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身世之谜

⊙作者：源自：王小鹰

　　崇拜英雄的年代似乎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有许多不熟悉或者不知道张露萍。

　　然而，我无法忘记当我年轻的时候读《红岩》，读《王孝和》、《穆汉祥》时引起的那种如临暴风雨般的震撼。我崇拜这些烈士，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那些决非寻常人所能易为之，非得有超人的勇气，那勇气必来自坚贞不移的信念。对于英雄中的女性，那更让我景仰，我以为她们所忍受下的艰辛要比男人更重。

　　张露萍的事迹曾经让我涕泪横流。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以那么秀美柔弱之躯投入虎豹狼豺之丛，乃至被牢狱囚身，遍受酷刑，矢志不渝，最终含笑从容就义。有时我总感觉那是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就像传说中许多善良而坚贞的侠女一样。后来，陆续有了许多关于张露萍的故事，有电视剧《张露萍》，有电影《巾帼英烈》，有传记《张露萍传》等等，其间内容多有出入，譬如电影电视剧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大军阀家庭，而传记却说她出身于贫穷的乡村教师家庭。我想艺术多有虚构之处，如此使张露萍的故事愈发传奇化了。

　　有一日，在中学时曾教过我们语文的袁老师突然来访，她的脸上有种凄清而廓朗的神色，我正在疑惑，袁老师却如示珍宝地揭开一个纸包，露出了几帧年轻女子的照片，有独自一人的，也有儿女子合影的。照片都己发黄，其中女子或旗袍，或斜襟布衫的旧式打扮。我膘一眼袁老师，指着照片上一圆脸女子说：“老师，这是你，那时好年轻！”袁老师点点头，又指指边上的女子说：“认得出是谁吗？”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子，眼睛很大也很深，笑容很灿烂的模样。我摇摇头。袁老师说：“她就是张露萍啊！”我大惊失色，随即又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说：“袁老师，张露萍怎么会和你一起拍照？”袁老师说：“我和张露萍是同学，很要好的，那是1935年吧，我们一块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成了知心朋友，是她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带我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袁老师说完抬了抬眉，竭力舒展额上的皱纹。袁老师为人师表，以慈爱、正直著称，颇受学生信赖。我对袁老师的话是深信不疑的。自此，我始信世界上曾经真的有这么一个美丽而英勇的女子，如今，她的英灵正在冥冥中注视着我们。由于她曾和袁老师知交，故而我觉得她与我也贴近得很。

　　袁老师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张露萍烈士一度被诬为叛徒奸细，如今拨乱反正，张露萍也得以重见天日了。沉默了一会，大家都在感慨“四人帮”的歹毒凶狠，竟连一个女子的孤魂也不肯放过。袁老师告诉我们，张露萍的家乡要为她塑像，征集烈士生前照片。袁老师觉得应该把自己珍藏的照片捐出去，可又舍不得，她想找个可靠的人复印一下，这样便可两全其美了。对于袁老师的信任，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丈夫求他父亲托了人价廉物美地印了来，袁老师千谢万谢地捧了去，如此一事，我觉得与张露萍似又近了一层。

　　不久袁老师打电话来说，近日要去四川，她作为烈士生前好友被邀请参加纪念烈士的大会。又隔了一段时间，袁老师又打电话来，说从四川回来了，并请我们上她家去一趟。

　　袁老师家住湖南路一幢旧式洋房的顶搂，不大不小一间房收拾得窗明几净，晒台上蓊郁的花木增添了清淡与宁静。见惯了老师笑意漾溢的脸，突见她锁眉敛容，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大概是碰上不如意的事了，我想。坐定，老师果然说出一段事由来。

　　原来，事情是因张露萍的身世引起的。根据以往的材料，都说张露萍烈士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南街杨官保府一个贫民的家庭中，她的父亲叫余泽安，以教私塾为业，母亲曹天荣，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她有三个姐姐，大姐余家彦，后来嫁给了川军师长余安民做小老婆；二姐余家秀，十三四岁时出天花死了；三姐余家俊，现在还健在。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到延安后改名黎琳，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时化名张露萍。烈士的业绩是她本人做出来的，与她的出身本无关系。然而，有关部门在编写《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一书时却发现了烈士于1939年在延安抗大时写的自传，自传中写到：“……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他们在北平结婚一年后生我，六岁回到四川……”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露萍的父亲由贫民变成了军阀。有关部门领导马上作出了决定，宣布更改张露萍的家世，正在拍摄中的电视剧《张露萍》也仓促修改了剧本。袁老师这次回四川参加纪念大会，听说解放初期被作为反动军阀恶霸镇压了的余安民因为突然变成了张露萍烈士的父亲而获得名誉上的平反。袁老师与张露萍的三姐原本就认识，三姐不能参加纪念大会，悲愤地说：“家英是我的亲妹妹，我只大她一岁半，我们从小在母亲的怀里长大，同一个小瓯子吃饭，为什么硬生生地把我们姐妹骨肉拆散了！三中全会后刚为张露萍恢复了名誉，现在却又在家世问题上让她蒙受不白之冤，九泉之下，家英是不会瞑目的。”因此，在开会期间，有人来找袁老师调查情况，希望袁老师能站出来证明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袁老师拒绝了，她说，我不能昧良心说假话呀！

