、箭镞等,青铜生产工具主要有:斤、斧、锯、凿、锥等,玉石骨器主要是磨石、骨珠、玛瑙珠

等。从所出土的器物来看,其所出土的陶釜、尖底盒与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铜器中的鼎、甗、罍、簠、鑑、敦、匜、盒、豆等与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楚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其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同时其所出土的铜器包含三种文化因素,即中原文化(如鼎、甗、豆)、楚文化(如簠、敦等)和巴蜀文化(如戈、剑、矛、刀、斤、斧、锯、凿、锥等)。这是首次揭示出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的较高等级的墓葬,对于进一步认识巴文化的内涵和等级制度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该遗址还包含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平底罐、尊形器、喇叭口罐等,该遗址出土的器物与汉水上游地区的同时期的遗存较为接近。对于进一步研究巴文化的来源和性质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罗家坝遗址早晚两期尚存在较大的年代缺环,尚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城固宝山遗址:宝山遗址位于陕南城固湑水河的东岸, 1998年至1999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17个月的考古发掘,其中以商周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遗迹主要是各种烧烤坑,出土器物以圜底罐、釜、高柄豆、小平底罐、尊形器等器物为代表。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从所出土的器物来看其与鄂西地区的宜中堡岛、朝天嘴、路家河遗址商代晚期的遗存较为接近,其年代应在商代晚期,同时发掘者也指出该遗址商代晚期的遗存与早期巴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巴文化的起源、发展、演变等方面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巴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对巴文化的内涵、巴文化的起源、分支、分期、巴蜀文化的区分,巴、蜀、秦、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宋治民先生的《蜀文化与巴文化》、《试论蜀文化与巴文化》为代表。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巴文化的来源、分期、分支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 陈卫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源自：《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二、巴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巴文化的起源

关于巴文化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峡西地区的诸文化,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鄂西地区。首先峡西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十分接近,从时代上来看可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商代:包括万县中坝子商周地层与哨棚嘴第2期等遗存,基本的陶器组合是敛口罐、小平底罐、高把豆、鸟头把勺、管锥状足鬶等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群,但同时还存在釜和深腹罐。第二阶段为商末西周至春秋:以哨棚嘴第3、4期为代表,基本的陶器合是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喇叭口罐、高领罐、釜等十二桥文化的典型陶器群。孙华先生也认为:“如果像多数学者推测的那样,盆西平原的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是古蜀人的遗存的话(这种推测已经有较多考古和

文献材料作证据),那么至少是夏商两代,我们从川西与峡江两地的青铜文化面貌上还很难看出巴与蜀的区别, (峡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只能作为蜀人的遗存来看待而不宜作为巴人的遗存来看待。

而值得关注的鄂西地区,以湖北香石炉和白庙遗址为代表,出土器物中以圜底罐和釜为其最主要的生活用具,而生活用具是最能代表文化的典型器物,巴文化至始至终就是以圜底罐和釜为其生活用具。而鄂西地区的香石炉、白庙等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巴文化遗存,且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故我们认为鄂西地区诸遗址可能与早期巴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时宣汉罗家坝遗址还包含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是以夹砂红陶为主,其所出土的器物与陕南地区的李家村等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发掘面积较小,其文化面貌不清,尚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掘,这对于进一步解决早期巴文化可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关于巴文化的起源还存在众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巴文化的内涵不清,是影响研究早期巴文化的首要问题。2、对于早期巴文化的活动范围不清,甚至很难将一些遗存直接对应早期巴文化,特别是川东、鄂西、陕南等地,似乎这几种文化并存,但文化差异却很明显。3、鄂西地区的诸遗存中,还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因素,很难说明那些因素与早期巴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4、各地区对于早期巴文化的命名,尚存在争议,各种文化命名较多,特别是三峡地区。这也影响了我们对早期巴文化的认识。

(二)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研究

在探讨巴文化的起源问题上,可能首先要弄清楚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巴文化主要集中在长江三峡、鄂西、陕南地区以及川东北地区,以万县中坝子、中坝、李家坝、哨棚嘴、李家坝、中堡岛、朝天嘴、路家河、陕南宝山遗址为代表。故弄清这些遗址与遗物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巴文化的重点。

