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入川的传教士

早在中唐时期，基督教支系景教就传入四川，并在成都西门石笋街附近修建了一座叫“大秦寺”的教堂，不过当时的传教士和信徒均为中亚的胡人。元代成都城西送仙桥侧新修了一座教堂，使用者为信奉基督教的色目人。元朝灭亡后，四川境内已没有了基督教信徒，教堂也早已毁损无存。明朝末年基督教再次传入四川，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与葡萄牙人安文思成为了最早一批入川的欧洲传教士。现今北京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有一座欧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北京年代最久远的天主教堂之一，历史上称之为东堂，其始建者正是利类思与安文思。 ⊙ 利类思建立了四川最早的天主教堂　　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字再可。1606年1月26日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卡达尼亚省米累奥，贵族出身。16岁加入天主教下属的耶稣会。曾在罗马公学教授人文学和修辞学三年。1635年4月13日（29岁）他从欧洲启程，次年（30岁）到达澳门，并在圣保禄学院（大三巴教堂附近）学习。圣保鹿学院当时被誉为远东第一所大学，凡受罗马教廷派遣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均在此培训汉语，同时熟悉中国国情、风俗与礼仪。　　明崇祯十年（1637年），利类思（31岁）到中国江南继续学习汉语，并开始传教。1639年（33岁）经其授洗礼的近700人。同年，奉教长之命到北京协助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修撰历法。汤若望（Adam Schall）是继意大利人利马窦之后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在汤若望等人的影响下，当时已有皇宫后妃、高官和皇室亲王等一百余人陆续改信了天主教。崇祯皇帝很器重汤若望，令其修撰历法并铸造西洋大炮。汤若望与朝臣交往较多，与曾任礼部尚书后担任首辅（宰相）的刘宇亮关系友善。　　刘宇亮是四川绵竹人，务实精干，积极主张抗清。四川省级风景区彭州银厂沟就是因刘宇亮开垦银矿而得名。刘对天主教等西方思想比较宽容。利类思通过汤若望牵线与刘相识。刘盛邀利类思到四川传教，为此去函给四川都督及省内的地方官员，同时给四川的家人写信，请他们为利类思传教提供便利。1640年利类思（34岁）来到四川，在刘宇亮的成都府邸一住就是8个月。利类思在刘府客堂悬挂耶稣和圣母像，设立祭台，不止烛台花草，建立了四川最早的天主教教堂。由于刘宇亮的关照，成都官宦士绅纷纷与利类思交往。次年，利类思在成都就发展了30个身份特殊的教徒，其中既有蜀献王朱椿的后裔，又有当地官员。　　1641年，葡萄牙人安文思（32岁）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安文思（Gabriel Magalhaens）生于1609年，出生地在葡萄牙西北紧邻海边的雷瑞阿市佩特罗加镇。他的外文姓汉译为“麦哲伦”，意思是“平静的海洋”，在葡萄牙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姓，代表着一个显赫的家族。原来，安文思是著名航海家费迪南多·麦哲伦的后人。安文思16岁时加入耶稣会。后于1640年（31岁）到达中国澳门，然后进入内地杭州传教。安文思到成都，对利类思帮助很大，俩人从此开始长达36年的友谊。除成都外，他们相继在阆中和重庆建立教堂布施传教，并向川内其他地区发展。　　随着天主教的影响扩大，四川一些保守势力的利益受到触动，希望将西洋人感触四川。1642年刘宇亮告老还乡，不久病逝绵竹，利类思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于是以蜀王府太监为首的各方保守群体联合一起向官府控告利类思、安文思，诬陷两人是张献忠的间谍，要求按法治罪，又沿街散发传单抨击天主教，拆毁圣像、圣物，还准备烧毁教堂。新任成都知县吴继善受汤若望的委托，积极向保守势力作解释工作，称两人来华是劝人行善，应受到蜀人尊重，同时幸亏有信奉天主教的武官遣兵保护，才逐渐化解了成都士绅对洋人的误会和仇恨。 ⊙ 张献忠的“天学国师”　　1644年8月，张献忠从重庆方向攻入四川，直逼成都。为避战乱，成都百姓四处逃难。利类思与安文思便逃往刘宇亮绵竹县的府邸暂住。后来农民军进攻绵竹。刘府家人连夜用绳索将两人放下城墙。原来7年前李自成部队攻陷绵竹时，曾将抓到的刘宇亮亲属就地正法，因此刘府担心利类思与安文思被张献忠的部队抓到会受到牵连性命难保。利类思与安文思离开绵竹后本打算乘船出川到南京，可是沿江均已被张献忠的军队封锁。别无选择，两人只得随同众多教徒逃亡距离成都180公里的雅安天全山中避难。天全当时尚未设县，由土司管理，“山路崎岖，悬崖峻削”，是避难的最佳场所。　　张献忠于1644年9月5日开进成都，10月16日称帝。成都知县吴继善投奔张献忠后被封为礼部尚书。吴常在张献忠面前称赞洋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知识渊博、品行高尚，建议大西朝重用他们。张献忠知道明朝的万历皇帝很推崇洋传教士利马窦，于是对利、安二人很好奇，便派人到天全山中迎接两人到成都。利、安离开天全山后，与他们共同避难的教徒一部分后来迁至发现大熊猫的雅安宝兴县盐井溪，并在那里修建了四川保存年代最久的天主教堂，另一部分在康熙年间局势稍安定时迁回川西平原，并延伸到成都周围。1702年，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穆天池等入川后，在成都及周围地区寻找到许多天主教徒。这些人不少是利类思和安文思当年发展起来的教徒传人。　　利类思和安文思到成都后，受到了张献忠的接见。张极有兴趣地询问西方各国的政治国事，利、安均很到位地作了回答。张献忠非常高兴，便赐两人为“天学国师”，每月由国库给银10两。并承诺待天下统一后辅助天主教会、修建一座雄伟壮丽的教堂。利、安在朝中的待遇极高，参加1644年冬至节张献忠在皇城举办的宫宴时，两人的座位仅次于阁老（宰相）而排在百官之前。　　利、安起初与张献忠关系较融洽。张常与两人谈话，看他们写的中文传经书。张献忠对西学很好奇，尤其对算学感兴趣，常向两人询问这方面的知识以及教会的事情，有时还以所了解到的知识与左右辩论，很有主见和心得。安文思对机械制造非常在行，他与利类思一起费时8个月用红铜为张献忠精心建造了铜球仪两架：一为地球仪，一为天体仪。前者，标有五大洲、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经、纬线、南北极、迟到等无不具备；后者，不仅有西方的星宫图，也有中国的二十八宿天图。张献忠见后非常惊奇，视若异宝，让人将二球放置在宫中大殿上以便时常观赏。由此很认可利、安的才能，不仅重赏两人，连他们的佣人也受到了赏赐。　　而利类思与安文思对张献忠的评价也比较高，认为张献忠“为人正直、胸襟宽广”“智识宏深，决断国人”“天姿英敏、足智多谋，其才足以治天下”。但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处境日益违纪，张献忠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的弱点暴露出来，他对利类思与安文思时而和颜悦色、信任有加，时而充满怀疑、严厉苛斥，从此利、安与张献忠相处一直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感觉随时都会丧命。　　利类思与安文思在任“天学国师”的同时，利用身份之便，继续开展传教活动，他们发展了一百六十余个教徒，其中包括张献忠的岳父全家人。然而好景不长，1646年6月张献忠放弃成都，率军北返陕西。利类思和安文思被迫同行。张献忠担心利、安二人途中逃跑，就让二人的帐篷靠近行宫以便监视。利类思与安文思郁闷压抑已久，感到生不如死，于是壮起担子向张献忠上书，称他们来中国传教是为了拯救灵魂，并无其他打算。现在天下大乱，不便传教，因此乞求准许他们回到澳门，待天下太平后多携带一些西方的天文、算术等科学书籍并邀请懂天文的洋传教士来华辅助。张献忠看后开始还表示同意，拟赐银千两，并派士兵多人护送利、安到澳门。但两人坚决拒绝让士兵护送，结果张献忠改变主意，称到陕西后才允许他们去澳门。　　1646年9月，张献忠一行扎营在川北西充县境内。利类思与安文思奉命铸造新的天体仪。可是造好后，张献忠的亲信怀疑该天体仪的星宿和赤道等与以前在成都所铸的不同，认为利、安故意破坏天象，损害大西政权的国运，建议张献忠严惩两人。