　　大千世界真正是无奇不有呀！我奇怪地问袁老师：“余安民的子女总归晓得张露萍究竟是不是他们的姐妹，他们坐在烈属的位置上能心安理得吗？”袁老师说：“因为张露萍的大姐嫁给余安民做小老婆，所以余安民的子女一向叫张露萍为四娘的，上面来人通知他们改变称呼，要叫张露萍姐姐，他们起初也很奇怪，说从小就叫四娘的，怎么一下于又变成姐姐了？来人便说：不关你们的事，这是组织决定，你们照这么办就行了。余安民第四个小老婆余宝珍还活着，已年愈古稀，他们去通知她，说张露萍是余安民的女儿，并要她提供证据，弄得她莫名奇妙，只好说，既然你们讲余家英是余安民的女儿，那就算是他的女儿好了。就这么颠倒黑白地认了下来。”我说：“也怪不得他们，中国老百姓一向是很听上头话的，何况当烈士家属总要好得多，人家硬送给你名利双收的事，岂有推脱之理！”袁老师却摇了摇头：“中国老百姓虽说习惯了唯命是从，但正直的良知是混灭不了的，张露萍烈士的亲属、同学、战友、街坊邻居纷纷向省、市、县领导机关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认真的调查，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我找你来，你是作家，愿不愿意为张露萍写点什么呢？”我略略思考后说：“袁老师，我不了解张露萍的身世，而你是历史的活见证，你写吧，你写好了我帮你去投稿，好吗？”袁老师听了很高兴，说：“我教语文，自己却不大写东西，我把事实写出来，你帮我修改呀！”

　　袁老师很快就把文章写好拿来了。行文中叙述简洁，逻辑清晰，很说明问题，根本用不着我来修改了。

　　袁老师在文中写道：

　　“……1935年秋天，我和张露萍同在成都建国中学女五班念书，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礼拜天，我俩常到成都风景最好的华西坝去玩，我们漫步在半月池边，畅谈人生，互相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交流个人的理想志愿。当时张露萍告诉我她的身世，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我父亲叫余泽安，是教书先生；母亲曹天荣，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劳动妇女。我的大姐余家彦长得很漂亮，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时被余安民看上了。余安民当时是暂编第一师师长，驻防崇庆。一个小县城里住一个师长，就是一个上霸王，势力大得很，有权有势有军队，谁敢不从？余安民要娶我大姐当三太太，父母起初不同意，迫于武力权势，不敢不应。大姐结婚后就搬进成都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里去了。我的二姐出天花死了，我和三姐余家俊在崇庆县立女中念书，大姐从成都回娘家，向父母提议要接我们到重庆去上学，她说我们可以住在她家里，由她照顾我们并且提供学费。我们都乐意跟大姐在一起，于是就来到了成都，住在大姐家里，并考入了建国中学。这次谈话以后，张露萍约我到她家去玩，我第一次到商业街余安民的公馆去找张露萍，她拉着我去见她大姐余家彦，大姐问了我的住址，家里有几口人，我都一一回答了。大姐便拿瓜子和糖果给我吃。此后，我经常去张露萍的大姐家玩，大姐也拿我当小妹妹看待。每次去的时候，大姐和余安民生的几个孩子都叫张露萍‘四娘’，叫我‘袁姨’。家中的男仆女佣都随孩子称呼，叫张露萍‘四娘’，而称余安民的孩子为‘小姐’、‘少爷’。”

　　“余安民先后有四个老婆，共生了二十个儿女，都是按‘国’字辈排行的，如余国琳、余国琦、余国玉、余国缓等，而余泽安的孩子都是以‘家’字排行，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她的三个姐姐依次为余家彦、余家秀、余家俊。张露萍和三姐移居成都大姐家后，由大姐提议改为‘硕’字排行，三人依次为余硕彦、余硕芬、余硕卿”。

