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913事件后林彪机组人员的命运

本文摘自：《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9·13事件》
⊙ 作者：康庭梓  出版社：中国青年版社

　　导语：世界航空史上少有一架专机的机组有走有留。更为奇特的是，林彪专机的航迹竟然偏移到蒙古的温都尔汗！身为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员，“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本书作者首次还原了林彪专机的全部活动过程，同时真实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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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与叶群

一：六神无主
　　林彪专机强行起飞近一个小时后，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撤离了现场，空旷的山海关机场又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在沉重的夜色中静得有些可怕，与这种客观环境极不相称的是机组剩下5个人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
　　面对停放过256号专机的停机坪与三位机械师睡过的房间，回想起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怵目惊心的场面，真好比五雷轰顶，机组五个人的脑子就像要炸开一样，不知如何是好。从调度室主任那里，从山海关场站那里，该问的都问到了。8341部队警卫团的领导丢下的话就那么多，当时，能够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其余任何方面的情况都无法继续了解。突然间，机组人员就像陷入了无底深渊，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立。
　　此外，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向我们袭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上出了问题，肯定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普通专机任务的派遣，都要经过空军最高领导机关，然后逐级往下，层层落实。在专机部队，除了对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个业务部门分头把关外，机组的搭配情况也要经过主管领导的批准，保卫部门甚至航空医生都要以某种形式表示对任务机组的负责。普通专机任务尚且如此，重要专机的涉及面就会更大、更广。因此，这个问题的发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很难设想。具体会影响到哪些单位、个人，也无法预料。但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首要的一步就是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眼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机组5人相对无言，一筹莫展。紧张的心情赶走了困乏与睡意，昨晚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意外事故的发生把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推到了极度兴奋的顶端，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怎么能安然入睡呢？机组5人虽然年龄各异，经历不同，但不得不承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使自己陷入六神无主、无限被动的境地。

二：一心找领导汇报情况
　　作为军人，在如此典型的军事行为中发生了意外，很自然地联想到要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奇怪的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除了256号专机起飞不久，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回答过空军参谋长的电话询问之外，就再也没人主动过问机组的任何事情，机组人员急于找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的心情一下子被冷落了，以往执行专机任务在外时那种处处得到各方面呵护的景象一点儿都没有了。在一时找不到组织、找不到领导、短时间失去依靠、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机组5人，包括还是战士身份的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的5名党员，没有忘记一名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具备的组织原则。
　　执行专机任务是一位军人、党员在自己战斗岗位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及时地向组织汇报所发生的一切。平时，包括飞行训练在内的每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都要对当天的飞行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对飞行中出现的任何不正常现象，都要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地空军领导及北京的大本营进行汇报，以求得领导的意见与支持。12日晚22点多钟，机长潘景寅不是也在召开机组会，讲评当天仅半个多小时飞行的情况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吗？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能够听我们汇报的上级或上级的领导。
　　后来证实，我们机组当时的思想方法有多么单纯、幼稚，一个国家与党的第二号人物、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副统帅，坐着自己的专机叛国投敌了，当时，还能有哪一级领导能有心思坐下来听你的汇报并指示下一步行动呢？如果真的有哪一位领导过问当时机组的情况，所过问的情况也会成为日后被审查的内容。
　　13日上午，机组五个人在一起，除继续回忆突发事变的每一个细节之外，集中的话题就是推举机组副驾驶员、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获取指示。这一点真像电影故事里所表现的那样，一个在战斗中与大本营失散、脱离联系的小分队，为了在找到上级组织之前，独立地开展工作，自行组织起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战斗集体，依靠自己的团结与毅力，继续战斗下去。为了处处体现党的领导作用，机组执行任务在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组成临时党小组，同样，三叉戟256号专机组也有自己的党小组，党小组长由领航员老李担任。