鄂西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相关遗存主要有宜昌中堡岛、三斗坪、路家河、苏家坳、黄土包、秭归的朝天嘴、鲢鱼山、杨泗庙、银街、张家坪、王家坝、宜都的红花套、毛西套、向家沱、江陵县的荆南寺等遗址。其文化特征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其中多为灰褐黑、灰褐、褐色,还有少量的红陶和黑衣陶,泥质陶以灰色为主,另有少量的黑皮和灰白陶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方格纹、蓝纹、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S纹、云雷纹、回纹、贝纹、米粒纹、镂空纹、圆圈纹、太阳纹、蓖点纹等。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盆、豆形器、高柄豆、釜、鼓腹罐、封口盉、鸟头把勺、器盖、杯、盆、缸、大口尊、圈足豆、高领罐、圈足盘、觚、钵、瓮等,有学者将这类遗存命名为“中堡岛三期类型”,从文化特征上来看,该类型与四川盆地三星堆三期文化较为接近,而与哨棚嘴二期文化差异较大。

三峡西部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哨棚嘴二期类型”,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其主要集中在忠县哨棚嘴、中坝、万县中坝子、云阳李家坝、丰都石地坝、巫山双堰塘等遗址。其文化特征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子。夹砂陶有红陶、灰陶、橙黄陶之分,泥质陶有红陶、灰陶、黑皮陶之分。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盆、豆、豆形器、鬶、大口缸、器盖、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等器物。从文化特征上来看,该类型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晚期、十二桥文化早期的文化特征相同,必须指出的是峡西地区还包含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的器物,对于这种文化因素是本地发展起来的还是成都平原传播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陕南地区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宝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于陕南地区,遗址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及其支流湑水河的两岸,以城固宝山遗址为代表。其文化特征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其中多为夹砂红褐、灰褐、褐色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包括方格纹、蓝纹、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S纹、云雷纹、回纹、贝纹、米粒纹、镂空纹、圆圈纹、太阳纹、蓖点纹等。器形主要以高柄器、小平底器、圜底器为主,主要包括高柄豆、小平底罐、尊、小平底杯、深腹罐、釜、壶等。这种文化类型既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文化因素,但其还存在大量的深腹罐和釜这种成都平原不存在的器物。这种不同可能说明其所属的文化亦应不同,其可能代表的是这一时期的巴文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峡西地区、四川地区、陕南地区和鄂西、峡东地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因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长江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流行一种以罐、釜为主要的陶器组合,峡东、鄂西、川东北出土的陶器组合基本上体现了这种地域文化因素。夏商至西周,在鄂西、川东、陕南等广大的地域分布着一种以小平底罐、豆形器、高柄豆、釜、鼓腹罐、封口盉、鸟头把勺、器盖、杯、盆、缸、大口尊、圈足豆、高领罐、圈足盘、觚、钵、瓮等为其主要的陶器组合,这种陶器组合与三星堆文化较为接近,是这一时期该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同时在峡西地区还流行一种以尖底器为代表的器物组合,这种陶器组合与三星堆文化晚期和十二桥文化的早期接近。这种不同器物的组合可能体现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期势力的此消彼长。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在峡东、鄂西、陕南、川东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因素,同时该地区还流行大量的深腹罐和釜,而这恰恰是成都平原及其川西高原地所没有的陶器组合,换句话说其可能代表的文化(巴文化)与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蜀文化)不同。

同时巴文化的研究中还应当注意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巴蜀文化难以分开,这就涉及到早期巴文化和蜀文化。目前看来,巴文化和蜀文化在早期是可以分开的,他们不仅族源不同,文化的起源地也不同。蜀文化可能起源于成都平原地区,与宝墩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出土的陶器以平底器为主。巴文化可能起源于鄂西地区,与鄂西地区的香石炉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出土的陶器以圜底器为主。

关于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需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主要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三峡地区、鄂西地区、陕南地区以及川东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其不仅仅包含有大量的釜和深腹罐,而且同时还有大量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因素,其与成都平原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这也是解决巴蜀文化的关键所在。2、陕南地区的宝山文化的来源问题,无疑是解决巴文化分支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但宝山文化的上层还存在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这后两个文化却与李家村文化较为接近。所以宝山文化的来源问题可能还要到鄂西、峡江地区寻找。3、川东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文化较为少见,但其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却较为发达,他们之间还存在较大的断层。同时渠江流域的渠县城坝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的陶器,这对于进一步解决商周时期的巴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研究