1646年12月11日，利类思（40岁）和安文思（37岁）在张献忠的营帐外等候发落时，侦察兵飞奔入营，称前方高山上发现五个满洲清兵骑马而来。张献忠不相信清兵这么快就到，不戴盔甲，就带了七八个小卒去探听虚实。结果被清兵暗箭射死。 ⊙ 被俘后前往北京　　张献忠死后，军营大乱，利类思与安文思得以脱死，但逃至山脚却被清兵抓获。当时两人均着汉人衣饰，两人忙用汉语说：“我们不是中国人，是西洋人。我们没有兵器，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们。”清兵不懂汉语，以为在骂他，就用箭刺两人，结果两人均受了伤。后来清兵将两人送至肃亲王豪格（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的营帐。通过懂汉语的下属翻译，豪格知道了两人的身份。由于离开北京之前汤若望曾拜托豪格寻找利类思与安文思，因此利、安在清营受到了豪格的热情款待。但由于要顾及战争，豪格便将利、安托付给手下两位军官分别照顾。行军过程中，照顾安文思的军官富有人情味，尽量满足安的生活需求；而照顾利类思的军官却百般侮辱和虐待利，以至于利类思骨瘦如柴，几乎饿死。指导清军退返陕西汉中驻营时，利类思与安文思重聚，才又得到豪格的直接照顾。　　1648年1月，豪格率军从陕西班师回朝。利类思和安文思不忘四川，请求返川传教，豪格不同意。两人只好随豪格一同到北京。后来，两人将其在四川以及大西朝的坎坷经历分别写成书。1654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撰《鞑靼战纪》一书在欧洲出版，文中最早饮用了利类思和安文思的述记。但是中国人了解利、安这段经历却很晚，是通过1912年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在重庆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才知道大致情形。　　利类思和安文思是以战俘身份被清兵捕获。到北京后，豪格为保护他们就留其在肃亲王府（今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当差。然而当年豪格就遭其叔摄政王多尔衮陷害被削爵囚禁，死于狱中。1650年顺治皇帝亲政后以豪格无辜被害予以昭雪，追复肃亲王。由于利、安品行端正，善于巧妙地向肃亲王府中各色人等布道。在两人的感召下，一些人开始信奉天主教，后来连一些王妃也开始信教。几年后，肃亲王府的一位王妃还赞助传教士卫匡国在杭州修建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天主教堂。利、安因传教获得了好名声，信徒日益增多，不久便被介绍到皇宫。在此期间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高度信任，天主教的地位在清廷逐步提升。1655年，将王府井八面槽一所宅院和一块空地赐给利（49岁）、安（46岁）。他们便在空地上建起了东堂，它是继汤若望所修的南堂（宣武门天主教堂）之后北京城内的第二座天主教教堂。　　顺治帝去世后，康熙皇帝即位。由于康熙年幼，朝中大权由辅臣鳌拜等掌持。康熙三年（1664年）9月，徽州歙县人杨光先受鳌拜支持，上书朝廷攻击汤若望三项罪名“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并称“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次年1月4日，在京的4位洋传教士汤若望、利类思（58岁）、安文思（55岁）和汤的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被关入刑部大牢，后3人被控是汤若望的同谋因而受到牵连。由于汤当时已经病重，清兵只用一条粗铁链将其拴起来，而另外三位均被戴上了九条锁链，手、脚、颈各三条。4月中旬，鳌拜拟定凌迟处死汤若望，另将利、安、南3人惩以鞭刑、充军关外。当月15日北京发生地震，天主教徒认为这是大冤狱的警示，纷纷喊冤。由于孝庄太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便直接过问此事。鳌拜等不得不将四位样传教士释放，但严禁他们在京传教。　　利类思与安文思获释后，不顾病乏积极救助其他被押送到北京的洋传教士。天主教多明我会传教士葛罗纳、马礼雅等五人由于未经朝廷允许擅自在山东、浙江等地传教，被捆押至北京受审。利、安多方奔走最终使他们获得自由。而汤若望被释放后一直居住在东堂，得到了利类思、安文思的细心照顾。