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批评史──论巴金批评的思想之路

⊙作者：支宇

　　巴金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巴金批评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算起，巴金批评已经绵延了近80年的风雨历程。在这近80年的时间之内，巴金批评领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批评家和批评著述，也相应形成了几种固定的、具有系统性的话语模式。举其大者，依时间顺序主要有政治批判、人文批评、审美批评和文化批评四种。审视这段批评历程和这些话语模式，无疑对我们了解巴金批评的现状和问题，确定自己的阐释框架具有重要的实践性意义。

一：政治批判
　　政治批判是巴金批评领域中第一个比较成系统的话语模式。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显得是那么的教条甚至血腥，然而，它毕竟是一代中国人理解和评价巴金的基本思路。因此，我们在巴金批评史的回顾中，仍然应该为政治批判留下一笔，那怕仅仅是非常粗略的一笔。
　　政治批判话语模式的成型应该上溯到1958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巴金作品讨论”。这场“讨论”并不是什么自由和平等的“讨论”或“对话”，而是一次权威话语的“成型”和“批判”。它主要是由《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发起的，同时还波及到《文汇报》、《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武汉大学学报》等近十家刊物。政治批判的代表性文字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评论》、武汉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试论》和王洪文、李希凡等的批判文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批判继续存在并泛滥。贾植芳等编的《巴金专集》收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判文章”三篇。它们是胡万春、唐克新的《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上海作协革命造反兵团、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的《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和《评巴金的战争文学》。当然，这只是政治批判的冰山一角。
　　从阐释学角度看，政治批判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视野。在这种视野之下，巴金其人及其文学作品永远只有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归结起来看，政治批判无论如何气势汹汹，上纲上线，但其内涵却十分枯燥，无非就是以下这个政治学宣判。巴金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由于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确实对巴金创作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政治批判话语认为巴金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死敌”。对巴金的具体作品，政治批判也相应逐一进行了解析和批判。
　　政治批判的话语模式在巴金批判史的发展进程中整整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僵化的意识形态阐释框架注定了这种话语模式的教条化和模式化。对于这种政治批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的熟悉和厌恶以致于我们虽不能跨越它但也绝不愿为它多花哪怕一丁点儿时间。好在历史永远是一条奔腾的大河，很快就使政治批判成为巴金批评史当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二：人文批评
　　从政治批判中复苏过来的巴金批评并没有立刻走向到审美批评、文化批评的开阔天地当中。由于庸俗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新时期巴金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巴金的政治批判，阐释巴金的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义。人文批评成为80年代以来巴金批评的主导话语。
　　人文批评的要旨是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面重新肯定巴金，重新评估巴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总起来看，人文批评作为一种定型化的话语模式，其主要内涵是重塑巴金革命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家的经典形象。陈思和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它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也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了巴金的人道主义，才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他的思想发展的关键，也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巴金这个新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性的作家。” 人文批评与政治批判针锋相对，认为巴金作品的主导思想在于反封建主义和个性解放。巴金的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封建专制主义大家庭的罪恶和封建宗法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巴金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是进步的作家。
