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峰
1951年3月6日，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的预审室里，一个年近五十，农民装束的本地人正在接受审讯，不时还用成都东山一带的土广东话回答公安人员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就是被人民政府通缉在案的大特务廖宗泽。叫他交代问题，他反问道：“你们打不打?动不动刑?”看得出来，他心中顾虑不少。他完全用国民党特务对待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那套来估量人民公安机关；也可能自感罪行严重，怕说他不老实坦白而动用刑具。经公安人员反复交代政策，打消顾虑后，他才开始交代问题。经与上级公安机关发下的资料核对，肯定此人就是久侦未获的军统大特务廖宗泽。
为了侦捕这个罪恶民愤极大的老牌职业特务，新都县公安局和县警卫营的侦察员同志们，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付出了很大的智慧和艰辛。 一
廖宗泽是华阳县仁和乡(即石板滩)人，生于1902年，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原系中共党员，1930年参与领导广汉武装暴动，失败后去南京。1932年投靠国民党，入军统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调杭州警官学校任队长、指导员。1937年2月任军统成都站副站长兼书记，1938年任 贵州省会警察局督察长，1941年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区长，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和成都行辕调查课长，1942年调任四川省缉私处处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秉承 蒋介石的意旨，担任“破厂办事处”处长，主持对全市各兵工厂和发电厂的大破坏，并按照保密局长毛人凤的部署，以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及各兵工厂稽查组特务武装为骨干，将各厂警卫队员警与临时诱骗胁迫入伍的部分工人组成五千多人的反革命“游击”武装，打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独立第一师”番号，廖宗泽任师长，由保密局配给电台，行动受保密局直接指挥。12月初，廖宗泽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四一部队”司令杨元森分头率领特务武装开抵 广安，准备进入华蓥山区。此时解放军已经逼近，两部人员开始逃散，杨部跑得更多。廖、杨在岳池会商后，决定放弃进华蓥山“游击”的计划，将残部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进入大巴山区。廖部刚开入蓬安县境即被解放军追兵击溃。廖率残部奔至仪陇同杨元森会合，派人去找驻 巴中的胡宗南部某军请求收编被拒。杨元森见势不妙，乃取消“四一部队”番号，将残留人员并入廖的“独一师”，带亲信数人往成都逃奔，后在金堂五凤溪潜伏下来，1950年5月被成都市管会公安处二室侦捕归案。
廖宗泽与杨元森分手后，曾试图前往大巴山区，但去路已被解放军截断，电台也因故障与 台湾失去联络，遂在巴中接受胡宗南部另一军收编。后随该军向成都移动时，被解放军围歼，廖只身逃回老家，化名潜伏，并勾结地方封建势力和反动军官，发动东山叛乱，犯下累累罪行。 二
东山反革命武装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围剿下，1950年4月即告平息。大大小小的叛乱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捉获，或投案 自首，叛乱的主要策动者廖宗泽则下落不明。为此，川西行署公安厅发出通缉令，要求各地组织力量，严密侦捕。
新都，曾是东山土匪叛乱的重灾区之一。县公安局接到通缉令后，局长李毅十分重视，很快组织力量成立侦捕小组，县警卫营也同时成立侦捕小组，由县局统一协调、指挥。李毅在部署这次重大任务时，要求参加侦捕工作的同志思想上必须明确：廖宗泽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头子，如不能及时捕获，任其逍遥法外，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危害。他说：“当前叛乱刚平息，群众对我们仍有不少疑虑，工作上肯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贫苦群众，细致地做工作，相信是能把他捉住的。”
石板滩是廖宗泽的故乡，和新都县的太兴(新店子)、木兰(黄坭店)两乡接壤。侦捕小组便首先下到那里，以这两个乡为重点开展工作。此处与成都东山同属黄土丘陵地带，是客家人的聚居区，群众普遍讲土广东话，年长的甚至连成都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不仅北方过来的同志在这里存在着语言障碍，就是本县的同志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工作起来非常吃力。加之当时还没有乡村公路，丘陵地区的道路特点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走起来十分费劲。
面对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侦干们不怕艰难困苦，工作热情仍然很高。首先，本着“以匪制匪”的策略原则，从参加过叛乱的人员和旧乡保人员中了解情况。更多的时间则是深入到一个个院子里，访问贫苦农民，和他们交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虽然了解到不少叛乱时的情况，也结识了不少群众，但发现的可疑人员不多，而且经进一步调查，都一一否定了。与此同时，县里也抓紧审讯在押的叛匪和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从中获悉廖宗泽的胞弟廖宇梁住新都县西外乡。从讯问廖宇梁和其他有关人员中，只要得到一点点可疑线索都派人去查，曾追到广汉、什邡等地，仍然一无所获。稍后，县上举办旧乡保人员集训班时，也号召这部分人检举立功，结果仍未得到一点线索。
