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

5、“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

何新教授的“新浪网”上博客2019年3月26日发表《高级黑：一切文明起源于中国？》的文章说：最近有论坛上出现一批耸人听闻的奇谈──诸如英语来自古汉语，英国人的祖先来自中国湘西；鼓吹一切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中国的各种胡说八道，无不破绽百出，基本毫无根据，多数用似是而非之论冒充为学术定论。以老夫的眼光看，无非是有人要阻遏近年兴起的对西方伪史的各种合理的怀疑，以耸人听闻的极端主义胡说八道，来解构人们对希腊、罗马、印度伪史的种种合理怀疑，从而把这种合理怀疑淹没进一片貌似文化的胡说八道之喧嚣中。从而，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发生困惑、疑惑。不过老夫早就老糊涂。老夫有时甚至相信，何止全部文明，也许全人类都起源于中国DNA──别说老夫是胡说八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何新教授之前，在“新浪网”上博客还转载发表过《驳斥鼓吹人类起源非洲的洋奴》的文章说：目前非洲起源说不可推翻，但非洲单源说绝对不占上风，亚非都分别出土各阶段年代相近的化石，于是单源论者就找借口他们都不是现代亚洲人的祖宗，他们在非洲人过来之前就已经灭绝，要不被非洲人杀光，这是找不到理由的自圆其说。先来分析灭绝说，单源论者能给出古亚洲人具体灭绝时间的证据吗？他们理由是冰期把古亚洲人都冻死了，他们不知道冰河期波及范围就来妖言惑众。事实上冰河期中国南方并未受到太严重影响，东南亚和南亚仍然一堆跟非洲赤道一样温暖的热带雨林，东南亚也出土了那时代的化石，证明冰河期亚洲人类并未灭绝。

接下来分析屠杀说，先不说原始部落山长水远能一个不漏屠光当地人几率如大海捞针，究竟非洲人有什么比亚洲人优秀的地方？为什么只有他屠杀别人没有别人屠杀他？而且作为外来者对环境适应性不如当地人，部落争斗都是为了生存，不到饥寒交迫地步谁会跟别人拼命，原始人类种族辨识度低，种族内部自相残杀不亚于种族间，谁能保证看着跟自己相似的物种不会误认为同胞互相融合，中国也出土了各阶段化石体征也符合。

于是单源论者就改玩基因，把它们歪曲成只是长得相似的堂兄弟，太久远的化石无法提取DNA，他们这招其实是自抽，非洲远古人类化石也无法提取微软雅黑">DNA，意味着否认古亚洲人是现代人祖宗，等于也否认古非洲人是现代人祖宗。他们又拿非洲人基因多样性和最古老的基因。在非洲还有离非洲越远，因素越少说事──假设有这个可能性，非洲其中一支迁徙欧亚，把当地人杂交掉，语言影响当地人，杂交的后代又同化更远的地方如此类推，所以离非洲越远基因越单一和因素越少，至于谁的基因更古老根本无法判断不值一驳。

单源论者把非洲单源论，跟宇宙大爆炸相提并论，请不要侮辱宇宙大爆炸。早期欧亚非古人类化石，化验DNA三样其中之一证据，非洲单源论和多源杂交论可能性也就五五开，谈不上哪个占上风。至于生殖隔离，他们把多地起源狭义化，理解成只有各地猴子独立进化成人才算多地起源，多地起源不一定要完全断绝来往，在每一阶段进化过程中，只要各种群一直保持基因交流就不会生殖隔离。有人说：在文史研究问题上，要谨记钱学森先生的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但这也不容易，文史研究是政治与科学交汇；科学还有理论的近代与前沿，验证还有先进仪器的使用和一般的分析。

例如，李进省长提出的“嫘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要解决，面对国内国外的各自为阵，说明不是一批专家单纯用史料和文物能决定下来的。本文借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来科学解读，是几十年间笔者与各派专家交流的最新感受──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等旅游，看到各路导游宣讲，把早期“维京人”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商人和海盗、掠夺、杀戮行为等结合的历史，以致把所谓“宫保鸡丁”说成今天的旅游资源：“宫”是看皇宫；“保”指看城堡；“鸡”指看“基督教堂”；“丁”指看“议会厅”──使后维京很有成就感。

