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关于《孙越生文集》

⊙作者：常大林

　　见到《孙越生文集》的校样，涌出一些想说的话。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再写什么想写的东西。可是，这次涌出的似乎是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再加上友人的约请，竟让我不得不将其写出。是想借此机会，使我对孙老师不尽的思念之情有所表示；还是想以拙文有助于人们了解先生，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由，我也不想去推究了。总之，我面对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我所敬爱和钦佩的孙老师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幸，他的思想还会给需要的人们带来益处。面对他和他们，我的这些文字至少是真诚和负责的，当然，除此以外，我恐怕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承诺。

一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其时，我正在思考有关中国民主的问题。偶然看到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颇受启发。此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仅印三千五百本。它所批判的是包括蒋家王朝在内的中国官僚政治，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却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是孙老师在十年浩劫后不久（1979年）即撰文介绍此书，并于一九八○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价值和光芒。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他在一九八○年写道：“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任务有：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人民……”从孙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到一种少见的真诚、如实与平和，一种超越、切实与清晰。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结识他。第一次见面的询问就是：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您是否有新的创见和推进？
　　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在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将这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书稿郑重地让我看。看后，我的承诺是：收入一套正在出版的民主研究丛书，一字不改地尽快出版。孙老师是信任我的。可是，我却说了不算，此书稿最后因故未能出版。一九八九年，在孙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将书稿送还他。这使我既惋惜又歉疚：承诺之事，终成空言；真品问世，不知何时。
　　再与孙老师相见，已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却毫无生疏之感，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坦诚相谈，而且似乎更心领神会了。最先询问的，还是那本专著的命运如何。得知它仍旧尘封，令我真是无话可说。所幸已有孙老师《历史的踌躇》和《干校心踪》出版，真让我为他高兴。读后，不仅使我对孙老师由信仰支持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精神更为钦佩，也对他思想的价值更加看重。我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孙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于是建议先对《干校心踪》（诗配画）有所介绍，并答应负责在杂志上刊出。现在想来，我真不该一谈再谈，又作出这样毫无兑现能力的承诺。由于这本书是孙老师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纯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若非既了解和理解孙老师的为人和思想，又懂得美术、诗歌的人，是难以写出一篇如实的介绍文字的。
　　万般无奈中，我向孙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由他自己撰文将《干校心踪》一书介绍给读者。初稿很快写就，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孙老师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最后成为现在收入其文集的那篇文章──《心灵和自然的对话》，署名：韦弦。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笔名，后来，话岔过去，竟没有机会再问。谁又能想到，此文竟成了孙老师最后的绝笔之作，也成了阻碍我在他病中探望他的缘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他家取走此稿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准备了一席饭。一条大鱼是他早上特意去买来的。直到他端锅炒菜时，看见他手直发抖，我才忽然感到，孙老师的身体竟是那样的虚弱。我一下子自责起来，为什么只是聊纸上的东西，却很少关心过老人家的身体，而这次又让他如此劳神辛苦……然而，孙老师对我的抱歉却不以为然，连说没有关系。席间，他还颇有兴致地与我对饮了一点葡萄酒。突然，孙老师离席坐到沙发上，感到很不舒服。我真的慌了，情急中，施展出所谓的气功本事。所幸，孙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回家后，我整夜无法安眠。想打电话询问，又怕打扰老师休息；不打，又担心不测之事发生。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打过去电话，听孙老师说没事，我才放了心。
