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文集《悲伤与理智》：求爱于无生命者

源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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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与理智》，（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5月版
　　《悲伤与理智》是一部大块头文集，但目录页依旧是标志性的寥寥一面：足够分量，却有着轻盈简洁的目录。《悲伤与理智》里面的文章其实都需要一篇一篇具体谈论而不是概而论之。从布罗茨基的每篇文章里拎出几个警句来咂摸一下是容易的，更为有益的方式却是进入其行文的肌理中，去体味那些即便在成名作家那里也可能具有的某种普遍性的写作陷阱和困境，以及那些布罗茨基特有的卓绝之处又是如何在无声无息当中抵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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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集《悲伤与理智》的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里，有一段布罗茨基回忆他在伦敦皇家咖啡店和斯彭德聚会的情景，他们开列“本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福克纳、贝克特。“但这只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止，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斯彭德问布罗茨基。“约翰·库切或许算一个。”他回答道，“一位南非作家。或许只有他有权在贝克特之后继续写散文（H eistheonlyonew hohas aright tow riteproseafter Beckett）。”
　　第二年，确切地说是1996年2月，《纽约书评》发表库切为《悲伤与理智》撰写的书评文章，此时布罗茨基刚刚猝然离世，而库切文章中并无流露，可以想见这篇长文并非为死者而做的急就章，而是对在世作家新著的反应。这篇文章先后有过两个中译（汪洪章与王敖），坊间很容易找到，可以说是《悲伤与理智》一书在中文世界迄今可以参考的最重要的评论。然而，这是一篇库切式的苛论，就像他试着在另一篇文章里用类似的苛刻方式评论艾略特一样。事实上，同样是流落异乡的作家，弥漫在库切文字中的身份焦虑感要远远大于艾略特和布罗茨基，在他的评论中，一种学究和小说家式的、企图给每个人做一个看似公允持平的身份界定的冲动，时常胜过了审美和爱欲的冲动。某种程度上，我猜测，布罗茨基可以理解小说家库切，但库切未必能够理解作为诗人和文论作者的布罗茨基。
　　诚然，库切在《布罗茨基的随笔》中有一些判断当属准确，比如他说《悲伤与理智》整体不如《小于一》那么强有力，有几篇凑篇幅的发言稿、致辞和攻击性的游记拿掉或许更好；比如他说布氏在某些公开演讲中的议论时常有大而无当和居高临下之嫌，在其喜爱的反讽方面则时常拿捏不好分寸，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反讽幽默中的细微之处，而那是外国人掌握英语的最后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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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小于一》一样，《悲伤与理智》是一部大块头文集，甚至体量可能还超过《小于一》，但目录页依旧是标志性的寥寥一面。这是我理想中一部文论集的样子，足够分量，却有着轻盈简洁的目录，它意味着作者的写作绝非泛滥无旨归，而是可以在他所心爱的窄域里走到超乎想象的远。而写作，如果不能走到比想象还远一点的地方，就收效甚微。那些为数不多的、由几十个小节缓缓构成的超长文章，阅读它们就宛如置身于一架巨大的飞行物中，在沿着跑道缓慢而持久的滑行中，你有时会忘记飞行这回事，会习惯那渐强的加速，甚至走神，分心想一些其他的事，等到某一刻你回过神来，已经身处蔚蓝无垠的天空。
