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谭金魁对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的诽谤

驳谭金魁对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的诽谤

一个网名叫“谭金魁”的人，2013年4月21日在《 人人网》上发表 《邓小平为什么至死不回家乡？》一文，其中他说：“小平同志一生多次回过四川，但几过家门而不入，堪比大禹，连女儿邓蓉陪同其在成都旅游时也请求：既然您不想回家乡，那我自己回老家看一看吧。小平同志严厉地制止。看，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是多么的高尚完美啊。 事实真的如官方说的那样吗？我们翻开历史资料看一下：小平同志的父亲邓文明老先生是20世纪初广安的风云人物，娶了四房妻妾，曾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巴结上当地军阀后又成了‘袍哥会’袍哥会老大，（实际就是黑社会），他镇压了几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杀死了很多革命志士，因作恶多端，1936年被群众打死。可以说邓家在当地臭名远扬。虽然这一切都与年幼的小平没关系，但小平同志是记仇的，君不见当年邓大公子为躲避红卫兵声讨从5楼沿落水管逃避时不慎摔下来跌断腿，这让小平同志心里始终打了个结，他掌权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监狱双腿立马被打断。终于破了这个结。以小平同志的心眼，那个砸死他父亲的地方他能回去吗，即使他回去能不气死吗，即使故乡人民原谅了他父亲，而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子回来了，人民怎么想？私下里会怎么议论？小平同志是有大智慧的，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一个连生他养他的故乡都不爱的人，他能爱中国人民吗？”

我们认为这是“谭金魁”对邓小平同志，以及对他父亲邓绍昌先生的诽谤，特写了《邓小平的父亲革命党人邓绍昌》一文，进行驳斥。请给予公论。

邓小平的父亲革命党人邓绍昌

                           李奉贤

说起邓小平生父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哥老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即首领。他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其实邓绍昌先生的“袍哥”身份，只是他作为革命党人参加作的掩护；而他的团练局长身份，只是他作为革命党人曾经战斗过的余辉的反映。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凡，是辛亥革命前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保路运动”；广安建立革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张澜、吴玉章等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和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如何也要走的社会主义？正是他在重庆期间，才知道了重庆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由于受过新式教育，跑过世面，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很有影响，由此当权者也极力拉拢。那是在旧中国一个社会异常复杂，生存十分艰难的世道，如果你设身处地邓绍昌，你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如何去做人？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看出这不是他的过错，而命运造就。

邓绍昌虽然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但旧式的家庭和婚姻，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原配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萧氏病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老人，生三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芙，在四川省委工作；次女邓先蓉（10岁病逝）；三女儿邓先群，1935年12月出生，陆军少将，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前后邓小平从大军南下到重庆，就和卓琳商量，把继母夏伯根接到一起，幸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除说明邓小平和卓琳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高尚美德外，也许还有着对早年逝去的生母淡氏赡养尽孝亏欠的转嫁补偿。

邓小平的母亲邓淡氏（1884—1926），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也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邓小平的生母淡氏，是邓绍昌的原配病世后的续弦。淡氏，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恒升镇有点小名气的“淡家牌坊”一个较为富有的大家望族。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绍昌与淡氏婚后一年，生下邓小平的姐姐邓先烈，她成人之后结婚家住在重庆。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出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邓绍昌夫妇十分高兴，祖父邓克远和祖母戴氏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严于家教，要求子孙学圣、修身，治家、清廉。由此可见，邓小平既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童年和青年，又是在母亲严于家教，“学圣、修身”中前行。5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邓小平的母亲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她为邓家养育了几个男孩，因而受到乡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据邓家后代们讲，淡氏最疼爱的是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节团圆之时，饭菜端上桌时，她已泪流满面。1926年，淡氏病故，终年42岁。据说，她是想大儿子想死的。邓小平祖坟在佛手山风景区，距邓小平故居西南方向3公里的协兴镇果山村，因山中一巨石形似佛爷手掌而得名“佛手山”。佛手山下，有一座四合群墓，左一为邓小平生母淡氏之墓，正中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淡氏老孺人之墓，孝男先圣、修、治、清”，此系“民国十六年丁卯夏月吉立”。左二是邓小平祖母戴氏之墓，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老太君之墓，男绍昌、媳淡氏，孙先圣、修、治、清”。右二为伯祖母李氏之墓。四联墓其右一墓，是空穴，没有安葬。据当地人讲，佛手山是块风水宝地，但属于阴地，只能葬女人不宜葬男人，所以，1936年，邓小平父亲邓绍昌去世后，并没葬在此，而是葬在距邓小平故西南约500米，距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大约150米的一座单体坟墓。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邓绍昌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据说他对孩子们的管教很严厉，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1936年邓小平父亲邓绍昌的死，也是一个迷。因为有文章说邓绍昌是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不幸去世。这可以理解，邓绍昌先生作为曾经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保路运动”的革命党人，后来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参没参加加共产党，已经难以考查。但他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还有1935-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邓小平同志是反对张国焘的。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张国焘受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也可能对邓小平的父亲下毒手，而被称为“土匪”也有可能。

