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乌奸？

                什么是乌奸？

这是泛指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象。例如，曾经有过，“乌奸”认为，信仰共产主义不与苏联合并，也应听苏共指挥。

中国底蕴的这类传统基础研究的失落，是后来中华文化虽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但还不够广泛和持续。即使如中国本土化佛教起源于印度，反倒在中国流行，也只是因中国传统基本精神，更重视和谐和共赢。例如，孔子把中庸之道看作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老子思想则强调矛盾的统一和对立面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和万邦的大一统思想。《周易》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且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灭或消灭，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看不到一例汉民族对外族的血腥掠夺和镇压，对外政策的主流是“怀柔”。即使偶有对异族、周边国家用兵之举，不过是迫其称臣纳贡，从无将其灭族灭种的残暴行为。反观目前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则不同。

纵观中俄两国300多年的交往历史，自1840年鸦 片战争后，沙俄则作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奴役和瓜分，勾结英法联军，伪装调停，武力恫吓和外交讹诈两手并用，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俄罗斯民族自形成起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这起源当所有的东正教民族都受到民族和宗教压迫时，俄罗斯民族是自拜占庭陷落以来第一个推翻不信上帝的异族蒙古人统治，以自己的力量争得民族独立的东正教民族。所以16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在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罗马相继没落后，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世界中心”。历代沙皇又利用这种使命感去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升华”为大俄罗斯主义目标是征服欧洲，进而称霸世界。

这种 “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久而久之也使征服欲和扩张性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陈树林教授说：俄国是自然环境对民族性格影响最大的国家。从俄罗斯广袤的平原和浩瀚的森林等地理位置、气候方面分析，揭示出俄罗斯人以其独特的豪勇和逞强任性对付大自然的严酷恶劣、变幻无常。国土越多越不嫌弃多。因为俄罗斯人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生活，四周没有天然的屏蔽，缺乏安全感。从古至今，俄罗斯人嗜酒的传统难以改变。历史学家对俄罗斯人选择东正教的原因解释：“罗斯人拒绝了伊斯兰教，因它禁止喝酒，而喝酒是罗斯人的最大乐趣；他们拒绝犹太教，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国家的失败民族的信仰”。于是他们选择了拜占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也决定了对东正教的选择和接纳。

今日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仍说：“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这种俄罗斯文化使得世界纷争难以统一，社会变革往往通过激进手段来实现。而中国自6000年前就独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太昊文化。如果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的话，那也主要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约在公元前4~3世纪，中国与古希腊几乎同时进入文明社会，但当时两地是相互隔绝的，其文明都是自生自长的。但“基督救赎”是基督教各教派包括东正教的核心思想，俄国与中国的主要差异，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曾剖析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

所以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负面应该说，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区别，而且也是无关系的。即使苏联自斯大林时代开始，大俄罗斯主义思潮即重新得势，当局不遗余力地宣扬俄罗斯民族对苏联和世界的伟大贡献。从沙俄到苏联虽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表现出抵御外侮的进步性，但更多地则表现出为本民族的利益或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利益的狭隘性。其形成原因与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使这个民族的精神具有很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无论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斯大林时期农业全盘集体化，直至当代社会转型中俄罗斯对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选择，都与只这种历史文化渊源有关。

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创立就是主张依法治国，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挟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类似“乌奸”文化，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实行社会主义，作为时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的同时带来的雾霾，“乌奸”认为信仰共产主义不与苏联合并，也应听苏共指挥。由此俄国问题专家金雁女士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乌克兰人说保尔是一个乌奸。如果中国有人对侵略中国的人这样地大加歌颂的话，乌克兰人是不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