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我自认为自己很热爱美国，也被不少人指责为极端亲美，但最近读到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长文“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对美国的情怀和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法拉奇，这位身患癌症、70多岁的老太太，对美国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炽烈、那份真诚，让人强烈地感到她的爱之真，情之切。读她这封长长的关于美国的“情书”，相信任何对美国没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深受感染。

法拉奇这篇书信体文章在911事件后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了4个整版。在西方的严肃大报上，言论占一个整版都相当罕见，而占整整四个版面的事情，则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意大利媒体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该文在我的电脑上是26页。美国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译成了英文，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http://www.dennisprager_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读到英译本全文。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只读到过三个人对美国热爱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这位法国学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国实地考察，然后写出了至今仍为很多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必读书之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和法国艺术家当年赠送纽约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顿南端爱丽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样，成为法国知识份子热爱美国的象征，同时更是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

在书中，这位当年26岁的法国青年热烈地赞美说﹕“在美国，个人财产受到的保护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于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

“美国的宪法，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

“美国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于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浙江出版社已出中译本）的作者、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这块土地产生了出色的人民，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

在全书的最后一段，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总结说﹕“美国这条国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第三个就是这位曾采访过多名世界风云人物、著名采访录《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这篇“愤怒和自豪”中，她说，“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会永远忠诚。”

三个都不是美国人，但他们都通过对美国历史、美国制度、美国人民的深刻了解，凝成了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定。

在法拉奇的这篇文章中，这位全球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在热烈赞颂美国的同时，以自己在穆斯林独裁国家采访的亲身经历，毫不客气地、充满个人感情色彩地强烈谴责了那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落后的文化。她还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爱的祖国意大利。

多年来法拉奇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但对母国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国绿卡，而没有放弃意大利国籍。但是，在这篇长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击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会、意大利人。她处处把意大利和美国相比，那种处处不如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痛之切给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对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强烈感觉到的，所唯一感觉到的，是她对意大利那血肉相连、永远无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从新闻界退休之后，过去10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次是由于一位朋友的劝说，出来写这篇关于911和美国价值的长文。法拉奇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他们说﹕‘太好了，该收拾一下美国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愤怒吧，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法拉奇接着描述了911当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顿寓所目睹世贸大厦倒塌时的震惊，尤其是看到有人从八、九十层楼上往下跳时的目瞪口呆。然后法拉奇谴责巴勒斯坦人对美国遭攻击的庆祝，痛斥她通过几次亲自采访而深刻了解、并极为厌恶的阿拉法特。她说，“我不原谅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后她对比独裁国家和民主社会﹕

“一个越民主、越开放的社会，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袭击。一个越自由的国家，一个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国家，越有被劫持飞机而遭杀害的危险，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国家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从来都感觉安全，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我只担心被抓起来，因为我写过骂恐怖主义的文章。但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却感到紧张，在纽约就加倍紧张……

美国的脆弱恰恰是由于美国的强大、富有和现代化。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慷慨大方，心胸宽广，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个‘穆罕默德’什么的从阿富汗来探望他的叔叔，没有人会说他不可以到飞行学校学开757客机；没有人不允许他到大学里学化学和生物﹕这两项可以导致生化战争的科学；没有人；即使政府担心这个阿拉的儿子可能劫持757客机，或往水库扔一个装满细菌的小瓶，引发一场灾难。”

对于那些独裁国家的举国旗者，和911之后美国城乡的星条旗海洋，这位老记者对比分析说﹕

“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专制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正如我的父亲常说的，公产主义是一种君主政权，是一种旧的君主制，因为他们把男人都阉了。被阉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这场伊斯兰的所谓‘圣战’，可能要的不是我们的土地，而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要使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消失；要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活、怎么死、祈祷不祈祷、信教不信教；要摧毁我们吃、穿、住、行和娱乐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不抵抗他们，如果我们不捍卫自己，如果我们不起来战斗，他们就会赢这场‘圣战’。结果就将是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它是否完美，但我们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愉悦……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继续写到，早在20年前，她通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就已发现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她说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看到当地的那些阿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在一个体育场公开处决12个被指控性行为不够检点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观众“阿拉，阿拉！”的欢声雷动中，用刺刀戳进这些年轻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愤地说，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这位前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子强调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级很多倍，因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数学。法拉奇直率地为西方文明辩护，她说﹕

