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

八神 · 发表于: 2018-11-14 10:58:00

源自：《地方考古与文化》（2018年02期） : 黄剑华

一：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天府文化从性质上讲，应该是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成都平原为主，并向四周延伸包括了四川盆地，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在人文内涵方面，融会古今，既有远古的深邃，又有后世的弘扬，更有当今的创新，可谓绚丽多彩，厚重而又丰富。说到天府文化，如果寻本溯源，其源头应该是古蜀文明。任何地域文化，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天府文化也不例外。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源流关系。二者的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非常密切的，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对此便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后来传说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小邦林立、部族众多，据《史记》和《汉书》等史书中记载，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①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②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是“联盟的盟主”。③古蜀国的历史，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①这些记述充满了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古蜀早期历史也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比较简略，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这里说的蚕丛、柏灌、鱼凫三代，都极其简略，可见史料确实太少了，“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②常璩了解也很有限，所以只能概述。后来唐朝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如果说三万四千岁是一种传说，那么四万八千岁更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了。
　　传世史籍中关于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具有太多的传说与推测色彩，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特别是 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繁荣昌盛的历史文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文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文化多座早期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相继发现等等，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这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同时也告诉我们，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同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正因为成都平原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从而使我们对古蜀国的历史与文明都有了真切而深入的认识。这些年来，在古蜀文明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重要认识：一是古蜀起源，古蜀先民可能最早栖居于岷江河谷，到蚕丛开国时期逐渐迁徙进入了成都平原，筑城而居，成都平原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曙光。二是古蜀文明发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成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古蜀国虽然地处内陆，但很早就与中原以及周边区域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既保留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汲取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周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是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遥相呼应，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而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古蜀文明的主要特色，是繁荣兴旺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在蚕丛、柏灌、鱼凫王统治时期，古蜀国只是一个雏形，疆域还相对有限，活动范围主要是岷江流域、川西平原和一些丘陵地带，已开始有早期农业生产，扬雄《蜀王本纪》中就有“鱼凫田于湔山”的说法了，③当时蜀民还比较稀少，而渔猎与畜牧仍是重要的生存方式。到了杜宇时代，农业成了古蜀立国之本，工商畜牧相互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促成了一个划时代进步，不仅促使了社会的兴盛，而且使古蜀国的疆域也大为拓展，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蚕丛、柏灌、鱼凫王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古蜀国此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之国。杜宇的作为对周边区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农时先祀杜主君”。①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当时农业的兴旺发展是分不开的。杜宇之后的开明王朝，延续的时间比较久长，“凡王蜀十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蜀国的农业，并正式“徙治成都”，在成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当时蜀国的富饶，不仅农业发达，盛产稻米，而且工商业也非常兴旺，布帛金银之多，更是天下闻名。秦惠王谋划攻蜀时，司马错等人就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②又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不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③秦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在蜀地征用众多的兵员，筹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足见蜀地农业的发达和人口的兴旺，而生产稻米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④
　　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由于物产丰富，从而为秦朝进一步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后来汉高祖刘邦也是充分利用了巴蜀地区人力物力，在与项羽逐鹿天下时，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以及巴蜀之地，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很多重要历史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汉朝大业。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年内，巴蜀地域仍然不止一次发挥过这样的重要作用。

二：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地域特色
　　古蜀文明作为天府文化的源头，自古以来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通过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蜀文明不同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不同于周边其他区域文明，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吸取了来自于其他区域的一些文化因素，有着较为丰富的复合型特征，这对后来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天府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蜀文明的地域特色，首先是在社会结构方面。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古时的巴、蜀作为“诸侯中的雄长”与“两个联盟的盟主”，各自都曾伙并了一些诸侯来扩大境土与势力，到秦灭巴、蜀之前才发展成两个比较大的国家。蒙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确实是当时的一种实际状况。这也说明早期古蜀国的社会结构与政权模式，与中原王朝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⑤早期的古蜀社会正是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的出现。古蜀国由此在统治方式、典章制度，以及习俗方面都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考古发现揭示，殷商王朝的统治者去世后曾用大量奴隶殉葬，古蜀王朝在丧葬方面很少有殉葬的现象，这就很真实地说明了统治方式与礼仪习俗的差异。根据甲骨卜辞和古文献的记载，人牲与殉葬曾是中原殷商王朝统治者广为采用的做法，特别是商王朝后期殉葬之风尤为盛行。商代奴隶主贵族经常频繁举行祭祀上帝、鬼神、祖先等仪式以求得到保佑，每祭祀一次，除宰杀牛羊外，往往还要杀人作为祭品。商王朝在营建宫殿和宗庙建筑时也要埋葬狗、牛、羊三牲和车马奴隶人牲等。比如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发掘了 191个商代祭祀坑，共埋奴隶 1178 人，每次祭祀杀戮的人数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至几百人。商代人殉数量也很惊人，据统计，已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的殉人数量在 1000 人上下。①商周时期古蜀国也频繁举行祭祀活动，而在祭祀过程与丧葬习俗方面与中原王朝有很大的不同，三星堆遗址等许多重大考古发掘均未发现古蜀统治者有人牲或人殉的情形，这说明古蜀社会显然没有人牲或人殉的习俗，盛行的是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祭祀方式。