　　然而，谁能想到，此后，老师就住了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当时尚未确诊。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我与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一次永久的分别。就在这时候，我得知，我约他写的，已经发排的那篇《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又因故未能刊出。此刻心中的歉疚之情，甚至是负罪之感难以言表。我几次打电话给孙老师的夫人，希望能去再看望孙老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孙老师在病中数次询问那篇文章登出来没有。她不愿我再见到孙老师，怕我为难，更怕孙老师失望……对此，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为老师祈祷，为他祝愿……最后看到孙老师，是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一个人就这样心愿未了地离开了人间，而我们，想为他做些什么，却如此地无能为力……每忆至此，我的泪水总是不禁而下，一种无法言说的人间悲苦充满心中，永难释怀。
　　后来，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在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上，刊出了《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其时，我写了如下的文字：我还能再说什么？除了感谢《同舟共进》的同行们。孙老师的主张和思想不应埋没，因为这一切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的。他思想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启迪和激励我们，去推进对官僚政治的研究，去消除社会中相关的弊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对孙老师最好的纪念就在于确立自主的信仰和保持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度人度己不二的人生态度去做应做之事。

　　作文至此，想说又该说的，似乎也都说了。其实，我也很想对孙老师的官僚政治的学术思想议论几句，因为我确认其价值。不过，就我的学识而言，我还难以对其作出更如实的评价，再说，此书是孙老师的文集，并非是对书的评论集。就此而言，我想，以上关于其专著和文章难以问世的叙述还是需要和适宜的。
　　不过，我知道，对于是否应指明《心灵与自然的对话》的作者，就是孙老师自己，是有不同看法的。我理解，提出者是为孙老师好。我几次要撰文写明此事，也是怕有损孙老师而作罢。既然如此，此文为何又直言点破，我想就此作些说明。一则，此文是我心声的自然流露，如我隐去此事不说，就很难自圆其说与孙老师永别前的来往。我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相信孙老师也是一个追求如实的人。我不知道孙老师是否愿意我指明“韦弦”是他的笔名，但是，我相信，他决不忌讳别人知道。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同意撰文介绍自己的作品，自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文采用“韦弦”的笔名，更是他的权利。然而，说明此事，我却认为是我自己的责任。孙老师在时，说不说明，与我无关，孙老师已经走了，我就不能不说。不说明，我总觉得是对孙老师的不尊重，是对他曾让我发表此文的不负责。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文章的署名不是装饰，而是要表明作品属于谁，否则，说一句既是玩笑又不是玩笑的话，此篇文章的稿费，谁来拿？
　　二则，孙老师的绝笔之作竟是以“韦弦”署名，自己评介自己的作品。此事或许纯属偶然，我却以为其中亦含有某种必然性，是值得思考的。
　　我以为《孙越生文集》的主要内容和重心就是对官僚政治的论述。除去诗集《干校心踪》不论，按时间顺序排，大约第一篇应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写于1980年7月）到最后一篇《心灵和自然的对话》（写于1997年8月），大部分文字，或者是对官僚政治的直接论述，或者是多少有所涉及。
　　所谓官僚就是古代国家的官儿，就是现代组成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纵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就人而言，官是国家组成的主要部分，运作的基本因素。在古代，除了官，还有皇帝，其余就是民。在现代，除了官，就是民。就此而言，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官当好他的官，民作好他的民，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是很不错的。事实表明，官要当好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不断地研究、改进，其中当然也需要斗争。关于民的问题，此处顾不上说。如果说，我们对官僚政治的研究还很不够，那么，我们对民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作为民，对官提出种种的要求和意见是权利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然而，作为民，同样也需要认真研究一下自己怎样当好这个民。