实际却是这样，世界第三极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东西两面分开形成今天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汪品先院士说：青藏高原两边是“东亚文化赶欧洲文化”的实际情况；他呼吁建立“中国学派”。

1）维京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

汪品先院士说，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也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学派。

A、中国学派的当代困境

汪品先院士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突飞猛进，从追赶尾随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到了重新考虑战略布局，实现“转型”，“问鼎”学术引领层，也就是出现“中国学派”的时候。但由于自然科学的国际性质，学派需要国际承认，靠国内宣传或者册封都是无效的──真理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止一条。通过师承共事或者学术争论，学术界会形成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团队或者团队群，这就成了学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作出科学贡献。拿我自己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头号的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

但汪品先院士说，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12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300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中国的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现在中国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因此，还需要由管理层面出手，采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这两者的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这使笔者想想到2019年6月16日第七届四川省嫘祖文化研讨会，段渝会长的《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学术报告中，用李济先生的“英雄擒兽”图式，把四川三星堆遗址中的部分古文物，与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国家的文物作对比，也发现很多类似并有创新的“英雄擒兽”图式，这虽是有学术水平的研究。但在《南渡北归》书中，讲述李济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西迁成都李庄的艰难岁月，不辞辛劳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上被随同西迁的古文物，但由于我国中原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在编年历史上比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时间要晚一些。这使三星堆等考古发现的成就，和这种类似的对比，在今天已却被苏三、朱大可等一批学者著述认定为“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文明和中东西亚文明”──这是否正确呢？

其次，当天会上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的《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报告，谈古彝文──苏杰兵主席是彝族人，曾与吴华清先生发表《浅析彝族古彝文与三星堆金沙图鸟文以及汉文英文的字母关系》论文，都与刘尧汉教授认为：云南金沙江南北两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致。但古彝族和汉族源流时间上如何统一？

3）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旁证举例

A、高等植物、动物、人同源

《光明日报》2019年6月27日报道，吉林大学教授崔银秋研究团队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宫磊研究团队合作，成功测定并分析了距今约3800年的小麦全基因组序列；该研究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农业传播提供了跨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证据──六倍体普通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普通小麦驯化始于大约1万年前近东的新月沃地，然后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扩散到东亚，但小麦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仍不清楚。为探寻传播路径，经过约10年时间的研究，两支团队克服了古植物中DNA含量极低、降解损伤严重，古植物DNA研究对实验环境要求高等困难，从距今3800年的单粒小麦种子中成功提取到其基因组DNA，并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中国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出土的7粒古代小麦种子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组装。

基因组数据分析和形态学观察都证明出土的小麦为六倍体普通小麦，古代小麦与中国西南地区现存的普通小麦地方品种的密切关系──青藏高原现代地方品种与古代小麦高度相似的等位基因频率，为小麦向高原传播的西南途径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分子依据。这项研究也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现存小麦地方品种的栽培起源、扩散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植物到动物联想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这虽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但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从动物到古人，兰州大学张东菊教授介绍青藏高原最老的考古遗址──白石崖溶洞，位于甘加盆地北侧的白石崖山脚处，洞口高约5米宽8米。洞口处有相对较平坦的通道。在洞穴入口约30-50米处，此前进行发掘的两个探方，共四平方米，分为十个地层，共采集了1400多件石制品，500多件动物骨骼。采集的石制品以石片、石核、工具、断块为主。动物骨骼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 驴、鬣狗和野羊/羚羊，与更新世晚期广布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环境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高度相似。

这还可鉴定的犀牛和鬣狗骨骼上，均有较多敲击和切割痕迹，确定为人为活动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活动是洞穴内动物骨骼堆积的主要因素。丰富的动物遗存为理解青藏高原旧石器人群的生业模式（古人类生产，获取食物的模式）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提供重要信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上部文化层（人类活动造成的文化堆积）至少形成于距今四万年前，应该为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老的考古遗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认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不同学者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是世界范围备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争议和突破机遇共存。2007年6月14至16日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发布了中科院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夏河人研究的最新进展──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的发现，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化石出土地的白石崖溶洞，是备受关注的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这里海拔3200米，背靠达里加山，面对甘加草原，在江拉沟河谷上方约50米处。EPAS1基因可能源自夏河人──2010年《科学》杂志发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金鑫教授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群高原适应的关键基因EPAS1──高原环境对人体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低压性低氧，大气压力随海拔增高而降低，氧分压也随之下降。当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到高原环境时，由于氧分压的降低，会使人产生缺氧，因而引起“高原反应”。EPAS1基因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