　　副驾驶员陈联炳，是1947年在安徽老家，由一个十几岁的放牛娃当上解放军的。全国解放后，紧接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他就是从朝鲜战场上被挑选当上飞行员的。当时，100名被选中的志愿军战士分乘两辆卡车回国，途中遇到美国飞机的轰炸，一枚炸弹正落在其中一辆卡车上，他亲眼看到50名战友被活活炸死，无一生还。陈联炳深记国仇家恨、满怀报国之志进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同机长潘景寅一样是我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航校毕业进入专机部队，成了一名出色的专机飞行员。他飞行作风果断、泼辣，反应敏捷，有较强的飞行悟性。专机师的飞行机种，除了直升机等个别机种之外，他都驾驶过。在他的飞行员工作日记里，同样有着最光辉的一页，那就是担任副驾驶员，执行过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专机任务。1964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回国降落在新疆和田机场后，准备到新疆各地视察工作，但是，当时除了和田机场外，其他各地均不能降落伊尔18飞机，只能用伊尔14飞机代替。陈联炳驾驶伊尔14飞机在新疆喀什机场起飞时，由于机场没有夜间照明设备，就临时用人工点燃火把，排列在跑道两旁，代替固定的跑道灯光，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周总理等一行视察新疆各地的专机任务。我在航校毕业，被分配到专机部队后，在伊尔14飞机上，他是我的带飞教员之一。在改飞三叉戟飞机之前，他担任驾驶苏制图124飞机的工作。在引进不久的三叉戟机种里，他是除潘景寅之外的第二号“种子”，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外，还担任着三叉戟飞行中队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陈联炳一心扑在飞行工作中，当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他正执行专机任务在外地，没有因此影响飞行任务的完成。陈联炳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同志们送他外号“陈二虎”。
　　眼下，师里的副政委、机长潘景寅同3位机械师飞走了，机组剩下的5个人中，只有他的行政职务最高，资历最长，面对事变，他肩上的担子比别人更重，他的情绪变得比平时更急躁。陈联炳一改平时那爽直豁达的脾气，很认真地问党小组长老李：“你看咱们该怎么办才好？”平时，在这位老兵面前，似乎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为难的事情，一天乐呵呵地飞来飞去，这一次他可真的没了主意。
　　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是1951年入伍的老领航员。1935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但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是好心的养母把他带大的。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专机师工作，曾多次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也曾随专机飞行到达过10多个国家，其中还以专家身份在越南工作9个多月，不仅多次为胡志明主席专机领航，而且，越南空军的首批领航员也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他性格幽默，有超人的记忆力，全国多数机场的有关资料都能背下来，有些导航台的频率就像背常用的电话号码那样张口即出。也许是过人的聪明与太多的知识取代了头上的黑发，刚30多岁就过早地秃顶了。他高兴时，经常哼唱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人们送他外号“拉兹”。他多才多艺，喜爱绘画，别人让他写一个观看电影《地道战》的通知，他还在通知的下面画上一幅地道战的画面，看上去幽默形象，感染力强。老李与我国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结为伉俪，两个人都是从事空中领航员的岗位，在专机任务中受到过周总理、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老李两口子真可谓比翼齐飞，夫唱妇随，全家都扑在了祖国的航空事业上。他们有两个宝贝女儿，工作忙起来就不能及时回家照看她们，全靠孩子的姥姥照应家中的一切。眼下，老李面对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拉兹之歌》，他眉头紧锁，情绪有些低沉。听到副参谋长陈联炳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上级这样发愁、为难，平时善于诙谐、谈笑的他，此时此刻说什么也幽默不起来了。张了张嘴，眨巴几下眼睛，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老陈，浙江人，是一位年龄和副驾驶员差不多的老通信员，他性格沉稳，技术精湛，在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许多次国内外专机任务。尤其出国飞行时，空中需要英语对话，当时，能担当此任的空勤通信员寥寥无几，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克服空中语言障碍，多次出色完成国外的专机任务。1965年执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时，阿尔及尔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据说这个消息开始是由美国飞机上传出来的，由于老陈等人的精心工作与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比较早地获知这一重要信息，使一同前往的两个机组临危不乱，主动应对，及时返航回国，受到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记集体二等功的奖励。老陈善于动脑，酷爱学习，下象棋时，他不看棋盘，通过遥控，就可以战胜许多对手。面对突发事件的现实，他的话不多，经常陷入沉思。
　　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虽然是位年仅20岁的女孩子，但她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出一位姑娘少有的成熟。13日上午，当我们比较冷静地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小魏虽然很少发言，但她的情绪同我们一样沉着、冷静，从凌晨开始，在那夹杂着枪声的混乱场面里，她没有因为恐惧、慌乱而掉过一滴眼泪，她不但没有成为机组的拖累，相反，她的坚强为我们机组其他人员的低沉情绪增加了一点生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机组人员逐渐摆脱凌晨那激烈、混杂、简直像做噩梦一样的场景，慢慢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开始对256号专机任务飞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原来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得不加以认真地分析了。例如明明使用的是256号专机，为什么要使用252飞机的代号呢？机长潘景寅只是一味地多加油，为什么就是不讲到什么地方去的航线呢？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重要专机任务保密”的需要。可是，“重要任务”与凌晨发生的事件相比，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格格不入的……机组人员在一起越分析越认为问题很多，而且很严重。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大家研究决定，还是直接向中央汇报为好。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找中央那位首长呢？机组人员又一次陷入茫然之中。就这样机组处在设法解决“向上级汇报情况”的焦虑与无奈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13日上午，就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机组5人仍在全心全意地想着专机，想着汇报，想着许许多多需要马上做的工作。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海军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惊呆了。