　　在人文批评研究模式中，陈丹晨的《巴金评传》（1981河北人民版）、李存光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1982宁夏人民版）、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与创作》（1983四川人民版）、汪应果的《巴金论》（1985上海文艺版）、陈思和和李辉的《巴金论稿》（1986人民文学版）以及后来李存光又出版的《巴金传》（1992十月文艺版）等都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直到今天，人文批评仍然是许多文学史评述巴金的主导话语。
　　从一些具体例证当中，我们可以约略理解人文批评对巴金的阐释策略。比如对《激流三部曲》，人文批评就看到了与政治学批判全然不同的含义。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是新时期以来最早采用人文批评的著作。人文批评的策略在他对《家》的评论中表现得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家》这部作品表现了巴金对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斗争精神”。“《家》像一把利刃无情地撕开了笼罩在这个黑暗王国的庄严外衣，彻底显露了它内部溃烂腥臭的脓疮，使人深深感到这样丑恶的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不喊出‘推翻这个制度’‘打倒这个制度’的强烈呼声。”谭兴国在《巴金的生平和创作》中也认为，“《家》的突出的成就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由兴旺到衰落的历史，集中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将《家》的主题理解为对封建家族制度、礼教制度的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呐喊，在创作意图论上符合巴金个人对自己作品的解释，而在客观文本上也能得到比较多的实际证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人文批评才显示出自己在巴金研究上的独特作用，并主导着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
　　但是，人文批评对巴金文学文本的阐释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文批评作为一种固定的批评模式，往往演变成千人一面的教条化批评。所有对巴金作品的解读都最终归结到“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之上；所有对巴金思想的阐释都最终收束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念之上。这样，自由的批评完全丧失了个性化特征，变成了一种确定性的思想理念的图解。人文批评的模式化使得每个采用这一批评样态的批评都振振有词但又异口同声。人文批评看起来倒不像是批评而是某种社会宣言和政治判决。
　　其次，人文批评还闭锁了巴金批评可能有的广阔思想空间。人文批评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有过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巴金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为了纠正政治批判对巴金的曲解和否定，人文批评特别着重于挖掘巴金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表面看，这种的批评确是在反叛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但从本质上看，它依旧未能真正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人文批评只不过是将阐释标准从一种意识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
　　并不是说人文批评所持有的“革命民主主义”或“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不可取，也不是说人文批评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还赶不上政治批判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是说意识形态批评体系总有自己的理论盲区和缺陷。举例而言，人文批评对《寒夜》中曾树生形象的批评就是如此。我们知道，政治批判的话语模式一贯谴责这一女性形象，将她视作追求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堕落的典型形象。人文批评则不然。人文批评不批判曾树生的堕落，相反，而将她视为一个受害者和牺牲品。汪应果就认为：“追求幸福的愿望总要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国难当头、政治腐败、丈夫多病，一家生活都要指望着她来承担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考虑自己的责任的，可曾树生不是这样，这就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尽管她有不少可让人指责的地方，但从她吃过的那些苦头，以及她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来看，她也仍是一个受害者──一个害了别人的受害者。”