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放牛班的春天》,我尝试寻找一些细节,与音乐有关的,谋求与我一生中密切的契合。 在就要绝望的时候,从书橱的底层,我发现了20多年前的一个泛黄的本子,上面的字迹因 雨水的浸洇而模糊不堪,它诚实而幼稚地记录了我小学三年级时的一次搬迁。 在这些字迹上面,浮现出我的启蒙老师--王老师。王老师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没有马修那样的秃头,头发浓密、根根直立,上唇一抹胡须,像极了《且介亭文集》封面上的头像。一个是欧洲落魄音乐家,一个是中国普通师范学校的进修毕业生,但在影片结束之后,两者在我眼前交替出现。 我们班由一群真正的放牛孩子组成,与生俱来的野性和后天习得的破坏力纠结在一起,在胆小女生文具盒里放毒蛇之类的恶作剧只能算是小儿科,给山坳里的小学校带来空前的劫难。 王老师来的时候,我们班面临解散重组的危险。最后,校长大约是害怕我们这些老鼠屎坏了整个学校的粥,决定将我们集体迁移到王家大院的堂屋。世袭地主的王家,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烟消云散。贫下中农们瓜分了整个宅子,只有堂屋空着。我们扛着桌椅板凳,跟在王老师的后面,浩浩荡荡向王家大院进发,那阵势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感。被主流集体鄙弃的感觉是在至少十多年之后才拥有的,而那种追悔也变成对过去时代略带忧伤的回忆。 我们野蜂回巢般地闹腾大半天,突然听见“丁丁当、丁丁当”的敲击声,院子里的鸡狗四散逃开。原来,王老师在堂屋的廊檐下挂了一块破铁,替代了学校的铜铃。我们安静下来,堂屋空旷,四壁暗黑,敲击声音却没有止息。有些恐怖,似乎要将那些隐藏在墙壁里被仿宋体标语掩盖了的魂灵唤醒。杜春江抱了皮球,蹑手蹑脚溜到门口,脑袋半天没有动弹,二十多个小脑袋挤到门边。王老师一直在敲打那块破铁,机械一般,表情肃穆而沉重。 突然,他放下铁棒,转过身来。我们一哄而散,古老的木门发出“吱呀”的声音。或许是恐惧、或许是好奇,我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等待王老师走上讲台。王老师步履跄踉,转身伏在木黑板上“呜呜”地哭出声来。良久,堂屋里能清晰地听见蚊子的嘤嗡。“对不起,孩子们!”王老师的声音低沉着,“三年前,在挂那个破铁的横梁上,我的大爸,也就是这座房子的主人,吊死了!他喜欢唱歌,胡琴拉的很好,小时候……。” 这堂课成为王老师对“王氏家族光荣史”的宣讲。我们于是知道,王地主没有那么可怕,或者应该说是一个和蔼的老头;这所宅子也是王地主的爷爷在 云南做生意发达后修建的,与剥削我们的爷爷辈没有多大关系。王老师虽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但刻苦自学,虽然考分高出录取线几十分,但最终范进中举一般地成了一名师范进修生。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只是他们讨厌你们。但我喜欢你们,你们答应我,不会把今天的说出去。”王老师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切,包括这个世界,对我们似乎都陌生而遥远。我们关心的是,山坡上的野梨是否熟透,生产队的露天电影是否如期开演,后天的批斗会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说出去也没有关系,我什么也不怕的!”王老师梗起脖子,然后看看桌子上的马蹄闹钟说:“时间不多了,我们来学一首歌吧!” 我记得那首歌叫《闪闪红星》,当时,王老师教得很痛苦,我们却唱得很欢快!
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