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邪教治理需进行必要的社会干预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5-7-27 01:12:00

源自：光明网 : 蒋正翔

　　编者语：日前，喀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在主持完晨礼后，被三名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暴徒残忍杀害。作为一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大毛拉和宗教领袖，玛目居玛·塔伊尔的遇害说明宗教极端思想渗透蔓延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是宗教和谐的最大威胁。那么，宗教与邪教应该如何区分？哪个宗教容易被邪教利用，原因是什么？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宗教治理政策，引导宗教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就此，光明网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新生教授。
　　要点摘录

▲　宗教的宗旨和功能是止恶扬善和惠及大众，让人活得更有价值和尊严，而邪教则不然。

▲　科学的载体是理性，宗教的载体是情感和意志。默认科学是正统宗教的底线，违背科学的所谓宗教会沦为迷信甚至邪教。

▲　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因受某种邪教的牵累而蒙受不白之冤，任何一个正统宗教的母体上都有可能病变出一些邪教。

▲　西方宗教更注重主动入世传教，中国传统宗教大多在道观或佛庙“虚席以待”。

▲　合法宗教组织带领好信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宗教组织在守法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份内的事本身就是对社会治理的贡献。

▲　应努力创造宗教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拾遗补缺功能的空间。
　　默认科学是正统宗教的底线，违背科学的所谓宗教会沦为迷信甚至邪教
　　光明网：宗教与邪教应该如何区分？邪教一般荒诞不经，为何还有很多人信仰，其中还不乏高收入和高学历者？
　　王新生：简单来说宗教的宗旨和功能是止恶扬善和惠及大众，让人活得更有价值和尊严，而邪教则不然。在我看来邪教大致有如下特征：传播方面通常是隐秘的，因为相关活动和说法见不得阳光，经不住民众常识和理智的公开盘诘；往往采取洗脑的方法，以便从心理上控制相关信徒，建立教主崇拜；为了达到控制信徒的目的，通常要求信徒脱离原有的家庭网络和社交网络，使信徒除了某个邪教组织外无依无靠；控制信徒的目的一般是图财，所以通常要求信徒交出自己的财产，严重的会演化为害命。
　　邪教危害很大，一般荒诞不经，但仍然有人误入歧途，这方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和具有个体性。高收入和高学历的人信邪教的例子的确有之，但不是因为收入高和学历高而容易信邪教，而是因为邪教为了达到图财害命的目的会首先把这些人选为目标人群，倘若目标个体在经商等活动中有失败或低潮的情况出现，邪教的侵入就有可能得逞；而有些高学历的人有时会愤世嫉俗，若在这方面走向极端，或者个人性格有所偏差，也容易成为邪教的受害者。不过，大多数人都有健全的理智和自我调整能力，再加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社会机制的调适，即便不信仰任何合法宗教，也会远离邪教，正常生活。所以，说很多人信仰邪教是不准确的，在总体人口中是极为罕见的，只是从善良的人希望落入邪教魔掌的人数最好为零的角度而言“有很多”而已。
　　光明网：宗教、邪教、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新生：精确说清宗教、邪教、科学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在西方语汇中，并没有像中文意为“邪恶的宗教”的“邪教”这样的组词方式，以英文为例，当表达类似中文“邪教”的意思的时候有单独词语，一般是使用“cult”（<宗>狂热的崇拜，编者注）这个词。再结合上个问题，其实宗教和邪教的关系已经基本清楚了，即宗教和邪教一正一邪，具有天壤之别，是两码事。至于邪教与科学的关系我认为是自明的，即邪教是违背科学的，甚至是违背常识的，邪教是科学的敌人，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如果人人讲科学，邪教就没有任何空间。不过，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则没有我认为的邪教与科学之间的那种自明关系；相反，从理想层面上说科学与宗教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从历史和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最初的宗教是以浓缩而未分化的形式包含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何生活下去的智慧，其中包含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一些要素（即便称之为原始科学），当然也包含我们现在称之为迷信的一些要素；随着人类的进化和智力的进步，很多智慧和知识从原有的宗教母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专门学科，现代人（某些宗教的信徒例外）不再主张用宗教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类，而宗教本身余下的部分也主要集中在信仰和价值领域，集中在人的理性暂时无法成功企及的领域，如情感和意志领域。
　　就目前而言，科学的载体是理性，宗教的载体是情感和意志。从理论上说他们分属不同领域，但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以合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默认科学是正统宗教的底线，若违背既有科学原理和知识的所谓宗教就会沦为迷信甚至邪教。因而，我认为，就一个现代人而言，服从科学是天经地义的，在科学暂无定论的问题上选择不违背人性、不反社会的宗教信仰属于他内心深处的意志抉择。
　　西方宗教更注重主动入世传教，中国传统宗教大多在道观或佛庙“虚席以待”
　　光明网：各类宗教中，哪种宗教容易被邪教利用，原因是什么？