三：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自己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对自己来说尽管是离奇的、突然的，但总可以凭自己的分析判断，从不同的方面找出它的因果与逻辑关系，这些很可能是不准的，但总不会离题万里，不着边际。平时，人们比喻突然发生的事情，总是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可“梦”总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相比之下，1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对机组人员而言，不但无法从现实中找到任何痕迹，就是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所以，从13日凌晨开始，发生在机组身上接二连三的事情，都是机组5人所始料不及的。
　　不准到食堂就餐的消息一下子将机组人员的思路堵得死死的，机组5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就不约而同地走出招待所的房间。此时，映入机组人员眼帘的另一个场面同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军人招待所平房的前面是一片种有树木的开阔地，在这片树木的外面，隐约看到身着海军服装的战士在游动，一切都明白了！13日凌晨，海军场站的领导还同我们在一起，谈论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悄悄地离去了。原来，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表面看来我们同海军场站的同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由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笼罩过来，这个阴影使我们顿时不知所措，甚至迷失方向。从那个时候起，我做过一切努力，想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在招待所门口，机组5人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什么，本来已经很沉重的心，又重重地压上了一块石头。
　　此刻，我同其他人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向领导汇报”的事情了，思想上的这个急转弯来得虽然突然，但显得那样自然，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愿意听机组的汇报。在我们一心一意推举团副参谋长做机组的负责人，想办法寻找上级领导的时候，北京的大本营、空军司令部甚至包括海军司令部在内，已经没有哪位领导准备接受我们的汇报了，有的就是眼前看到的招待所四周的流动岗哨与明显感觉到带有恐怖气氛的环境。共同意识到，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由。这种被人监视、看管的现实与刚才机组一心想着工作的心情相比，落差太大了，我们无论如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顿时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因为，按理而论，虽然还不知林彪专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能把我们看管起来！
　　午餐虽然是在招待所吃的，仍然是空勤灶待遇，但大家谁也没有吃好，心里好像堵着什么东西。因为，大家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
　　13日下午，那个“向领导汇报”的话题被彻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招待所周围设岗布哨，说明将来不是“汇报”的问题，而是“交代”的问题，同时也意识到256号专机去向的严重性。机组5人过去执行不同等级的专机任务不计其数，从保证专机任务的安全出发，机组每到一地，吃住也都受到较好的安排，可谓“座上客”，可是今天，在全国最高等级的专机任务面前，却变成了“阶下囚”。我曾几次闭上眼睛，绞尽脑汁反复审视发生过的一切，甚至天真地假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要是一场梦该多好啊！梦中虽然可怕，但梦醒后回到现实中来，一切都平安无事了。然而，这比梦中构思还要离奇的现实所带来的不幸正渐渐降临在机组每个人的头上。
　　机组人员彼此之间很少说话，陷入不可名状的沉思之中。招待所的门外是一条长廊，长廊的边沿有一个不到半人高的矮墙。领航员将一条腿放在矮墙上，低着头在画着什么。服务员小魏坐在墙上，一只手托着带有稚气的脸庞，瞪着大大的眼睛向远处眺望着。副参谋长陈联炳两手背在后面在走廊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只有通信员老陈静静地脸朝上躺在床上，两手交叉放在头下，默默地在想心事。我抬头向大家扫视了一眼，论飞行岗位，在单位每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空勤尖兵，人民空军的空中骄子。眼下的四个人，两位飞行员、一名领航员、一名通信员，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一流的空勤小组。可是，再看看每个人的装扮，除了头上戴的军帽和上身的夏季飞行服之外，根本看不出像个在外执行任务的空勤机组。机组平时出差在外，除带上必需的航行资料外，还要带上洗漱用具和洗换的衣服，每人起码有两个包或一包一箱，有的甚至还带着学习的书籍和杂志等。可眼下的机组，除了我本人同领航员老李因潘景寅加16吨油的消息多带了一个装有两件备用衣服的提包外，其余的两个男人，连牙具、毛巾都没有带，连身上仅有的夹在腋下的航行资料包也放在飞机上被带走了。每个人都共同想到的北京—山海关往返飞行时间最短的任务，现在却变成了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我们苦苦热爱的飞行岗位来说，从短短30分钟的航行开始，已踏上了远离飞行岗位的不归路。
　　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上衣口袋，发现里边装着一把自行车钥匙，这是我9月12日星期日下午，利用任务值班的时间，将自行车擦干净后，钥匙也就顺手装进夏季工作服的上衣口袋里。