“数字和数学是包括希腊、印度、中国、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国家同时发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兰文化对比，西方文化更丰富，对人类更有贡献。西方有古希腊民主，有文艺复兴，有霍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达．芬奇、米盖朗其罗的绘画，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离开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存，但在他们的文化，或所谓的文化中，这些音乐却被禁止。最后，我们有科学，感谢上帝！正是科学使我们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着，感谢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们’。正是科学，使我们发明了那些惊奇的机器﹕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飞上了月球。正是科学带来了电，收音机，电话，电视，这一切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表面。现在是那个致命的提问﹕在另外那种文化的后面有什么？

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骆驼还不值钱的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的经历，我为采访霍梅尼而去办理去德黑兰的签证，因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红色，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妓女那样恨不得把我立即烧了，对他们来说，一个红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标志。他们竟命令我立即把红指甲弄掉。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着讲到她到德黑兰的遭遇，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须穿伊斯兰服装。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她准备在送她来采访的汽车里换去她的牛仔裤，但她在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坚决反对，说她是疯了，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这样做就是死罪，要被当场射杀。

后来翻译带她到附近一个不用的宫殿，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地让他们进去。但正在换衣服时，不巧管理这个宫殿的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大声尖叫“可耻，可耻，罪过，罪过！”按照伊斯兰教义，男女不可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独处；如果这样，他们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处以死刑。那个毛拉随后拿来结婚证书，他有给予四个月临时证书的权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是西班牙人。虽然《可兰经》允许穆斯林男子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妻子绝不接受。而法拉奇当时更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这样做，她就要被处决，而采访霍梅尼的事则更是完全泡汤。法拉奇说，她当时处于绝对的两难境地。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从法拉奇的话来看，以及最后她成功地采访了霍梅尼来推测，她当时可能屈服了，因为她不想失去那个采访霍梅尼的机会，更不想就那么被处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她的羞辱，对她的刺激，对她认识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长远的作用。

在比较了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之后，法拉奇激昂地写道﹕

“当整个西方的命运、当我们的文明处于危机之中时，不管我们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时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腊人，是葡萄牙人，我们都是纽约，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美国倒下了，欧洲就会倒下，整个西方就会倒下，我们都会倒下。

美国是块特别的土地，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国家。不是因为她富有，而是因为她的独特﹕她是为那些需要的灵魂、那些需要家园的人、那些具有高贵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说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人而诞生的。”

正是产生这样高贵思想的土地，这样提供灵魂家园的国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人，包括无数的流亡者，视为精神的“情人”，视为心灵的“丈夫”，视为人类的希望……

意大利女人挑战伊斯兰
文章提交者：楚门的世界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最近出书，激烈批评伊斯兰教和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结果遭到欧洲媒体的围攻和阿拉伯世界的谩骂，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像霍梅尼下令要处决《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要“杀死”她。法国三个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把她告上巴黎的法庭，要求立即查禁她的书，该案的进展将成为法国如何对待言论自由的标　，引起西方知识界瞩目。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以采访国家首脑、尖锐提问著称，她的采访录《采访历史》成为很多西方院校新闻系学生的必读书。法拉奇当年也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平等和女权等，并和希腊的反政府游击队领袖结婚，以他的经历写了《男子汉》一书。但在过去近20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保持沉默，不再发表文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位老记者在12年前查出患了癌症，消沉了；也有人认为，因为法拉奇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左派的幻想破灭，转变成了一个右派；她是因反思自己的左派经历而痛苦、而沉默。

911事件发生后，意大利著名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的编辑请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写几个字”，住在曼哈顿目睹两座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愤怒和激情下，一气写了八万字的题为“愤怒和自豪”（The Rage and The Pride）的长文。意大利的报纸破天荒地用了四个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摘发了法拉奇的文章（删掉了其中过于激烈批评伊斯兰教的部份）。

美国媒体说，法拉奇“复出”后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憾性的事件之一”，登出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卖出了100万份！破了历史纪录。

随后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没有删节的法拉奇的长文出了书，七个月内在意大利卖出了100多万本。法拉奇自己把书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才几个星期，就销出14万册，登上法国全国新闻杂　《快讯》（L’Express）“非虚构类作品畅销榜”第一名。德文版在慕尼黑出版后，到今年八月底仍居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的榜首。该书的韩文版、希伯来语版都在翻译之中，陆续将有20多种文字在30多个国家出版。

该书英文版（也是法拉奇自己翻译的）今年十月刚在美国上市，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亚马逊”的编辑评论说，“法拉奇把它说成是一本‘小书’，但其实正相反，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宝贵的书，它震憾我们的良知。它也是法拉奇个人灵魂的素描，像一只戳入我们思想和心灵的牛角，和我们连在一起。”