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阻止了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EPAS1基因来自于哪里？2014年《自然》杂志发表了藏族人的EPAS1基因可能来源于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丹尼索瓦人化石中找到了EPAS1基因，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700米的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在700米海拔的地方生活，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EPAS1基因。直到科学家发现夏河人，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3200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补上了EPAS1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推测，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长时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夏河人，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EPAS1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对夏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的版图。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根据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人群或现代人群。推测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地，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

另外2008年“5•12”5·12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研究团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作野外考察。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3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7-1万年（主湖期可能是3~4 -1万年）期间，存在一些长约30Km，河道堵塞近10公里大型的堰塞湖。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1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这是2010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4期上，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博士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的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的研究。

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李海龙博士曾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他2009年做完川西的工作之后，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笔者关于远古巴蜀堰塞湖到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研究报道，更觉神往，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嫘祖历史，或许是一把金钥匙。但后来李海龙博士又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2010年当他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后，认为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问题出在哪里？根据李海龙博士的说法，他根本没有到已指明的如榉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的公路沿线看过，拍摄了几张照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得出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原因还有，他只是个读博士的研究生，不是单位领导，手里没有权，不能立此专项任务，没经费、没时间；到盐亭也没向导和交通工具等问题；这些都是他难于说出口的。

如果在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嫘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嫘村山等地去实地考察，那么对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会有实际了解。至于远古盆塞海遗迹在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李德文教授曾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1993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刘兴诗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嫘祖文明、嫘祖遗址当然没门。

且不说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2001年在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昌余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昌余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在2011年8月“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嫘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关于嫘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也不关心。这无所谓。但嫘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后，四川盆地大围坪的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B、嫘祖历史与还原盆塞海科考

说到嫘祖历史涉及的盆塞海猜想，远古地震──盆塞海──海啸有关联吗？先看看海啸的定义，我国的旧地貌学教程说海啸是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但遗漏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例如，中国年青的地震地质学家李德文博士，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1986-1990年就读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本科：1990-1994年在核工业208大队从事地质调查工作；1994-2000年攻读北京大学地貌与第四纪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0-2004年为南京大学博士后/教师；2004-2007年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7年至今为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副研究员。2008年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活动构造探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李德文教授在互联网论坛上先说：“A、从来就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大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 海底 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

笔者认为，李德文教授说“海啸与潮汐是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这点说到了关键，但既然说海啸与潮汐各有地貌营造力，又说海啸成因表面没有地貌营造力，这不也“自相矛盾”吗？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引起笔者对此的思考，是1970年代笔者参与大打“矿山之仗”，在綦江铁矿看到，从重庆市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笔者每年探亲回家，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綦江铁矿土台山到四川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类似澳大利亚海啸地貌时隐时现，这可“读懂”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因为在榉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垻，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

如果要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现在的问题是，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但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n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后来李德文教授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也改口了。他说：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 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布赖特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李德文教授谈到为何人们保守时说：发现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的异常的地学现象是好事儿，但是如何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根据在用海啸解释所发现的现象时，最好能够明确一下属于哪种成因类型。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教授也许会说，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 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而且他借布赖特已这样暗示了，所以李德文教授感到困惑，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

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 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 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李德文教授可以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就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因为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四川盆地地貌演化历史著述的东西的。也许正像《计量历史学》一书的翻译者1985年说的那样，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一、二十年的实践，而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

而且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375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10万年以上的沙堆层，然而高度不到40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20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10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7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

