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merica：中美全球博弈中的冤亲关系

本文摘自：《中国大财经》
⊙ 作者：石齐平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导语：《中国大财经》分为“中国经济”、“中美博弈”、“金融危机”、“全球化”、“战略与观念”、“微观经济”六部分，收录文章有：《中国复兴的大历史观察──世界变化的脉络与逻辑》、《“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学》……

中美关系的“鉴往”与“知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对中美建交作出积极贡献的基辛格在《###华邮》上撰文，呼吁“美中两国应尽力避免‘新冷战’”。基辛格何出此言，他是杞人忧天吗？
　　如果我们对中美关系过往数十年的发展作一回顾，即“鉴往”，也许我们就可以对中美关系目前及未来的走向得到一些启示性的观察，即“知来”。由鉴往到知来，基辛格之言恐非杞人之忧也。
　　就从1971年前后谈起吧。四十年前的美国，正处于战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继续对中国采取围堵与遏制呢？还是要改变历史，联中遏苏？在基辛格的出谋划策下，美国尼克松总统选择了后者。
　　整个1970年代，美国的“中国政策”的主基调就是这种全球战略思维，几乎没有其他成分，这也是美国当时亲华派压倒反华派的最大逻辑。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也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使得美国企业对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开始产生憧憬，甚至逐渐尝到甜头。美国的“中国政策”因此在遏苏的战略需求外，又多增添了一个商业利益的成分，亲华派继续压倒反华派。
　　1989年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中国政策出现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遏苏的战略需求顿时降低；另一方面，反华派的人权诉求明显升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就开始进入到“遏制”与“交往”的政策困境之中，时而遏制，时而交往“做生意”，时而既遏制又交往。亲华、反华势力经常互为消长，但总的说来，还是生意派略占上风。美国更期待及促成中国加入世贸，以实现更大的商业利益。
　　果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美国大企业先后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巨大商业利益，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通用等等，也因此成为影响美国“中国政策”亲华势力的最大利益集团。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经贸互补结构，也即是中国出口便宜商品，美国进口便宜商品；中国储蓄挹注美国消费。互有两得，皆大欢喜。应该说，这还是中美关系维持相对稳定的另一宏观经济利益。
　　因此，如果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做一检视，就可以归纳出三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全球战略关系，也就是当时（1970到1980年代）的G2矛盾，这个G2，指的是美与苏，美国欲以中来遏苏；（2）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3）美国众多大企业的商业利益。这三个因素不同时存在，但其正负相抵，总结果是让亲华势力基本上压过反华势力，中美关系时有起伏，但大体上，在平稳中前进。
　　以此“鉴往”，有利“知来”。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这10年来，全球发展形势特别是中美形势消长之间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对照着影响过去40年美国“中国政策”的三大因素，可以看到：
　　（一）一个新G2的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美国对于如何面对及处理它与中国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举棋不定的战略困境之中，这为中美关系增添了明显的不确定因素。
　　（二）中美之间宏观经济的结构互补已导致中美乃至全球之间的经济失衡，难以为继，甚至成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摩擦的源头。
　　（三）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商业竞争，因为竞争环境的差异，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埋怨与不耐烦，这使得一向亲华的利益集团似乎正在出现值得注意的态度变化，甚至已出现想通过美国政治力量诱迫中国“二度入世”的说法。
　　由此观之，美国的中国政策又一次地处在了十字路口，基辛格的担忧也并非杞人之忧。中国的对美政策也因此到了一个再审视、再思考、再调整的时刻了。