目前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湖南等地均发现有大量的巴文化的墓葬或器物。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铜器,其陶器组合为圜底罐、釜、豆,铜兵器组合为剑、钺、矛、箭镞等,同时在战国早中期还发现随葬的铜生产工具(主要是锯、凿、斧、斤、削刀等)。从随葬的铜兵器上看,这一时期巴人对外战争上取得的胜利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宣汉罗家坝墓葬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墓主人可能死于战争因为死者的年龄在25~35岁之间,以青壮年居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骨上有明显的被兵器杀伤的现象。如M5的左股骨下发现一枚箭镞,另在头骨和盆骨上发现多枚箭镞。而M13可见到一把巴蜀铜剑从其肋骨穿过,而铜钺直接砍入髋骨之中,同时在其他墓葬中也发现类似的现象,云阳李家坝墓葬群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战争的频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巴人的文化主要是战争,这一点也得到了文献方面的证明。其与楚、蜀、秦等国的关系,可以看出其战争的频繁。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更应该注意巴文化与楚文化、巴文化与蜀文化、巴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此消彼长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春秋晚期~战国中期,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从发现的大量巴文化的墓葬中包含大量的楚式器物可以看出来,战国晚期以后,秦文化的因素开始增多,说明秦文化已经统治了巴蜀地域。

这一时期巴文化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巴文化研究中墓葬资料较多,但对墓地研究较为落后。2、巴文化对应的遗址发现较少,故这一时期巴文化的内涵就很难搞清楚。3、巴史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且很少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4、巴蜀文化关系、巴楚文化、巴秦文化的关系研究显得落后。5、对于这一时期巴国境内的众多民族的研究上没有实质上的进展。6、巴国的等级制度、经济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就更为少见。7、巴史中关于陵墓和城址方面的问题,尚需要考古学上的证据。

(四)巴文化的分期

关于巴文化的分期,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巴文化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为商周时期,第三期为春秋战国~汉代;第2种观点认为把巴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为商周时期,第二期为春秋战国~汉代;第3种观点把巴文化分为两期四段:第一期早段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期晚段为商周时期,第二期早段为春秋战国,第二期晚段为秦汉。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弄清楚巴文化的内涵,笔者比较同意第三种观点,关于分期问题,宋治民先生已有论述,此不累述。

但必须指出虽然巴文化的分期看起来比较清晰,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早期巴文化(以香石炉和白庙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较为复杂,其虽然存在以釜为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釜在湖北的起源是比较早的,可以到大溪文化阶段,同时早期巴文化的文化因素还包括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其文化归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商周时期的巴文化虽然可以看出其主要的生活用具是深腹罐和釜,但同时还存在大量的高柄豆、小平底罐、灯形器座、尊形器、盉等器物,在晚期还有大量的尖底器等器物,这些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却同时在三峡、鄂西、陕南、川东北地区出现,其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研究。3、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分期工作显得较为之后,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巴文化墓葬的研究

目前巴文化已发现了上百座墓葬,但对其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同时发现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汉代,商周时期的墓葬较少,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在万县中坝子、云阳李家坝和陕南的宝山遗址,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的组合主要是罐和石器。因发现的墓葬极少,其文化内涵不清。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发现较多,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墓葬形制可分为船棺和土坑两大类。随葬品组合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在战国早期主要是陶器组合主要是陶釜和尖底盏,铜器主要是戈、剑、钺、矛,战国中期陶器上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大量陶豆的出现,铜器中生产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其组合主要是锯、斧、斤、凿等,铜器上开始大量出现楚文化的因素。战国晚期随葬品数量开始下降,陶器中出现了平底器,铜器主要是剑、钺、矛等,秦文化因素开始增多。

同时对巴文化葬俗、等级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落后,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能够反映出这方面问题的墓葬主要集中在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在云阳李家坝首次发现了人殉的现象;而在宣汉罗家坝发现了大量的战死士兵的墓葬,同时还发现了一座大墓,反映了该地存在着等级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青铜礼器上,在罗家坝的M33中随葬着大量的青铜礼器(鼎、甗、罍、簠、鑑、敦、匜、盒、豆等)且出土的兵器也是成套出土。而涪陵小田溪墓葬出土的大量礼器和乐器反映了巴国上层的埋葬制度。

我们认为,巴蜀墓葬中的等级制度可能反映在其所随葬的兵器上,兵器的种类和数量可能是区分不同等级墓葬的根本所在。

虽然巴文化墓葬资料较多,但在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巴文化墓葬中,晚期墓葬较多,主要是战国~汉代的墓葬最多,而此以前的墓葬发现较少,这是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2、小型墓葬发现较多,大中型墓葬发现较少,严重影响了对巴文化葬俗、葬制方面的研究。3、小型墓葬研究也明显滞后,介绍极为简单,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4、只重视个别墓葬的研究,墓地研究滞后。5、墓地与墓地之间的关系更是无人问津。