但法拉奇的这本书却受到欧洲左派知识份子几乎一致的批评和谴责，更有欧洲穆斯林群体和阿拉伯世界媒体的谩骂和攻击。一些宗教领袖在法国左派大报《世界报》上登文章谴责法拉奇散布“种族歧视”；英国左派报纸《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Rana Kabbani）在该报撰文指责法拉奇“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

另一家左派杂　《国际政策》则发表贝尔波利蒂（Marco Belpoliti）的文章，指责法拉奇的想法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并说法拉奇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法国著名的研究伊斯兰教专家凯佩尔（Gilles Kepel）则把法拉奇的书称为“丑闻”，“是令人厌恶的垃圾”；巴黎主要清真寺的教长鲍巴克尔（Dalil Boubakeur）则把法拉奇的书称为“挑衅”；法国左派旗舰报纸《解放报》则发表自由派评论家塞蒙（Marc Semo）的文章，说法拉奇的书是“病态的”……

法拉奇在书里究竟说了什么，引起了欧洲如此两极的反应？911事件发生之后，探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书成为紧俏货，但从政界到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更不体现《可兰经》的真谛，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和原教旨份子完全是两回事。

但法拉奇却在她的书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恐怖份子是现代的纳粹和法西斯，是新的搜世太保和黑衫党，他们正在进行“历史倒转”的十字军“西征”来进攻西方世界。西方左派媒体，偏袒这些穆斯林，不对此高度警惕，结果导致西方在“自杀”。法拉奇在书中激烈抨击了西方左派媒体的“偏见”、“天真”和“愚不可及”；并把西方左派称为“伪知识份子的恐怖主义”（pseudo-intellectual terrorism），“红色法西斯份子”（red fascists）。

她说，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感到高兴，其中包括移民到欧洲的那些穆斯林。如果西方“纵容、容忍或对这些穆斯林抱有希望，就是自杀。”

法拉奇书的结论几乎激怒了所有欧洲的左派知识份子，因为她警告说：我们常被告知，穆斯林恐怖份子只是一种伟大信仰（伊斯兰教）中失望、绝望、邪恶的一小块边缘部份；但事实是，它是伊斯兰教本身的一个组成部份。“伊斯兰教（Islam）和伊斯兰主义（Islamism）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伊斯兰教本身有严重问题，“伊斯兰教这座大山，在过去一千四百年来都没有移动过，从来没有从它蒙昧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没有向文明世界打开它的大门；它迄今都没有愿望和自由、法制、民主和进步发生任何关系。”

法拉奇发出如此“大胆”的言论，不仅遭到欧洲左派知识份子和穆斯林的围攻，阿拉伯世界更是一片叫骂。沙特阿拉伯的报纸把法拉奇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意大利的两个穆斯林团体，公开发表了要“杀掉”法拉奇的威胁信。

最近，三家法国“反歧视”团体和一家瑞士的类似组织，在巴黎和日内瓦法院分别起诉了法拉奇，要求法庭下“紧急制止令”，查禁法拉奇的书；并控告法拉奇“散布歧视和仇恨”，要求把这位女记者逮捕判刑。

在不久前的第一次听证中，这两国法庭都否决了查禁法拉奇书的诉求。但准备近期开庭审理法拉奇的书是否“散布歧视和仇恨”。法拉奇聘请了刚刚和法国《解放报》打赢一场官司的研究纳粹浩劫的专家和作家戈德内代尔（G-W Goldnadel）做她的律师，这位律师说，“法拉奇的书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它震憾人们的良知，是本具挑战性的书。现在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将更加困难，因为那些“知识份子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terrorism）”用反歧视来包装自己（禁止人们自由地批评伊斯兰）。”

这位律师说的是事实，在法拉奇案之前，法国新锐小说家（三本小说都成为畅销书）威尔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也被法国两大清真寺和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世界伊斯兰联盟”告上法庭，理由是他的书及谈话“散布宗教仇恨”，污辱伊斯兰教。

威尔贝克的长篇小说《站台》中有个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痛苦地看着他的情人死于一次伊斯兰恐怖袭击，之后他每听说有“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被打死都由衷地高兴。另外威尔贝克在去年九月法国《读书》（Lire）杂志的专访中说，“最愚蠢的宗教，还是伊斯兰。”他还说读《可兰经》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里面有危险的东西，使他不得不说伊斯兰是“危险的宗教，而且自它问世以来就是如此”。