将曾树生理解为一个“受害者”也就将其文学意义定位为“对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控诉”。这表明，人文批评无论如何都要将思想价值和人物形象归结到其特定的意识形态阐释框架当中去。其实，曾树生的形象未见得仅只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独立个性的追求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存在论命题。通过对曾树生形象的考察，我们完全有可能进入更为宽广的话语空间之中。然而，人文批评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却活生生地阻塞了这样的思想之路。

三：审美批评
　　受中国当代美学中心主义的影响，美学理论和审美批评成为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的新兴话语。反映到巴金研究中，审美批评被认为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批评话语。陈思和在总结80年代巴金研究时认为巴金研究的新突破必须将“研究中心由巴金的思想实体转向他的创作实体，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评价，社会文化学的研究视角转移到艺术的审美的批评上去。”李存光最近在《20世纪中国巴金研究掠影》一文中提出：“面对新世纪，进一步研究巴金思想和创作历程及巴金研究的当代意义，深入进行巴金作品的审美批评，将是研究者强调和重视的主要课题。”
　　80年代后期以来，对巴金的审美批评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花建的《巴金小说艺术论》（1987上海社会科学）、袁振声的《巴金小说艺术论》（1987天津南开大学）、谭洛非、谭兴国的《巴金美学思想论稿》（1991）、宋曰家《巴金小说人物论》和辜也平《巴金创作综论》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显示审美批评的大致情形，我们选择花建和袁振声的著作作为评述对象。
　　花建从九个方面对巴金的小说进行了审美批评。从审美特征的总体形态看，花建认为巴金小说具有鲜明的“悲剧美”特征。在花建的分析中，巴金是“从社会悲剧的体验者走向悲剧美的创造者。”花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发现，巴金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包含着悲剧性的故事，他创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巴金经历的正是真正人生意义上的悲剧，潜藏在他性格中的那种软弱、散漫性以及无政府主义倾向，从本质上说，包含着现代给定性的惰性……他竭力要冲破由这种历史惰性所造成的心理阻力，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在这种包含着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的内心冲突中，在难以突破内心‘重围’又一再要‘突围’的苦恼中，巴金深深体会到了求索光明和自我完善的艰难，体会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伸展的艰难，体会到了中国社会弃旧图新、走向变革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奋斗的痛苦’中，巴金体会到了由深层心理震荡构成的特殊快感，也就是美学家们所说的‘悲剧的体验’。”从总体上界定了巴金小说的悲剧美学特征之后，花建接着分析了巴金小说的艺术观点，艺术方法、小说结构、人物形象、象征手法、抒情、节奏和文体。
　　袁振声对巴金的审美批评与花建的同名著作同中有异。袁振声更关注从小说技巧的细部来分析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在简要阐述巴金所受的文艺熏陶和巴金的文艺观点之后，袁振声直接进入了巴金的小说艺术世界。他从人塑造、心理描写、抒情方式、语言表达、小说结构、环境描写、细节描写、对比手法和创造方法等传统文艺学技巧分析和文本批评的基本视点入手，详细地解剖了巴金小说的艺术特征。这种微观的、细部的分析和阐释，在这部书第七章“语言艺术”中表现得尤其鲜明。袁振声从三个方面分析巴金小说的语言特点。在他看来，巴金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朴素”，“巴金对朴素的追求表现为文笔的率直、平易。虽然由于适应情境和内容的需要，某些词语带有若干‘雅’的色彩，但运笔却是十分朴直、平易的：既没有铺张笔墨，也没有雕琢字句，只是朴朴实实、自自然然地描写大自然的绚丽多彩的景色。”巴金小说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明朗”。袁振声认为巴金以“宣泄”感情为满足。“这种审美特点使他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摈弃艰涩深奥的字句，也不过分追求弦外之间、言外之意，而是以明朗、显露为佳境。”袁振声认为，这种特点虽然使巴金的文字缺少那种发人深思、回味无穷的内在力量，但却有一种一目了然、豁然开朗的美感，而且也有助于感情的宣泄。第三个特点是“欧化”。巴金作品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袁振声特别分析了巴金小说语言对词序和句式的倒装。他认为，“这些词序的颠倒和句式的倒装都是欧化的，然而又接近于口语的习惯，因而读起来并不感到别扭。在作品中穿插这类句式，不仅使语言新鲜、活泼，而且能够增强它的表现力。”袁振声的分析是精细入微的。他与花建一起引发了人们对巴金作品进行审美批评的关注和兴趣。