　　其次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与文化系统的差别，黄河流域和中原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稻作农业为主，由此形成了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思想观念与崇尚习俗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有多位妻子，最著名的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常羲、娥皇。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帝俊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记述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妻室与后裔众多，堪称是世界东方的天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②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又比如在宗教崇尚方面，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崇日意识特别强烈，广泛流传着十日神话传说，而帝俊是十日之父，崇日意识其实也是和稻作文化紧密相关的。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可知十日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在巴蜀与南方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了北方与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东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便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太阳神鸟与扶桑神树的记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形器，与传说中金乌十分相似的铜鸟，数量众多的中间有圆球凸起的菱形装饰铜片，以及青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形装饰图案等等，也与太阳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遗址出土铜立人像头上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特殊寓意，应是古蜀国太阳崇拜观念在祭祀仪式中的生动展现。又譬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对太阳和宇宙的观察与想象，也凝聚着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
　　再者是在观念崇尚方面，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以九为尊，以九鼎代表青铜文化中的最高王权，而古蜀时代以五为尊，以五色象征宗庙。中原王朝的皇帝要使用九鼎等礼器来象征地位与身份，古蜀王朝则认为“五”是吉祥与尊贵的象征。古人常说“九五之尊”，可能就是融合了二者才形成的一种说法。殷商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期，中原王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礼器，而同时期的古蜀王国则铸造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这也充分表现了崇尚的不同。中原王朝与古蜀王国都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但在形式与内涵方面却不一样，各具特色。虽然南北崇尚不同，却也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来自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譬如古蜀时代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王朝都崇尚神鸟，长江下游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群也崇尚神鸟。从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来看，对神鸟的崇尚，起初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与南方广大地区，为古蜀诸多氏族与东夷族群所信仰。后来出现了“玄鸟生商”之说，①神鸟也成了殷人的崇奉。又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的崇拜，也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后来随着稻作文化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崇尚。
　　古蜀文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都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成都平原考古出土的大量珍贵资料，充分展现了古蜀文明独具一格的特点。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经济往来的影响，古蜀文明也吸纳了很多外来文化因素，但其自身的地域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就有来自于殷商的青铜尊与青铜罍等器物，但数量并不多，而占据主导的则是青铜造像群。在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中，也显示了古代蜀人对来自中原青铜文化的吸纳和模仿，同时又给予了创新发挥。譬如其中有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的铜罍，其象头和长鼻以及突出的象牙，堪称是对真实大象栩栩如生的摹拟。②这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兽首冠青铜人像，那夸张而奇异的冠顶装饰物，就活脱是卷曲象鼻的写照。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卷曲的象鼻，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象征表现手法。③三星堆出土了 67根象牙，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说明当时蜀地是产象的。这些象鼻与立体象头的造型，也都透露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形态的熟悉，显示了艺术表现手法的一致性，而青铜罍的造型则是对中原青铜器物的模仿。这说明古蜀文明并不封闭，并不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也正是这种对外来文化有选择的吸纳，为古蜀文明增添了活力，进一步丰富了其厚重的内涵，也更加张扬了绚丽和神秘的魅力。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可以看出，大量的青铜雕像和青铜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和巨大的青铜神树，无不显示出浓郁而又神奇的古蜀文化特色，而其中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则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秦并巴蜀之后，对蜀地采取了很多加强统治的措施，加速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在政治措施上，秦朝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秦相继分封的三位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恽、公子绾）虽然在不到三十年内皆死于非命，而秦初置的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则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人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这些城市都夯筑有高大的城墙，上建观楼、射阑，下建粮仓，城内有街道府舍市肆与居民住宅区，为秦人提供了驻守和控扼巴蜀地方政权的便利，同时也促使了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至少有数万人之多。从考古发现看，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朝的移民之举。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譬如《史记》与《汉书》记述的临邛卓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此外还有从山东迁徙来的程郑等人，这些移民大户都用铁致富，成为临邛的大富豪。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①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蜀地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在政治一统和文化快速融合的进程中，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特色。秦朝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譬如古代蜀人有浓郁的“尚五”观念，秦人在伐蜀之前就深知蜀人的这种传统习俗，因而雕造了五头巨大的石牛送给蜀王，诱使蜀王派五丁力士开凿了石牛道，后来又设计将五位秦国美女嫁给蜀王，因山崩而将五丁力士与五位秦女一起压死在梓潼山中。秦人的石牛计与美女计都借用了蜀人的“尚五”习俗，使阴谋获得了成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颁布了很多统一的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要求“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②而在蜀境内开凿的道路仍称为“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③就对此作了如实的记录。还有秦朝派遣的蜀郡太守李冰，在治水过程中“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④也说明了李冰对蜀人习俗的尊重，从而调动了蜀民的积极性，使治水获得了大成功。总之，蜀地在被秦朝统一后，纳入了统一发展的大格局，同时也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