定石→中盘→收官
　　现在看来，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礼物确实寓意很深：一付中国围棋。
　　其实，战略家以棋局博弈分析世局并非罕见。上世纪末，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写《大棋盘》一书，脍炙人口。想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向诸葛孔明请益时，诸葛亮胸中，也必是天下一盘棋，一看三十年：三分。
　　历史可以发展，现象会有变化，但棋路脉理，博弈逻辑，却经常可以历万古而常新，放四海而皆准。
　　眼前正在展开的新世纪中美战略大博弈，又为人类的历史棋局提供了一局新而精彩的棋谱。
　　一局棋，通常分三个阶段：（1）定石；（2）中盘；（3）收官。中美世纪大博弈这盘棋从2000年本世纪一开始落子，到此刻2010年，是定石阶段。一开始，中国先经营“角”与“边”，方位是东北角（日、韩），东南角（东盟）及西边（中亚）；手段是经济（贸易与投资）；效果相当明显，（1）几乎所有这些地区，尤其是东北亚与东南亚，大约近5年来，主要出口地区纷纷都从美国转成了中国；（2）连带地，也影响了它们的外交取向（韩向美要取回军队指挥权，日要疏美亲亚，要美撤走琉球基地，东盟与中国签10加1自贸协定）；（3）还有中亚方面的上合组织的运作。
　　美国忙于反恐，热衷于打阿富汗及伊朗两个战争，待奥巴马上台，方惊觉形势有变：中国不仅在经济及政治两方面试图松解美国针对中国构建的“第一岛链”，还进一步尝试在军事上突破“第一岛链”，乃立即调整战略思维，一方面将三分之二精锐海、空力量移驻西太平洋，二方面重新热络与东盟关系，宣称“美国回来了”，三方面拟派航母入黄海演习，“警告”日、韩，“我还是老大”，四方面派航母入南海，挺越南挑衅中国。
　　这一切，也即是“定石”阶段，双方频繁地在“角”与“边”的第一岛链上交手。以虚招为主，目的在试探对方底线，也希望在边、角做活。当然，有时虚中有实。这一部分，估计再几个博弈回合后就会逐渐稳定下来，特别是在中国航母建成服役后。中国将在“东北角”及“东南角”上可能取得上风。
　　然后，就将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盘”。
　　中盘有三个“大场”是中美在大棋盘上所必争。一是台湾，二是“三海两洋”，三是中亚。
　　台湾的去向与结局决定于美国“介入”（台湾）、中国“反介入”及美国“反反介入”实力的对比，以目前形势及趋势看，中国对美国的反介入（反航母）实力渐臻成熟，美国的反反介入实力距成熟尚远。如无意外，两岸统一，为时不远，技术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交换条件。
　　台湾问题一旦解决，中国在三海（黄海、东海、南海）形势上将进一步强化优势，尤其是东海与南海；不仅如此，日本亦将“被迫”在中与美之间重新选择，因为台湾扼控了它的经济运输生命线；更有甚者，中国远洋海军将直出太平洋。
　　至于第三个大场则是“中亚”。美国进入中亚是1991苏联解体后乘虚而入的；“9·11”事件又给了美国一次绝佳的机会深入中亚。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十分不利，必须有所扭转。“上合组织”的构建是第一步，持续的西部大开发是第二步。但中亚之所以是一个大场，还不仅是地缘战略因素，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还关联到全球13亿规模的穆斯林世界，所以中国还应该有第三步，也即是改善与强化中“穆”关系。这一方面，理论上中国比美国略占优势，只要不下错棋。
　　现在只能看到中盘。收官只有在中盘棋逢对手杀得难解难分时才是关键。中盘下好了，就是“中押胜”，不必看收官了。

中美G2“战略再保证”的摸索与形成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与中国高层会晤，并参观二炮总部；稍早之前，中国外长杨洁篪访美，与美国高层会晤。这可视为是一种另类的“2+2”会谈。2加2是两国外长加防长四人在一起的会谈，现在中美两国两位外长、两位防长各自对谈，又都与对方高层会晤，所以是另类，更高一种规格的“2+2”。

　　不用说，杨访美与盖访华，都在为本月中下旬一次更重要的“胡奥会”做铺垫。这次“胡奥会”，我很同意美国战略家、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极可能是自1979年邓小平访美三十多年以来，两国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他在《纽约时报》撰文，积极建议两国应把握机会，为两国关系做好“新的定义”。
　　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定义”或“新定位”是什么？
　　要探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对两国关系的“旧定义”及其演变作一回顾。
　　从1979年1月1号两国建交谈起吧。那时中美两国关系的定义很简单，在战略上都是“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中美联手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与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了，这样的关系告一段落。
　　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进入到了“后冷战”。1991到2000年之间的后冷战时期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实力均臻于立国以来的巅峰，遂行单边主义，我行我素，正是“周天子号令诸侯，谁敢不从”，根本不把任何国家看在眼里，包括中国。在一批充满着帝国主义心态的新保守主义眼中，中国甚至被列名于“欲去之而后快”的七个“邪恶国家”之列。
　　进入新世纪，即2000年之后，我称之为“后后冷战”，因为自此之后迄目前为止的10年，出现了迥然不同于前10年的形势，尤其是中美两国。一方面是“中长”，中国气势持续增长，GDP超英、赶德、越日，紧追美国，成了全球新“老二”；另一方面是“美消”，美国气势由盛而衰，从2000的科网泡沫破灭开始，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世纪金融海啸，连《时代周刊》都认为是美国的“地狱10年”。
　　由于“美消”，美国已明显地已经不能再“号令诸侯”了，反而是全球范围内，有的呛美，有的反美，有的疏美，成了“周天子式微，群雄并起”之势了。
　　于是，进入到“后后冷战”时期，一个初现式微的“老大”，面对着一个“一暝大一寸”的“新老二”，双方的心态都十分尴尬。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公开表示“我们不喜欢G2这个提法”，奥巴马则说，“我绝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很明显，这样的中美关系是相互缺乏信任感的，甚至是充满猜疑与暗斗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解读了近年中美关系的起伏不定。
　　而对着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后后冷战”的新形势，奥巴马部署了两套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一方面是“合纵”，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进行地缘及非地缘上的包围，前者即所谓的“C”形或“U”形包围（东北亚、台海、东南亚、南亚，甚至中亚）；另一方面，则是“连横”，提出“战略再保证”的诉求，希望在全球范围及全球事务内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博弈，最近美国智库提出的《新美中大战略协议》，正是源自于此一思路的美国版框架。也可以理解为这即是对中美新关系探索新定义的一种尝试。
　　中美在新形势下的新关系，如果没有定义好或定位好，双方互动确实容易失去互信，失去方向，失去准则，很容易发生冲突，成了冤家。如果定义好或定位好，就能有互信，有方向，有准则，就可以成亲家。“胡奥会”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为Chimerica作最好的定位。