　　巴金研究中审美批评话语模式出现的原因应该归结为中国当代美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美学中心主义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对抗功能。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泛意识形态化，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地笼罩着汉语思想的空间。美学思潮的萌生和茁壮成长正是要为文学批评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寻求一个更为开阔的思想领地。巴金批评同样如此，无论是前此的政治学批判，更是后起的人文批评，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局限性都非常明显。审美批评的出现使得巴金批评可以在没有意识形态监控的情形下自由自在地运行。然而，审美批评真的预示着巴金批评的未来前景吗？它真的有利于我们深入开掘巴金作品文本的丰富意蕴吗？在我们看来，审美主义思想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学视野的狭隘性。审美批评实质是看待世界和文化的美学视野。人生在世的生存结构中，天然存在着一个审美维度。康德以来，由于对宗教、上帝和超越性不同程度的悬置，认识、道德和审美，也即知、意和情的三分成为我们理解人生、人性的入思框架。在知、意、情的三分框架中，知和意都有强烈的理性特征，故而，浪漫主义思潮将人生终极意义安置在情感和审美之维上。浪漫哲学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在新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它使中国新时期成为美学学科的黄金时期，审美主义成为汉语思想界最为强势的话语。在这种审美幻觉当中，一切思想和文化形态都向美学偏移。反映在巴金批评上，审美批评被视为未来巴金研究最有希望的话语形态。
　　其实，审美视野非常狭隘。这主要表现在它没有确定的价值立场上，它并不能为世人提供确实可靠的意义皈依。根据美学的基本原则，审美与逻辑概念无关，同时也与人生的终极关怀无关。它只作为现象界与本体界、手段和目的、此岸和彼岸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而存在。审美活动本身永不是目的，永不会达到本体界和彼岸世界。巴金批评同样如此。审美批评也许可能分析巴金文学文本的结构形态、审美特征，然而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涉及巴金作品的超越性价值和文化学意义。出自于一个偏狭的角度，对巴金的审美批评当然只能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思维空间当中。
　　第二，巴金文本的独特性。众所周知，巴金一向否认自己是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这不是出于自谦，它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巴金对艺术技巧的轻视。在创作上，巴金很少琢磨文学的表现技巧。表现在文学文本上，巴金的作品朴素、单纯、明朗。巴金的小说推崇“无技巧”。作品没有现代派的叙事实验，没有多叙述视角的参与和转换，没有多叙述人称的变形和分化。从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看，巴金小说对叙事学分析有很强的抗阻性。巴金的散文更是呈现出“无技巧”的特征。现代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能指自指性”、“陌生化”等形式特征在巴金的散文中也得不到证实。审美批评对巴金散文分析的结论往往就是感情热烈、真实坦率、朴素明朗这样几句评语。
　　看起来，审美批评虽然可能在巴金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但简单地断定它必然会成为巴金批评的主导话语甚至唯一话语恐怕是过于唐突的结论。90年代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一点。

四：文化批评
　　90年代以来，巴金批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化批评成为90年代以来巴金研究主导的话语模式。这主要表现在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多元话语作为学术研究的当然状态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反映在巴金批评上，以文化批评为色调的多元批评形态得以生成。归纳起来，文化批评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是对狭隘审美视野的突破。如前所述，新时期汉语思想具有一种明显的审美救世论倾向，将审美放置到了人生、价值、意义的顶端，将美学放置到了所有文化形态、学科门类的最高峰。90年代以来，这种审美乌托邦思潮遭到了青年学者的质疑和追问。反映在巴金批评上，审美批评在量上渐呈颓势，在质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性进展。相反，走出审美中心论以后，人们开始使用心理学、人类学、思想史等文化学方法解读、阐释和分析巴金。其中一些突出的成果反映出文化批评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理论力度。同时，它们也预示着未来巴金批评的发展趋势。
　　90年代以来巴金文化批评主要存在着五种形态。

　　1、心理学批评
