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晏阳初“平教”遗梦

　　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在于增进人们的福祉，而他的教育思想，则是教会人们，尤其是贫困人群去创造幸福。

　　本报记者颜明华

上世纪40年代，一场旨在拯救劳苦大众，为乡村培育建设人才的试验在北碚歇马场进行。但后来因为历史的“误会”，这场平民教育运动一度中止。

　　60多年后，12月8日，其倡导者──晏阳初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其故乡四川巴中市召开，再度引起人们对“平民教育”的关注。

　　12月22日，记者来到北培，去追溯一段激情的岁月，抚摸一些岁月的印记。

　　乡民不识晏阳初

　　公交车刚抵歇马，一大堆三轮车和摩的就围了上来。

　　“去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旧址。”但司机们却一脸茫然：晏阳初是谁？

　　记者马上改口：就是柑研所。“晓得晓得！”一个司机将记者拉上车，猛踩油门。

　　“解放前有个叫晏阳初的人在歇马办过一个学校，专门培养教育和帮助农民的人才，不知道吗？”记者问司机。

　　“真不知道。”司机说。他告诉记者，他是场镇附近的农民，种田的收入连孩子上学都供不起，只好出来跑三轮。但跑三轮的农民多，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可惜晏阳初这样的人不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手头没技术，庄稼也种不好呀！”司机说着叹气。

　　几分钟后，车抵西南农业大学柑桔研究所宿舍楼。

　　“这个院子就是晏阳初故居，以前是他的起居室”。在此等候记者的刘孝仲教授指着宿舍对面的四合院说。

　　那是座青砖墙体、极为朴实的小院，现为晏阳初陈列室。“晏先生要求学院所有建筑都建得朴实一点，这样才和农民没有距离”，刘孝仲说。72岁的刘孝仲从西南农业大学柑桔研究所退休，上世纪40年代曾就读于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

　　打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门，屋中央除了一尊晏阳初的半尊塑像外，就是墙上关于晏阳初各时期照片的展板，极显冷清落寞。

　　刘孝仲指着一幅晏阳初与爱因期坦等同登“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奖台时的合影，非常激动，也难抑心酸地喃喃自语：先生是个伟人，伟人啊！

　　救国拯民

　　晏阳初故居不远处的晏阳初中学，进校门可见晏阳初的塑像，上有铭刻：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县人。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锡拉丘斯等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世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奠基人。

　　晏先生被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之一。

　　那段岁月历历在目。刘孝仲把刚才载记者上来的54岁的三轮司机称为“年轻人”：他们这些年轻人肯定不知道晏先生的。解放后，晏先生就到了国外致力于推进第三世界的平民教育去了。

　　刘孝仲的回忆再现一段历史：

　　晏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倡导“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治旧中国“贫、愚、弱、私”四大痼疾。

　　1918年，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应募到法国战场为华人劳工服务。晏阳初在为华工代写家书，并在创办识字班过程中，深受华工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而感动，遂立志：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上层士大夫效劳，一心为最贫穷的文盲同胞服务。

　　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北定县创办乡村建设学院，招募了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他在美国募得数十万元美元后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一些省份开展大量的扫盲工作。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被受聘为农民教员。

　　1940年，为避战乱，“平教会”迁至北碚，晏阳初置地500亩再次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致力于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即农村工作者。“晏先生希望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来提高农民素质，改造农村，要‘除天下之文盲，做世界之新民’”，刘孝仲说。

　　后来重庆解放，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军事接管，晏阳初随后定居美国纽约。而当年的校址几经变更，现归属西南农业大学，为该校柑桔研究所所用。

　　然而记者在学院旧址看到，除了晏阳初原来的住所修复为旧居外，原来的30多间教室、学生宿舍等建筑物已拆得所剩无几，而“健在”并保存较好的学院礼堂被租用作了摩配厂。

　　为希望奔走

　　“我们希望能够复建乡村建设学院，我和我的同学们一直在为此奔走”。刘孝仲告诉记者，我们要将平民教育事业传承下去，而且这正符合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精神。

　　因“平教会”资金多系由美国募捐而来，在解放后一度极“左”的思想下，晏先生被扣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帽子。

　　而晏阳初离开祖国后数十年奔波于菲利宾、危地马拉等20多个落后国家，从事第三世界平民教育，还曾被菲律宾总统授予“总统勋章”。

　　历史如烟。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平教会、乡建学院简略回顾》一文的方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平反并恢复名誉。

　　刘孝仲上世纪80年代曾去纽约看望过晏老先生。她言及此时声音哽咽了：他就在一间极为简陋的公寓里住了几十年，家具全是老式的。他的才能和声望给他带来了不少财富，但他却把这些钱全用于平民教育事业上去了，而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处理，晏先生在重庆未竟的事业迟迟不能延续。我和同学们非常着急，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复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虽然建国几十年来，农村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有很多农民文化素质差，劳动技能低下，他们还需要帮助……”刘孝仲的眸子里闪着光亮。他这样关爱平民

