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甫愿出20万奖证远古联合国

陈家甫愿出20万奖证远古联合国

中科院科学史专家王扬宗研究员说：在中国，科学与政治无法分开，但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努力将科学与政治分开，否则难有成就。但不管是如数学家华罗庚，还是政治家毛泽东，都还挣扎在数学与政治的夹缝中。为什么？反右斗争以后，搞纯粹数学的一再遭到“脱离实际”的指摘，很多中国科学家逐步离开擅长的纯粹数学领域，而转向应用数学，不得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为什么搞得风生水起的“层子模型”包打天下行不行？为什么搞得风生水起的“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2014年10月24日在四川南江县光雾山风景区的香炉山顶上，我们偶遇陈家甫先生一行人，从光雾山风景美好的河山谈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自然联系到华夏5000多年前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时期，存在的远古联合国、嫘祖丝绸之路，对“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理想的贡献。

说到这里，陈家甫先生说：谁要是研究成功远古联合国，他愿意出20万元作奖励！陈家甫，中国人民解放军78468部队艺术团团长、峨眉电影制片厂西南影视中心邓小平特型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1964年出生，南充市南部县人。目前正在运筹主演电视剧《成渝铁路》。

21世纪以来工作在国内外的学者，如苏三教授、郭静云教授、程映虹教授、朱学渊教授、朱大可教授等，借助国际科学界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第一个孵抱期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的研究成果的普及，纷纷对原有的中华文明“北京猿人”包打天下的公学主流作否定，打出中华西来说、长江中下游说、北方游牧民族说、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说等奇谈怪论。但他们借助的各种分散的原始材料，很多都曾是国内外官方主流媒体公开发表的成果，是他们重新把它们选择组合成武器的，我们也称为公学材料。为什么这些公学材料会成为反驳“北京猿人”包打天下的利器？原因是这些公学材料和“北京猿人”，仍是本土性、地域性的本地性原始材料，我们即使承认它们是真实可靠，但苏三、郭静云、程映虹、朱学渊、朱大可和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等专家他们，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起源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及其形成的远古联合国不重视，特别是他们无一人像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先生那样，亲自到四川远古盆塞海后来干涸了的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标度的本土，作过历史计量学考察；反而他们只把自己手里掌握的本地性材料，作普世性来推论。这种不全，自然成为缺憾。

古四川盆塞海文明建立的远古联合国的版图和地貌，与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及海啸联系，复杂的变迁，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这与四周河流、江水入川也是有必然的联系。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的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成为远古联合国的中心活动地区。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有区别。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亚洲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5000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的西部。即使今天联合国这种多元一体，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其功能松散比不过那时。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金力院士，从DNA角度就中国人的遗传分子进行的实验研究，其证据发现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智人”难以存活，而非洲靠近赤道的地方因温暖才能生存，使得中国人的DNA都带有非洲的遗传痕迹。我们赞成：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各大洲的直立人约100多万年前为什么能到达非洲？约20万年前为什么大部分又能回到祖籍地？“蜀”人最早从何而来？为什么最早吃熟食的是蜀人？不但金力院士所在的复旦大学到华大基因研究院的探索一致，而且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也许能提供类似何拔儒、杨怀中等一方的中国自强取新卫旧的中国式解读。因为被看作支持何拔儒的邓涛等人的新发现，证实以往的一些推测是南辕北辙：西藏披毛犀的出现，表明冰期动物起源于西藏，而不是北极。这是根据西藏披毛犀的更原始形态和更久远的时间，表明它不仅不是北极圈中发现的冰期动物的“后裔”，相反是它们的“祖先”。西藏披毛犀具有披毛犀的一系列典型特征，然而，西藏披毛犀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进步的披毛犀的特征，表明它在系统发育上处于披毛犀家族谱系的最基干位置，也就是说是最为原始的一种。

根据动物群对比和古地磁测定，邓涛等人将西藏披毛犀的生活年代，锁定在上新世中期约370万年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披毛犀。根据这些新发现，邓涛等人重新“绘制”了冰期动物的迁徙路线图。邓涛将370万年前的高海拔青藏高原比喻为冰期动物群的“训练基地”。它们在寒冷的青藏高原受到了耐寒的训练，此后随着冰期在280万年前开始显现，西藏披毛犀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走出西藏，成功地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类似这种逻辑，既能回答各地的人类起源化石发现问题，又能回答现代人种在非洲汇合杂交的起源。

而最早吃熟食的蜀人，正因为具有类似西藏披毛犀一类动物的顶尖优势，在迁徙到附近四川盆地后，由于食物丰富，又学会最早吃熟食，他们的群体组织强度大增，智力开化强度也大增。后随着冰期在280万年前开始显现，蜀人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走出四川盆地，成功地扩展到包括非洲赤道圈在内的欧、亚、非、澳大陆的干冷草原地带。而他们的使者在欧、亚、非、澳大陆的探险和回到祖籍地之间的交流，带回的信息极大地在外来的原始人群中传播，为欧、亚、非、澳等各大洲中其他的原始人群，提供了非洲赤道圈附近是直立人避惧严寒的好去处，从而他们中的一些优势群体大都也迁徙到了非洲。而在约20万年前，又为他们从非洲走出，提供了陆路和海路的信息。而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定量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由此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不难想象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5070-4170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20多种“中国通史”，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1933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张圣奘也有钟毓龙类似的观点。张圣奘（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在修成渝铁路的1951年3月16日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年张圣奘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他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大胆地得出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奘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而张圣奘认为四川古时是海，但这在那时是个什么样子的海，是类似堰塞湖地震形成的盆塞海？还是更远古地质板块运动形成的内陆海？至今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