　　若是从更为纯粹的角度，《悲伤与理智》的确可拦腰拆成两本书，从《战利品》到《致总统书》是一本书，从《悲伤与理智》至《悼斯蒂芬·斯彭德》是另一本书，并且都不输于现有的诸多文论出版物。我会更喜爱后一本，它是更为精纯的诗论之作，由两篇对弗罗斯特和哈代的诗歌分析、两篇朝向古罗马作者的沉思、一篇里尔克长诗的细读、一篇已故诗人的悼文以及一篇谈论创造力的短文构成。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写作者，比如博尔赫斯，也会喜欢这种拆分。最近国内出版社照原著样式重新出版了博尔赫斯全集，从小说到随笔，都是一本本的小书，它们拥有蓝色晶体致幻物般无与伦比的密度。但我也同样相信，倘若布罗茨基重新再来编选，他会依然如故。这里面或许有他作为诗人不恰当的自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他对于诸如恢弘、辽阔、漫游之类气质的内在偏爱，类似于某种绝不愿意说出口的怀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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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开成书的因素，《悲伤与理智》里面的文章其实都需要一篇一篇具体谈论而不是概而论之。从布罗茨基的每篇文章里拎出几个警句来咂摸一下是容易的，更为有益的方式却是进入其行文的肌理中，去体味那些即便在成名作家那里也可能具有的某种普遍性的写作陷阱和困境，以及那些布罗茨基特有的卓绝之处又是如何在无声无息当中抵达的。
　　《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会是一个好例子，用以证明一个人不应该在焦躁易怒的状态下写作，即便是写作日记或日记一般的游记。这篇文章记录一次在国际笔会名义下的里约热内卢之旅，至少在布罗茨基的感受里它是糟糕乏味的。糟糕大概是因为遇见了几位来自他极为痛恨的体制下的腐化同行，乏味则更多来自对这个混乱且缺乏历史深度的现代城市的无感，更何况，他来到里约的第二天就在海滩被人偷去了钱包和手表。他描述了这次为期一周的国际文学会议的种种造作、轻浮和虚荣，本身颇具警示意义，尤其对于我们周围那些正忙于跻身国际主流的诗人作家以及怀着羡慕目光仰视他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但假如换成一位更为冷静的小说家比如毛姆或索尔·贝娄来描述，场面会更加可喜有趣也更富教益一些，而不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一团沉积在脊椎中的怒气。在这篇游记中，布罗茨基违背了日后他反复重申的两个原则：第一，在使用每个贬义词时，先把它们用在自己身上以体味其分量；第二，“不去关注那些试图让我们生活不幸的人”，首要的事情是忘记他们而非谈论他们，因为，相较于言语上的声讨和抗议姿态，有意识的忘却是一种更能够刺痛恶魔的能力。当然，我们也要记住这篇文章是整本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彼时布罗茨基才三十八岁，还很年轻。
　　《一件收藏》写于1991年，被收入《1993年美国最佳散文选》。但我想，这“最佳”所指向的，或许只是这篇文章企图承载的主题，即由一小幅纪念间谍金·菲尔比的苏联邮票所引发的、横跨二战、冷战乃至苏联解体期间的政治思考。诗人当然可以在散文中去处理一些不熟悉的、诗学之外的主题，比如赫贝特在《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和《花园里的野蛮人》里所做的那样，但这首先需要的就不是联想和隐喻的才能，而是耐心、细腻、从容，以及通过写作这种敞开式的行动去逐渐拥抱和理解一个未知领域的愿望。在《一件收藏》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断回避连续性思考的写作者，他左冲右突，东一下西一下，令读者和自己都精疲力尽，因为他试图在行文中隐藏的不是某种深层的教诲，而是自己对一些领域的不甚了了。布罗茨基本意或许是想拒绝轻易的言说，像他在诺奖演说辞里所说的，“谈论明了之事的缺点在于，这样的谈话会以其轻易、以其轻松获得的正确感觉使意识堕落”。但显然，一个写作者不能仅仅依赖于修辞来抵挡意识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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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写作者，在类似演说这样的公开场合中，很难表现得很好，除非他具有失明的博尔赫斯式的态度，“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我不是在冲着大家讲话，而是在跟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交谈”（博尔赫斯《七夜》）。布罗茨基发挥最好的文章，都是他面对一些深爱作家时近似低语式的交谈，他们通常都是死者，如同在《小于一》里他要“取悦一个影子”，在《悲伤与理智》中，他要“求爱于无生命者”。