　　“1936年下半年，我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正碰上她在哭泣。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余安民居心不良强娶了大姐，侮辱了三姐，还想打我的主意，我决不像姐姐那样听他摆布。’1937年上半年，我又去商业街余安民公馆找张露萍，又看见她在哭闹，三姐余家俊正在劝她。她对我说：‘余安民要想欺侮我，我用青花瓷瓶打了过去，我才不怕他呢！’这件事吵得很厉害，余家的佣人保姆都知道，却不敢说。自此以后，张露萍毅然搬出了余公馆，她的母亲也到成都来了。我到她们的新居去玩，看到了张露萍的母亲曹天荣，布衣布裤布鞋，十分俭朴，一看就是个劳动妇女。”

　　“以上种种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足以证明张露萍是乡村教师余泽安的女儿，而那个后来变为张露萍父亲的余安民，实际上是张露萍的姐夫。”

　　“1937年冬天，张露萍到延安学习，我到北门车站给她送行。1939年11月，她被派回重庆南方局工作。1940年10月，她返蓉探亲，第二天就要回重庆，我获悉消息，连夜去她大姐家找到了她，当晚我和她共眠一床，彻夜交谈。第二天天色未明，我送她至长途汽车站。谁知她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就此成了永诀！日后得知张露萍在息烽快活岭壮烈牺牲的消息，心如刀绞，泪似泉涌，和张露萍一起度过的学生时代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今天我将这些回忆写成文字，于我个人一无所求，只望它能告诉世人一些历史的真相，以期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以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袁老师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虽是个局外人，却不由自主将感情投了进去，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凝视着我。我决心与袁老师一起去做这桩事。在将稿子投出去以前，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向袁老师提出一个疑点：既然张露萍的父亲是余泽安，母亲是曹天荣，为什么她在延安写自传要说父亲是余安民，母亲是北大学生黎丽华呢？我的思绪张开了想象的翅膀：张露萍的自传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曲折动人的故事，也许，它将永远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了。我对着冥冥之中那双美丽的眼睛暗暗地间：你愿意告诉我吗？是什么阻碍着你没有将这段隐情公布于众呢？是感情上的还是理智上的障碍？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素？你的身世你的品格你的行为及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愈来愈神秘了！

　　我将袁老师的文章寄给了某家刊物，退稿了。又寄给一家报纸，退稿了。又寄给一份内部刊物，还是退稿了。那些小小的铅印的退稿信上没有说明理由，忧愁笼罩我的心头。

　　隔了几个月，袁老师告诉我，他们已写出了《关于张露萍烈士家史问题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袁老师来说，他们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又隔了几个月，他们又上书了《关于请求纠正在张露萍家史问题上的错误的第三次报告》。真可以用锲而不舍来形容这些上书人。这些普通的市民，普通的党员，普通的干部，为着一个早已去世的女于的家世问题花费了几多精力。说实在，张露萍烈士究竟出身什么家庭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又是什么力量驱动他们一遍一遍地上书呢？我想，那是一种良知，一种普通人正直的良知，烈士的出身不仅仅是烈士个人的事，正因为烈士是要载入史册的，故而烈士的一切便和史料工作的真伪性乃至党性密切相关了。

张露萍雕像

地点：罨画池·崇州市·成都市

时间：2001-9-17 10:44

　　一日，袁老师来电话，声音十分兴奋，她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撰写的《张露萍烈士传》，如实反映了张露萍家史的真实情况，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澄清了原先的错误。”我也是一阵激动，掐指一算，从袁老师头一次告诉我张露萍烈士家世之争起，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岁月如流水般潺潺地淌过，现在，张露萍烈士的业绩正为广大人民传颂；烈士遭受苦难的息烽集中青牢房正在供后人凭吊；烈士牺牲的快活岭山坡，苍松翠柏围绕着烈士的灵柩；烈士的家乡，崇庆县人民自动集资兴建的烈士塑像，庄严地竖立在崇庆公园中央，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张露萍是崇庆人民的英雄女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任何违背历史、违背客观事实的东西，总归是不能长久的。

　　我写下这篇文章，也许人们会从这场关于张露萍身世的争论中得到某种启发吧？我静静地注视着冥冥之中的那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在你年轻而灿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秘密正待后人去发掘吧？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后来，张蔚林被调到重庆，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天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个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不久，又发展二人为秘密共产党员。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对她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钉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三）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戴笠：“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