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古城市之光

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萧易  白士林

　　留不住的异域商队

　　公元前1000年上下，一支异域商队来到成都平原，他们的马匹上驮着满载象牙、海贝的褡裢，跨洋越海的千里旅行在他们脸上留下了倦容。三星堆人远远望见了他们，然而，这些曾经是他们座上宾的异域商贾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们要去的是另一座城市，金沙。若干年前，三星堆古城已变得老态龙钟。昔日繁华的大街已了无生息，行人匆匆而过，并不愿意驻足；过去不远千里来三星堆做买卖的异国商贾如今也不见了踪影。商贾都是惟利是图的。最大的沉寂是王宫，这里曾是古蜀国王公贵族和巫师们的乐园，没有人可以随便来到这里。而现在，尘土和时间已经带走了它的辉煌与尊严。

　　对于金沙，三星堆人显然有着太多的不解与不平。他们对这座抢了风头的城市有的只是愤懑。公元2000年，在三星堆遗址出土14年后，金沙遗址亦在成都平原被发现。这两座古城轰动一时，考古学家将它们作了一个比较。然而，比较的结果却是惊人的。

　　金沙古城与三星堆古城具有着太多相似之处。金沙玉带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同为鸟、箭、鱼和人头；金沙小铜人的手势与青铜大立人一样，均为无限夸大紧握在胸前。金沙人日常使用的陶盉，祭祀用的玉斧、玉戈、玉璧都与三星堆相仿。这两座或许存在着竞争与瓜葛的城市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关联？

　　不同的城市文明

　　古城的没落代表着三星堆时代的终结。这是成都平原第一个“城市时代”。早在3000多年前，三星堆部落跋山涉水，来到成都平原。在以武力取得统治权后，他们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部落的农民开始在一块土地上定居，由于生产工具的革新和人工灌溉的发明，这块土地已经足供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让一家人维持生计。添丁添口是农民家中的大事，吃饭的人多了，劳力多了，他们自然想到了开垦更多的耕地。农民死后，耕地连同房屋一起留给了后代。与此同时，在一些领袖的筹划和领导下，一些偏远的土地和沼泽地也得到了开发。这项艰苦的工作并不能给农民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因此，他们只有绝对信任领袖人物，才能完成这些泽被后世的工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的首领逐渐脱离了生产，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由于农民的信赖，他们逐渐占有了一些剩余产品，工作便是为农民服务，偶尔“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中打发着闲暇时光”。领袖们后来层出不穷，分工也越来越细：一些掌管世俗事务，一些掌管灌溉，另一些则掌管祭祀，并逐渐居住于一处，这里最先可能是部落的祭祀中心。

　　很快，领袖们周围又出现了仆人、工匠、士兵、文员，他们居住在祭祀中心附近，中心的规模由此越变越大，逐渐发展为城市。不过，为了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大部分农民无法进入城市，只能留在土地上，日复一日的劳作才能换来丰收，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城市里的仆人、祭司、工匠或士兵。而在新开发的偏远土地和沼泽地垦荒的农民，则成为了离城市更远的一群人。值得一提的是，士兵出现后，祭祀中心再也不是农民们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了。

　　农民的劳作给成都平原带来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来得并不轻松，三星堆绝大多数人为它付出了努力。城市很快成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在这里，农民的劳作是城市兴起的动力；而在同纬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巴比伦人却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令城市出现。

　　给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市兴起提供动力的是商业而非农业。历史上，有两条黄金商道在美索不达米亚交汇，一条是高加索到波斯湾，另一条则是从叙利亚到伊朗高原。往来不绝的异国商贾来回奔波，带来阿富汗、伊朗的宝石、黎凡特地区的木料以及中国的丝绸，使这里成为全球贸易最繁忙的地区之一。

　　古巴比伦人逐渐意识到，比起耕作，经商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那些异国商贾是最可靠的贸易伙伴。对古巴比伦城的发掘便生动证明了这一点。城市里的古巴比伦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生前使用的陶器既粗糙又没有花纹，质量很差。然而，这却并非因为他们制陶水平低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周边地区出土过不少原产于巴比伦的陶器，质地优良，这表明古巴比伦人的优质陶器主要用于出口。

　　另一批巴比伦人则投身于服务业。货物要装卸，商人、马匹要住宿、饮水，商路上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若干驿站。考古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市之间的距离约为12.5公里，它们显然还保留着驿站的古老功能，城市便是从这些驿站起步的。农业和商业都能够促使城市起源与发展，两种不同的方式却给成都平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来了同样的繁荣。