　　古蜀文明在秦并巴蜀之后，虽然结束了自成系统、独特发展的历史阶段，却并未中断，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演化为更加绚丽多彩而又活力充沛的天府文化。秦代之后，历史上又曾多次往蜀地移民，带来了很多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继续融入了天府文化之中。天府文化一如既往保持着鲜明而强烈的个性色彩，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接受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兼容并蓄，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从而更加滋润和丰富自身的文化特色。天府文化的这种文化特色，经过历代传承，并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迄今仍充满活力，显示出鲜明而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

八神 · 发表于: 2019-2-11 21:58:00

三：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同其他区域的交流
　　古蜀文明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也与周边区域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并不是孤立发展的，正是这种广阔而又活跃的交流，使古蜀文明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既丰富了自身，也辐射出灿烂的光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对后来发展形成的天府文化，也同样继承了这种充沛的活力和绚丽多彩的特点。
　　在古蜀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与交流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蜀与巴的关系。蜀国与巴国都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联盟，但缘起并不相同，部族关系也各有特点。由于地域相近，文化习俗比较相同，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⑤这些记载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属于同一战线的同盟国关系，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巴、蜀曾长期和平相处，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巴国也深受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巴、蜀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比如古蜀时期的“魂归天门”观念，对巴人和楚人就产生过重要影响。从考古发现看，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玉璋图案中刻画有两座神山之间的天门符号，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也刻画有天门图案，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 3 号石棺上有“天门”画像，四川合江县张家沟出土的四号石棺左侧刻画有“车临天门”图。巫山东汉墓葬中出土有 7 件鎏金铜牌饰，上面也刻画了“天门”榜题文字。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 1 号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也生动地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的景象，同样表达了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这说明了古代蜀人天门观念在巴蜀地区的广泛流传，并揭示了由成都平原向川东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流行范围，而且有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趋势。譬如在河南新郑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也发现有“天门”二字。我对此曾撰写有专文论述。①巴、蜀地区出土的虎钮錞于，三星堆出土的金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则说明了巴人崇敬白虎的习俗已渗透到了蜀地。这种对虎的崇尚，在巴、蜀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上也有充分的反映。
　　古蜀文明对楚地也有较大的影响，巴、蜀和楚，地域相邻，《文选》刊载的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②下里巴人是巴、蜀地区的通俗歌曲，在楚地得到了广泛流传，其他文化形式和观念习俗上的传播影响也一样，自古以来相互间的交流和影响可谓源远流长。此外在经济方面，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的盐业开发，在蜀地与巴地都很兴旺。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也很早就开始了。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联姻的记述，《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生二子，青阳居江水，昌意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后来昌意的儿子高阳继承帝位，“是为帝颛顼也”。③《华阳国志·蜀志》也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④夏禹治水曾多次往返于岷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尚书·禹贡》对此就有较多的记载，有学者提出了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见解。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⑤孔子所述，见《论语·述而篇》。关于老彭，《世本》中有“在商为藏史”之说，⑥《大戴礼记》卷九有“商老彭”之称。⑦顾颉刚先生指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里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可是近来就不然了。自从甲骨文出土，人们见到了商代的最正确的史料，在这里边不但发见了‘蜀’字，而且发现了商和蜀的关系。”顾颉刚先生还提到了综合各种记载，“可知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其关系何等密切”。⑧
　　从考古发现看，也揭示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是源远流长的。譬如三星堆遗址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就较为密切，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同二里头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也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来的”。①三星堆出土器物中，如果说陶盉、陶豆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那么铜尊、铜罍则显示出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在夏代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二是这种文化传播和交流在殷商时期变得更加密切了。苏秉琦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广汉等地出土的陶片“说明在成都和广汉各有着不少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三星堆两个大祭祀坑以及后来 1986年在成都十二桥所发现的三千多年前的跨度 12米的四根地梁所显现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存，都使我们确认，四川盆地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自成一系的古文化，而且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了既同中原夏商文化有明显联系，又独具特征、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②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人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③
　　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之地，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封，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国人马就是由这条途径参与征伐行动的。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就存在了，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都为此提供了印证，古代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要久远。扬雄《蜀王本纪》中有“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的记述，④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也是对这种交通情形的一个说明。《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时期“以褒斜为前门”，开明王朝二世“卢帝攻秦，至雍”。⑤褒斜即褒谷与斜谷，在汉中之北的秦岭山脉，雍城则在秦岭之北的宝鸡，或说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这些都说明了古蜀国北面的交通状况。褒斜道早在商代即已开通，在商周之际开通的可能还有故道，因其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水河谷行进而得名。《散氏盘》铭文中有“周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⑥邓少琴先生指出，“是则蜀当夏殷周之世均与中原有其交通之迹也”，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认为“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饶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⑦从考古发现看，陕西成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即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罄、瓶、篡、戈、钱等，又有属于早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由此可知，“城洋青铜器显出与川西地区青铜文化有较多联系”，同时“城洋青铜器与中原商文化在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较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联系更多，且距离较近。可以认为，中原商文化向川西地区的传播，汉水上游应为其重要的通道之一”。⑧这些考古发现，也充分说明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确实是源远流长的。
