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

源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 李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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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本文通过综述已故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问题的论述，说明藏彝走廊与民族走廊学说的具体内涵和研究范围，表明了进行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问题的相关性。简要概述了目前国内对该学说研究的进展情况，高度评价了费孝通先生对藏彝走廊和民族走廊学说研究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费孝通;论述;藏彝走廊;民族走廊学说;研究成果

　　“藏彝走廊”是已故的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而这一学术概念又是与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息息相关的。费先生的上述学术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贡献，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本文着重探讨他所提出的藏彝走廊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
　　民族学与民族史学术上的“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崛江、大渡河、雅碧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主要是这几条江的下游不在此区之内。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枯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在此一区域的南部，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乃至汉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同时，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该走廊现今共有人口1000余万，其中有530余万是少数民族，其余的是汉族。
　　在这条走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少数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还积淀着许多至今还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保留在他们的信仰、文艺、风俗、习惯等诸多方而。从石器时代起直至现在，众多民族都在此留下了自己活动的实物证据，其内容之丰富兹毫不亚于中原地区。这些宝贵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我国西南地区乃至中南半岛各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融合与分化以及各民族的历史、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诸方而均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而这一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边防的巩固、边区的开发、民族团结的增进和实现当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藏彝走廊研究，费先生生前曾经作过五次阐述，是他为我国学术界所留下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第一次，是1978年9月，费先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的一次会议上，以《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为题的发言中，首先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问题。他指出：“要解决(民族识别)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而，把北自甘肃，南至西藏西南的察隅、洛瑜这一带地区全而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而。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氏、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现在这个走廊东部已是汉族的聚居区、西部是藏族的聚居区。”接着，他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他还指出：“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于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洛瑜。”[1]
　　费先生上述论述，虽然在当时是就民族识别问题而言的，但它在学术上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民族识别的范围局限，而为民族走廊学说奠定了学术基础。众所周知，关于藏彝走廊的地理、地貌、民族、历史特点，前此已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关注，并有一些论述问世。[2]而外国学者有如法国藏学家石泰安(R·A·Stein)那样，也曾提出过“汉藏走廊”的说法[3]。但他们均未有系统的“藏彝走廊”之说和为中国的民族走廊立论。费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高瞻远瞩，首创此论，其功厥伟。
　　第二次，是1981年12月，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以《民族社会学的尝试》为题的讲话中，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性并全而地阐述了他的民族走廊学说。他说：“西边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睡的这个走廊。历史上系属不同的集团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它们正处在汉藏之间。这几个大民族在这地区你去我来，我去你来搞了几千年。来回的历史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冲积和沉砂。所以，我在前几年曾经指出过，这是一个极值得研究的地区。”此中费老所说藏彝走廊中历史上系属不同集团建立的强大政治势力，当主要指自唐代以来政治势力覆盖该走廊的吐蕃、南诏和大理等几大政权。这些政权在历史上都曾一度影响到整个中国发展的进程。费先生又接着指出：“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费先生还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4]
　　以费老上述论述可知，他除了再次阐述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意义外，还完整地提出中华民族聚居地区是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的看法。关于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部的高山森林区、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中原区，而走廊是指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①此中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故板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走廊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因此，民族走廊更值得深入研究。费老对中华民族分布格局勾画出的板块与走廊，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而对其研究则涉及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等诸多学科的内容。为此，必须进行民族学科及其他社会学科的综合研究。
　　第三次，是1982年4月，费老在昆明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讲话中，着重就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讲述了意见。他说：“1978年那次讲话我提出民族研究要提高一步，怎样才能提高呢?我觉得今后需要进行宏观的研究，用全而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不要仅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研究。今后中国的民族还是要变的，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变化的方而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关系是怎么样呢?它本身规律怎么样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他接着说：“根据我们30多年的经验，需要重新考虑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搞。现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六个省、区的有关同志对崛江、大渡河、怒江、澜沧江、雅碧江、金沙江这六江流域的民族进行考察，这是很好的。好就好在，第一条它打破了行政上的界限，第二条它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他再次鼓励和要求大家：“我们不要一个虚名，不要人家拍手，不要搞得热闹，要扎实地工作。现在的名声比我们实在做的超过很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去做，慢一点不要紧，不要急躁，不要踏空。”[5]
　　费先生上述论述主要讲了三个观点。首先他认为要做好我国的民族研究，包括藏彝走廊即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研究在内，都必须有宏观的视野，必须具备全而与整体的观念，即令是微观的研究也必须将其放在宏观的视野之中始能奏效，这是一个总的思路问题。其次，他认为民族调查还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不应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第三，他认为民族调查仍必须诸种学科并举进行综合研究，以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后两者既是一个思路问题，也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费老是根据我国在此之前民族调查中的一些缺陷，才有针对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的，这不仅对纠正当时研究工作的缺陷有帮助，而且也是今后民族调查应遵循的准则。由此可见，费先生所关注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其中不仅有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有实际工作中的思路与具体工作方法的问题。