1666年8月汤病逝。两年后，康熙暗结内大臣索额图等人智捕鳌拜，夺回大权。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趁机上奏亲政不久年仅16岁的康熙皇帝为汤若望鸣冤。　　康熙在1668年的圣诞节这一天特地派四位近侍到东堂，询问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是否通晓天文历算”？利类思回答称他和安文思“对历算所知不多”，南怀仁“原系攻读这些学科，可以应用”。次日，南怀仁被引至宫内。康熙让南怀仁与杨光先进行测算正午时刻的实验，结果南的测算准确。于是康熙为汤若望等人平反，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从此获得了康熙的信任，天主教又被清政府接纳。根据同时期入华的葡萄牙国王特使团成员弗朗西斯科·皮门特尔的回忆，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当时均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厚待，甚至能自由进出皇宫。 ⊙ 葬于滕公栅栏墓地　　1677年5月6日，安文思病逝，享年68岁，葬于北京滕公栅栏目的，此前利马窦、汤若望均葬于此。安文思擅长机械，曾为顺治、康熙管理钟表，还向康熙帝献钟表一架。康熙对安文思记忆尤深。安的墓碑上刻有汉文与拉丁文，汉文即为康熙皇帝的谕旨：“今闻安文思病故，念彼昔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人质朴夙著。虽贫病在身，本期愈治全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二百两，大锻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在安文思殓后数日，康熙又差侍卫龚萨等3人至东堂，向利类思、南怀仁询问天主教有关出葬的礼仪。　　1682年10月7日，利类思病重，康熙皇帝下旨：“利类思卧病京邸，绝无亲朋资助，深为可悯。特赐银二百两、锻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让侍卫在利类思的堂厅当着南怀仁等人的面宣读。12日利类思病逝，享年76岁，亦葬于北京滕公栅栏墓地，与安文思的墓一起保存至今。利类思的汉文写作水平被公认是外国传教士中最好的。他的汉文著作据称有几十部之多。去世的当年，罗马教皇将其所译中文版《弥撒经典》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该书是经教皇保禄五世批准专用于中国神甫使用的汉文经书。　　利类思还是最早来中国的西方画家之一，所传授的西方绘画理论及西洋绘画的透视对中国艺术家的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利类思之前，中国画家基本不懂得运用西方画家所倚重的透视学技巧。利类思曾将自己的画在教堂花园中展出，后献给康熙皇帝。据当时人记载，“满清官员震惊了，他们无法想像，人们怎么能在一张纸上再现楼阁、廊台、门扇、道路及其胡同，这是如此逼真，初见时，还以为是真的。”最后他们才相信那是一幅立体画。利类思也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生物学的人。1678年，葡萄牙国王遣使臣向康熙皇帝进贡了一头狮子。利类思翻译了小册子《狮子说》，解答了人们对狮子的好奇疑问。次年利类思又奉康熙皇帝之命翻译了《鹰说》一册，该文后被收入清巨著《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利类思去世前的6个月，康熙东巡关外，南怀仁同行。在沈阳，朝鲜国王的使臣向康熙进献了活海豹。康熙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便向南怀仁西洋人对此是否有记录。南怀仁就写信向利类思请教，并请寄来相关书籍。南收到书后，将书中所绘海豹的图画给康熙看。康熙见画与实物完全一致，非常高兴，就让人将海豹送到北京精心喂养。 文／唐建

传教，也是传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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