在法庭上，威尔贝克再次公开宣称，“《可兰经》的经文既不倡导和平，也不提倡爱，更不主张宽容。这才是仇恨的经文。”作家强调，“我对穆斯林从来没有表示过半点蔑视，但我始终蔑视伊斯兰教。”

对法拉奇案怎样判决，标志着法国是不是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否对言论实行双重标准。因为在法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办的报刊，恶意造谣和诋毁基督教、反犹主义等言论比比皆是，包括明显是编造的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犹太人秘密联手炸毁了世贸大厦然后嫁祸给阿拉伯人的书，上了巴黎的畅销书榜，都从来没有人起诉他们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现在法拉奇和威尔贝克这两位知名作家的书中有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就被告上法庭；如果他们被定罪（要入狱一年和近五万欧元罚款），就是法国在言论尺度上实行双重标准。

按照言论自由的原则，真理和真实只能通过公开的辩论、信息的最大限度流通来获得，而不是通过监狱和限制言论的公开发表。法拉奇和威尔贝克都是作家，他们不是街头暴力和仇恨的煽动者，他们像所有爱好言论自由的知识份子一样，应该有对任何宗教公开质疑、批评（以至激烈的批评和蔑视）的权利，这种基本人权绝不可以为了“政治正确”而被剥夺。

美国《评论》杂志资深编辑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今年十月号发表的“法拉奇事件”专文中指出，法拉奇的这本书虽然有些用词过于激烈，有些表述不太严谨，但就像当年左拉那篇著名的“我控诉”的辩护词一样，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的“灵魂的哭喊”，说出了很多人也同样认为、但不敢说出的事实。

网络书店“亚马逊”的编辑在书评中说，“法拉奇用她著名的勇气，迸发出毫不留情的指责、愤怒的抨击；用她残酷的真诚，表达出清晰透明的思想和热情、令人不快的真实和看法，那种我们全都有，但却不敢说，或者不敢大声说出口的看法。”


作者附记：

法拉奇在沉默、隐居了十多年之后，今年10月22日首次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开演讲。她对这次公开露面解释说，“因为现在我们处于战争时期，美国就是战争的前线，我必须参加战斗。”

她说虽然接到了几个穆斯林组织要杀死她的威胁信，但她绝不会退缩停笔。这位患了癌症的老记者说，“我必须做，因为生命来日无多，我必须独力做得最好。”在这次演讲中，法拉奇再次强调，西方不仅面对伊斯兰极端份子，而且也在面对伊斯兰本身。她把伊斯兰比做一座难以移动的千年大山，难以改变，并充满了对西方的仇恨；不仅外部的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构成威胁，而且在西方社会迅速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并不融入西方文明，反而要改造西方的文化。她举例说，在意大利的穆斯林人，竟要求从公共场合取消十字架，还不防他们的男孩子由女性老师授课等。法拉奇尖锐地指出，穆斯林进入西方国家之后，正在利用西方社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来传播伊斯兰主义，如果西方国家不警惕，他们要一直到做到把西方征服为止。

法拉奇在演讲中解释说，她的书《愤怒和自豪》，“愤怒”的是伊斯兰的威胁，及西方左派对这种威胁的软弱；“自豪”的是西方文明。法拉奇的《愤怒和自豪》一书可以在亚马逊网络书店邮购，上面并有读者和该网络书店编辑的评论等，网址是：http://www.amazon_com/exec/obidos/ASIN/0847825043/qid%3D1040010990/sr%3D11-1/ref%3Dsr%5F11%5F1/104-9687097-9879168

伊斯兰信徒为何要杀法拉奇
文章提交者：楚门的世界

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沉默了十多年之后，最近又成了西方媒体上的新闻，这次不是由于她对权力人物的进攻性采访，而是她本人遭到“攻击”﹕意大利的穆斯林团体给她发信，扬言杀掉她，因为她写了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法特的文章。

《华尔街日报》4月28日就此发表了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把法拉奇列为遭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地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维、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国家元首和权势名人，由此集结成书的《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现在仍是美国主要新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1930年在佛罗伦萨出生的法拉奇在写过九本书和大量采访文章之后，从新闻界退休隐居，近年常住曼哈顿。她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几乎足不出户。许多人都要求过采访她，但她一律拒绝，闭门做自己的研究。

911世贸大厦被炸时，她正住在曼哈顿中城公寓，目睹了双星子大厦的轰塌。在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她打破十多年的绝对沉默，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本书，强烈谴责恐怖份子，毫不妥协地捍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伊斯兰原教旨将毁掉整个世界