地貌类似记录、档案。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给予的启示是，海啸学也能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即可以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以及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等结合，运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计算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原有的海水、力源，推证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的内蕴海啸地貌。笔者之所以受启发，是因笔者出生在四川盆地盐亭县天垣盘垭村袖头山大围坪，那里从榉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存在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大围坪是地处半山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台地相对一致，水平线可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当然，海啸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的力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之大和奇特──潮汐从长江口的宽阔海面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的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一样，是否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榉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榉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骤然形成的“水墙”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就能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呢？这也可以根据榉溪河畔现在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用类似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大致能计算出的。

即需要求出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水要多大？震级要多大？形成在多少年？海沟和俯冲带多在什么方向？地史知识讲，上扬子海时期的海盆，是大约距今5.7亿年前到4.4亿年前，到志留纪晚期才变成巴蜀湖。巴蜀湖干涸以后，就成了四川盆地。第四纪的地壳运动造成了三峡的对外通道，同时也极大疏通了巴蜀湖的残余水，这个时间大约距今200万年前。但这仅是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能产生的基础，距今7万年前到5000年前的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后期，多次大地震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才是形成我们说的盆塞海本身。因此，这已经不属于巴蜀湖的残余，这是要分清楚的。盆塞海面积估计有多大？因为海啸是一种波长相当大的流体（水）表面波，如果盆塞海不具备这样的尺寸的话，那么大型海啸波将来不及发育出来。有人指出海啸波里往往伴随着所谓孤立子波的产生，孤立子波的特点是，它以相对较小的衰减穿越其他表面波而却保留形态。

这样，在到达陆地形貌阻遏时将产生较大的破坏力。其实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和流体力学非线性孤波方程，道理是一样，先经计算，再寻找映证。假设盆地面积是三角形、方形、矩形、菱形、梯形、六边形、圆形等7类形状，地震震源分别在边和角上，由此有多种组合；再根据现存的山崖断面的高度参数、台地面积参数代进方程，反推出盆塞海所需的面积和水量。由此四川盆地及周边省份的面积是足够的。其次是计算长江出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堵，黄河入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开，再加20000-8000年前长江和黄河及其支流上游在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形成的一些高山湖，如此的泛滥和溃坝等组合概率，由此水量的来源也是足够的。台地大围坪形成时间计算，是假设造山运动形成的最初山形，类似金字塔的等腰三角形，台地是在等腰的两边对称分别切去了一个小直角三角形。把这两个小直角三角形转换成土石方量，除去海啸袭击冲刷搬掉的土石方量，剩下的归因于每年暴风雨或者河水冲刷等水土流失量，人类改田造地等人为搬迁量的叠加，那么这个每年的叠加量除以小直角三角形剩下的整个土石方量，可估算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时间。

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能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将今论古，20000-8000年前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对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而且加上8级以上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洲的岩石台地海啸遗迹，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然而在我国海啸地貌学却引起争论。原因也许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李德文教授说中国没有海啸地貌学，但不等于国外没有。况且远古盆塞海，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

笔者能理解让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是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80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

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这是因为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

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嫘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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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综上所述，教授、博导、四川省社科院党委李后强书记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最早进入四川盆地活动。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埃及金字塔建造可能受到青藏高原金字塔山形的启示。第一，亚洲是全球陆地最高点，全世界所有8000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亚洲。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界线为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等，海拔4000米以上，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是地理第一阶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呈巨大金字塔形态，最高的珠峰达8844米。据地质考证，早在20亿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称古地中海，与太平洋、大西洋贯通。由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受挤压抬升，成为当今的最高山脉。过去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于6500万年前。但最新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的形成最少有4.5亿年。这推翻了早期的理论即6500万年。

根据科学家测算,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50亿年，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已旋转了46亿年。生物的历史至少也有33亿年，而人类的历史大概为300万年。约33亿年前—25亿年前的太古代，是生命的开端。约6亿年前--2.25亿年前的古生代,是生物大爆炸的时代。奥陶纪（约5亿年前），出现脊椎动物。志留纪（约4.4亿年前），出现鱼类，植物开始上陆。约7000万年前至今的新生代,是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时代。在渐新世（约4000万年前），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上新世（约1200万年前）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300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300万年至200万年前之间。