　　古蜀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对西南夷区域的众多部族都具有重要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也都是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东汉时期的西南夷，“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①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将汉晋时期的夷越之地称为南中，也记述当时仍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②应该是一种比较真实的情形。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氐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总体来看，整个西南夷在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比较滞后。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经过远程贸易还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
　　古蜀国与滇的往来，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文献记载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的蜀王，就与来自云南朱提（今昭通）的梁氏女利联姻，壮大了力量，从而称雄与西南地区。后来杜宇由于好色“德薄”而失去了王位，鳖灵取代了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有的学者通过对古蜀历史和彝族史的考证研究，认为杜宇失国后，带着追随他的族人流亡到了凉山和云南，现在的彝族便是杜宇的后人。《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③蚕丛创建蜀国应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而杜宇的时代大约在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这里说的国破应是杜宇失去王位之事。姚，即今云南姚安；巂，即今四川西昌一带，正好是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地区。在《爨文丛刻》《且兰考》等史籍中，记载彝族远祖曾世居于蜀地，“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为君”。在云、贵、川三省彝族民间，从古迄今一直广泛流传着洪水泛滥和仲牟由避洪水的故事。仲牟由是涉及彝族起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查阅史籍，《元史·地理志》《大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说彝族是仲牟由之裔。④
　　汉文献中的仲牟由，在贵州《西南彝志》中称为笃慕俄，地方志中则称祝明，或称隆穆，凉山民间传说称为居木，显然这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译音和写法。通过彝族的口碑文献，使我们对杜宇的去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了彝族和古蜀的亲缘关系。⑤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实际上杜宇族的最终下落，可能是迁徙到了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一带”。⑥我们也由此可知，古蜀国与云南少数民族（包括滇国）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从考古发现看，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为四种类型：滇池地区、洱海地区、滇西北地区和红河流域地区。从考古发现揭示的时代顺序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是最早的，滇西青铜文化的年代也略早，然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呈现出由北向南扩散传播的形态。而从中国整体青铜文化发展的格局状况来看，中原华夏地区殷商青铜文化、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在时间上明显要早于云南的青铜文化。如果结合民族走廊与文化传播来作深入探讨，可以很清楚看到古蜀国青铜铸造技术的南传，可以看到三星堆青铜文化对滇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古蜀文化最典型的青铜器物是青铜雕像和鸟兽动物形象，这在殷商中期和晚期已达到极其娴熟与精美的程度，云南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最突出的也是人物雕像与动物形象，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影响与密切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是著名的半月牙型文化传播带，西南民族走廊的形成，除了地理环境的原因，与古蜀和氐羌的迁徙活动也大有关系。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地看，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和传播，相关的文献记载在这方面便透露了很多信息，大量的考古资料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这种情形的形成，既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结果。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灿烂而先进的文化，总是会向周边产生较为强烈的辐射作用，有时这种辐射与传播会形成强势的渗透或侵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很早就有了古商道，由巴蜀通向滇越，并进而通向南亚、中亚和西亚，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通过这条古商道贸易的主要是产于蜀地的丝绸、蜀布、筇竹杖之类的物品，以及巴蜀的盐巴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大约有数千枚之多，据鉴定来自于太平洋或印度洋温暖的海域，应是远程贸易带来的舶来品。而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末的墓葬中出土的贝数量更为庞大，据云南省博物馆统计核实，总数有 25万枚左右，说明滇国是这些舶来品重要的中转站。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考虑，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历经艰难曲折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说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时，见到了邛竹杖与蜀布，这些货物是从蜀地运到身毒（印度），然后再贩运到中亚的，由此猜测必定有一条通畅的古道。不言而喻，这条古道就是开辟已久的西南丝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即令张骞从蜀郡和犍为郡秘密派遣使者，“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探索通往印度的商道。①汉武帝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巴蜀西南夷，“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筰。还报天子，天子大悦”。②汉武帝对西南地区的武力经营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由于民族关系和商贸利益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只打通了川滇道，滇缅道却一直控制在商人和西南少数部族的手中，造成官方使者未能越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哀牢人内附，东汉政府设置了永昌郡，西南丝绸之路才终于全线畅通了。由古商道发展为更加畅通的西南丝路，不仅活跃和繁荣了沿途地区的经济生活，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突出作用，早期佛教图像很可能就是由西南丝路传入中国的。到了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也是蜀滇关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说诸葛亮南征越巂、益州、永昌、牂柯四郡，“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为兴古郡”。③加上朱提郡、交州等，当时统称为南中。可见西南夷地区在三国时期已正式纳入蜀汉政权的版图，蜀汉政权分郡而治，设官置守，使南中成了蜀汉名副其实的大后方。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对加强汉夷文化交流也做了很多事情。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还加强了对南中的开发，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输入到了南中地区。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概而言之，先秦时期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已经有了广泛的交流。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在秦并巴蜀之后，已经演化为绚丽多彩的天府文化，在中国大一统的格局下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秦汉以来，天府文化与周边区域的交流更为广泛和活跃，相互的影响与互动也更为丰富和密切了。通过对这种自古以来文化交流状况的梳理与分析，对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古蜀文明和解读天府文化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由此可知，古蜀文明植根于成都平原与四川盆地，却并不封闭，与周边区域一直保持着密切互动。天府文化继承了古蜀文明的绚丽个性与开放活跃的传统，因而也更加充满了活力。

四：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内涵构成解析
　　前述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从源流与根脉的角度，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概略地分析了二者的地域特色和发展历程，以及与周边区域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关系。现在继续深入探讨天府文化的构成特点，着重分析天府文化的丰富内涵，对天府文化的传承基础、组成因素、人文特色、发展动力、城市魅力等方面做些论述。关于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内涵，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