(六)巴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研究

关于巴文化的区、系、类型学研究的问题学术界研究的较少,笔者仅见到何泽宇先生的《冬笋坝文化概说》一篇文章,何先生认为冬笋坝文化可分为“冬笋坝类型、小田溪类型、马家类型、五龙类型、曾家沟类型、清道类型”六个类型。这是首次对战国~汉代的巴蜀墓葬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划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按区域的划分,而是按照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进行的划分。这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在巴文化的类型学研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巴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研究。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巴文化研究中虽然出土物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较多的不同,也就是说有研究的基础。2、巴文化境内有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往往在其文化性质上也表现出不同,故对巴文化进行必要的区、系、类型学研究,能够区分不同的民族。3、巴文化进行区、系、类型学的研究还可以了解巴文化的演变过程,对于巴文化的分期、演变、分支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巴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商周时期的巴文化主要集中在三峡、鄂西、陕南、川东地区,可分为4个文化类型,一、峡西地区(以哨棚嘴遗址商周遗存为代表),二、峡东、鄂西地区(以路家河遗址商代遗存为代表),三、陕南地区(以宝山遗址商晚期遗存为代表)四、川东地区(以渠县城坝遗址商代遗存为代表)。这些意见只是初步的看法,尚需要不断的研究。2、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及中发现在鄂西、峡东、峡西、川东、川东北等地,目前来看可分为4个大的类型,一、峡西地区(以哨棚嘴6期、石地坝、麻柳沱为代表)出土的器物中以花边口沿圜底绳纹罐最有代表性。二、峡东地区(李家坝、中坝子等为代表)出土器物中楚文化的因素增多。三、川东地区(以罗家坝为代表)出土器物中以釜和青铜兵器为代表,楚文化较少见。四、川东北地区(以冬笋坝、宝轮院为代表)船棺葬是其最特殊代表。3、在进行区、系、类型学的研究中既要注意各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又要注意各类型下的不同。

(七)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互动性研究

关于商周文化与巴文化的互动性问题,目前涉足此问题的研究性文章较少,而涉足蜀文化与商周文化的互动性问题的文章较多,这不仅是因为目前还对商周时期巴文化的认识上存在的局限性,而且对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时期的地位还有众多的影响。

商周时期的巴文化是巴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对商周文化和蜀文化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是实为巴人。” 《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诉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上,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 “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诉。”说明这一时期巴文化已经对夏代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还可以见到“巴方”,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巴文化对商文化的影响。如《殷契粹编》1230中“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至伐巴”。《甲骨文丙编》313:“□□卜,□贞,王佳妇好从至伐巴方”。说明商代晚期,巴人已相当强大,殷王命妇好率军征伐。特别是商晚期巴似乎与活动在陕西中部的周族结成同盟,共同反对殷商。《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次战争不仅密切了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且对巴族和中原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看,这一时期在陕南的汉水流域发现的宝山文化可能就是巴文化,宝山文化的主要堆积为商代晚期,这可能与此后进行的“武王伐纣”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后在陕南地区巴文化的因素几乎不见,但在陕西宝鸡的西周早中期的弓鱼国墓地却出现了大量的巴蜀文化的青铜器和陶器,可能说明巴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最直接的影响。

同时我们将巴文化放在自然地理的环境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巴文化正好处在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的中间，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三星堆文化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中,其铅同位素比值基本相似,说明其青铜器原料产地应该是相同的,有学者曾指出该青铜器的原料可能来源于云南某地。而这一时期正是巴文化的繁荣时期,而到殷墟时期,铅同位素的比值发生了完全得改变,这可能说明巴族在青铜器原料的贸易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间接的说明巴文化在中原文化中的作用。

以上只是笔者在学习巴文化资料方面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当然巴文化研究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巴文化的房屋结构、巴文化的社会等级、巴文化的分支、巴蜀符号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四、结语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巴文化的历史渐渐浮出水面,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认为巴文化研究中应特别重视渠江流域,2000年6月和2002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中国文物地图册·四川分册》的编写,对渠江流域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址50余处,这对于巴文化的形成、迁徙、演变以及巴蜀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就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区域。而渠江流域的城坝遗址和罗家坝遗址,无疑是这众多遗址中最重要的两个遗址。从城坝遗址历年采集到的陶器来看,包含了小平底罐、高柄豆、釜、罐等商周时期陶器,这对于进一步揭示商周时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罗家坝东周墓葬的发掘,对于了解本区域的巴文化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整理报告,并尽快予以发表,是研究三峡地区巴文化的重中之重。

陕南地区的宝山文化是目前巴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域,然而宝山文化的渊源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而汉水上游与长江流域的唯一通道就是大宁河流域,故对大宁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1985年11月~12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巫山境内的长江、大宁河流域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大宁河流域发现商周遗址14处,这些遗址中以双堰塘遗址为代表,其出土的器物与路家河和宝山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巴文化的来源、迁徙、演变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今后巴文化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

（ 陈卫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源自：《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