　　其实在巴金批评中，心理学批评早有先驱。美国批评家纳森·K·茅就非常擅长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巴金小说。在他看来，《寒夜》主要探讨的是恋母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汪文宣具有非常强烈的恋母情结。由于他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汪文宣对母亲非常依恋。尽管他爱他的妻子，但当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能完全属于她，因为只要他妈妈还活着，汪文宣就不能真正地去爱别的女人。在妻子出走这个问题上，汪文宣的心态表现得更为完整。妻子要和另一个男人去兰州，汪文宣十分痛苦，但是，有悖常理的是，汪并没有阻止妻子的远行。从表面看，汪文宣认为自己出于爱、出于无私，不愿妨碍妻子去追求幸福。但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汪文宣的不作为看起来无辜，甚至无私，其实却是恋母情绪支配下必然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汪文宣才能彻底解脱他与妻子的关系，再一次成为完全属于母亲纯洁而单纯的儿子。对《憩园》，纳森·K·茅的批评同样如此。他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巴金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矛盾，表现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即他对父母的恋情和他的悔罪情绪的矛盾。 在巴金批评领域，纳森·K·茅可以算作心理学分析开拓者。
　　在国内，成功运用心理学从事巴金批评的学者是蓝棣之。蓝棣之借鉴精神分析方法创造了他独特的批评方法──他称之为“症候式分析”。这种“症候式分析”特别擅长于发掘文学人物、创作心理的深层无意识。在对巴金《家》的解读中，蓝棣之发现了两个无意识结构。一是鸣凤投湖这一情节上觉慧的心理状态。从作品人物心理描写上看，觉慧是因为忙于“革命”工作，而忽略了鸣凤。但经过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觉慧并不是偶然疏忽，也不是无暇顾及。他对“革命”工作的热烈和忘我，其实是心理学上的“反向转化”，通过转移注意对象从而逃避自我：避免考虑自己与鸣凤的爱情，避免考虑自己因与鸣凤的爱情而与家庭产生的冲突。在与封建家庭的斗争中，觉慧因为软弱，其实已经放弃了鸣凤。但出于无意识的自我欺瞒，觉慧既不愿意与封建家庭发生直接对抗，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为了掩饰这一点，他故意热衷于社会活动，以此回避自己对鸣凤的感情。另外一个无意识结构是觉慧对琴的爱情。蓝棣之认为，《家》中存在着两个三角恋爱关系。明的三角恋是觉新、梅表姐和瑞珏，暗的三角恋是觉慧、觉民和琴。如果说觉慧的软弱是导致鸣凤投湖自尽的深层次原因的话，那么，在觉慧出走上海的问题上，他对琴的爱情则是更为深层次的的原因。觉慧虽然尽力掩饰着自己对琴的爱和对哥哥觉民的忌妒，但通过蓝棣之的分析，这一点却非常鲜明地显现出来。蓝棣之在《憩园》中，从黎先生和杨寒对待杨梦痴的不同态度发现了小说的深层结构。他认为，如果说黎先生对杨梦痴的责难、批评代表着成年巴金的理性意识，那么杨寒对父亲的同情、爱怜则代表着童年巴金对自己的五叔的感性无意识。蓝棣之特别分析了“杨寒”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他认为，“杨寒”是巴金凭空捏造出来的，他显示出巴金对五叔、大哥婚外生活的潜意识同情。
　　心理学批评是巴金批评领域中尚有深入发展的话语模式。由于文学与心理学的特殊关联，心理学批评一直在文学研究当中非常活跃。巴金的小说创作不是理智型的创作，这就给心理学批评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2、人类学批评
　　人类学批评在汉语思想中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其首要目的就在于将文学批评从狭隘的政治学批评和阶级批评中拯救出来。批评的目的不是揭示作品的阶级性内涵，而且从整个人类意识的高度思考人性的根本问题。虽然人类学批评在新时期以后才逐渐萌生，但是一旦其落脚于巴金批评就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对巴金忏悔意识的批评是人类学批评运用于巴金批评的一个典型案例。陈思和认为忏悔是分层次的，有“忏悔的人”和“人的忏悔”两种，而巴金在《随想录》里的忏悔，仍然是一种“忏悔的人”，并未达到现代层次上的“人的忏悔”。在陈思和看来，“忏悔的人”始终停留在具体的和阶段性的层次上的忏悔。“人的忏悔”则是表现为二十世纪现代科学成果在人对自身认识范畴中的一种折射，“表现为人对自身局限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这种忏悔的对象不是个人，它指向个人具体行为背后的某种人类普遍性。”从陈思和人类学批评视野看，巴金的忏悔意识确实没有达到所谓的“人类普遍性”。巴金的作品经常出现从剥削家庭里走出来的青年革命者决心替上辈人赎罪、替本阶级赎罪的思想意识。他塑造的文学形象是具有阶级、民族、时代特殊性的形象：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平等、博爱理念。《随想录》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在这部著作中，巴金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奴隶意识”和“觉新性格”，同时也深入挖掘了个人灵魂深处的隐私，对自己的软弱、自私也作了无情的解剖。但是，巴金的忏悔意识仍然是中国式的，还并未上升到人类普遍性和人性普遍性的高度。
　　张明权在研究巴金的专著《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对巴金小说“生命”意识的分析也是人类学批评的好例子。在这部书中，张明权提出，“生命”意识是理解巴金创作、思想和人格的一把钥匙。巴金的“生命”意识具有三重内涵：即“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生活是一个搏斗”和“把个人生命拿来为他人放散”。进而，张明权还分析了“生命”意识对巴金创作情感蕴藏的巨大作用，以及巴金“生命”意识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复杂关系。从这个角度，张明权将巴金所有的创作理解为对“生命”意识的深入开掘和连续表现。从“生命”意识出发来考察巴金的创作有效地突破了巴金批评的政治批判、人文批评和审美分析的固有范式。随着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在汉语思想界的生根，人类学批评、生存论批评还将进一步揭示出巴金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3、思想批评