第一篇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在去年9月29日的意大利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占了整整四个版面。法拉奇以她多次采访穆斯林首脑、和对伊斯兰社会实地考察的经验，毫不客气地抨击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种种丑陋，尤其是对那些有四个老婆的大胡子穆斯林男人的劣行，更是淋漓尽致地痛斥。

法拉奇的文章充满了对美国的尊崇，她说，美国是一个宽容、慷慨的社会，对自己的公民和外来者都给予尊敬。“美国有几百万穆斯林人，当阿富汗的那些穆罕默德们来美国探望他们的叔叔舅舅时，要去飞行学校学开757飞机，没有人会说不可以。”恐怖份子之所以袭击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强壮、富有、力量、现代、多族裔、自由的象征。

法拉奇在文章中说，早在20年前她就指出，狂暴、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将成为西方文明和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如果人类掉以轻心，它将会毁掉整个世界。

“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她在今年4月12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反犹在欧洲”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并批评欧洲对这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保持沉默。她毫不客气地批评曾采访过的巴解主席﹕“很多意大利和欧洲人把阿拉法特当成绅士，但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家伙从沙特阿拉伯的王子们那里拿钱，做墨索里尼那样的宣传，却梦想着进入历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乔治．华盛顿。这个语法很差的可鄙家伙，在接受我采访时，结结巴巴说不成完整的句子，无法进行准确的对话；还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嚎叫说，我们的文化比你们西方高级，我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同意法拉奇的文字，但她说的大部份是事实；而且她有权利说她想说的。那些恐吓要杀她的伊斯兰组织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因为法拉奇可不像容易被吓住。……这位7老记者见过真正的混世魔王，例如猫泽东和阿拉法特。这位老人说，用自杀炸弹来杀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费了。”

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

法拉奇是一位传奇般的记者，她以对独裁者和权势人物尖锐地提问、尖刻地批评而出名。她那本《采访历史》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怎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我吹嘘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所以被学习新闻的人作为教科书，不仅它体现新闻采访技巧和专业训练，而且该书放射出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法拉奇在该书前言中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通过对权力者的采访，法拉奇更发现权力对人的腐蚀。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权力使人腐败、骄横、愚蛮、迷狂。因而法拉奇厌恶权力，她说﹕“我认为权力是不人道的、令人痛恨的现象。”

正因为对权力持这种看法，法拉奇在采访那些名人时，不仅毫无很多其他记者那种谄媚、奉承、巴结，而是尖锐地提问，刨根问底地追击，毫不客气地挖掘，然后毫不留情地把权势者的丑陋全部写出来。以讲计谋、玩权术，老奸巨滑闻名世界的政客基辛格曾说，他“一生中做的最蠢的事”是接受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在采访后记中说，基辛格“像鳗鱼那样来回滑动，躲避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像岩石和癌症”那样僵硬、顽固而不可改变。但法拉奇用她特有的进攻性提问，也把尼克松的智囊国务卿逼问得颇为招架不住。

基辛格自当“马戏团小丑”

法拉奇的这篇采访发表后，引起美国政坛一场小地震，因基辛格说他“像西部牛仔，独自骑马，英雄打天下”，好像白宫不是尼克松当总统，而是基辛格当家。这种喧宾夺主引起尼克松愤怒，不再接基辛格的电话，吓得基辛格又赔不是，又要求举行国会听证会，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话。法拉奇给美英几家大报和电视台发去信，要公布全部录音记录，因基辛格说的每个字都在录音带上；并在书中讽刺地说，基辛格这种说法，简直是不把自己当一个绅士，而是当“马戏团小丑”，让人恶心。

法拉奇在1980年8月访问了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个提问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是不是还要挂在那里？”后来追问邓，“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灾难是四人帮造成的，可中国人却举起五个手指头，那第五个是不是指毛泽东？”同时还问这位刚刚获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什么时候退休。

法拉奇对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人的采访，由于追问出该国和孟加拉国的关系等问题，导致原来两国要签署的条约被迫推迟，几乎流产。由此可见法拉奇当年的政治访问有多大的威力。

在对布托夫人的访问后记中法拉奇说，“很多人对权力有很大的胃口，很敏感的鼻子，但却闻不到权力散发出的腐臭味道。他们对权力的排山倒海的追逐热情远超过对爱。”而在这些权力者的国家，“自由、民主和政治反对派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地位和意义，并经常被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取代。”