　　文!本报记者颜明华歇马镇被土地“剩余”出来的三轮车司机们不知道，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在这个地方，为推进他们祖辈的生计教育留下过不懈追求的历史印记。

　　只是因为一段混沌的岁月，一度掩盖了晏阳初思想的光辉。现在回头看来，晏先生在那个极欠发达时代的教育思想，仍然为后人们所仰慕。

　　给他们机会

　　刘孝仲说，晏阳初曾多次谈到，影响他一生的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及西方博爱、平等的民主科学思想。这也是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启蒙。

　　1920年，晏阳初归国，开始平民教育工作，并逐渐从城市平民教育转向乡村教育，他一直认为：“农民不是缺乏智慧，只是历代传统不给他们读书的机会。”

　　化文盲为“新民”

　　晏阳初在实践中敏锐观察到，振兴农村经济，拯救凋敝的农村，须从乡村平民教育、扫除文盲抓起，要叫三亿多农民作“新民”。

　　晏阳初由此提出了一个新颖而独到的命题，即开发“脑矿”。他说：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

　　四大教育

　　现在回头看来，更觉晏老先生是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教育思想家和身体力行者。他在那个年代提出针对农民的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仍不失为当今农村教育之范。

　　文艺教育，是使民众认识基本的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与了解。晏阳初曾根据农民的文化情况，自编最为通俗易懂的识字教材，还采集选编了秧歌、鼓词、歌谣、歇后语等民间读物。

　　生计教育，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换言之，要从生计教育着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建设。在歇马场的乡村建设学院之地仍存农场旧址，刘孝仲说晏先生一直要求学生们亲自操作，熟练掌握改良猪种与鸡种等技能，方能教与农民。

　　卫生教育，是改善、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将消极的治疗与积极的预防结合起来。并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农村需要的卫生保健制度。

　　公民教育，按晏阳初所言：“意在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早在那些年代，晏阳初就编写了《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公民教育材料。教育负担？

　　文!本报记者颜明华2004年3月，共缴纳各种费用1110.00元，其中借读费700.00元、课本费200.00元、中餐费50.00元、管理费50.00元、书法费110.00元……

　　这是渝中区下岗职工张卫红，向重庆康联市场研究公司提供的一份教育支出表。孩子在念小学二年级的张卫红夫妻俩在一餐馆打些小工，她认为以他们的收入状况，可接受的费用标准应在150.00元左右，其中预交书本费100.00元、杂费50.00元。由于户口不在主城区，每年1400.00元的借读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这仅为个案。本周，康联公司对主城400户月收入1000元至3000元的居民家庭进行了教育消费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从居民家庭对教育收费的承受力来看，教育支出正成为居民家庭“最昂贵”的开支之一。在400户调查户中，每户家庭为子女支付各类教育开支占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21.7%%。

　　为了供子女上学，有46.2%%的家庭不得已削减一些必要的开支，有15.1%%的家庭向金融机构贷款解决；有14.2%%的家庭采取兼职收入来解决；有24.5%%的家庭则要求子女选择收费相对低廉的学校或专业。

　　而居民对当前的教育消费持何态度呢？调查结果似乎并不乐观──

　　有80.3%%的居民家庭认为当前教育收费偏高，有19.6%%的居民家庭认为当前教育收费价格一般，仅有0.1%%的居民家庭认为当前教育收费偏低。

　　也是在本周，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刚刚推出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已排于家庭消费首位，超过养老和住房。

　　因此，记者便与康联市场研究公司策划了对重庆主城部分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状况的调查，其结果令人不能乐观。而对于收入状况更差的农村地区而言，会显示什么样的结果，毫无疑问，这个话题更为沉重。无奈“奢侈”

　　文!颜明华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那个官僚资本时代，晏老先生尚不遗余力地推行平民教育，旨在让更多人接受知识。但如今，教育，却成为很多城市居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的“隐伤”。

　　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教育改变命运，而另一方面，却对教育心底生畏──因其不能承受之重，教育已成为一种负担。

　　从经济学的角度，教育消费可视为一种长远的智力投资，也会有相应“回报”。但不要忽视了，既然要作为投资行为，这个主体就必须有相应的资本实力。

　　遗憾的是，目前人们迈过温饱线并不多远，有何资本实力？可就在其收入未达可消费教育的水平之时，教育却提前进入了投入产出意义上的经济范畴。

　　中国历来重教，而且知识改变命运已成共识，一向勤俭持家的中国百姓不得不消费起教育这样的“奢侈品”来。但，本应有足够分量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却不得不减少──这些年卖血供儿念书的现象不就是明证吗？

　　教育如何成了“奢侈品”？在现阶段，教育应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这些都值得掌握教育资源的权力者们深思。

　　需警惕的是，目前教育消费的“奢侈”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倘若长此以往，没有多少平民会继续“奢侈”下去的，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贫者愈贫。

　　但强者，仅是极少部分，而社会的进步，绝对是需要依靠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