　　（一）悠久的历史传承是天府文化的基础
　　站在宏观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天府文化最重要的特色，是由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走向了兴旺灿烂的城市文明。如果说古蜀文明展现了古蜀国农耕文化的兴旺繁荣，那么天府文化则显示了由内陆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演化和发展，这个过程也是源远流长，而又绚丽多彩的。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古蜀时期的缘起。成都平原很早就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宝墩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就充分揭示了古代蜀人筑城而居的历史。这些早期古城，有利于防御洪灾，也促进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兴旺。之后到了商周时期，大约兴起于鱼凫与杜宇时代的三星堆古城，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明王朝迁都成都的时候，建筑了规模更为庞大的都城，更加促使了工商业的兴盛。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显示了成都在城市聚合模式上的独具特色，不同于中原与北方的城市，也与其他区域的城市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宝墩、鱼凫等早期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的话，那么在宝墩、鱼凫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而成都这座大规模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则使古蜀文明进入了更加繁荣兴旺的时期，也为天府文化的继承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秦并巴蜀之后的作为。秦人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新的成都城与临邛城、郫城等，并往蜀地大量移民。扬雄《蜀王本纪》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①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述了秦人修筑成都城的经过，“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后“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②实际上秦人修筑的成都城分为大城与少城，“张仪既筑大城，为军事政治中心，继筑少城，为经济中心”。③城市功能的完善，使成都成为了蜀地的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了主流社会的聚合模式，有效地促使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天府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3、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积极意义。《史记》记载，汉武帝在武力经营西南夷的过程中，不仅派遣了军队，还调动了民众，使“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道路的开通为巴蜀地区带来了很多便利，“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④汉武帝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对西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团结和统辖，也促使了蜀地城市的兴旺发展。成都的城市规模在汉代有了明显的扩展，已成为日益繁荣的西南名城。西汉末年公孙述在蜀地拥兵自重，曾利用成都的富庶与繁华，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后来光武帝刘秀派兵征伐，将成都与蜀地重新纳入了东汉统一的版图。《后汉书》卷十三说个公孙述“窃帝蜀汉”，败亡而终；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汉末战乱之际，能够“于一隅之地，存礼乐于残缺”，“储文物以待光武”，①还是有贡献的。这也反映了成都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天府文化每逢战乱之后，对恢复经济与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的滋润作用。
　　4、诸葛亮治蜀的影响。诸葛亮是三国时代智谋超群的杰出人才，后人常常将他比作智慧的化身。诸葛亮辅佐刘备创建了蜀汉政权，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在治国安邦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措施，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展示了他过人的才能。据陈寿《三国志·蜀书》与常璩《华阳国志》等记述，诸葛亮治理蜀汉有很多亮点，首先使人赞叹的是诸葛亮的忠诚与廉洁，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说：他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此外别无贏财，这等于向群臣与百姓都公开了自己的家产，毫无隐晦与遮掩，史书说“及卒，如其所言”，②这种廉洁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其次是团结人才和举贤任能，“亲贤臣、远小人”，对蜀汉政权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者是平定南中，恩威并用，对孟获七擒七纵，正是这个“攻心为上”的用兵之道，终于使孟获心服口服，南中地区大小诸夷从此不复叛乱。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将南中的俊杰人才任以官职，加以重用，不仅团结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富豪，也笼络了西南各夷的民众人心，有效地加强了对南中各郡的管辖和治理。并“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③充分利用南中的人力物力，补充和加强了蜀汉的力量。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对加强汉夷文化交流也做了很多事情，将汉文化传播到了诸夷各地，将织锦技艺也带到了南中。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赵藩撰写的楹联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便对诸葛亮治蜀的贡献与经验教训作了言简意赅的评述，常使观赏者驻足赞叹，带来有益的思考。如何治理蜀汉，“攻心”和“审势”确实是两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既给人以警示，又令人深省，至今仍非常有借鉴意义，需要我们去仔细品味其中的精髓。诸葛亮在历史上的杰出作为与深远影响，也丰富了天府文化的内涵，对天府文化的发展与弘扬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后来的社会变化与商贸发展。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也为天府文化带来了繁荣。汉代蜀地已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④据《隋书》卷二十九记载，南北朝之后蜀地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很多城市，成都更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⑤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异常繁荣的一个时代，无论是社会经济或是思想文化，都达到了鼎盛。这是古老的中国进入中世纪，迎来的一段空前辉煌的时期，开放的格局，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活跃，加上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成都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这时已成为著名的蜀锦生产织造中心，并带动了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据《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绢产地有 28 个州，约占当时全国 87 个产绢州的三分之一，⑥由此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纪的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农业的富饶与织造业的兴旺，使成都在唐代已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当时能和成都相比的只有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了。扬州由于隋朝大运河的开凿，成了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迅速发展成了商贸繁华之地。《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⑦唐朝诗人武元衡诗序中也评述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⑧扬州在隋大业初称为江都，曾是隋炀帝的行都；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安史之乱离京入蜀，对成都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曾号称为南都；这便是成都和扬州被唐人称为重藩与左右皇都的典故由来了。唐宣宗时有个叫卢求的文人，在《成都记序》中分析比较说：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①卢求的看法显然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分析也很有道理。成都代表的是源远流长的繁华，新兴的扬州在这方面是过于稚嫩了。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时的连年战乱，“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②只有成都依然保持着安定和繁荣，为战乱后的中国继续提供着大量的蜀锦和各种丝织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再一次显示了天府之国的鲜明特色。宋代四川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丝绸基地，南宋时期蜀锦是同少数民族交换战马的重要战略物资。明末四川遭受了兵燹之灾，成都锦坊尽毁；清代前期从湖广等地大量移民到四川，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大兴农桑，百废俱兴，四川的丝绸织锦业又重新恢复了兴旺，成都也再次发展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都市。总之，蚕桑丝绸和商贸业的兴旺，给成都带来的富庶与繁华，称得上是天府文化发展史上一篇最灿烂的华章。