法拉奇那种挑战性提问，常常刺激得独裁者想杀掉她。霍梅尼在法拉奇采访后曾召集会议，研究是否干掉法拉奇。后来第二次法拉奇到伊朗采访，一下飞机就被逮捕，幸亏被一位当地翻译和美国上校救出。法拉奇在墨西哥采访内战时，曾身中数弹，被认为死亡拖进了太平间才得以逃生。

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这种独特的采访经历，和她特有的蔑视权力的采访风格和精神，使她对专制、暴虐深深地痛恨。她在《采访历史》的前言中说，“人类尊严的最美丽的纪念碑，不是雕像，不是旗帜，而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岛山坡树上刻印着的三个希腊字母“oxi”（英文No）。在纳粹占领期间，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把它刻印在那里。纳粹上校们用石灰涂盖了一次又一次，但经过雨水和阳光，那三个字母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奇迹般地又闪耀在那里。30多年了，它仍在那里。”

法拉奇在前言的结尾处说，读者在翻开《采访历史》时，“应该在脑海中记住那三个涂盖不住、倔强地、不可阻止、无法磨灭的希腊山坡树上的字母。”

而作为新闻记者，以及任何要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恐怕不仅在读法拉奇的书的时候，而是一生中一直记住那三个字母，永远对权势者说No﹕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在这次美国遭攻击后，法拉奇强调西方对穆斯林极端狂热份子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重视不够。她认为穆斯林恐怖份子绝不仅仅是对着美国，他们是与整个西方文明价值为敌。她强调跟整个伊斯兰世界恐怖份子的战役必须打，因为“如果美国垮了，欧洲就垮了，整个西方就垮了”。这个观点和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几乎完全一样。奈保尔说，“美国不可以倒下，美国绝不可以失败。如果美国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就垮了。这不仅是美国受到威胁，这是整个世界经济、我所赖以生存和写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胁。”

正是因为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伊斯兰极端份子的直言抨击，惹来了恐怖份子的仇恨。但他们这种声言要用谋杀的方式对待言论的，只能更清楚地证明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他们那个世界判断的正确性。

法拉奇﹕一个伊拉克士兵的独白
文章提交者：楚门的世界

（本文为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The Soliloquy of Dakel Abbas”的文章，译文获《华尔街日报》授权）

他叫达卡尔．阿巴斯，是一个21岁的伊拉克军人，在被抓去当兵之前他在伊拉克中部靠近阿．撒玛奥的一个小村庄种黄瓜、洋葱和茄子。与其说他是个士兵，还不如说他更像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头颅像个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的枯髅。他胸脯上那几乎没有皮肤遮盖的肋骨似乎是象牙浮雕。他的二头肌、细小的骨头能放进一个孩子的手掌中（萨达姆给士兵吃的很差）。他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被俘的。他的那一组人在投降时，科威特抵抗组织错误地向他们开枪了。他严重受伤，医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救。

我是在科威特市穆巴拉克医院的一个监护区偶然见到他，当时他已经在那里躺了10天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俘虏们都把脸藏在被单下躲避我的眼睛，只有他紧紧地，几乎是乞求般地盯着我。所以我走过去，通过翻译问他是否想跟我说点什么，他说是的。我打开了录音机，他马上就开口了，情绪激动又非常决断地说了很长时间，我根本没法打断他。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提问题，他的独白，他的故事说明了一切。

我为什么在12年以后重提这个故事？因为他的单纯，他的无辜，他的真实，今天和12年前同样意味深长。因为今天的达卡尔．阿巴斯们和12年前的达卡尔．阿巴斯们是同样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他们是萨达姆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玷污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萨达姆们的第一个牺牲品。

下面是达卡尔．阿巴斯的独白﹕

听我说，我请求你，别走。我太孤独了，而且，我说话的时候疼痛就减轻一些。听我说，看看他们对我干了些什么吧。打了我12枪，12枪！一颗在左肩，一颗在右肩，一颗在左臂，一颗在右臂，一颗在左手，一颗在右手，一颗在左臀，一颗在右臀，一颗在左腿，一颗在右腿，一颗在左脚，一颗在右脚。阿布杜在挥舞着白旗，他真的在举着。他把白色内裤脱了下来，绑在一个棍子上。他一遍挥舞，一边喊着﹕“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阿布杜，那个库德人，我的朋友，他违反了军令，穿了白色内裤。

在伊拉克军队，我们不可以穿白色内裤，就像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被禁止一样，我们被禁止穿白内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和白内裤都可以被士兵们做成白旗而投降。但是，阿布杜从来不脱下他的白内裤，从不，连洗都不洗，因为如果被当官的没收了，那白旗就得再见了。

