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打假者王海：辛巴痛哭流涕，影帝也不过如此

　　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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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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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打假人“收钱噤声”成潜规则 有人坐拥豪宅
　　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他们烂熟法律规定、精于索赔技巧，即使被奉为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讳“逐利”的初衷。职业打假20年，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记者走近职业打假“老炮儿”，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

江湖
“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法获得赔偿，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
　　“职业打假人”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无数个“王海”奔向各地商场、市场，媒体上经常看到各种黑幕被曝光、知名企业陷入“造假门”。
　　那时，杨连弟还是北京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前公安民警、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下海”经商，受“王海现象”影响，二人开始打假生涯。
　　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拜师”。一年后渐丰，刘因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等，与王海分道扬镳。其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打假人与商家的“恩怨”也颇有意味。“3·15”前，“大佬”杨连弟亲自出手，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他说这家商场的总店是他打假起点，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因此对商场“格外关注”。
　　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但几次交锋后“一笑泯恩仇”，被聘为打假顾问。

往事
曾有人被打死后抛尸
　　“曾有打假人，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王海说。
　　刘殿林说，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打死。“有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6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得和腿一样粗。”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
　　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

是非
“打假起步价”为30万元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交税200多万。”刘殿林说。
　　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一些“职业打假人”收了“保护费”后，任由问题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用造假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赔五千。”
　　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他坦承“‘职业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选择索赔后不举报、不披露。”
　　“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打假都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认为，在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假人”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折射出有关部门的不足。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违法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赔偿是他的违法成本，从长远看，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

原文标题：职业打假人“收钱噤声”成潜规则 有人坐拥豪宅）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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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而据理力争的愤青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的英雄色彩。
　　王蔚佳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　　[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从1995年为了北京隆福大厦出售的两副假冒SONY耳机索赔开始，山东人王海在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成为中国职业打假标志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词。
　　现龄43岁的王海已经是4家公司的老板，外界关于他商业成功的猜测和财富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刷新──“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王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明确回应公众对其财富的各种猜测。

起步价30万
王老板很忙。
　　王海手边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
　　“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
　　“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
　　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
　　“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他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
　　但他承认，这一行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
　　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
　　“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
　　“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
　　2003年，律师黄立荣的突然死亡，让王海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
　　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
　　“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他（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向本报回忆说。
　　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
　　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
　　“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
　　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
　　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他承认这些都是“交易”，但他强调，这些交易的本质并非首先为了钱。

职业打假江湖
　　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这个行业教父式的人物。
　　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对于开辟了这个行业的前辈“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职业打假者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舆论的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
　　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如果一个案子，可以寻求庭下和解，对双方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来说，都是“最合算”的选择。
　　一些职业打假公司也会来寻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们有困难，或者为了尽快出结果，这样暂时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并不排斥。
　　更多时候，他并不关注同行做了什么，这些小到一两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听是他们之间默契形成的江湖规矩。
　　更何况，在王海看来，“大家价值观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竞争。”采访中，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近年来，王海接手了很多关于假药的案子，王海的假药案件一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查一件货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联合工商、食药监帮企业截获后，最后按件来计费。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假货都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相比从前开始几何倍数地传播，对于打假增加了难度。
　　“一个微商卖假面膜的，以前一个月也就卖上万块钱，现在做得好的，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这背后是多少人在受骗。”王海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骗子只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消费者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被骗还是那么容易。”他认为。
　　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
　　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
　　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
　　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
　　“以前我是个典型的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贩，肯定就抄起砖头拍过去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王海认为，“目前的打假也是，骗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别着急，一样一样慢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