　　抚摸着手中的钥匙，我顿生思家之情。自从1970年改飞三叉戟以来，由于任务繁忙，我基本上没有在家度过一次节假日。工人出身的妻子很支持我的飞行事业，她深知当军人之妻难，当飞行员妻子更难，让丈夫分心多了，会影响飞行安全，就一个人挑起了全部家庭重担。记得，有一次她因不满周岁的儿子生病打电话给我，我急于到一楼找领导请假，我的宿舍本来是在三楼，回来时情急中我跑到二楼对应的房间破门而入，引起笑话。虽是一件小事，但妻子却想到如果是在飞行中出了问题事情可就大了。从那以后，妻子再有急事，就争取一人处理，尽量不让我知道，使我将全部精力集中放在飞行工作上。
　　此外，每次执行任务回来，她从不向我打听拉哪位首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来是为了保密，组织规定，执行任务归来，就连身边的同志也不能谈论有关专机任务的去向及乘机首长的情况，更何况是在家里。二来时间长了，在家里也养成了习惯，谈话中不主动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家三口住着不足14平方米的老房子，同邻居家的隔墙是用纸糊的，虽是两家，听声音就和一家人一样，这种环境就是有许多话也就无法说了，更不要说有关单位工作方面的话题。
　　但是，有一点妻子是很清楚的，她知道我驾驶的飞机是新的三叉戟，执行的任务也是很重要的。1970年，我到广州白云机场学习改飞三叉戟飞机，一去就是三个月。学习结束时，身上剩下一点广州市的购物券，不使用也就作废了，就顺便给儿子买了两件小衣服带回北京。没想到这一普通的举动带给妻子特别的惊喜，让我也感到意外。原来是我这个人太不顾家了，平时除了飞行之外，几乎没有考虑过家庭生活问题，更没有想到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我要为这个小家庭做些什么。给孩子买衣服在别人家里是件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个打破纪录的空前壮举。在飞行员的三口之家里，这件小事使我感到非常内疚。在繁忙的飞行工作中，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们母子俩过得幸福一些。
　　9月5日星期日，没能等到妻子下班回家（妻子长年星期六休息），我就锁上家门蹬上自行车直奔西郊机场上班去了。部队规定，家在城里的人必须在星期日18点以前归队。在这个星期里，我不知又飞了多少次。
　　此时，我看到在招待所东头办公的调度室主任老李的行动也在被限制之列。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三部电话，昨天晚上还响个不停，而现在好像也同他的主人一样被管制了起来，变得鸦雀无声了。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能够回北京家里看看了，9月7日我飞山海关同他聊天时已经看出他思家心切，眼下又出了大事，何日回家，更是遥遥无期了。就是这个主任，在被审查期间，妻子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盼望着父亲的归来，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2日晚，随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关的程洪珍和两个女兵，从出事开始就被关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三个人当时也给机组人员留下一连串的疑问，可是，看看机组人员同他们一样被管制了起来，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没有任何精力和心思去想那么多的事情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后来的事实说明，机组5人在山海关现场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心一意想着向领导汇报，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事件会给自己的亲人和家庭带来什么不利，也没有一个人想到给家里打个电话或写封信。因为，在13日的上午，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机组人员是自由的，在这可贵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并不难。这点忽视造成家里的亲人从“九一三”事件爆发到11月份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里，为能打听到我们的下落东奔西跑，焦急万分。

四：押解回京
　　9月14日，即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下午，机组5人在海军同志的“陪同”下，从山海关坐火车离开，海、空军之比为2∶1。开始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在山海关火车站临上火车时，才从车厢上的标志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车之后我发现乘坐的还是软席卧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软席卧铺列车，还附加了这些特有的条件。从空中而来，贴地面回去，残酷的现实给专机飞行员们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
　　火车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到北京车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机组每人及“陪同”的海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很快就左转弯向西，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样美丽而又静谧，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安静有序，国庆节前的天安门广场也有很多人在为搞庆祝活动而忙碌着。然而，此时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紧张地工作着。我抬头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林彪总是手拿小红书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情境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国庆节林彪还能出现吗？今年的国庆节庆典活动还能像往年那样在这里大规模地举行吗？不可能了！当时虽然还不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但就机组5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途经天安门广场后，汽车行驶的左前方就是我的家，在那小胡同四合院内的南房的一角，有着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小巢，妻子带着儿子起早贪黑地在离家很远的酒仙桥上班，我偶尔休息一次也要围着煤球炉子转。虽然各忙各的，总算还有一个团聚的地方。现在，妻子和儿子在干什么呢？我周六晚打电话到现在只有3天的时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这短短的3天时间里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现在离他们咫尺之遥，却向着离他们更远的方向而去。
　　机组的服务员小魏说，当火车驶进北京站的时候，她在火车上都能看到自己家的房子。这位年轻纯真的北京姑娘，在如此大的变故中显得更加成熟了，她小小年纪就接受到残酷现实的洗礼，同机组中四位大哥哥一起去迎接那想象不到的另一种生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