美国“反中战略”的深层次解读
　　这一两年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反中战略”部署越来越明朗了：外交上，强化与日本、韩国、东盟（包括缅甸）、印度的关系，从东北亚、东亚南到南亚，形成一个对中国的“U”形包围；经贸上，积极建构一个旨在排除中国的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军事上，除持续强化第一岛链原有的部署，加强与越、菲的军事合作，并在新加坡常驻两艘特殊的濒海攻击舰外，还在澳洲北部达尔文港驻军，并强化关岛基地，巩固第二岛链……所有这一切，都剑指中国，为什么？
　　奥巴马上台之初，恰逢世纪金融海啸爆发，当时，我以逻辑推测形势演变的顺序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如果没法挡住某一阶段危机的恶化，危机就会往下一阶段发展下去。今年以来，从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到欧债危机，再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莫不如此。美国现在至少已发展到社会危机了，甚至也可能对奥巴马明年争取连任构成威胁了，这是不是当前美国采取“反中战略”最主要的形势背景？有一定关系，但非主要，这是浅层次的观察。
　　奥巴马上台未久，即任命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穿梭各国，加上奥巴马的一些重要发言，我即研判奥巴马正在进行美国全球大战略的调整，并勾勒出这个大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包括：（1）战略退缩（自伊、阿撤军）；（2）战略统战（化解矛盾，试图修好与美国关系不好的那些国家的关系，包括穆斯林国家、越南甚至缅甸）；所有这一切，似乎又是为剑指中国服务的，即（3）战略进攻（对象中国）。
　　很明显，这或许与G2心结有关。这几十年，美国已习惯做老大，但中国这么快就变成老二了，后面的势头呢？奥巴马曾清清楚楚地说过，“我绝不接受美国成为老二！”，又强调说，“我要做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目前对中国在战略上的严密部署，难道就真的只是G2的心结或情绪性的反应吗？日本不是在之前也做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老二吗？所以，这还不是深层次的解读。
　　要透视美国当前“反中战略”的核心动机，先检视一下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源起及演变，或许会有点帮助。
　　1949到1978年那个阶段，中美关系很不好，在美国心中，中国肯定是个大威胁，必须防之堵之。但必须看到，就算是个威胁吧，那个时候的威胁，恐怕也是“虚过于实”，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也走上了市场经济，中国劳动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形势下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各国无不受益，但另一方面，长期下来，也越来越出现了一些效应：
　　──全球化下出现了产业大挪移，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大量移往中国（服务业则移往印度），美国的失业问题从周期性变成了长期性；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之间因此就在（1）贸易失衡；（2）投资与储蓄失衡；及（3）债务债权失衡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结构反差；
　　──美国为了改善经济，采取弱美元政策，但却因此使中国蒙受巨大外汇损失，逼使中国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走上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从而与美国美元霸权的核心利益发生碰撞；
　　──在这些“软”威胁之外，美国当然也感受到中国军事实力快速增长下的“硬”压力。
　　必须看到，从产业挪移、就业机会、债权债务、货币矛盾到军事斗争，甚至于再进一步外延到能源资源竞逐，方方面面的中美博弈，无不明显地存在“零和”性质，这即是新世纪美国“反中战略”的深层次解读。至于中国该如何面对，容后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