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的书院

. 肖卫东　　

　 一、书院之设始于蜀
　
　 书院，是我国封建时代独特的一种教育机构。它以私人创办为主，积累大量图书，教研结合，具有成人教育性质。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七云：
　
　 蜀自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受以七经，而岷络之地风教大行，人才蔚起，班氏谓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始；然则谓书院之设亦始于蜀，无不可以。
　
　 据明正德《四川总志》载，全国最早以“书院”冠名的“士子肄业之所”，是唐贞元九年（793年）于今遂宁市西南书台山下建立的张九宗书院。不过，它与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的书院（如魏了翁讲学的鹤山书院）那种学者聚众讲学治学授徒的性质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毕竟属于全国最早由私人建立的属于读书人的书院。
　
　 宋明理学大兴，书院因此迅速发展。但由于明朝中后期几次大规模查禁、捣毁书院，加之清初对书院“不许另创”的抑制政策，因此清朝初期，天下书院寂寞无闻，四川书院也趋破落。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令各省建立书院，并赐帑金千两作为建造经费，书院才逐渐兴盛起来。到干隆时期（1736-1795年），书院已发展到两千余所，仅四川地区就有394所。其中比较有名的书院有：北岩书院（涪州），紫岩书院（绵竹），青莲书院（江油），金华书院（射洪），鹤山书院（邛州），玉环书院（蓬州），濂溪书院（合州），潜溪、芙蓉、墨池、锦江、少城书院（成都），川南书院（泸县），通材书院（简州），等等。
　

 二、四川书院的办学情况
　
　 四川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之”，涪州北岩是当年理学大师程颐居所，绵竹紫岩是抗金名将张浚读书处，彰明青莲是“诗仙”李白故里，射洪金华是诗人陈子昂的故乡……选择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建书院，意在表彰前贤、鼓励后进。这些书院不仅各有其学业渊源，而且办学规模也甚可观，例如紫岩书院：
　
　 地以亩计者二十，屋以楹计者二百有奇，斋序堂室车庚庖湢，凡学者所需靡不备具。其先圣燕居堂配以颜曾思孟，制度 精译，规模宏敞，皆蜀所未有。
　
　 再例如成都潜溪书院，在成都外东之潜溪祠，乃明宋濂（号潜溪）归葬处，“有田八百余亩”，后“建立潜溪书院于此，以祠产为经费”。
　
　 四川书院的建立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地方官在任时，为隆教化，观风俗而带头捐献俸银，筹资或提拨地方公款建立；二是地方士绅筹资或个人捐资建立；三是义学、社学合并或扩充而来；四是致仕官吏学问渊博者返乡里建书院讲学。由于各方兴建书院积极，所以光绪《蓬州志》载言：“天下府州县学外莫不各有书院，大抵官与其地，土庶自出钱粟为之，不尽官力也。”
　
　 清代除政府为地方各省书院下拨开办费外，并要求地方督促为书院生徒读书经费 “预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即生徒入书院，不必缴纳学费，在院肄业所需费，全由官方提供。这是官学书院。至于府州县书院，则“不尽官力也”。但地方书院的设立，须报府州县立案核准，课程也多由政府规定，而且也配合科举。清代地方书院因此具有了官学化色彩。
　
　 晚清四川书院的情况，李铁夫先生《私塾回忆》记述说：
　
　 清代在未设学校前，各地主要是专设基金办书院。书院的主持人称山长，由地方官聘请本地或外籍的进士、举人、拔贡之类有资望的人来担任，年俸各地不一致，在我的家乡叙永是银一百二十两。他的职务很简单，只是讲书，考课和改文。
　
　 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讲书，逢一、六或三、八出题做文，其中《四书》题一道、诗题一道，做好后送呈山长改正。
　
　 山长以下，设正副斋长各一人，不负教学的责任，专管事务。设看司一人，办理住院生员的伙食。这是属于内部的组织方面。
　
　 书院定时考课，每月至少三次，多则五六次，分官课私课两种：由地方款项开支奖金的为官课；由书院本身开支奖金的为私课。都分一、二、三等，按等给奖。这种
　 考课还分两部分：已经是秀才、廪生……的考课，叫内学考课；童生（未考上秀才）的考课，叫外学考课。书院的考课奖金名叫膏火，有些寒士，凭膏火就可以维持生
　 活。
　
　 书院的学生来源，除部分已经入学有了功名还要继续求上进的人外，所有的童生，完全是从私塾来。在私塾已经开笔会做文章的青年，经过地方官的考课录取，即可送进书院。
　
　 叙永当时有书院两所：一叫丹山书院，是叙永厅设的；一叫蓬莱书院，是永宁县设的（厅县合治）。岳选清老师告诉我：我们县里书院的山长历来都是由县学老师兼任，在官场中被视为清品，但后来也市侩化了，官僚化了。他们不讲书只改文章，每次送生童下泸州赶考，考上秀才之后，要谢师银一百、八十两不等，还有要学生送袍套（衣料）的。他又说：住院生员，大都浮躁嚣张，不守规矩，酗酒嫖赌，招摇撞骗以及聚众滋事等。
　
　 自雍正朝开始，便奉行积极发展书院的政策，推动了书院的官学化。干隆元年（1736年）谕旨，肯定“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将各省书院，以为古代诸侯国之学，并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和基本办法。清代书院的地位，决定它的管理已完全官学化了。
　
　 干隆元年的谕旨还要求地方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书院）规定之立仪节”，加强考课管理。在科举功名的潮流冲击下，书院也像地方官学一样，大多成了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教者失其所教、学者失其所学。在这种情况下，考课就成了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官方借此来检查生徒优劣，推行奖励。
　

三、四川书院的终结
　
　 在晚清四川书院史上，最著名者，当推锦江书院。锦江书院是上承文翁之教，下启巴蜀名校四川大学的一所承传古今蜀学的通省书院。关于锦江书院的修建，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志》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按察使刘德芳修复之，建锦江书院。六十年（1721年），学使方觐增讲堂学舍三十余间，拔通省士之优者，延师教之，一时文物称盛。
　
　 《四川通志》说锦江书院在成都府“治南汉文翁讲堂故址”，可见自文翁讲堂到锦江书院，两千多年来，“石室”一直是四川学府所在、文脉所宗。
　
　 在当时，锦江书院是四川地区最高学府，为“通省教育人才之所”。作为全川书院之首，其规制、管理、师资和生员质量，其他书院无法比拟。书院生员拔取全省秀才以上者，无秀才、举人以上资格者，不得入学。书院教学要求生员 “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书院采用北宋王安石中央太学三舍之法管理：初时正课五十人、附课五十人，外课视成绩和正附课人员名额盈缺而定，约二十人，是为候补。
　
　 锦江书院在干、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四川历任总督的重视，加之延聘通儒、学者主持学院，干、嘉之际乃是锦江书院历史成就最高的时期。干隆二十四年（1759年），该院诸生参加会试，中进士者即有十余人。清代大学者，时称“蜀中三才”、“锦江六杰”之一的罗江李调元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等人都出自锦江书院。李调元著书数百卷、文字几百万，堪称一代文杰，在明清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地位。锦江书院为四川、为中国，确实培养了不少人才。
　
　 同治、光绪以后，一方面是封建传统教育腐朽没落，书院历久生弊，学规条例，已成虚文；另一方面是“西学”东渐，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形成冲击，书院制度遂走到历史尽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新政，其兴学诏令中，重令地方书院易制，改为学堂。
　
　
　 肖卫东：新津县职业高中
 
　 源自：《文史杂志》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