　　分工明确的三星堆人

　　商周之际，三星堆古城迎来了它的高峰。蜀王和大巫师成为最高领袖，农民地位低下，与领袖之间逐渐产生距离。城市日渐繁华，作坊每日不休，生产陶器、美玉和蜀锦。蜀锦珍贵，利润丰厚，行销海外，引得异域商人不远千里前来，三星堆古城的街头时常可以看到这些牵着骆驼的商人。遗憾的是，古蜀国的史官并不称职，浩瀚的史料中竟然没有留下点滴关于三星堆古城的记载。直到1986年从尘封的泥土重见天日，我们才能对照遗址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繁华场景。

　　中规中距、井井有条，是三星堆古城给后人的第一印象。这座方圆3.5平方公里的城市被古蜀人划分成了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生活区四个区域。整齐划一的分区说明城市经过精心规划。

　　祭祀区是城市中是最神圣的场所。城市出现后，祭祀逐渐成为神职人员的专利。农民们丧失了主持祭祀的权力，一些神职人员掌管着祭祀，他们频频出现在祭祀区，用现实的权力祭祀着虚无的神灵。三星堆祭祀坑可能是他们最常出没的场所，祭祀仪式多在此举行。

　　住在宫殿里的却不仅仅是蜀王，与蜀王分享权力的是巫师。远古时代，国家的重大决策往往通过占卜实现，蜀王与巫师便在妥协中沦为一丘之貉。夏、商时期的国王都拥有着瑰丽的王宫，史书说商纣曾经筑了一座高千丈的鹿台，后宫佳丽无数，每日“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成都平原上的贵族和巫师可能也在王宫中有着此般纵情吧。

　　敲凿玉石的“丁、丁”声，顺着暗槽流淌的红色铜水，烧制陶器时工匠额头的汗珠，织布织锦的机杼声。作坊区是城市中最忙碌的一个角落，制陶的、铸铜的、磨玉的作坊整齐地分布在大街两侧。随着城市的兴起，一批农民脱离耕地，来到了城市，成了工匠。《管子》说的“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在成都平原看来也行得通，作坊往往与集市靠在一起，工匠和商贾们现做现卖。

　　城市在恐慌中没落

　　晚期的三星堆人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出土的城墙说明他们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三星堆的城墙横七竖八地横亘在古城周围，相互之间互不连接，连城门也没开；城墙又是梯形的，乃兵家大忌，根本起不到任何防御效果。如果说是为了防洪，南城墙建在马牧河几字形弯道上，丝毫不起作用。这几条匆忙修筑成的城墙只是壮观的摆设而已。

　　匆忙或许源于一些危机。然而，并没有足够的文献和文物指明三星堆古国此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变故。不过历史上城墙的功能却不外乎防洪和防御两种。也就是说，一场战争或洪水降临了三星堆。三星堆人修筑城墙，试图苟延残喘，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仓促修成的城墙漏洞太多，已经无法把他们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领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们已经从部落的服务者摇身变为统治者。由于担心着手中权力的丧失和无法继续自己的腐朽生活，逃离三星堆成为了最佳选择。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只有随着城市的搬迁背井离乡。父亲留下来的房屋和土地再也没能继续流传下去。

　　逃离是漫长的。三星堆人最终可能来到了金沙，此前的证据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三星堆人与金沙的联系。或许，蜀王和大巫师下令举城迁徙，其实对农民和作坊工人来说，这两座城市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缓慢地搬迁，一些人到死都没有离开三星堆古城。这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异域商贾驮着象牙和海贝走向了金沙。这些留守的三星堆人无力改变三星堆古城走向衰落的命运，搬走的人在陆续增多。

　　三星堆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它是一座因农业而兴的城市，古巴比伦诸城则是因商业而兴的城市。较之农业，商业是随意性更大的经济，只要有商路存在，因商业兴起的城市便可以长盛不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非没有动荡。山区的依蓝部落一有机会便杀向平原诸城；加喜特人一度攻入古巴比伦。然而，只要有商路的存在，统治权的易手对于城市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幽默的苏美尔人如是说，“借贷易如爱情表白，还贷难如妇人分娩”。可见让他们心忧的是生意。因商业兴起的城市何时会衰落？答案是有更好的商机出现。古巴比伦频繁、持久的对外贸易造就了一大批商人，在创造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他们不考虑国家利益的商人人格也成了城市的隐患。公元前530年，当波斯人进攻巴比伦时，经营商业高利贷的奴隶主和僧侣幻想着波斯帝国的广大市场，背叛国家，为波斯人打开了一道道城门……农业也好，商业也罢，其实在城市的起源之初，它们的命运便早早地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