　　第四次，是1982年5月，费先生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以《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为题的讲话中，再一次深入地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的理论问题。他说：“……那个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洛瑜地区的民族构成，外国人搞不清楚。这里发现有水田技术很高的阿帕达尼。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从照片上看，他们头上也有一个髻，同彝族的‘英雄髻’很相似。语言我们还不清楚，没有材料作比较研究。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藏族是从拉萨为中心，慢慢扩大的。……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我是在1979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四川、昆明的同志准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了，西藏也参加了。调查的地区称作六江流域，就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等六条江;从甘肃下来一直到云南怒江、西藏的洛瑜地区。这就不是一个省，而是几个省几个自治地方联合调查了。这个计划，领导上很支持，说很好。但是不那么容易，要做很多工作。……以上讲的，是西南的那一条走廊。”接着他说：“另外一条是中南的走廊。”当他在分析了这条走廊中的苗瑶、壮侗语族复杂的情况后提出：“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舍、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今后的发展问题也不同样。”他继续谈到：“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兹绸之路’到新疆。在这条走廊里，分布着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他们是夹在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中间。有的信喇嘛教，有的信伊斯兰教;有的讲藏语，有的讲蒙古语，有的讲突厥语，也是很复杂的，不容易处理。有些民族讲两种语言。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看来，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而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而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6]
　　有如上述，费先生在此不仅详述了研究藏彝走廊的学术意义，而且还阐述了南岭走廊与西北走廊在民族学、民族史、民族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从而完善了他的民族走廊学说。众所周知，西北走廊即地理学上的河西走廊亦即古代西北兹绸之路之所经，大约沿祁连山的东北和西南两侧由黄土高原进入新疆的盆地。这条走廊从古迄今均是自然通道，古今有多少民族都在此演绎出壮丽的篇章，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而南岭走廊则较少为人所知。所谓南岭山脉为横亘于湘、赣、粤、桂四省区边界一系列由东北向西南走向山地的总称，乃长江、珠江的分水岭，其中自西而东，以越城、都庞、萌诸、骑田、大庚等五岭为高，故又以五岭代称南岭。南岭山脉中有数条横贯东西、南北的通道(走廊)，即费老所称的南岭走廊。其中由东至西一条道路，即1934年红军一方而军离开江西后长征所经之途，而较为人知。[7]南岭走廊亦从古至今为各民族流动的途径，费老青年时期即在这一带从事民族调查。此后，又多次周旋于该走廊之间，故深知该走廊的重要意义，而特为提出。以上费老提出的我国两横一纵的三条民族走廊的格局，完整了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固然对这些民族走廊究竟应如何命名，而这些走廊中尚有一些作为连接的较小的走廊仍需继续研究以及我国其他地区是否还有类似的民族走廊的存在等等，都可以进一步探索。但是，费先生首次创立了民族走廊学说，其对于民族学、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则是十分重大的。
　　第五次，是2003年11月6-8日，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费老当时患病在身，他特为会议发来贺信，再次阐述了藏彝走廊研究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意义。他在这封贺信中说：“听说11月上旬将召开‘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我特别高兴。我是‘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人之一。二十多年前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与我当时对自己的民族研究经历的反思是分不开的。‘藏彝走廊’上频繁而密切的族间交往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早已引起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界的注意，我自己在民族调查研究中初步看到，中国存在几个这样的‘民族走廊’，而‘藏彝走廊’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六江流域天然的河谷通道，民族种类的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密切接触和交融。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他又说：“前些年，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针对世界格局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说法。‘文化自觉’，指的是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展望新世纪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研究，我们能看到这些学科所承担的，正是‘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最后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西南地区的同事们对于这个问题给予关注，更希望看到在‘藏彝走廊’上开展跨学科研究，从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认识的侧而，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8]
　　费老对藏彝走廊的第五次公开阐述，可说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他在此明确说明了深入研究民族走廊正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按照费先生的话来说，藏彝走廊仅仅是中华民族全局棋盘中的一个“棋子”而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讲话，是费先生于1988年8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讲演中发表的。[9]其中心在于说明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形成又经过了许多民族单位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990年费老在北京主持“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就他提出这一理念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获得国内同行学者的广泛认同和支持。笔者也在此会上发表了《论藏族多元一体格局》看法。[10]非常有意义的是费老在此信中还针对世界格局再次提出“文化自觉”的看法。他认为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这四句话最末一句原来是“天下大同”，后来他又将其改为“和而不同”。这句话我以为修改得非常之好。因为这不是从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出发的，而是从民族与文化相互尊重原则来考虑问题。我个人认为，“和”就是一体，“不同”就是多元。费先生这四句话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此中的“和”与“不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然这个原则亦可适用于认识和处理世界格局中的同类关系。
　　以上综述了费先生对藏彝走廊及其相关的问题论述。费老一生对这一问题公开作了五次论述，这在他生平的学术生涯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较为罕见的，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费老针对藏彝走廊的五次论述，每次都有深刻的思想和新的见解，足以引导后学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据个人理解，他之所以反复提出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其目的即在于更好地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而这一理念既整合了中华民族，又尊重了各民族个体。这对于国家的巩固和民族的团结都极为关键。因此，它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出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而且一直关心这一工作并亲自多次促进其有效实施。
　　自1978年费老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在全国学术界，尤其是在西南民族研究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0西南民族研究界即筹组建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其目的之一即在于打破省区界限，进行完整的、综合的民族调查研究。当费老得知这一讯息后，对此极表支持。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川、藏、滇、黔、桂、京等省区学者参加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中，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应组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逐步对藏彝走廊即六江流域进行实地的深入考察。当费老得知此事后，立即于该年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意义。