直到1950年下半年，侦捕工作仍无进展，一部分参加侦捕工作的同志产生了松劲畏难情绪。为此，县局领导适时召开会议做思想工作，同时传达上级公安机关及友邻地区的情况通报，其中有廖宗泽曾在新繁县其姐家躲藏过的情况反映。由于有了廖宗泽潜藏在这一带的踪迹，遂使侦干们增强了信心，并进一步研究了对策。主要是继续深入了解廖宗泽在新都县的社会关系，物色布置监控力量。对西外乡廖宇梁及其亲属关系处，靠近新都县的华阳门坎坡其侄儿处，以及新店子、黄坭店、曾家幺店子一带，物色耳目关系，以驻地工作人员名义和这些人联系，掌握监控情况。通过上述工作，使侦干对当地社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些重要情况能够及时掌握，并为以后的“镇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个时期建立的耳目，有的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向我们反映情况。
时间推进到了1951年2月，局里已经开始为大镇反做准备了，而侦捕工作组仍然住在下面。3月初，警卫营侦捕小组的刘雄贵接到原木兰乡乡长曾昭明(1950年病死)的“枪架子”(即背枪保镖的)方华幺的反映说，原来我老板(指曾昭明)家曾来过一个客人，吃猪肝都要吐渣子。听说是黄坭店那边廖家的，叫廖品章，过去在国民党那边当兵，现在解放了，回来了，不知道还在不在家。刘雄贵布置他继续了解，发现后立即报告。后来再无消息。到了3月6日这天，刘雄贵叫方华幺带他去廖家。行至黄坭店山脚下，看见一个戴草帽的中年汉子背个背兜，向廖家院子走去，方用广东话小声告诉刘：“就是他!”刘雄贵快步上前进行盘问，那人说他叫廖品章，就是这个院子的人。刘便随他进了院子，主人一见，赶忙出来说这是我哥哥。这时已围来不少群众。刘雄贵便问群众，你们认得他吗?不少人说不认得。
这个时期，由于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3月1日公安机关又刚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群众也敢站出来讲话了。刘雄贵又继续问他：“你既是这里人，怎么群众不认得你?”他说：“过去长期在外做事。”刘说：“你要老实，不老实我们就开群众会!”这时已有一部分武装队员到场，有的说再不老实就把他吊起来。在这样的氛围下，刘雄贵担心发生过激行动，便将其带回木兰乡公所继续审查。但此人仍不暴露他的真面目，有个武装队员气极，就打了他几下。当时总觉得此人嫌疑重大，但还不敢肯定他就是廖宗泽。下午，决定把他往县里送。送走之后，温江军分区四小队的同志来了，他们也是搞侦捕的，听群众说抓走一个姓廖的，便认为极可能是廖宗泽。于是，警卫营侦捕小组留在乡上的杜晓初同志便给县上打电话，转达了分区同志的看法。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情景。 三
对廖宗泽的审讯，将近搞了一个通宵。他交代了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罪行，公安人员则着重讯问有关东山叛乱的情况。他交代说，1950年元月初，他跑回简阳镇子场，会见了张吉彬，又约见了亲属廖贯之，从此就在东山一带活动。他叫廖贯之首先为他弄个户口。廖贯之通过新都木兰乡旧乡长曾昭明的关系，让廖宗泽 冒名顶替了廖品章。他到了廖贯之家，便自认为已站住了脚，继后，又通过廖贯之等联络刘幺胡子等地方封建势力，勾结正在石板滩整编的起义部队朱鼎卿兵团所部副师长刘仓林(化名马步修、马力，湖南人)，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1950年3月，便开始在镇子场刘朝章铺子秘密开会策划，4月6日又在石板滩廖上仁家开会，成立了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五县“反共自救委员会”，刘仓林任主任委员，廖宗泽任副主任委员。此时廖已化名何三兴，以后又在朱家湾、简阳西平乡、桃花寺开过会。5月初，这伙人组织的叛匪武装在斩龙山被解放军围剿后，刘仓林、廖宗泽等便溃逃到成都西门外商量，准备去双流牧马山再次发动叛乱。此后，廖宗泽便化装成农民、苦力，以贩卖粮食、小菜为掩护，住旅店，投亲朋，还叫廖贯之给他搞个证件，企图南下经广州出境，还曾计划往川西北山区或西昌流窜。廖被捕时，尚在成都县三河场吴姓旅店落脚，县局迅即派人去收缴了他存放在该店的鸡公车和黄豆。
根据川西公安厅指示，县局于3月7日将廖宗泽解送公安厅政保处。《川西日报》于3月11日发布了廖宗泽被捕获的消息。3月15日，川西行署、川西军区通令表扬了新都县警卫营。川西公安厅分别给县公安局、县警卫营赠送了两面“捕获大特务匪首廖宗泽有功”的锦旗。 四
廖宗泽被捕后，先由川西公安厅政训班收押，以后解送重庆战犯管理所，1965年转押 公安部战犯管理所，1971年因脑溢血死亡。而台湾国民党方面，早在1952年即已宣告廖宗泽“从容就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会编印的《敌后反共革命殉难烈士事略专辑》中载有《廖宗泽烈士事略》，这是一篇欺骗国民党官兵和台湾民众的造谣文章，不妨录以备考：“先烈廖宗泽，字达民，四川华阳人；四川法政学校、陆军讲武堂及中央军校四期毕业。曾任连、队长及参谋等职。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参加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先后任科、站、区长、秘书及主任、纵队指挥、处长、司令等公职。民国三十四年曾因功奉颁忠勤勋章一座，三十七年因办理谍报有功，奉颁四等云麾勋章一座。三十八年匪猖獗，大陆沦陷，先烈率部在四川华容山区组织地方武力，从事对匪游击抗暴工作。以其廉正忠诚，故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声势极壮大，曾予匪西北军区重大打击。匪如芒刺在背，寝馈难安，因纠集丑类公安师两师，陆空配合，围攻义军。先烈誓众不屈，激战月余，终以寡众不敌，弹尽援绝，乃举枪 自杀，为部属所阻。四十年有月十二日力竭被俘，威逼利诱，终不屈辱，因于同年四月十五日在成都从容就义，年六十。追赠中将，遗族妻劳雅文，子士骏、士民，女黔灵、融融、天琪，均在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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