　　（二）治水精神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
　　蜀地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治水传统，传说大禹治水，就是首先从治理岷江水患开始的。《禹贡》说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潜既道”，③就是明证。大禹治理岷江水患，采取了筑堤防洪与疏导河流相结合的办法，导山治水获得了成功，然后才推广到了全国。扬雄《蜀都赋》中说“蜀都之地，禹治其江”，这才“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传说中的黄帝和尧舜禹汤时期，是自然灾害多发期，旱灾与洪水曾交替出现。王充《论衡·感虚篇》就说：“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洪水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④成都平原上古蜀国早期城址群的营建，就与防备水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宝墩、鱼凫等古城遗址的分布地点以及独特的围堤形式的城垣，都显示出了这一鲜明特点。古蜀国杜宇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扬雄《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⑤
　　《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说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⑥由于洪水成灾和治水的结果，而导致了古蜀两个王朝政权的更替，这也可以说是古代蜀人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的缩影。
　　秦并巴蜀之后，在李冰担任蜀守期间，对蜀地的水患进行了更彻底的治理。史籍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特别是在水利建设方面，建造了都江堰，更是功绩卓著。都江堰不仅是古代科技与聪明才智的结晶，更是意志与人格力量的体现。古代传说，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曾与江神进行了大无畏的搏斗。《水经注》卷三十三引《风俗通》对此有一段精采的记述：“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傍，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⑦《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李冰率领军民凿平溷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李冰大兴水利，为民除害，斗智斗勇，豪气冲天，终于大获全胜，所以人们夸张他的神勇，将他描绘成了一位智勇超群斩除江神的千古不朽的世纪英雄。“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①成都平原从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用历史的眼光看，水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并不单纯是一项工程，包括传统文化以及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都凝聚在里面。都江堰不仅是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结晶，更是天府文化的一个骄傲。都江堰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这是一项天人合一的科学的综合水利工程，它顺应了自然规律并将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从此旱涝无虞，开创天府，造福天下。
　　概而言之，从大禹治理岷江水患，到李冰建造都江堰，都显示了一种伟大的治水精神。这种治水精神，应该包括三个内核：一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学精神，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三个精神内核是互为表里，相互交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种伟大的治水精神，才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治水精神也堪称是天府文化的精髓所在。都江堰作为治水精神的象征，流淌的不仅是奔腾的清冽江水，更流淌着一种壮丽的驯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传统、一种造福千年的奉献、一种至圣至善的智慧、一个光辉而又独特的精神世界。
　　（三）人文的绚丽与厚重是天府文化的主要内涵
　　人文通常是指各种文化现象，而观念与习惯则是文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天府文化的绚丽特色与厚重内涵，在人文观念方面也有着非常突出的展现，包括神话传说、精神崇尚、信仰观念、文化习惯、民俗传统等等，自古以来就富有特色。譬如太阳崇拜的神话传说，就肇始于古蜀时代，先在巴蜀与南方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了北方与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东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古代蜀人撰写的《山海经》篇章中，就对十日神话作了精彩的阐述，说十个太阳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都是会飞翔的神鸟化身，每天轮流从东方的神树扶桑飞往西方的神树若木，②表现了独特的思维与丰富的想象。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它所流传的代表它的传统文化的典籍……巴、蜀之地当也有它自己的作品，《山海经》就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③三星堆古蜀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就有许多与太阳神话有着密切关系的珍贵文物，最为典型的就是青铜神树，堪称是十日神话最为生动而又形象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出现的射日神话，也肇始于古蜀时代。《楚辞·天问》有“帝降夷羿，革孼夏民”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④二者的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帝”就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的太阳之父帝俊。唐代成玄英注疏《庄子·秋水篇》时曾引用古本“《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⑤可知射日神话的由来，最早也是从《山海经》中的记述开始流传的。过去学界有人将“夷羿”说成是东夷之天神，显然是误解。其实关于“夷”，商周时代已形成“四夷”观念，东夷只是上古以来“四夷”之一，更多的则是指西南夷。譬如《史记》与《汉书》皆称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为西南夷，而称沿海地区为吴、越，对于南方则称南蛮与滇越或骆越，可知“夷”主要是指长江流域上游地区。上古夷人就以制造弓矢出名，有学者认为“夷”字的写法，就表示一个背着弓箭的人。任乃强先生认为，“‘夷’字，本取负弓引矢，狩猎民族之义。《西南夷》之夷字，用此义；非同《尔雅》‘东方曰夷’之义”。⑥可见西南夷擅长狩猎，很早就以制作弓箭闻名于世了。三星堆出土金杖与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上都刻画有长杆羽箭，便清楚地表明古蜀先民是善于制作和使用弓箭之人。毫无疑问，羿是南方神话系统中的射日英雄，他上射九日，救世除害，充分显示了豪迈无敌的英雄气概，这与前面所述的治水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①太阳崇拜与射日神话曾盛行于蜀地，现在南方有些民族地区迄今仍津津乐道，已成为我国地域民俗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项重要内容。
　　又譬如天门观念，也是古蜀时代的一个悠久传统，显示了古代蜀人独特的崇尚与习俗。扬雄《蜀王本纪》记述，秦朝李冰为蜀守的时候，“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②《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并记述了专门的祭祀，“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③古蜀族是兴起于岷江上游的一个古老部族，后来在成都平原开创了古蜀国，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蜀山（即岷山）是祖先起源的圣地，也就成了崇拜和祭祀的神山，同时也视为灵魂的归宿。三星堆出土玉璋的图案中，在两座神山之间就刻画有天门符号，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兽面纹斧形器上也刻画了天门图案，便反映了古蜀早期比较原始和质朴的魂归天门观念。之后在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汉代 3 号石棺上有“天门”画像，在重庆巫山东汉墓葬中出土的 7 件鎏金铜牌饰有隶书“天门”榜题文字，说明了这个观念的传播。《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有对东胡乌丸人死后送葬的记述：葬则歌舞相送，取亡者所乘马与衣物及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④蒙文通先生指出：“古时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巴蜀说魂魄归天彭门，东北方面又说魂魄归赤山，这都是原始宗教巫师的说法，显然各为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巴蜀神仙宗教说不妨是独立的，别自为系”。⑤天门观念并不单纯是一种丧葬习俗，也显示了古代蜀人独特的崇尚心理。而这种崇尚与习俗的独特性，也正是天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又譬如昆仑仙话的起源，也与岷山之域有着密切关系。古蜀时代已有“神化不死”与“得仙”的传说，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又说杜宇升西山隐焉。⑥古代蜀人撰写的《山海经》篇章中，也有很多关于鬼神与仙话的记述。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神话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系统，战国与秦汉时期则主要有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这时出现的西王母仙话、黄帝仙话、蓬莱仙话，就是由此演化而成的。⑦仙话竭力宣扬长生不死与得道升仙观念，获得了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信奉，因而大为盛行。早期的仙话主要以入山成仙为主题，与昆仑仙话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传说中的昆仑仙境究竟在西北什么地方，历来说法不一，当时并无一个准确的位置。