但是那些坏蛋们照样向我们开枪了。我是说那些戴红袖标的，那些科威特抵抗组织的人……噢，阿拉，阿拉。你们谁听说过科威特抵抗组织吗？你们谁想像过他们有多么可恶吗？在打了我10枪之后，他们还揍我。一边打我，他们一边喊﹕“你这个强奸犯，你这个小偷！”我喊“没有，没有，我谁也没强奸过，我什么也没偷过”，但一点儿用也没有。当然，我做过一次，我太饿了。有好几个星期，部队只在早晨和晚上各给两片面包，除此之外只有水，什么其他的也没有。所以当我看到一个科威特女人带着一个包裹，里面装满鸡蛋、奶酪和香蕉时，我没有克制自己。我伸出手对她说﹕“把它给我。”她没说一句话，马上就给我了。这是我们当兵人的做法。

我当了16个月的兵。那个给我们村长做特务的恶棍跑到我家，问我老婆﹕“达卡尔在哪？”她说﹕“在地里摘黄瓜呢。”“叫他回来，告诉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到区里报到当兵。”噢，阿拉，阿拉。我不想当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从来不想。我不想去兵营，驻在城里，像那些人那样成天看报纸，然后鹦鹉学舌地说报上的话。我是个农民，我喜欢呆在我的土地上，种黄瓜，洋葱和茄子。当兵得去打仗，打仗就得死。我们要么受伤，要么残废，要么死。我爹就当兵了，死在战场，和伊朗打的那场仗。我叔叔也死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到区上去了，我哪敢不去。我们村长坏透了，他总说萨达姆是个好人，他是个伟大的领袖，他要伊拉克强大。如果你敢反对，你就得死。我们以前的村长不这样，他是个好人。他恨萨达姆，说萨达姆是个骗子，小丑，是被土匪包围的土匪头，是个用人民的财产建皇宫的罪犯。有天晚上他们就把他抓了，把他杀了。他们有特务监视我们。

我去了，他们就把我编进军队，派到了巴斯拉，那里的人就知道看报纸，鹦鹉学舌说报上的话。他们给了军服，把我编到一个炮兵团里，可那个炮兵团的人都是从别的村子来的，他们说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找到了阿布杜，他说我们的方言，虽然他是库德人。他太棒了，阿布杜，太好了，太善心了。我全靠阿布杜给我翻译上校说的话。

上校说，我们得去占领科威特，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侵犯科威特，偷油田。你信不信？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去保卫科威特很光荣。因为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科威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给我们钱，肉，米，水果。噢，我从来没像在和伊朗的战争过程中那样吃过那么多水果。全是科威特水果。再说，我是穆斯林人，科威特是个穆斯林国家，兄弟国家。我也感到幸福，因为我以为他们也会对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他们会欢呼，向我们扔鲜花。但是，当我们10月底到达的时候，我的想法马上变了。我马上明白了萨达姆骗了我们上校。我明白了，是因为那些科威特人是那么仇恨地看着我们。女人们很害怕，孩子们一点也不笑，有一天……你知道10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些糖果，有一天，我在一个孩子面前蹲下来，给他一块糖，我问他﹕“你想要吗？”这孩子哭起来，转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哭喊﹕“妈妈，妈妈。”我明白了，还因为阿布杜告诉我，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只有约旦和巴勒斯坦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很快要打伊拉克了。还有，我们那个团里的人全恨萨达姆，他们就像我们村原来那个好村长被处死之前那样诅咒萨达姆。我是说他们公开地骂他，他们想开小差，想逃跑……

我也想逃，逃到伊朗，因为我爹有一次对我说﹕“达卡尔！如果我死了，记住，那些恨萨达姆的人是对的。他根本不管我们士兵死活，他把我们当畜生那样屠宰。达卡尔！如果他再发动战争，你必须逃跑，逃到伊朗去。在伊朗照样能种黄瓜、洋葱和茄子。但是阿布杜不想往伊朗逃，他说库德人在伊朗被屠杀得比在伊拉克还厉害。他想逃到沙特阿拉伯去，他没逃成只是因为往沙特阿拉伯去的路上到处都是地 雷，他会被炸死。我也哪儿都没逃成，因为开小差非常危险，如果他们抓住你，就地毙了你。他们还会抓你全家，强奸你家所有女人。

