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与沟通：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就是民族的统一

一：全球化、欧盟时代的民族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这个词汇或者概念所指的对象，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她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动态的活动的成长的与物质交融的独特精神群体。
　　民族在历史上是与物质交融起来的独特群体，这表明民族之间有时很难交融在一起。但是，民族之间可以借鉴可以赶超。这一点，在2011年的利比亚的民族变革中表现出来，在一百年前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中表现的同样是这一点。
　　2011年，大批接触了欧洲工商服务业的阿拉伯出国打工者，在受到欧洲社会右翼势力的排挤回到国内以后，反思自己国家的经济长期结构单一、青年就业困难等等弊端，然后振臂高呼打到卡扎菲口号所进行的变革，那种蝴蝶振翅的起于微萍之末的涟漪效果，不是有着民族自觉的底层意识吗。
　　同样的是，一百年前也是在华人华侨中发酵了中国革命的力量。
　　在辛亥革命之前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多达数百万，为了在海外生存，他们不能以大清国的家臣奴才的名义自称，而是以原籍或者姓氏为单位，结成协会组织，互帮互助。
　　他们是多么想以一个伟大民族的集体称呼来表达自己呀。今天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祖辈上就是赴美的海外华人，他回忆说：“我父辈从小就教育我，要勤奋笃学，重视家庭，要为自己的出身自豪，要相信历史的方向盘总是掌握在伟大的民族手中……”
　　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至1911年武昌起义，孙中山17年间曾六赴美国檀香山，八至新加坡，九去马来西亚，五到越南，两往泰国，四次奔波于欧美大陆，而东渡日本的次数更是达到了12次，在海外侨胞中广泛开展革命发动、启蒙宣传、经费募集以及组建革命党、策动武装起义等活动。与这段时间大致同期，海外华侨为国内革命捐款总计达700－800万港元。孙中山曾经手书条幅：“华侨为革命之母”。
　　民族之间的比较、借鉴和赶超意识，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兴衰。这一点，在即使是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又有了成功发行了欧元的标杆意义的欧盟以后，仍然具有突出的意义。
　　事实证明，无论民族大小历史长短，在民族群体中，任何一个民族主动进行内部的变革和超出多数民族轨迹的底层发动，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场基本人心的振奋。

二：当年中国辛亥革命的底层突起震撼了日本的上层改革
　　亚洲是一个儒家文化圈子，就如同今天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是一个文化圈子是一样的。
　　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底层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个民族的自我更新力量的方式，对于过去要么是集权统治要么是宗教统治的阿拉伯民族提供了一条新路。
　　当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这样，中华文化造成的儒家文化圈，已经成为自古源流不断的文化民族载体。而到了19、20世纪，这个文化圈中的日本率先成为以领土扩张、经济军事侵略为民族载体的亚洲现代国家。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性质的民族就要像当年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一样成为一个历史遗迹。说着不同方言，来自不同帮派宗祠的海外华人率先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办报纸，写文章，演戏剧，携手合作，共同返回祖国进行革命。
　　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等，都是从海外华人变成归国的底层起义的民众革命领袖的。以辛亥起义为代表的多次起义，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以本民族的文化继承与世界文明现实制度结合的中华文明的主动改变，要远比日本的明治维新的简单西化和自上而下采取军国扩张主义的那种儒家文化圈子变革，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要深远得多。
　　今天我们评价以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变革为代表的阿拉伯之春，评价以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等街头运动为代表的美利坚之秋，不能只是简单以制度性理性的优劣来评价，这之间，制度性理性与民族底层的向上突起，是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更新力量的。
　　由于阿拉伯之春和美利坚之秋都是底层变革运动，所以就应当把它们从民族底层的自我更新意义上来理解。
　　同样，一百年前的中国辛亥革命就是因为底层突起的狂飙运动，使得源流同属一个文化圈子的日本的上层有序改革感到震撼。

