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使命与担当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王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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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在近日召开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8年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120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相关机构的5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使命与担当”的主题，从多元关系、民族文化、民生建设、地域连接与族群互动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关系视角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教授周大鸣作了题为“理解‘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主旨发言。在介绍了民族走廊研究的理论起点和研究要点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民族走廊研究的新看法。他认为，走廊有着远比道路涵盖范围更广的意义，它是历史上形成的相对稳定同时又有一定变迁的特殊地域，是人类活动加之于山川、峡谷、河流等特定自然环境上而形成的通道和居所。民族走廊本质上是华夏文明“中心”与“边缘”联系的地带，它既是族群互动接触和形成多元族群的地域，又是文化、商品在区域间流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通道。对民族走廊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在历史中国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国家整合模式的差异和族群互动方式的多元，同时又具有以走廊为基点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通过走廊地区看中国，使得谈论中国的超越性更易于理解。这种对现代中国的理解既超越了古代中原中国的单一文明局限，也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有形边界的封闭局限，有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另外，从走廊地区看中国，更利于为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构筑寻求启示，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层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在题为“‘一带一路’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人类学的创新突破带来了新的契机，新形势也要求人类学学者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是长期以来彼此共存的，不能强调一个而忽略另一个。今天的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把村庄、社区当作研究对象的传统研究范式，把目光集中到关注人类社会的“多”和“一”的关系问题上来。只有将对于人类世界的变化关注及适应思考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时，人类学才不会因失去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遭到淘汰。赵旭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关系问题是持久的互惠问题，其理论核心仍然是人类学家用于研究人际关系时所采用的互惠交换理论。中华民族的概念即是为了适应世界新秩序而考虑内部如何整合时而诞生的。我国向来不缺乏处理“人”和“我”之间关系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在内核深处并未发生断裂，因此我们在处理文化间的关系时便有了自由选择余地。应该破除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避免用西方的框架来“制造中国”，在处理内外文化关系上要有中国自己的主张。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题为“中国历史的元问题”的主旨发言中，展示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框架，即把边疆史作为重述中国史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打通了对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的历史解释，为从史观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值得探讨的理论路径。他谈到，儒家文化的实践受到定居农耕生活的环境适应力限制而难以越过长城、突破嘉峪关与湟水谷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中原、草原、西域绿洲、雪域高原等地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天然地形成了多元秩序体。多元秩序体间相互塑造、相互生成，构成一个共生演化的体系，古代中国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这个体系在古代最终演化为清王朝时期一种整合了汉满蒙回藏的内部均衡状态。内部的和平带来了人口大爆炸，劳动力成本压缩，导致了中国经济、技术出现了内卷化的结果，发展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加入世界体系成为了中国突破这种状态的历史内在需求，近代转型的道路就此展开。中国的过剩人口，必须在政治上完成自我整合后才会转换为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的竞争优势。然而传统的办法已经无力使中国完成政治整合，革命遂成为中国在现代转型道路上的重要手段。革命的成功，必须超越于汉民族主义达致中华民族主义，以对内匹配中国的多元复合结构；同时又必须超越中华民族主义达致世界视野，以对外匹配中国的超大规模。在这样一种贯通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的解释框架中，边疆史始终是解释整体中国史时一个必需的构成性要素，边疆学因此也在学术地图当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定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功能视角
　　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结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泉。纵观有关民族文化研究的大会发言，多集中于对文化功能的人类学研究、对文化的开发利用方面的关注以及民族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分析。
　　昌吉学院副教授张莉通过对哈萨克族舞蹈的观察研究发现，舞蹈是体现哈萨克族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哈萨克族舞蹈动势的特征体现着哈萨克族社会生活的特性和中华民族的共性，体现着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承载社会生活交融的功能。保山学院副教授侯兴华在研究傈僳族丧葬仪式钻蓬的社会功能时发现，作为民族仪式文化的钻蓬具有社会控制和社会慰藉的功能，体现了地方民族文化对社会治理的当代社会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博士刘婷基于对鄂西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中的文化空间进行的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的空间也应该是文化的不容忽视的部分。文化空间既是历史主体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产物，也是自然环境作用于文化的产物，既要关注文化、又要关注自然。来自长春大学的戴士权关注了吉林省满族体验型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可以提升的空间，探讨了通过开展文化体验性旅游增进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此外，中南民族大学博士陈文元在研究广西南宁“三月三”歌节时发现，作为民族关键符号的节庆，有着展现文化互动和民族认同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硕士宋丹在研究特色小城镇建设时发现，西部城镇多样化的民族风情是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重要资源，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南大学副教授黄秀蓉通过研究发现，苗族的族谱对境外苗族的中国认同起着重要的作用。来自吉首大学的杨浏熹认为，民族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学者们普遍认为，民族文化是体现各民族社会生活互动的重要载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文化体验活动等方式，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生建设视角
　　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实现各民族共赴小康，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民族地区实施的精准扶贫举措以及相关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
　　贵州大学教授梅军提出，“精准扶贫”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中，精准扶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马豪以党和国家在云南省勐腊县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经验为例指出，“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在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边境居民的“五个认同”得到了加强。需要充分考虑民族边疆地区的边境性、贫困性、民族性、国际性等特性，在促进边境发展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民族大学教授朱玉福以门巴族、珞巴族为例指出，人口较少民族必须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如充分利用本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实现精准脱贫。浙江丽水学院副教授黄丽群通过讲述浙西南民间戏曲的生存困境，强调了保护乡村文化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学者们一致认为，民族地区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发掘自己的优势资源尤其是自身的优秀文化资源实现精准脱贫。而民族地区脱贫目标的实现，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共生视角
　　不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面。其中，文化的和谐共生主要表现为城镇化背景下多种文化的交融适应和文化连接地带的多元文化互动。
　　《民族教育研究》编辑徐珊珊结合教育对口援藏等实践提出，教育事业在我国确实发挥着“社会阶梯”的功能。从“多元文化再生产”的概念出发，她介绍了民族教育发展中多元文化赋能与多元职业发展并重的新思路。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温世贤在针对苗族务工者的研究中发现，进入城市打工的少数民族能很好地使本民族文化成为自己适应现代化城市文化的有利因素，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城市文化的交融。丽水学院副教授方明在研究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跨国婚姻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国外的跨国婚姻对象融入、适应我国社会的“四维”模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罗士泂通过对沟通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太行八陉中的一个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发现了道路功能的转变对通道区域社会生活面貌的影响作用。云南大学博士和梦在研究中发现，民族边疆地区由于多元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具有混融特点的宗教文化，对构建边疆社会和强化边境居民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王含章则主张将国内的民族走廊和通向国外的丝绸之路关联起来考虑，把民族走廊连接多元文化的沟通功能放大到国际视野中，为国际民族关系的研究和现状问题分析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