后来美国人开仗了。我们那个团里每个人都开始说﹕“连开小差都没必要了，萨达姆要撤退了，他会让我们离开科威特回家。”所有的人，对，连当官的都说。有一天晚上，阿布杜和我路过指挥官的帐篷，听见上校在喊﹕“他会，他会，他早就明白了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输了。”另一个长官说﹕“同意，同意。让我们准备好。我们向美国人投降，我们到纽约去，去赚钱发财。”只有一个反对的，他说﹕“胡说，别忘了，我们有毒气。”

我们的确有。我们随炮弹发射过。12月的时候，直升飞机送来的。虽然上校说毒气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发射后风向变了，往我们这边刮，那就不是毒死美国人，而是伊拉克人了，但炮弹还是给了我们点保险感，让我们几乎感觉很安全了。但是有一天，上校来视察，他视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官的都有一个袋子挂在腰上。阿布杜问一个上尉﹕“那个袋子里是什么？”上尉说﹕“是防毒面具。”“为什么长官们要防毒面具？”“因为美国人也有毒气，”这个上尉说。这下子我们都愤怒了。“这不公平！如果美国人也有毒气，我们也应该像当官的一样有面具！”我们抗议了。我们也开始着急使用那些戴毒的导 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没用，到最后也没用。我是说直到美国人来了……

我不记得美国人是怎么来的。我很害怕，我的脑子像被掏空了的南瓜。我只记得我们根本没打仗，没时间打，全都是稀里糊涂。当官的就像暴风雨里的绵羊，一个喊到﹕“命令呢？命令在哪儿？”另一个喊﹕“什么命令？我们收不到命令了！我们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然后听到喊声﹕“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接着当官的就开着从科威特平民那儿扣来的车跑了。载士兵的卡车也装着抢来的东西跑了，电视，吃的，衣服，从科威特商店偷的商品等。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得靠两条腿走。阿布杜说﹕“活计们，相信我的白短裤，跟我走。”

我和十个同伴跟着他走了，每个人扛着枪和子弹。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没往伊拉克方向，而是往沙特阿拉伯方向走。在沙特阿拉伯边境，沙特人开枪了，打死了我们六个人，两个巴斯拉的，两个巴库巴的，一个苏雷马尼亚的，一个萨马拉的。从萨马拉来的那个60岁了，他都60了还被抓来当兵。从苏雷马尼亚来的才16岁，才16也被抓来当兵。

后来呢，只有我们四个人活着，活着我们就赶紧往回跑，一直跑到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去加哈朗的路。这时候阿布杜坐在地上说﹕“活计们，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太累、太饿了。要么有车拉我们回伊拉克，要么我脱下我的白短裤咱们投降。”他正说着的时候，有辆车过来，停下了。那个开车的，一个挺像样的人，他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伊拉克人吗？我是巴勒斯坦人。你们想回伊拉克吗？我带你们回去。”我们正高兴地喊着﹕“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先生”时，他举起手来扔出一句﹕“一个人125第纳尔（伊拉克货币）！”噢，阿拉，阿拉。一个人125第纳尔！我们四个人得500第纳尔！谁给我们那么多钱？伊拉克军队给我们每个士兵每月发15第纳尔，这后来两个月，谁连一分钱也没得过。我们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了，全部加起来共80块五毛钱。我们小心地把钱递给他，猜他肯定会说﹕“好吧，不管怎么说我带你们回去。”不是说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军吗？但是他没有，他的微笑变成了大笑，他把车开走了。他开得飞快，我们都没来得及宰了他。

剩下的就惨了。伤心，恐惧，惨了。我们太愤怒和沮丧了，我们把枪和子弹全扔了。我们又开始走，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伊拉克边境。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边境，从我们到伊拉克边境还有两、三百米。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伊拉克了。我觉得我好像回到了我们村，和我老婆，我的黄瓜、洋葱、茄子在一起。我真的没看见戴红袖标的那些家伙，我也没听见他们喊﹕“停下，别动，要不我们开枪了！”

我只听见阿布杜说﹕“活计们，到举我的白旗的时候了。”他把裤子脱了，脱下了内裤，又把长裤穿上了。他把内裤绑在一根棍子上弄成个白旗，举起来，一边挥舞一边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他挥舞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不像个白旗。那条从来没洗过的内裤已经太脏了，已经不是白色的了。它简直是黑的了。所以阿布杜挥舞的不是白旗，是黑旗。他们开枪了。他们瞄准了我这边，他们打死了阿布杜。是的，他们打死了他。

我没法回家了，如果我回到村里，我们村长会告诉萨达姆的人，我把枪和子弹全扔了。萨达姆就会杀了我。请告诉美国人别把我送回家，请告诉美国人，如果送我回家，我就是死人了。请你，求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