二是晚期猿人，也称直立人，其生存年代约从180万年至20万年前。三是早期智人，也称称古人，生活在20万年至4万年前。四是晚期智人，也称新人，出现在4万年前至今，晚期智人就是现代人类。科学家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一种3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这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201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等人证明：类人猿起源于约5500万年前。总之，喜马拉雅山脉早于人类诞生。

2015年科学家在《隐秘的喜马拉雅：亚洲的奇境》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存在一种“会走路”的鳢鱼，它通体呈蓝色，个头很小，能够在陆地上存活达四天。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因为喜马拉雅是地球上最早的一块陆地，其他地方当时还是海洋。直到今天，地球大部分还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71%，陆地占29%。人类来自海洋，但只能生活在陆地，并且需要淡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最大的淡水塔。所以，珠峰两边有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现在海拔很高，平均每年升高1厘米，但过去没有这么高，也不太缺氧，适合人类生存。喜马拉雅山上有许多海洋生物化石，说明过去的确在海洋之中。《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可能就是喜马拉雅。从卫星看地球，四川盆地就像是一艘停靠在青藏高原东岸的“诺亚方舟”，因此四川被称为青藏高原东大门。

西藏阿里地区18000年前的象雄文化也是证据。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西藏到处是金字塔形的巨大山脉，埃及人造金字塔是否受到青藏高原山形的启示和影响，值得探讨。阿里的冈仁波齐山至今还被认为是世界多种宗教的中心。生物学家研究发现，世界上所有生物，在喜马拉雅山脉都可以找到原型，即野生的原始标本，只是与现在人工驯化的或者自然进化的生物有较大差异。在喜马拉雅还有夏尔巴人和藏族，甚至发现了雪人的足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与昆仑山脉相贯通。昆仑山又称昆仑虚、中国第一神山。该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宽130-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

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古人类经过漫长进化，一部分人逐渐迁徙到昆仑山一带。所以，关于昆仑山的传说很多，比如古代神话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西王母”，人头豹身，由两只青鸟侍奉。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四处行走，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这是造成今天许多地方争抢同一个远古名人的根本原因。后来，人类祖先的一部分顺着黄河、长江向东迁徙，到了中原和四川盆地，走向亚洲和世界。因此，有北京周口店人，有四川资阳人、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另外一部分到了古印度和两河地区，再走向非洲、欧洲，直至全球。1910年人们最早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又在肯尼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省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经鉴定，腊玛古猿大约生存在1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即元谋人，距离现在大约 170万年。

四川盆地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约20万平方公里，海拔300至700米，地理界线为云贵高原、巫山、大巴山，内部为低山、丘陵、平原。四川盆地号称千河之盆，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400多条，不同规模的河流有5000多条，又是紫色（红色）盆地，属于世界唯一，具有内陆海洋性气候，物产丰富，最适合人类生存。四川盆地在远古时代也是海洋，巴蜀图语的著名符号“S”（或者“鱼”）,就是指海洋和水波。人类从喜马拉雅迁徙到昆仑山再到四川盆地，在盆地创造了许多辉煌，如“资阳人”，还有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

“资阳人”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伴随“资阳人”出土的，还有大批石器、骨器，特别是骨针、穿孔石珠、麂鹿角等文物。“资阳人”被鉴定为约4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现代的人类有直接关系，是古蜀人祖先。“资阳人”的发掘说明在此之前，古人早在四川盆地活动，顺着安宁河谷慢慢向南方扩散，直至东南亚、南亚。今天在安宁河谷发现的巨大石墓就是证据。《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怪书，记载了550座山，300多条河流，由战国中后期到汉代中期的楚国人或巴蜀人所作，这说明作者很熟悉四川情况。古代丝帛只有四川产，蜀是丝帛原产地。

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水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而鉴定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要采用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技术创新。如其中，中科院遥感所及挂靠该所的“遥感考古室”，可给予帮助。

其次云南大学的天文高能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用高能实验测定湖泊沉积等材料，得出的我国近一万年间气候变化曲线的峰值图，也可给予帮助。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盆塞湖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的认识，也说明这一点。四川海啸遗迹从哪里来？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看到延绵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就是一本书。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１９９２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就拍案而起讲这本书，他说这不是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６０００多年前和４０００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

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