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猪案》诞生记：以李杭育为样本，看作家写作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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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15-10-23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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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的一天，杭州城西一家咖啡馆。李杭育正坐在沙发上安静地吸烟，四周人声嘈杂。
　　20年前的文坛，提到杭州就要提到李杭育。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使他与同行的韩少功等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之后，李杭育的小说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间隔年”，20年后的这个9月，他推出新作《公猪案》。
　　作为江南作家，李杭育在他颇负盛名的葛川江系列作品中以静态描写见长。他写葛川江的气势、写山野的风景，在南方文学偏于柔弱纤丽的格局里，加入北方血统的刚劲风骨，他笔下的葛川江粗犷、硬朗，有水乡传统的野性和当代巨变的气息。
　　但现在，他把静态描写看作之前小说的一大弊病，并且摒弃了它。
　　《公猪案》不仅没有一段静态描写，反而加入了超现实、极微观的动态描写──写来福与旺财，一人一猪在不同时代的行走和遭遇；写汩汩而来的血流和鱼贯而入的蚁群；写被不同的时代裹挟而入的芸芸众生。
　　“这是我写过的最自由的一部小说。”因而，如果过多谈到所谓的“意义”，李杭育反而觉得想得过多，但是，他不排斥每一个阅读者对《公猪案》都有自己的解读。
　　李杭育弹掉手中的烟灰继续说──
　　“我所说的自由，不是指敢闯禁区，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而是突破文本制约，超越小说自身固有的诸多形式、套路的束缚”，“是从‘文本的木偶与傀儡’变成‘自由地制约文本’。”
　　这种自由给他带来了快乐，10万字的长篇小说，提笔至完稿，只用了半年。
　　《公猪案》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分别是太平天国时代、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时期和当下。这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叫来福，三个来福都养了一头公猪，三头猪都叫做旺财。这旺财乌黑硕大，面目狰狞，毛色铮亮，是头十分优秀的种猪。来福主要的生计便来自旺财。
　　三个来福和三个旺财搭建了故事之间的关联。
　　不做场景切换是李杭育在《公猪案》中尝试的一种讲述方法。小说中，三个时期的三个故事交织在一起，作者并不帮助读者区分，而是让读者自行辨别。在李杭育看来，这种自由穿梭的讲故事方法“能够超越”他以前的写作。
　　关于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他说，就是没想好该怎样讲那些故事，也不愿意把写作当成一件苦差事。
　　大概十年前，李杭育在一本匈牙利电影上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男人赶着一头公猪在村路上慢悠悠地走。这个没有故事的画面给了李杭育创作的灵感和动机。这动机激励着他像滚雪球一样继续思考。一次，他在课上提起这个画面，一个学生记住了。那学生毕业之后跑来问他：男人赶着公猪在路上走的小说你写了没有？这一问就问出了今天的《公猪案》。
　　“故事是早就装在心上了，但怎样讲它们，一直想不好。为了自由表达而写作是非常愉快的，为了一个任务或者为了其他而写作没有愉快感，这也就是我二十年不写小说的原因。”
　　这部二十年之后的作品尽管荒诞、浪漫却仍然有着些许葛川江系列寻根小说的影子。
　　不同时代的旺财因不同原因死亡后，不同的来福，或游荡在乡道上，或感觉自己也在死去，或进城打工。这些人物形象心理上的淘汰感和遗弃感，与葛川江上生计日蹙，被人遗弃却只能自吞耻辱的福奎、心愿被儿子媳妇无视却装病退让的耀金老爹非常相似。
　　李杭育说，《公猪案》对他的真正意义在于终于可以凌驾于文本之上，不受小说规则的摆布。
　　20多年前的“寻根文学”，李杭育曾说，那是文学的“另起炉灶”，因为他不愿意被文本束缚着，被过去那种“中国式写作”的模式制约着。
　　何为“中国式写作”？一个主题，一个主要的事件。通过梳理，想方设法把事件和主题联系上。这是李杭育眼中的“中国式写作”，也是他的创作瓶颈。
　　用了20年的时间，李杭育认为自己摆脱掉“中国式”写作，掌握了写作的主导权、获得了写作的快感。这种快感让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地被激发出来──
　　“《公猪案》让我找回写作的快乐。”

⊙首席记者：王湛 实习生：张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