　　90年代以来，巴金批评一个明显的动向是思想史分析和批评的出现。所谓思想批评，主要是指将巴金其人及其作品放到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和分析的批评模式。与世纪同行的巴金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巴金大量的文学作品之上，而且表现在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关系上，以及巴金在《随想录》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反思之上。
　　在诸多思想批评文献中，张志扬《创伤记忆》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张志扬在《创伤记忆》中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人对历史创伤的记忆以及中国文化对历史创伤的表达。为研究这个问题，他以巴金和曾卓为例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正是在对巴金进行创伤记忆的个案分析中，他运用其独到的哲学眼光对巴金的《随想录》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思想史批评。
　　巴金的《随想录》从一开始写作的伊始就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巴金在《随思录》中猛烈控诉“四人帮”、批判“长官意志”、消除“领袖崇拜”，要求“民主法制”、“独立思考”、“恢复人的自由”。巴金说：“《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归结起来，巴金振聋发聩地提出“讲真话”：“老托尔斯泰给我指现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新时期以来，巴金“讲真话”的呼声在中国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广泛认同巴金的反思和批判，进一步将巴金当作20世纪中国的良心。
　　然而，张志扬通过思想分析却深入揭示出巴金反思的不彻底性。张志扬首先还原了巴金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巴金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次封建主义的回潮和复辟。巴金对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疑问是：究竟是什么“迷魂汤”一夜之间使“造反派”变成“食肉寝皮的虎狼”，同时又使“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变成“任人宰割的牛”？通过长期的思考，巴金的回答是：产生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人兽转化的道路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道路。这样的结论，使巴金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归结为“封建主义”，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也就必然演变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就此而言，张志扬认为，巴金一生只说了一句话“封建吃人”。
　　随着思路的不断深入，张志扬又分析出巴金“讲真话”背后所蕴含着的与传统封建文化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巴金“讲真话”命题的实质在于“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作违心之论，要真诚，要把心掏出来”。其实，巴金“讲真话”有一个没有说出来但他认为不用说出来的自明的前提：我心本善，或人性本善。只有基于这一前提，“讲真话”才不会陷入“讲真心的坏话”的悖谬境地。“我心本善”的先验确立其实也就是传统封建主义“反身于心而诚，克已复礼为仁”的逻辑前提。因此，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的巴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讲真话”的命题仍然沦陷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中。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讲，“讲真话”的“心”仍然还在“迷魂汤”中。最后，张志扬将反思的终极目标定在“理想罪”之上。所谓“理想罪”，张志扬用来指20世纪以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为名义所犯下各种人间罪恶。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理想罪”。理想在自我施行过程中剥夺一切个体，总以理想、总体、乌托邦的面貌出现。在理想的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格、个性与价值。以理想的名义，人们可以任意剥夺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甚至包括其肉身的存在权利。从这样的角度看，巴金的反思显然是不够的。他的“讲真话”仍然会被意识形态无条件俘获。通过对巴金的思想分析，张志扬得出的结论是：“个人要从‘类’的普遍性规定中改变出来成为真实的个人，不再作为‘类’的奴仆。”张志扬的思想分析有其独到之处，表面上看来，似与“文学批评”无关。其实，纯正的“文学批评”何在？无非被当作形式主义或审美主义的批评罢了。90年代以来的巴金批评表明，文学批评正要走出审美中心论的教条，迈向文化批评的广阔天地。张志扬的分析尚可争鸣，但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思想批评也许无可争鸣了吧。