有关怎样当好民的专著，是否有，我还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对于怎样当好这个官儿，在古代，研究的首先是皇帝，还有正当着官的。官儿当的好不好的标准，在皇上。皇上说好，就好，皇上说不好，就不好。百姓当然也有他们的标准，不过，有也白搭。古代的官儿是为皇帝做的，为自己做的，不是为百姓做的。有没有为百姓的，不敢说一个没有，若有，恐怕，也是为皇上时，兼顾百姓一下而已，否则他这个官也做不长，即使真的为百姓做，也就只能做那么一两下子。到了现代，绝大部分国家的官儿，至少他得说他是为民作官。他要敢公开说，他不是为民作官，这官儿，他一定做不成。当然，民也知道，许多官儿也是为他自己。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要有界限，不能因此损害民的利益。如果只为自己，不好好为民服务，还加以损害，那就不行。既然现代的官是为民作官，那么作得好不好的标准就在民，至少，民对此应享有一个相当的发言权（当然，也不能把民的权利的标准绝对化，民的许多看法也未必合情合理。而且民的有些意见，也只能通过官儿来表达）。无论如何，研究如何当好这个官的事，既是当官的，也应是作民的。如此说来，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对官僚问题的研究，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更是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对于这种研究，应该得到社会的保障和支持，重视和关注，因为这涉及到社会每一个人的利益，涉及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
　　费了以上似乎太多余的笔墨，我要说到正题了。那就是，孙越生先生，还有他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做的就是这件事。他们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对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探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更没有什么项庄舞剑之意。我以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有助于官为民作好他的官。他们清楚地看到，民的存在是自然的，官的出现是必然的。官民二者，缺一不可，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然而，有官，就有有官的弊端。要想官为民做好官，就要想办法消除这些弊端。进行研究是首先应该做的，而且是真正有效和稳妥地消除弊端的前提。
　　王亚南先生、孙越生老师，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他们从事着一件社会十分需要而又做得很不够的研究工作，并且拿出了成果，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我又要重复前面的话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被束之高阁达三十年之久。孙越生先生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完稿后十年，至今仍未问世。乃至最后，孙先生还不得不自己撰文来评价自己的作品（不，他不是在一般地评价自己的作品，他至少是希望通过自己尽可能的努力，唤起人们对官僚政治研究的关注！），这其中的症结何在？难道不需要深长思之，并加以解决吗？当然，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也是自然的。有些人甚至可能认为其中有不妥当、不正确，甚至很不正确的地方，那也是自然的。但是，如果因此就不能出版，那就不合适了。理由还是如上说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就要讨论。之所以要讨论就是因为，几乎对任何问题，都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有各自认为的正确和错误。而要讨论，首先就应该让人家把看法说出来，否则，连人家的看法是什么，都不清楚，还讨论个什么。讨论并不一定就能改变各自对正确和错误的看法，但是平等的讨论，一定能有助于更多人更如实地面对事实、思考问题。
　　三则，对于孙老师自己撰文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否有王婆卖瓜之嫌，我也想说几句。
　　如果有人这样看，我以为，也没有与其辩论的必要。我只想对此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孙老师的此举，说明他具有如实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负责的精神。我以为，至少在客观上，《心灵和自然的对话》一文，对于孙老师而言，有对自己一生作出总结和评定的含义。文中的三个小标题──“特殊而又一般的人格”、“传统而又创新的艺术样式”、“个人而又社会的含义”，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他的总结和评定是十分如实的，他只是想告诉读者，他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说过什么。我说，孙老师是超越的，因为他在叙述自己时，已经超越了自己，仿佛又有了另外一个他，在审视他自己做过、想过、说过的一切。他如实地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实。这种如实、超越的态度，显示出他的自尊，他的精神的高贵。
