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后：毛泽东何时重新起用老干部

本文摘自：《邓小平时代》
⊙ 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导语：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解读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为逻辑，就是解读当代中国，解读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变局。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倾十年心力完成的权威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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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被毛泽东当作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的人神秘死亡，转眼间成了阴谋夺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会因此怀疑毛的判断力。毛泽东为此身心交瘁，有两个月的时间很少起床。后来他又逐渐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轻微昏迷过一次，肺里的毛病也影响到心脏，不时的咳嗽使他难以入睡，只好躺在沙发上睡觉。虽然他已行动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时候，在大事上，他的头脑依然清楚。他在政策上做出让步，给予别人更多的决策权，但自己仍是当家人。
　　毛泽东需要抓紧建立一个林彪之后的新领导班子。按规定党要在1974年──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5年之后──召开“十大”，但他想在两年以内让新领导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开“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为此，他必须物色新人，他虽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可是他们都缺少必要的经验、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他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能够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领导能力。毛泽东需要他们老练的治国才能。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很多老干部的遭遇，毛泽东说，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
　　此时此刻，其实只有一个人能管好党和政府，而且由于多年磨炼，他也不会威胁到毛的地位，此人就是周恩来。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毛泽东几乎别无选择，只能给周恩来更大的空间去恢复党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让他管着政府和党的机关。
　　有观察家认为，周恩来对林彪之死会幸灾乐祸，其实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个人感情上的强大自制力闻名，可是在林彪坠机后不久，当他向副总理纪登奎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时，不禁潸然泪下，必须停顿片刻以控制个人的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哽咽。据说周恩来一生只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他迟迟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为叶挺的牺牲，他们在20年代就是革命战友，还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来对林彪之死的这种情绪反应，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虽然是个著名的激进派，但他务实、重秩序，周恩来很容易与他共事。此外，周恩来在毛泽东手下鞠躬尽瘁几十年，如今国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后，再次面临大动荡，这让他忧心忡忡。他深知每迈出一步都是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周恩来也是在为自己落泪。
　　除了依靠周恩来以外，毛泽东也把叶剑英叫回来整顿军队。叶是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导人，德高望重，没有个人野心。毛还悄悄地开始允许另一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来工作。在林彪坠机后他休养的两个月里，毛不止一次承认，很多老干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对这个错误做出解释时，他说那是因为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谗言。
　　林彪坠机两个月后的1971年11月14日，有更多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想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天，他接见了一个座谈会成员，其中包括当时已在着手重建军队领导班子的叶剑英元帅。毛摆出一副对“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层给予鼓励的姿态，指着叶剑英对座谈会成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指1967年2月一些老帅和副总理试图抵制‘文化大革命’）。”他又说，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纵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这个说法了。毛泽东想以此尽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年“二月逆流”的参与者的干系。他还做出为谭震林、陈再道等在1967年挨过批的老干部平反的指示。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挨过批的一批老干部和解。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他才说他也要参加。这是自林彪4个月前坠机后他的第一次公开露面。陈毅是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权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后又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受群众爱戴的领导人之一。几年后上海黄浦江畔为他树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众对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受到了残酷批斗。尽管他最终在军队医院得到治疗，但为时已晚，他由于缺少及时医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弥留之际，很多军队干部前去看望他，他们很清楚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向陈毅三鞠躬，表达他对陈毅的敬重。他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用这些话说明迫害陈毅的是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毛泽东在数九寒天身穿睡衣，披着一件外套，显而易见的带病之躯拖着颤抖的双腿。他虚弱的身体和言辞打动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为了跟“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解，他以这样的状态前来向一个受人爱戴的同志表达歉意和尊重，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所有的高级干部都不指望毛泽东会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毛对老同志的态度有了转变，这种转变对他们有好处。毛把政治看得高于经济，但他从未放弃改善国民经济的愿望。再说，尽管他具有从感情上操控中国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干的中共领导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毛泽东留用的干部也承认，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需要那些“文化大革命”前任职的干部的强有力领导。毛泽东在1972年已经打算让有经验的老干部回来工作，让60年代末林彪主政时被派到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他们大多数都无所作为──回到军营。不久之后的1972年3月，周恩来交给中组部一份有400多名需要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名单，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让他们回来。在1975和1978年，这些老干部在帮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的工作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周恩来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从这时直到1973年初，他依然从事着繁重的工作。在林彪坠机后的混乱时期，周恩来利用他与另一些干部之间独一无二的密切关系，使国家避免陷入更严重的动乱。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来殚精竭虑，继续想办法让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个人高超的协调手腕才能应对的形势下，无人能够取得周恩来那样的成就。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问题上，周恩来继续争取毛泽东的同意，他尽量做出能够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决定。而毛泽东的让步，以及他承认需要进行整顿，也使周恩来得以更有力地去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他致力于处理好老干部之间的关系，恢复经济秩序，阻止激进派在农村中的极端做法，扩大与西方的外交接触。他甚至能够让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推动理论研究的规划。周恩来这些拨乱反正的努力预示了邓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范围更大的整顿。因此，毛泽东在1973年底批周恩来预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邓也就不足为奇。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他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在充满感情纠葛的环境中，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大概无人能比周恩来更懂得揣摩毛泽东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赞周恩来融政治技巧、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贯的沉着老练、翩翩风度以及为受迫害者提供诚恳帮助于一身。很多了解形势的人认为，周恩来在缓和毛泽东的极端做法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对他是有意见的。
　　无论人们对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有何看法，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处理当时毛泽东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上，没有任何人具备周恩来那样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坠机两个月以前，周恩来第一次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坠机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为次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严厉批邓，所以他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策略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1972年4月22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邓小平承认，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护了他。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作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化大革命”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信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他没有投降过敌人。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周恩来在收到毛批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可是由于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1972年9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8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次年2月邓小平还被允许用半天时间探望从1952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请汪东兴和纪登奎落实8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指示。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毛之后答复说，邓小平可以回京。一个月后，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跟邓小平道别后，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邓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回京后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后，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3月9日，周恩来把汇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邓小平回京后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后，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1968年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后，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么角色。
　　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后，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朝鲜、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
　　林彪死后，毛泽东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性。一个是随时陪伴于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传声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年2月他曾一度神志不清，但9天之后他仍会见了尼克松。他沉溺于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胸有成竹。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利用他的联络员。
　　毛泽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1945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1936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诗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尽管毛泽东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平。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得到毛的赏识。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化大革命”，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