　　王新生：这个问题几乎没有答案。不过，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都有可能因受某种邪教的牵累而蒙受不白之冤。一般而言，越与科学不兼容的宗教越容易被邪教利用，或者说越容易受到邪教的牵累。换一个角度而言，任何一个正统宗教的母体上都有可能病变出一些邪教，或者因为教育程度太低而客观上导致对某个宗教教义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而产生邪教，或者因为有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而有意做出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曲解，以建立邪教。如果人们按照上述一些角度和建议去思考和判断，全面而历史地了解相关宗教，自然有利于区分正邪，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人被邪教误导和利用。
　　光明网：目前，我国宗教发展态势如何？与西方宗教相比，为何我们传统的道教、佛教发展较慢？
　　王新生：其实，不管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定的宗教现象存在。只是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的福利和管理制度较为完善，所以相对而言没有像农村宗教现象那样引人关注。几十年来，尽管农村的发展也很快，但原有的一些联系和团结农村群众的机制和机构要么涣散了，要么形同虚设了，当村民需要这样那样帮助的时候感到孤立无援，找不到归属感，而宗教为人所能提供的东西之一就是归属感，再加上有教内互助的一些特点，自然会吸引一些人的加入，但尚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宗教热，“宗教热”更多是一种修辞。
　　至于与西方宗教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发展较慢，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宗教更注重主动入世传教，中国传统宗教大多是在道观或佛庙“虚席以待”，效果自然不同；另外，道教和佛教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已经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还有就是道教和佛教的出世特点与当今经济大潮下的中国社会的相互契合度略弱。
　　宗教组织在守法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份内的事本身就是对社会治理的贡献
　　光明网：宗教在我国社会中有什么作用，宗教（组织）通过哪些形式参与社会治理？
　　王新生：“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现在已经是基本共识，国家也号召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鉴于宗教止恶扬善的宗旨，合法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应该说总体是积极的。合法宗教组织带领好信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而好信众自然是好公民，也会对周围的民众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而合法宗教组织从事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和活动能够“救民于水火”，减少社会张力，也可以起到社会治理的功效。
　　光明网：关于邪教的治理，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实施什么样的宗教治理政策，引导宗教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
　　王新生：就我了解，国外在邪教的治理方面主要从提高文化水平、提供必要的正统宗教教育、发挥正统宗教的作用以压缩邪教产生的空间等方面入手，特别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社会干预，甚至在出现违法行为和后果的时候启动法律程序和强力程序。
　　引导宗教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有效贯彻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发挥合法宗教的应有作用，宗教组织在守法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做好份内的事本身就是对社会治理的贡献；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加强必要的宗教知识介绍，以便提高民众辨别正邪的能力，减少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不应有的张力；社会治理是综合工程，应努力创造宗教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拾遗补缺功能的空间。
　　专家简介
　　王新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专长)：
　　文化历史角度的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以及当代天主教神哲学研究。
　　代表作：
　　主要著作：《<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圣经>精读》；主要译著：《理与人》；《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四卷》；参与撰稿的辞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哲学大辞典》（2007）、《现代西方哲学词典》（2007）、《外国哲学大辞典》（2008）和《基督教大辞典》（2010）。
　　在北美和中国大陆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伊斯兰教、当代天主教和西方哲学等），另有译文若干。历年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即出著作有《拉纳其人其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圣经与基督教》（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拉纳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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