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力量和理论之源：环球时报的“官方政治道德”说引开去

一：理论不是天然绝缘于群众的
　　最近，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一篇社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
　　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因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的改革阶段，中国共产党两次通过受群众教育，找到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城市夺取政权和农村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两次重大的突破机会。中国的面貌从这两次机会中得到了巨大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很多党内外同志提到了顶层设计的下一步改革设想，用来替代过去靠群众推动式的摸索过程。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在顶层意义上的改革探索中，群众已经创造了带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苗头，只要通过理论总结就可以升华成为全局意义的改革路径。
　　例如，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设计加工小的饰品、五金等，他们与广东的台资、港资企业不同，自己掌握着一定的设计和积累技术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江苏的乡镇企业也不同，他们同一定程度的地下金融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脱离了掌握着银行税收和财政宏观手段的政府所建立的联系，而是自己另外有一套宏观联系。
　　再例如，在与政府互动建立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套宏观联系方面，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出让自己的集体土地给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合作社的途径，用土地入股的方式介入城市化土地以后的收益分成当中，无疑也是在政府渠道之外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宏观联系的方法。
　　再例如，在关心国家大事人人充当政治议论家方面，面对发展伴随着腐败的社会广泛现象，通过互联网的各个虚拟社区和论坛，人民群众对于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包括十年动乱和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有了全民式的反思和历史经验的提升，因此用最近《环球时报》关于中国的腐败问题的一篇社论中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中国的腐败容忍度低，并追溯到中国改革的前身运动式教育──说：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
　　根据当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1943年6月4日），其中规定：“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用这样的认识论来认识上述人民群众中建立宏观联系的探索，就应当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浙江中小企业建立的深度社会联系，还是农村合作社性质的土地入股参加城乡宏观联系，以及对伴随发展进程的腐败现象的广大民众的参与宏观联系，都是人民群众要参加更高层次的宏观社会联系的理性探索和更高层次的政治性教育，他们走在了作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前面了。其中，他们的多种试图建立宏观联系的探索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成分，只不过他们当中的理论还不是党的理论，还不是集中性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式的顶层设计，而是要把群众中的理论素材尽快总结成党的理论。
　　理论不是天然绝缘于群众的。

二：邓小平并没有说过自己的东西是理论
　　历来的共产党领导群众作出推动性成果，都是群众教育的结果。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并不是我的发现，我的发现只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不是党的工作基础，只有掌握了唯物历史观的队伍才是党的工作基础。（列宁《怎么办》）
　　毛泽东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邓小平说，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开动脑筋。允许干、大胆地试、不争论。
　　这里重点说一下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推动工作。
　　邓小平的思想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孔子。
　　孔子的《论语》，就是一本后人集纳的谈话录。凡是带有理论色彩的东西，都是后人加上去的。邓小平也是这样。邓小平没有体系的讲话录被习惯于秘书体制的中国共产党党的体制加以理论化，完全是一种党的硬性体制化的产物。
　　这种党的体制化对于领导同志只言片语的硬加上去的理论色彩，使得党的领导被神秘化、被隔绝化了。这也是一种对孔夫子立言立论成为圣人传统的继承。是中国的封建影响长期存在，继续在国人身心中发酵的证明。
　　我们总结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带来的历史推动作用，不应当由别人匆忙地去人为加上理论色彩，而应当从当时为什么有那样多群众探索和那样多群众违反当时体制的行为去寻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
　　最近环球时报关于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给我们提供了线索。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十年动乱的基础上接续进行的。十年动乱并不是字面上的难以理解、难以衔接的一个空白期和失忆期，用社论的话来说就是“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对于腐败的容忍度低，就是十年动乱不是一个空白期和失忆期的证明。
　　环球时报关于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从中国宏观联系的现实出发，肯定了十年动乱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错乱，而是培育了、衔接了后面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群众对于政府道德进行高强度监督的精神内涵。这绝对是对于继承习惯于写当代史的史官传统的党的领导干部秘书思维的一种突破，即为领导干部写讲话稿时的写作只写理论逻辑导出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党内思维的突破。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了多个朝代，因此中国的官方历史永远是当代史，这种思维习惯影响到一个历经了错误和成功的多种阶段的执政党的自我意识，就是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在秘书群体的写作中，永远只是一个理论体系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群众的自我实践与党的工作的互动结果。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给我们作出了不同的榜样，他拿出了当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待理论与群众的关系的唯物主义态度。承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是在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中才结出丰硕的改革成果的。