　　弗罗斯特的抒情短诗《步入》、讲述孩子夭折后一对夫妇对峙场景的叙事诗《家葬》；哈代写在世纪末的《黑暗中的画眉》、为泰坦尼克号沉没所激发的《两者相会》、哀悼已逝爱人的《你最后一次乘车》，以及思索自己死后场景的《身后》；还有里尔克的长诗《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重写那个古老的神话题材，歌手俄耳甫斯寻找爱人的阴间之旅……种种布罗茨基在那些强有力的诗论长文中所选择细察和分析的诗作，无一例外，都和死亡有关。“我的阴郁源自他。”在讨论弗罗斯特诗歌的《悲伤与理智》一文中，布罗茨基如是说道。这种构成其最好文章基调的阴郁，无可避免地，来自对死亡的沉思。
　　死亡，有一种能量，几乎没有哪一位诗人可以抗拒这种能量的诱惑，但它也是一种危险的诱惑。那些简单地想借助死亡的羽衣为自己诗歌增添魅力的诗人，要小心自己成为那个出卖影子的人，在获得短暂能量的同时，也在被死亡吞噬，丧失人之为人的更强有力的可能性。而对布罗茨基和他所深爱的那些诗人而言，与其喋喋不休地谈论和膜拜死亡，不如深入死的深处，如同俄耳甫斯深入阴间，去从死神那里尝试夺回那些至宝贵的事物与情感；如同哈代如此清醒冷峻地沉思自己死后的景象，“如果他们听说我终于长眠，站在门口，/他们仰望布满星辰的天空，如冬日所见，/那些再也见不到我的人会有这样的思绪吗：‘对于这些奥秘他曾独具慧眼’”；如同弗罗斯特，让悲伤与理智相互对话，彼此点燃，好让真正的生活从中启动，让自我得以自由，让语言可以接近那些无生命者，接近物，它们代表一种更为恒久的存在。
　　一个对诗歌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将这些文章一字不漏地细读（当然，关于里尔克那篇长诗的分析，如果参看李永毅[灵石]的译诗版本会更具说服力），它们是难得的助人迈入诗歌之门的教材，不同于新批评派时常流于隔靴搔痒的鉴赏分析，也不同于国内诸多把诗歌当做分行散文进行理念阐发的论文，而是出自一位公认为杰出的诗人，他要力图讲述的，正是另一位诗人贺拉斯在《诗艺》里所要澄明的：“如果我不能追踪格律的演替，不谙熟/各类作品的风格，为何被称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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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勒留和贺拉斯，两位古罗马人，是这部文集的压舱石，抑或是呼啸向上的飞行器在摆脱掉诸多推进器之后、在那个狭小的最后密闭舱里除作者之外仅剩的两个人，在群星之间，一个类似于死后之所的静谧领地，作者尝试与这两人作一番星际穿越般的交谈。
　　《向马可·奥勒留致敬》和《与贺拉斯书》，展示了布罗茨基在古典领域的修养。这种修养是整体性的，并沁入骨髓，它导致了一种与作者过去警句迭出的宣讲文风截然不同的沉思语调。在古今之间，在罗马的城与人之间，在哀歌和自我之间，布罗茨基来回游走，却并非炫技性的，而是服从于思绪的飘移。而这飘移的前提，是对所谈论对象的熟极而流。因此，这两位古典作者，奥勒留和贺拉斯，在布罗茨基的笔下时时刻刻都是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出现的，他面对他们像是面对已经完整存在于那里的青铜雕像，而非一种渐次长成的生命，那不断变化的，是他本人，是他审视他们的角度，而非业已完成的他们。
　　“如果《沉思录》是古代，那我们就是废墟。即便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伦理学拥有未来。至少，伦理学是一种当下的准则，在这方面它或许是唯一的，因为它能将每一个昨天和每一个明天都变成现在。它就像一支箭，在它飞翔的每一个瞬间都是静止不动的。”
　　“因为他是一块海绵，而且是一块患忧郁症的海绵。对他来说，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唯一方式的话），就是列出世界的内容。”
　　这既是在谈论那些古罗马的作者，也是布罗茨基在谈论他本人。面对奥勒留和贺拉斯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在列出他所认识到的古典世界的全部内容，以期获得和他们对话的资格，这也是向无生命者求爱的唯一方式。它注定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这是教人感伤的。但或许正因为如此绝望，美学才能重新转化成伦理学；那种企图说服和教诲他人的诱惑，才能重新转化成对于自身无知的不懈探索；而过去的丰富和未来的不确定，也正是在这样感伤的沉思中，转化成此时此地的生生不息。（张定浩  批评家，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