　　为了推动藏彝走廊民族综合考察的实施，1982年3月巧日我国知名学者和有关省区领导同志1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马耀、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吉才旦、任继愈、孙自强、林耀华、杨汉先、秋浦、夏鼎、徐中舒、翁独健、费孝通、傅憋勃、梁新华等，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胡乔木、杨静仁、江平、梅益、宦乡等书而建议，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使得此次民族综合考察工作能够及时展开。1982年4月，费先生来到昆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亲自对即将开展的民族考察工作予以指导，并在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以《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为题的学术讲演。
　　在费老和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任会长马耀先生以及老一辈学者和有关领导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2年5月在昆明正式建立。确定由学会秘书长李绍明任考察队队长，学会副秘书长童恩正(四川)、何耀华(云南)、平措次仁(西藏)任考察队副队长。考察队首先确定以雅碧江流域和怒江中游这两处为科学考察的试点区域。考察区域内主要包括藏、彝、傈僳、纳西、傣、独龙、苗、洛巴等民族和僜人。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宗教及民族关系等问题。参加考察队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和上海等省区有关单位的同志共七十余人，分属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当考察队组成并分赴雅碧江与怒江流域考察时，费先生又于1982年5月在武汉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对藏彝走廊的考察予以指导和支持。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工作，在经过3-5个月后，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了三本考察报告，即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碧江下游考察报告》、杨毓攘编：《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均相继于1983-1984年内部出版。(此中《滇藏高原考察报告》于2000年以《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为名，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4年7-9月，考察队又组织十余人对雅碧江上游民族地区作了综合考察，最终形成由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碧江上游考察报告》于1985年内部出版。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均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对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除了综合的民族考察之外，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和组织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其一，是古代西南兹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兹绸之路亦称南方兹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云南、缅甸、印度、中亚直至欧洲。这条道路在国内所经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沿途均为少数民族。以往在我国学术界对这条道路并未取得共识。经过调查研究主要形成如下成果：伍加伦、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兹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1990年和1995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委会编：《南方兹绸之路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外，还由川滇两省古代西南兹绸之路沿线14家文博考古单位于1990年初联合举办了“南方兹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览”，在川滇许多重要城市进行巡回展出;1990年8月，由凉山州博物馆主办召开了“西南兹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协助川滇两省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南方兹绸之路》40集系列电视片。在此带动下，西南兹绸之路的调研在各地相继开展。经过几年努力，这一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而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今日重振西南兹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其二，是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语言极其复杂，一种民族讲多种语言和多种民族讲同一语言的情况广泛存在，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的语言所掩盖。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民族语言学者对一些濒危的小语种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
　　其三，是藏彝走廊的诸多专题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为应用研究，因而藏彝走廊的总体或综合的基础研究势头有所减弱，但关于这条走廊的各项专题研究却异军突起，其成就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耗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山民江上游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等，都具有代表性，而其成果均为学术界所瞩目。
　　近几年来，西南学术界为再次重振藏彝走廊的基础研究作了一些工作，发表一批科研成果，并于2003年11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这是自费孝通先生25年前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西南民族学会21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对藏彝走廊研究所作的第三次重大举措，也是聚集国内学者对藏彝走廊问题的首次学术探讨。当时费老患病在身，行动不便，特亲自写来贺信，表达了他对藏彝走廊研究的充分关注和对这项事业寄予的厚望。这次会议研讨的成果已集结为《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文集正式出版。2005年8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在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11]足见藏彝走廊的研究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充分重视与认同。目前，新一轮的藏彝走廊学术研究正在认真、踏实地逐步开展。藏彝走廊研究的项目与问题，今后都将从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12]倡导藏彝走廊研究的费老已在2005年4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辈后学继续做好藏彝走廊的研究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　注释
　　①费老在此次讲话中未提及“西北走廊”，关于这条走廊是他在1982年5月于武汉的另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本文在下面即将引述此一说法。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2]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文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3]R·A·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占部落[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4]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A].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费孝通.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考察[J].民族学报(昆明版)，1982(2)
　　[6]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7]子今.五岭透逝腾“巨”浪[J].中国国家地，2005(7)
　　[8]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A].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文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A].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集[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10]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1]www.zangx.com/news/51.htm-9k
　　[12]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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