　　4、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对巴金批评的渗透或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比较文学两大学派，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研究方法在90年代的巴金批评中都有充分的表露。影响研究侧重于研究外国文学对巴金创作的事实性影响，而平行研究则将巴金作品与其它国家的作家作品进行平行的比较和判断。在这些成果当中，肖明翰《大家族的没落》具有典范性意义。
　　肖明翰在《大家族的没落》中比较了巴金和福克纳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文学背景的作家。在他们之间进行比较，乍一看，似乎有点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文学气质大有差异。福克纳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在思想上比较保守。对世界和人生，他都持一种相当悲观的立场。在艺术探索上，福克纳对20世纪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表现技法都作了相当程度的创新。巴金则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诞生在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激烈反对封建制度，渴望着美好的未来。在艺术手法上主张“无技巧”，从未刻意求新。
　　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来看，肖明翰采用的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巴金与福克纳是同代人，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相互影响，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听说过对方。但是，通过平行的比较，肖明翰却发现了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许多相同点。最显著的共同点是他们对家庭问题极度关注。肖明翰发现，巴金和福克纳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是家庭小说，而且在创作他们的家庭小说时，两位作家都大量取材于各自的家庭历史和家庭生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状况历来是社会的本质、问题、危机和发展的指示器。在福克纳和巴金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家庭为题材，描写大家庭的没落，并以此来反映一个社会的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结束。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肖明翰主要讨论了《沙多里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下去，摩西》和《没有被征服的》。在巴金方法，《家》、《春》、《秋》、《憩园》、《寒夜》和《春天里的秋天》是讨论的重点。
　　肖明翰首先讨论了巴金和福克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然后分别从家庭和宅邸、家长、青年一代、女性和奴仆等人物形象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写作手法。在比较中，肖明翰对两位作家的人道主义观念进行了异同分析。并将对他们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作为他们之间进行平行比较所遵循的一条主线。通过比较，肖明翰深刻揭示出巴金和福克纳“对人类，对人的精神的真诚、热烈的爱。”这种比较分析使巴金批评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比较文学研究是巴金批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巴金经常说明外国文化和文学自己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等对巴金文学创作的影响尤为巨大。这些都为我们采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研究领域。在平行研究方法，上述肖明翰关于巴金与福克纳的比较表明这种研究范式还有更多的主题可以涉及，更多的作家可供比较。只要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平行研究同样很有研究前景。

　　5、注意力批评
　　所谓“注意力批评”，是指一种专门以吸引他人注意力为目标的批评模式。在注意力批评家面前，文本、作品、文学现象不是什么“文学批评”的对象，而仅仅作为一种公共的话题而存在。批评完全丧失了严肃、庄重的启蒙主义立场，蜕变为一种以文本为话题的随意评点和言说。注意力批评决不以深入分析文本的意义、形式和审美特征为目的，也不以历史性地考察文本的风格、创作背景、文化条件为目的。为言说而言说，为批评而批评，或随便谈个人观点，或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批评风气近来在我国批评界已经说得上是蔚然成风。注意力批评之风也吹刮到了巴金批评领域。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和庄周在《齐人物论》中对巴金的批评就是注意力批评的典型例子。