昆仑仙话中的西王母掌管着长生不死灵丹妙药，或说“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或说住在昆仑之丘。⑧有学者认为，关于传说中的昆仑山，“其实并非一个现实的自然地理现象，而是一个幻想的人文（神话）地理概念”。⑨而“玉山”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玉垒山与蜀山或岷山的，王充《论衡·异虚篇》说“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①而岷江曾在较为漫长的时期内被古人视为长江的源头，后来才为地理学家们更正。扬雄《蜀都赋》中说到湔山与彭门，“北属昆仑泰极”。后来的《玄中记》中说“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孔，西北通昆仑”。②这也透露了古人心目中蜀山与昆仑山的密切关系。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中有等多篇为蜀人撰写，当然要写最熟悉的蜀山了。《山海经》中关于西王母的记载，所居之处的昆仑与玉山，便都有蜀山的影子。从时间上看，古蜀时代很早就有了仙化的传说，鱼凫的仙去应在春秋战国之前，由此可知蜀山是仙话的发源地。后来的昆仑仙话，很可能就是肇始于蜀山，从古蜀的仙化传说演化出来的。昆仑仙话中有开明兽，与鳖灵建立的开明王朝称号非常巧合，任乃强先生认为：“疑鳖令氏族以开明兽为图腾，自丛帝开始。是用昆仑神兽之义，以示威灵也”。③至于昆仑的说法后来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方士们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兴趣和幻想，而编造了许多新的传说，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成分，昆仑的地理位置也因此呈现出了越说越远越说越玄的情形。从考古发现看，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有大量关于西王母的描绘，从体裁内容到构图风格都别有特色，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便和蜀地自古以来的崇尚有关，也充分反映了昆仑仙话在蜀地的传播与流行。
　　道教的发源地，也在岷山之域。东汉末张道陵（初名张陵）为了创建道教，曾考察了很多地方，从沿海之滨到了洛阳等地，在北邙山修炼三年，并到过长江中下游许多名胜之地，后来西行来到四川，终于选定了大邑鹤鸣山作为隐居修道之处，由此而创立了本土宗教道教。道教兴起于岷山之域，并非偶然现象。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为道教的发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张道陵创建的道教（当时俗称“五斗米道”，后来又称为“正一盟威道”或“天师道”），是一种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以追求长生不死和成仙为最高目标，这与古代蜀人的崇拜观念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极易为蜀人所接受和信奉。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如出一辙的情形，也可能是张道陵接受了古蜀信仰观念习俗的影响，而加以了巧妙的改建，亦可看作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在新的宗教形式中的一种张扬。张道陵创建的道教，还有运用道法驱鬼去邪、使用符咒为人治病的方式和内容，这与古蜀时代昌盛的巫术，也是一脉相承的。道教中关于龙、虎的观念，也与古代蜀人的原始崇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仙人骑鹿也是秦汉时期蜀地广为流传的神仙话题，四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仙人骑鹿和龙虎都是描绘得较多的画面。这些显然都对创立和传播于西蜀地区的道教产生过重要影响，并为道教所利用，给予了新的诠释和发挥，融入了新的宗教形式之中。概而言之，道教这一汉民族最大的本土宗教，兴起于岷山之域，最先传播于西蜀地区，吸取凝聚了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中的许多东西，所以我们也可称它是中国内陆农业文明的产物。鹤鸣山和青城山作为道教起源的祖庭和洞天福地，不仅是蜀中地域文化的自豪，也是为中国和世界共享的一笔自然文化珍贵遗产。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蜀中始终是道教的重要活动基地，在道教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道教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通过西南丝路传播到了南亚地区，对印度的宗教文化产生过影响。④道教还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等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从古蜀秦汉以来，古代蜀人在艺术创作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表现。譬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对人物形态的刻画，有的极具夸张，有的生动逼真，其造型与工艺都堪称精妙。又譬如成都境内和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也独具特色，洋溢着浓郁的艺术魅力。出土的汉代陶俑如说唱俑之类，也妙趣横生，令人赞叹称绝。还有四川各地的汉阙与石雕，也雄浑大气，显示了雕塑与建筑方面的独特风格，在构思与技艺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古代蜀人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对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都非常熟悉并能运用自如，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这种艺术方面的精彩纷呈，独具一格的浪漫瑰丽，表现风格的神采飞扬，也充分显示了天府文化绚丽多彩的特色。四川考古发现的巴蜀图语，也是古代蜀人擅长形象思维的产物，有着非常奥妙的含义，虽然使人费解，却洋溢着匪夷所思的艺术魅力，展现了天府文化的独特与奇妙。
　　此外，天府文化在人文特色方面，从衣食住行到生活习俗，从传统观念到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交通文化、手工技能、节日庆典、语言交谈、崇尚习惯、文学与音乐、学术传承等方面，从物质文明到精神内涵，都有很多精妙而又独到的特点。
　　（四）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天府文化的重要动力
　　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也是天府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不断促使与推进天府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文献记载看，西汉初，四川的教育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文翁在成都创办了石室讲堂，促使了蜀地教育事业的兴旺，同时也开创了全国各郡办学之风，对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在汉景帝时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于是大力兴办学校，“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①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②值得提到的是，大文豪司马相如在赴京师游宦之前，曾执教于成都的石室讲堂。《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就记载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据秦宓引《地里志》说“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认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③《汉书·地理志》对此也有记载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而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④汉代蜀郡教育的兴旺，为蜀地带来了文化的灿烂，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量涌现。正如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得意之徒恂恂焉”。⑤从汉代开始，蜀地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风气，对后世的传承与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通过《华阳国志》与《汉书》的记述，可知文翁是继李冰之后在蜀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杰出郡守。天府之国由于拥有了李冰和文翁这两位客籍的杰出人物，而是多么的荣幸。用历史的眼光看，李冰和文翁治蜀期间的非凡作为，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冰为天府之国修筑了一条造福于历史的伟大工程都江堰，文翁则大力兴办教育获得了极大成功，不仅功在当世，而且影响深远，由此而开创了一代新风，使蜀地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昌盛的地区。17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府文化孕育了众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与人文积淀的熏陶与影响大有关系，同时也与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文宗在蜀，这种文化现象的根源，便与天府文化的孕育有关。除了蜀地诞生的许多杰出人物，还有很多外来的英杰之士，入蜀之后便都接受了天府文化的滋润。包容和谐的成都平原犹如巨大的聚宝盆，汇聚了来自于各处的英才，很容易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成都经常被人们称为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也是天府文化巨大的魅力所致，与天府文化给人的浸润作用和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是分不开的。
　　（五）成都的城市生活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