邓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为什么是革命党人？其背景是，张澜190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四川顺庆府（府址在南充）官立中学堂正教习，1906年张澜赴成都担任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1907年返回南充，任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并先后创立初、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塾。1910年，张澜应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聘任学堂修身教习兼斋务长。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在成都法政学校毕业的邓绍昌，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邓绍昌自然成了四川军政府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

此时张澜还发起创建了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和南充果山蚕桑社。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即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当然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也没有了依靠。1920年张澜回四川复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并兴办职业教育。1921年张澜先生首次出任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当然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些也体现有四川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20世纪初极贫极弱的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就业，云集在重庆、南充、成都等地的王右木、张澜、杨闇公、吴玉章、袁诗尧、何拔儒、邓绍昌等人，他们想到的存古，已经不是存孔孟之道，而是像上古嫘祖一样开发丝绸经济带。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已经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也要走的社会主义。在四川家乡中学时代的邓小平同志，那时也受到过这些思想的熏陶；这些思想也包容在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其中涉及类似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官方指定学说，由一家之学完善为社会主流思想的问题。如经“五四”时期以来的西化思潮与批孔运动冲击，儒家思想虽式微至腐朽旧说，但被认作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是一种提倡入世的、有为的、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佛家的看破红尘相比，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莘莘学子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贡献自我，可以说，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始终是在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人才，是“常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个体意志、追求超脱世外，儒家推崇集体精神、担负家国天下。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构建仁爱社会、和谐社会、礼乐社会、大同社会而奔走呼号的行者。面对社会的乱象，老子一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独善其身逍遥世外，而孔子领芸芸弟子驾车奔劳周游传道，不顾己身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儒者，他们也许是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理想，虽“人不堪其忧”，但是“不改其乐”！儒者为学，为自强不息、报效社会；儒者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达人；儒者为事，愿为国为民、兼济天下。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它是一种进取型的、维稳型、秩序型的、中和型的文化，特别适用于个人的平稳上升、社会的稳步发展、国家的安定和谐、世界的和合万邦。

这可以联系到邓绍昌送邓小平到法国留学，和邓小平同志说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的主题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渊源。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成为制定国内和国际的战略。其实也说明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也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会有中国共产党。这个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前后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期，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如果说在打倒“四人帮”以前，很多人对邓小平同志弘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还分辩不清；那么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也能看出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的反映与探索。因为邓小平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早已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念。例如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俩人的会谈涉及到不少尖锐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邓小平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查良镛先生说：“我想自从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您指教。”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只是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概念的新闻，也许还有更早呢？

因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也传到重庆、成都，一部分先进的四川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袁诗尧、罗伦、邓绍昌、王济钦、刘仰高、何拔儒等人参加组织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的政治运动，就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之一。吴玉章、杨闇公等从日本留学回国，在重庆、成都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也带领四川投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斗争。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有苏共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的组织有苏共的援助，在全国影响大，吴玉章、杨闇公等顾全大局，主动解散四川组织，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可见他们中已经有人在开始研究中国如果信奉马克思主义，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他们说的存古、儒学复兴，也类似像上古嫘祖开发丝绸经济带一样的搞和平与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们仍认为，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即使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中国也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类似后来邓小平同志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把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称为“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和二次大战爆发，共产党人中的大多数已经看到或觉得：中国已经不能绕过“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但仍然认为这只是阶段性的，中国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时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会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