三：邓小平时期和后邓小平时期的理论
　　改革时期应当分成两个时期，即邓小平时期和后邓小平时期。
　　应当说，后邓小平时期的党中央为了说明自己的继承性，一方面不断推出了几项理论，另一方面集中党的秘书体制很大的力量，把邓小平的语录也加以理论化了。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邓小平生前不承认自己有体系的东西加以人为的体系化。
　　实际上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中，邓小平把自己的思想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准确化和完整化加以提炼的。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在晚年犯下了违背群众发展民主和经济的历史要求的错误，发动了十年动乱运动。作为历史来说，十年动乱运动从深层次教育了和明确了民众的历史下一步选择，那就是要选择发展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并且要在承认共产党的连续的领导历史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互动，不只是在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上，而且要在理论层次和宏观层次上都要实行互动。
　　邓小平在历史的作用基础上，在十年动乱的人心思稳、人心思发展的大势所趋面前，勇敢的打破了经济大一统的公有制理念给人的束缚，实行了所有制方面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极大思想解放。在主持安徽工作的万里同志支持了小靳庄农村改革群体以后，邓小平本人亲自支持了鲁冠球、步鑫生、年广久等等群众中涌现的改革人物。邓小平的这个思路，被当时的两任中央总书记所沿用，他们也在城市改革中积极支持了像马胜利、李经纬、柳传志、张瑞敏、段永基、王选等等在体制内或者走出体制进行创新改革的人。
　　邓小平这样做，仍然认为这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内，就是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实际对比中与后毛泽东时代群众的互动的结果，仍然当做党的一项遗产，一项负面遗产。
　　邓小平本身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党的领导一员，何曾不想对当年党对人民犯下的错误进行补救呢？这种补救也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内的。那就是邓小平的语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大实话的来源。
　　如果党的秘书体制非要把邓小平的这些大实话加以神秘化和概念体系化，那就给后来的领导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似乎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一项项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是这样一些只言片语的任意演义。

四：摸石头式改革必然进入理论先行阶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当年都是在革命运动需要理论和民众创造了理论素材的情况下，才在群众教育的基础上创造了理论。甚至列宁还引用过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反驳社会民主党人用经济主义来引导工人阶级的时候，曾经用工人阶级“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这种创造”为由来解释共产党的领导和精英人才创造理论的必要性。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一段话今天还适用吗？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群众的思维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随着多年的政治素质教育深入人心，即使是十年动乱那样的党犯错误阶段，用环球时报的话来说，也是“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的阶段。
　　而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高福利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工人阶级“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这种创造”的情况也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
　　今天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很多的属于工人阶级新成分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型理论活动。
　　在浙江的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活动要求中，在农村合作社的土地入股参加城乡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在互联网唤醒包括十年动乱时期深入人心的官方道德的强制性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强大舆论压力面前，你还能说理论永远是几个领导和秘书群体的事情吗。
　　当年，邓小平本人亲自支持了鲁冠球、步鑫生、年广久等等群众中涌现的改革人物。邓小平的这个思路，被当时的两任中央总书记所沿用后，他们也在城市改革中积极支持了像马胜利、李经纬、柳传志、张瑞敏、段永基、王选等等在体制内或者走出体制进行创新改革的人。如果说当时是在实践意义上这样做的话，那么，今天的深化改革的形势所趋就要求在理论意义上去发现和支持宏观意义上建立新的联系的群众创造性人物了。
　　相应的，我们的领导体制和信息制定传播模式，也应当转变，那就是把过去金字塔式的党内集中领导体制转变到网格式、全息式的党内开放式领导体制。
　　只有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集中和运用精英的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把这些都转化为党的力量，就像被邓小平津津乐道地称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出现一个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成批涌现改革人物的时代。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这句话在这里我们要改一下，路线的确定是在与群众的呼吸互动中完成的；理论的形成同时确定人的因素。
　　摸石头式改革必然进入理论先行阶段，在中国的下一步就必须这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