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康区藏传佛教艺术宝库之门
罗文华
与藏文化圈内其他地区大量的文献资料、调查资料出版公布，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相比，康区约相当于今天的四川西部藏区，或称为藏东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一直是藏学研究的软肋，近二、三年才  有一些相关的专著出版，而且多是介绍性质，并没有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平。
以这一地区的唐卡绘画为例，康区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成熟与繁盛时期几乎可以肯定是在１８世纪，即与清最鼎盛时期相当。这时期，艺术中心从原来的西藏中部地区，发展到康巴地区，在这里，诞生了众多的艺术流派，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噶玛嘎止派ｓＧａｒ ｂｒｉｓ。这个艺术流派是在藏中地区勉日派ｓＭａｎｒｉｓ的基础上，大量借鉴汉地绘画风格的要素，自从这个艺术风格出现以后，从西藏拉萨到青海、藏东再到北京，艺术风格几乎风靡整个藏文化圈，成为最具影响力，最受欢迎的绘画艺术风格。
此次我们走过的这条路线正是这个艺术风格的发源地和广泛流行地区，如甘孜、炉霍、德格等县。尤其是德格，号称藏族的文化、艺术中心。许多的艺术中心如八蚌寺、白玉寺、噶脱寺都是围绕这一带，过去曾是德格土司的属地。德格土司不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对于文化和艺术方面也是大力鼓励，所以１８世纪西藏绘画艺术的几位绘画大家，如八蚌寺的倡建者，著名的司徒活佛Ｓｉ－ｔｕ Ｐａｎ ｃｈｅｎｃｈｏｓ ｋｙｉ‘ｂｙｕｎｇ ｇｎａｓ，１７００－１７７４年，就生活在这里。直到今天，整个藏文化区绘画都有这种风格的痕迹。藏东地区艺术风格的研究可以看作是１８世纪西藏艺术风格研究的核心。
此次由于气候原因，八蚌寺未能成行。据当地研究人员介绍，八蚌寺收藏了数百幅珍贵的唐卡，很多  １８世纪以后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其中。对于了解这一地区艺术活动有重要的价值。
在对白垭寺考察后，发现其寺内壁画有重要的价值。在靠近门口的一处画面表现了该寺完成之后宴庆的场面，嘉宾中有施主和画家的名字。据当地文献记载，这些施主与艺术家与当时的德格土司都有密切关系，该寺修建的年代较德格印经院略晚数年，其作品不仅可与印经院的壁画比较研究，而且可以对当时的艺术家的来源及其艺术风格进行研究。
在炉霍的觉日寺收藏的５０余幅唐卡中，有７幅有后人所书说明，提到了６位画家的名字，如ｄＰａｌｌｏ，Ｔｓｈｅ ｄｐａｇ ｄａｒ ｒｇｙａｓ，Ｎａｍ ｍｋｈａ’ｒｇｙａｎ，Ｔｓｈｅ ｄｐａｇ ｄａｒｒｇｙａｓ ｌａｇｓ，ｍＫｈａｓ ｇｒａｇｓ ｃａｎ ｌｈａ ｐｈｒｕｇ，ｒＤｏｒｊｅ ｍｇｏｎ ｐｏ等。虽然这些题记均是后人所加，需要通过更多类似的作品和藏文文献参考，但这至少使我们将画家与作品结合起来研究有一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发现这一地区处在汉藏结合部，受汉地艺术的影响明显，将汉地绘画的要素运用于唐卡绘画的现象十分明显，也十分普遍。但其风格并不单一，而且不同佛教流派对于艺术风格的影响也很大，这对我们充分认识康区藏传佛教艺术面貌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些著名艺术家的名字在当地广泛流传，其事迹经过不断演绎，往往都被冠以“神匠”Ｌｈａ ｂｚｏ ｂａ的称号。很多寺庙都将自己的唐卡藏品归到他的名下，很多并不准确。我们曾经在炉霍的觉日寺、甘孜的东谷寺看到三幅唐卡均号称是神匠南木喀坚ｒＮａｍ ｍｋｈａ’ｒｇｙａｎ的作品，其中风格并不相同。总之，现有的作品和画家的关系都需要我们去厘清，确定其说法的可靠性。
甘孜地区铜造像藏品之精美程度令人吃惊。从我们鉴定过的造像来看，１３世纪以前的造像或来自于  古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斯瓦特等地区，或来自于西藏西部，都是从外部带进来的古佛像。这些佛像在当地或各个寺庙中均作为镇寺之宝，有些藏品甚至连在当地调查文物几十年的研究人员都没有见过。如甘孜东谷寺所藏铜造像４００余尊，其中１７世纪以前的造像就有１００多尊，还有很多１２世纪以前的造像是从尼泊尔来的古佛像。再如，德格的更庆寺所藏的８件铜造像，件件都是镇寺之宝，不仅年代早１０—１７世纪，而且制作精美。在石渠洛须的志玛拉宫寺是当地一座有名的古寺，据说是文成公主花钱修的寺庙，内藏数尊古佛，其中一尊公元七八世纪的铜佛像来自西北印度，带有斯瓦特艺术风格，虽然背光有些残断，但却是罕见的艺术品，其狮子托浑圆莲花宝座的做法为目前国内外藏品所仅见，堪称上品之作。
甘孜地区的寺庙数量众多，其中很多的佛教艺术品还不为人所知。就像一个艺术的宝库等待人们的探索和发现。
| 