　　成都是天府文化最重要的汇聚之处，也是最能彰显天府文化亮点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一直是天府之国核心区域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从古蜀国开明王朝于此建都以来，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饱经沧桑却并未衰落，依然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光彩耀眼，如今已成为西南地区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会。成都的昌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奥秘，就是得益于天府文化的滋养，使之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城市个性特色，同时也始终张扬着一种特殊的城市文化魅力。城市的个性，其实就是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城市的魅力，说得透彻一些，也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兼容并蓄、保持个性、知快守慢、与时俱进、面向未来，这是成都城市生活的主要特色，就充分展现了天府文化的浓郁魅力。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以成都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城市的休闲特色，城市的舒适感觉、汇聚与包容的城市风气，知快守慢的生活节奏，兼容并蓄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这既是成都的个性特色，也是成都的魅力所在。成都富有特色的城市生活，与其独特的人文环境，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成都是一座宜居之城，也是一座创新之城，在成都不仅可以共享舒适的生活，也可以在事业上奋发努力大有作为。
　　众所周知，来自海内外的人们，只要到了成都，就能体会到天府文化的魅力。从名胜古迹到市井茶馆，从考古发现到川西古镇，从温润的气候到繁华的都市气息，从方言乡音到美食小吃，都闪耀着天府文化的个性光彩，给人以独特的感受。然后就会喜欢上成都，到了成都就不想离开，或者走了之后还想再来。天府文化的特色和吸引力，在成都可谓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彰显。
　　五、天府文化的地位、意义与影响
　　综上所述，天府文化不仅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发展岁月的历史地域文化，同时也是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传统地域文化。天府文化既有悠久的传承发展，又有不断的演化创新。如何准确认识和评价天府文化的地位、意义和影响，如何更好地倡导与弘扬天府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思索和掂量的问题。我觉得，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略作概括和评述：
　　首先，是天府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黄河与长江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摇篮，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文明也可称之为两河文明。位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知道，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源头，也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天府文化从秦汉以来，已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是中国富饶的内陆，既是中国的大后方，也是中国的后花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曾不止一次展现出其战略地位。天府文化也不止一次滋润了历史的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国，有着悠久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地域文化中，天府文化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鲜明的个性与深厚的内涵，或是巨大的凝聚力和立足西南面向世界的辐射作用，都生机勃勃光彩耀眼，正在继续谱写着绚丽多彩的篇章。总之，天府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显著而又突出的，是中国最富有魅力的地域文化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值得称赞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地域文化之一。
　　其次，是天府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当代快速发展的社会，在经济与文化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过去的传统街道已经被现代建筑所取代，城市规模已经成倍扩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也都彻底改观。这种快速的城市发展，为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但也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出现了很多令人思索和担忧的问题。比如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沃野千里、物产富庶，现在城市无限膨胀已经高楼林立，还在不断增加房地产的过度开发，而沃野良田却在日益减少乃至消失殆尽，这就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成都在今后的发展战略思路与布局上，应该遏制盲目摊大饼式的浮夸膨胀势头，大力加强对良田与耕地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了。虽然现在的物流非常发达，但潜在的隐患已经出现并在继续加剧，也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上常有盛衰变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所以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要有清醒的长远的思考，更要有理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谋划。文化始终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无论表面如何繁华，若有深厚而绚丽的文化内涵就会充满魅力，如果只有浮夸而没有文化内涵那就是一座肤浅而空心的城市。我们现在强调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最能精彩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会使城市充满正气精神焕发，也会促使人才济济更加兴旺，这应该是城市繁荣发展的正道。所以，重振和弘扬天府文化，对当代成都的建设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者，是如何弘扬天府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如何使天府文化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也是非常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个话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重视教育，充分发挥蜀地教育的引领优势，这是天府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弘扬天府文化最为关键的环节。二是重视人才，既要广招贤能之士，更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人才济济，才会使各项事业都占据优势，带来更加兴旺繁荣的发展。三是重视文化创新，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鼓励多出精品佳作，使成都再次成为文运勃兴之地。四是城市建设要更加重视人文特色与环境保护，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宜居环境，积极倡导更加健康绿色的良好生活方式，同时也要特别倡导和谐、友善、诚信、奉献的价值观，大力倡导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精神，进一步彰显成都的独特魅力。五是重视天府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机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及时改进自己的不足，这是亘古不变的兴旺之道。只有开放与交流的文化，才会海纳百川，永远充满活力，始终朝气蓬勃，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天府文化的优势，就在于既有深厚的古蜀传承，又善于汲取和融会其他区域文化的长处，面向未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继续带来新的灿烂和辉煌。
　　总而言之，我们过去讲巴蜀文化，主要说的是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而天府文化主要是秦汉以来在全国大一统行政格局下的地域文化，具有更为具体而深厚的内容，既有历史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有当今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以前所谓巴蜀文化，其自然地域范围比较宽泛而又笼统，是包括了巴、蜀两地，将成都和重庆等地都囊括在内的。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在行政上与四川分而治之，于是提出了巴渝文化的概念，对重庆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和新的诠释。现在成都和四川提出天府文化的概念，以此作为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地域文化命名，与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域的划分相互一致，也是名至实归，很有道理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以前说巴蜀文化，充分显示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现在说天府文化，更具有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特色。在传统地域文化特色方面，天府文化的概念更为具体也更加准确，在文化内涵上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也更能彰显成都平原地域文化的魅力。我们倡导天府文化，并非仅仅是命名了一个19新的地域文化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成都和四川的地域文化给予了更为深刻而又准确的认识。总之，天府文化的地位、意义、内涵特点，都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　作者简介
　　黄剑华（1949～），男，江苏沙洲（现张家港市）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蜀文明、秦汉美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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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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