　　葛红兵不仅是注意力批评成功实践者而且还是注意力批评自觉的理论倡导者。在答《市场指南报》记者问中，葛红兵面无赧色地直陈了自己以“标新立异”为核心的注意力批评观。在葛红兵看来，批评应当“哗众”而不“取宠”。注意力批评是一种“直刺人的心脏的凌厉文风”，其效力非凡，远非普通批评所能及，会“让人坐不往、站不稳，心烦意乱”，能“让读者惊讶得叫起来”。这是一篇对传统批评的檄文，同时也是注意力批评的宣言书。有这样的注意力批评观的指导，葛红兵对巴金和其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批评。从语感上，葛红兵认为巴金没办法“用真正的汉语言表达思想”，巴金的语感一个字足以概括，这就是“嫩”。葛红兵回忆道：“我曾经将小说《家》中的一段话朗读给我的学生听，结果学生们大笑不止。”在文体上，巴金的作品是对左拉毫无创新的复制和临摹，其“文体上的成就我们只能降一级来看。”毫无疑问，任何批评家都有权利确定自己的批评范式。葛红兵当然也有从事注意力批评的自由。对巴金的批评同样如此。作为文本和批评的对象，注意力批评当然有权利批评巴金作品的不足与欠缺。
　　庄周的《齐人物论》两度论及巴金。散文部分以巴金的《随想录》开篇，小说部分则专论《家》。庄周文笔佻跶，语多岐解，是注意力批评的上好文献。前半截盛赞巴金“出手不凡”，“应该属于大作家之列”，“布局结构上的沛然大气，人物塑造上的精细入微，尤其是那种只有俄罗斯作家才具备的人道主义情感”，言语之间崇敬之情顿生──仅仅几行（注意力批评总是这样），庄周开始指责巴金“书法始终无可观瞻”，语言“学生腔”太浓，且“毕生呒啥长进”，“再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力，笔底温婉有余，痛切不足，遂构成了他的致命局限。”先扬后抑，语焉不详，庄周将注意力批评这些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随想录》，庄周的批评更加显得似是而非。“巴金被人当成了道德偶像，与此同时背叛了他的道德。”何谓也？从下文看来，庄周的意思是人们将巴金捧成偶像违背了巴金的本意。人们让巴金作为圣人去忏悔，从而得以逃脱良心的拷问。注意力批评特别注意出语惊人。为了表述这一观点，庄周选取了“背叛”、“病灶”、“钉死”、“杀死”等让人触目惊心的“酷词”。通过这样的手段，庄周的确营造了一种酷评的氛围。然而，仅仅是某种氛围果真能说出事情的真相吗？比如，“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辨力，笔底温婉、痛切不足”真的足以成为巴金的“致命局限”吗？“理性思辨力”的多少是文学价值与批评的唯一标准吗？《随想录》的价值难道与巴金被捧成道德偶像有必然的联系吗？它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究竟如何呢？这些问题看来注定会在注意力批评之外。
　　正如注意力批评家所言，“哗众”的确没有罪过。进而言之，其实“取宠”也未见得就有罪过。作为自由表达，批评完全可以自说自话、自得其乐。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注意力批评是否具有理论说服力和话语有效性。庄周和葛红兵的批评文本表明，他们仅止步于零星点评和信口开河，未能将各自惊世骇俗的理论论点贯穿始终。其结果，未免显得有点气息不够和功力不足，从而大大削减了注意力批评的力度和硬度。当然，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话语，注意力批评还将在这个传媒社会中一枝独秀。碎片式、断裂化、无规则、反中心，也许正因为注意力批评适应了或表征了后现代文化的这些基本性质，它在巴金批评领域中，还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宽容和足够的耐心。毕竟，批评就是众声喧哗，我们谁也不是上帝，无法颁布批评的圣经：批评必得这样或那样。
　　从巴金批评的历史进程和话语模式看，未来的巴金批评将继续沿着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的范式发展。总起来看，它们将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是走出审美中心论。鉴于“审美主义”在20世纪汉语思想界的重大影响，人们往往将批评看作审美分析的重要领地。我们在前面曾较为深入地分析过在这种批评话语模式的局限性。走出审美中心论，将巴金其人及其作品放入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之去分析考察，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和评判巴金的文化价值及其思想意义，将成为巴金批评的基本特征。巴金批评必将从狭隘的文本分析走向广阔的思想研究、从审美主义的感性批评走向价值论的生存批评。第二是开放文本观。未来的巴金批评将尊重批评家们的主体话语权力。各种批评标准、批评方法都将在巴金批评领域当中各显身手。所谓“开放文本观”是结构主义思想之后的一种思维方式。结构主义认为，文本意义早已存在于读者阅读和批评家阐释之前，它是客观的、先验的。解构主义和阐释学理论对此进行了批判。在它们看来，文本意义是经验性的、感受性的，它只在阅读和阐释过程当中现身。不同的理论视域和阐释思路预先制约着意义的产生，从本质上规定着文本的意义。开放文本观的形成将使巴金批评成为一个多元话语并存的学术世界。人们将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看到各式各样的巴金形象及巴金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巴金批评将是一个公共话语领域，同时也将是一个多元并生、五彩缤纷的学术世界。

2004-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