二、寺藏文物的鉴定。康巴地区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区，活跃的民族走廊，藏传佛教是其共同的文化基础。这里是藏族历史上后弘期１０世纪重要的藏传佛教复兴基地下路弘法之一，不仅有格鲁派的寺院，还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甚至还有原始宗教──苯教的寺院，各教派和睦共处，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里还是藏传佛教艺术中心，最重要的艺术流派嘎玛嘎止派广泛流行，到１８世纪达到鼎盛。所以对寺庙文物的考察成为我们此次考察的重要目标之一。考察团对１０余座寺院所珍藏的佛教铜造像和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寺庙创作并保存的，这些唐卡的时代大都是１８世纪前后，这一点对研究格萨尔从民间信仰走向佛教神坛的过程及其转变的时间提供了新的思路，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文最为常见；图像内容有格萨尔像、宁玛派祖师像和宁玛派低级的护法神像、莲花生像及释迦牟尼佛、三十五忏悔佛、八大菩萨、二十一救度佛母等。由于后来不断的堆砌行为，早期构筑的部分被包裹于内，因此难以判定其最早的堆积时代；据采集的嘛呢石经板分析，结合藏文文献记载，基本可以确定其时代大约为１３世纪。巴格嘛呢墙是目前国内最长的一条嘛呢石堆积，全长１．７公里，宽约３．５米，墙体的两侧设供龛，内供佛教题材的石刻像和格萨尔王像等。“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被毁，现存部分多为后来垒砌，现在仍在逐渐加长。松格嘛呢城和巴格嘛呢墙两者无论构筑方式还是龛内的图像题材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为了对比，我们还考察了位于青海玉树结古镇的嘉纳嘛呢堆。嘛呢堆是整个藏区嘛呢石遗迹最常见的形式，其构筑方式相对较随意。
宁古城遗址等，所到之处，都详细获取材料。在考察丹巴县中路乡的碉楼时，首次依据壁画确定其为明代建筑。本次考察成果最终形成考察报告将结集出版。
收藏
分享
淘帖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比较认同的观点是：格萨尔史诗故事发生在安多和康巴地区；史诗形成于１０—１１世纪。依据上述观点，格萨尔史诗已在康巴地区流传一千多年。在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史诗对康巴地区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康巴文化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文化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都应该深入研究的一系列问题。由于多年来史诗研究基本局限于文学领域，因此，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鉴于此，考察队将此次格萨尔史诗文化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史诗对史诗流传核心地带──康巴地区的文化影响这一议题上。这次考察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意义。
格萨尔史诗图像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其重要的功能是用于供奉。松格玛尼城墙上的格萨尔像就是信徒供奉的；德格更庆寺每年５月１５日煨桑节仪式上都要供上珍藏的巨幅格萨尔唐卡。此外，无论是保存在寺院里的壁画、唐卡，还是民间供奉在家里、玛尼城墙上的唐卡、石刻像，所表现的史诗主人公格萨尔大都是骑马征战形象，并且除局部处理稍有差异外，造型基本一致，这说明格萨尔形象塑造已模式化，而这正是格萨尔进入藏传佛教神系的重要标志之一，表明民间供奉的格萨尔已由最初的民族英雄，上升成为神，也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在康巴一带的地域特点。
河、雅砻江、金沙江都从境内通过。这些河流为古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天然的通道。而且从民族史的记载来看，这一地区数千年来一直是西北、西南民族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这次考察恰好横跨了这四大河流，考古调查的丰富收获超出了我们考察团所有同志的预想。以下仅从考古的角度来谈谈本次考察的收获。
解而已，而对雅砻江、金沙江流域有无石棺葬分布我们都心中无数。因此，在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发现的这几处石棺葬墓地，不仅仅是石棺葬的既有数量的增加，实际上它填补了这两个流域在这一地区石棺葬分布的空白。此前我们对石棺葬的认识了解主要是在岷江流域，现在我们的视野就扩展到了相近的另外三条江河；如果说我们以前对甘孜阿坝地区的石棺葬的分布只是一点点的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已经可以将这些点连成线，甚至可以把这些线勾连成一片。这对石棺葬文化的深入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考察石棺葬的出土物中，我们既看到有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猛兽牌饰，也看到了来自遥远的海洋生物──海螺。在两千多年前的康巴中心地区能够有如此遥远地方传播过来的物品，不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它们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