三：辛亥革命既然是民族主义运动就一定要统一
　　同盟会成立之后，很快在海外华人世界迅速传开，在美国的旧金山，马来西亚的槟城，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同盟会的支持者，他们很多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志向──振兴中华。
　　有数据统计，辛亥革命时，海外华侨的捐款高达八百万港币左右，这给辛亥革命强大的资金保障。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烈士，有近乎一半是华侨，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次起义中，华侨也都是骨干成员。
　　在国内的渊源是不同宗族、是不同方言以老乡区分的没有文化的华侨华人群体，为什么率先有当代的统一民族意识？这当然是不同文明碰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的缘故。刚刚由美国政府做出道歉的1882年美国通过的《排华法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代表，它代表了多少年中上世界很多民族国家政府的对于华人的歧视、压迫，就是这种对于华人的歧视、压迫造成了华侨华人群体这种革命急迫感和民族统一感。
　　出国前是各种水土方言的老乡群体，出国后就率先变成了中国的统一的民族一份子。这就是海外华人华侨把辛亥革命当做民族主义运动并率先为之献身的缘故。
　　因此，当国内的各省都督和新军领袖以及汉族地方绅士，在武昌起义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卖国危及民族独立的情势下，各省都想搞自治，搞联省自治等等地方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就坚决不同意。
　　孙中山的主张是，民族独立越是危机，统一越是急迫。
　　孙中山对统一的观念坚定不移。北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孙中山的接班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没有参加辛亥革命的蒋介石而不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经营北伐大本营广州的陈炯明？就是因为在孙中山要从广州进行北伐的时候，陈炯明不同意。陈炯明表示我们先把广东搞好了再讲，这么急干嘛呢？孙中山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意思就是说，中国统一是革命最主要的方向，辛亥革命是要统一全中国，中国不统一其他的事情没办法做。
　　与陈炯明的偏安一隅不同的是，蒋介石是当时帮孙中山办军校，积极准备军事北伐的人。虽然蒋介石早先是一个具有野心的军人，但是他接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并且信仰孙中山，当时这种军人并不多，所以对于急于用军事力量统一军阀割据下的中国的孙中山来说，这就够了。
　　蒋介石对于统一的中国的这种信念来自于孙中山，也是他成为国民党主心骨的道义载体，这在他以后的抗日战争坚持大国地位过程中，以及在台湾时期即使与中共有着失掉大陆之仇也要坚决反对台独的过程中都有明确的表现。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争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当中始终有一点是最相同的，那就是：继承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传统，始终坚持民族统一的大目标。

四：分治和自治的区分，民族分裂是全体中华民族之痛
　　至今中华民族还处在分裂状态。10月10日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台湾领导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现代性──民主自由为理由，主张大陆的执政党承认分治的现实。仍然坚持主张要在两岸继续不统、不独、不武的分裂现实。
　　台湾领导人以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为理由，坚持分治局面，致使中华民族至今还不能成为一个与明确的领土、国防、地缘和国际地位等物质交融的统一民族。
　　中华民族不能成为与现代国家的物质因素交融的统一民族，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现代性没有完成。特别是此时哪一个中国人在搞民族分裂的时候，还主张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文化概念哪怕是以自由民主作为理由，那都是历史的倒退。
　　自由民主是一个跨越民族的现代概念，是各个民族现代性的共同文明用语。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同时，结合现代国家所应结合的物质之外，这种文明方向也是必须坚持和发展的。
　　但是，在孙中山的理想中，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动态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应当显示的标志。因此在北伐的历史关头，孙中山先生才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各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在民族受到国际的世界大战威胁或者跨国领域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统一的民族是应付危局的坚实和有效的基础。
　　在中华民国史的1937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还不是进行分治的制度，而只是进行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自治的苏维埃制度。
　　由于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放弃自治的苏维埃制度，主动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只是保持自己的军队和生存地域。国共合作成功进行抗日战争，这一历史说明，现代民族的统一的物质基础，在特殊的世界形势、在民族竞争生存空间的特殊时刻，统一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基本民族共识。
　　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民族的生存发展机遇和挑战共存的全球化时代，在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统一主张。
　　提出继承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精神，对台湾实行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统一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名和领导人产生办法可以平等商谈，台湾保留军队、保留货币甚至保留独特的世界贸易区地位，等等条件都可以答应。
　　这样做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使台湾结束分治进入自治，之所以要尽快结束分治，就因为在今天中华民族面临南海局势危急、东海争端，情势日益急迫。国际上欧洲由于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出现民族国家思潮回潮、美国的国内也出现社会分裂苗头会不会导致重新出现孤立主义，在这些不明的世界前景下，中华民族的统一就不是一个保持现状等待文化共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极为急迫的现实问题。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台湾领导人说台海和平很重要，而和平的基础就是要尊重现状，“尊重现状”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的现状。其用意还是一个文化民族的概念，什么时候实现统一的物质民族呢？就是要等待大陆也变成台湾领导人眼中的自由民主再说。
　　但是想一想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伐时期心情急迫的孙中山，体会他那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歇期间，急于解决中华民族物质统一的优先心情，就可以断定今天台湾领导人的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脱离实际、脱离现实。
　　如果台湾领导人这种表态只是一个争取选票的急功近利的说法，那么就应当重新温习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民族统一主张的有关历史。
　　历史将会证明：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就是民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