　　为什么我说孙老师是负责的？我以为，一个思考者努力把自己思考到的问题让社会了解，是他的责任所在。当然，我主要是指那些与社会的存在和进步有关的问题。否则，你思考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呢？当然，不排除有人思考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有趣，喜欢，就像想发明永动机。但是社会问题毕竟不同于永动机。在人们思考社会问题时，不可能不遇到社会存在的种种苦难、弊端、不公正、甚至罪恶。一个具有良知以至慈悲之心的学者，终究不会将自己置身事外的。他自然会认识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思想不成，仅仅有思想也不成。除了自己思想，还需要思想的交流，以及思想后的行动。这样，他就会将自己的思想负责地公诸于世。而且，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决不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的思想，虽然客观上有这种可能（正如孙老师引用王亚南先生所说：“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自己脑子里跑马。”）。他声称要走自己的路，当然不会去想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妨碍以至左右人家走自己的路。一个负责的思考者，决不是确信并保证自己的思想一定所谓正确，更不是企图让别人一定要确认并接受自己的思想，他只是负责地给需要的人准备下某种思考的材料而已；一个负责的思考者，他只是在说出自己的思想，同时希望别人了解他的思想，正像他同样希望了解别人的思想。人类真正的进步不正是在这样相互了解中取得的吗？没有这样的了解以及通过了解形成某种共识后的行动，社会是很难有真正的进步的。即使表面上有了，终究一天会露出所谓进步的真相。我以为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负责的思考者，而他的绝笔之作，就是这样一个负责之举。

　　行文到此，真该打住了。然而，我又想起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心中的位置和孙老师是一样的。我十分痛惜孙老师这么快就离我而去，然而，我们毕竟还见过若干次面，倾心交谈过，但是，那两个人，我却是从未谋面，只是神交。
　　一位是常燕生先生，他去世于一九四七年，那年我正好出生。一位是李长之先生，死于“文化大革命”中。
　　我与李长之先生的神交开始于我读到他所著的《孔子的故事》一书，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喜欢此书的文字，以为作者一定比我还年轻，就到处打听，竟无人知晓。直到后来，他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再版，我才知道，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五十年代初，他还正值壮年，就已有二百多种著作和译著，可谓“等身”。于是，我自然地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他的作品。作者名录中还真有李长之三字，然而，其名下的著作，仅仅只剩下三种，一本是《孔子的故事》，一本是《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还有一本记不清了。二百多种著作和译作，在堂堂中国大陆最大的图书馆的目录中仅仅剩下三种，这个事实对我的刺激是太大了。真是痛心疾首，真想仰天长啸，这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贡献给社会的精神和智慧，为什么就这样轻轻易易地被抹杀掉了？没有人的精神，没有人的智慧，没有人将自己的精神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仅仅靠体力劳动，这个社会能够存在吗?能够进步吗？我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就全社会而言，现在比过去明白了不少，采取的态度也进步了不少，但是做得还很不够。孙老师的命运也可算是一个例证。
　　再说到常燕生先生。我大约是一九九四年知道他的。那是在苏州的一家旧书店，看到常先生的一套文集，十来本。是海外出版的。开始似乎是因为同姓，而且都是山西人，更要往下看。再往下看，就只有将此套书买下。因为其中的论述决不寻常，决不下于许多西方论著。我并无时时将东西方学者相比的爱好，更不想通过比较，把西方学者比下去，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我只是奇怪，至少同样是讲相关的问题，谈论的同样精妙，为什么西方的东西就被纷纷引进，甚至是畅通无阻，而中国人自家的东西反而被埋没和冷落？后来，有人提到常燕生是青年党，恐怕是原因之一。可我还是不明白。青年党是什么样的党，我不大清楚，至少他不是法西斯党，顶多也只是资产阶级或是别的什么阶级的党。可是那些在中国通行无阻的西方学术专著也大多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这样一来，难道不有些崇洋媚外之嫌吗？我以为，对于学术思想，应该一视同仁。现在人们介绍和了解西方的思想，目的不同。对于有的思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在需要了解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某种共识。我以为对于中国的各种学术思想，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需要了解。了解后，尽可赞成，也可反对。那么，了解的前提，就是使其思想的成果依法发表。不发表，又从何了解？
　　想说的，终于说完了。总之，希望孙老师的文集与他的思想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人，也来研究官僚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对孙先生的著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使其更加如实、周全，以帮助官能为民当好他们的官，用孙老师的话说，就是“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这话可能不顺耳，在有人看来甚至很不正确，我却以为至少是如实的，有益于民的。
　　另外，当然也十分希望，《常燕生文集》《李长之文集》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里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