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批判

引子
　　孔子的主张和学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就连他的弟子也说他好夸夸其谈和迂腐，所以，他的弟子很少有显赫的地位。所谓三千弟子之中有大贤七十二人的说法，也不过是后世的夸张之词。无论是“救国救民”，还是“富国强兵”，孔子的学说都没有多少经世济民的价值，它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能够训练出听话的臣民。
　　从历史的角度看，孔子的学说是与历史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焚书坑儒”，在政治上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
　　尊孔的学者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孔子所著，亦有的认为孔子著《春秋》、编《诗经》、《书经》，评注《易经》、修订《礼记》和《乐记》。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不过是尊孔者的一派胡言。六经之中，没有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注，给孔子套上如此光彩夺目的花环，无非是要抬举孔子的显赫地位，烘托出孔子“文化宗主”的派头。
　　汉武帝时，民间的政治力量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并对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时，董仲舒敏锐地看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培养忠臣良民，维护专制，建立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巨大价值，便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战略建议。
　　从此，在众多儒家学者的努力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成为统治阶级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武器，逐渐成为维护中央集权专制下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为集权专制意识形态服务的《论语》注家代不乏人。特别是唐以后，儒学的正统和权威地位已非常巩固，并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一个依靠权力支撑的思想体系，“解释”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的“解释” 甚至会超过原文本身。因为“解释” 的权力操纵在政治权力者手中，是依附于政治的，并且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为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所作出的，因此，它就更具有针对性和欺骗性。有学者统计，《论语》的注解达两千多家，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奇观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历代注家都能根据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阐释出激动人心的大义。也正是儒学之徒的所谓“微言大义”，玩弄了华夏子民两千多年。
微言大义，通俗地说，就是从圣人的只言片语中，发现伟大的真理。它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奴化，它所强调的“大义”，就是绝对地忠君、热爱朝廷和服从当局。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某一英雄时，我们总是去阐发他做出这一壮举时的思想依据。即使是今天，我们不也经常看到媒体上强调“要深刻领会和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的要求吗？这就是具有当代特色的一种微言大义。
儒家学说，经过权力的政治化、世俗化，甚至伦理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对这样的思想体系进行客观评价，就不能仅从思想本身进行评价，而要联系到其社会、历史效应。在方法上不仅要关注原文，更要关注被解释的原文、以及被解释的原文为价值核心的行为结果。
　　汉以来，无数的腐迂之儒的确从《论语》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的“大义”，在毒害他人的同时，也执迷了自己。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对他言论的追记整理，“述而不作”的孔子，是靠他的弟子而成就了后世盛名的。
《论语》既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由于我们没有证据来甄别这些议言论中哪些是孔子的原话，哪些是他弟子整理过的，哪些是假托孔子的，加上孔子的“名气”之盛和历代尊孔者的极力维护，我们只能把《论语》作为完全可信的忠实记录来对待。
《论语》按二十篇（专题）对孔子的言论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各篇下的内容有的却与该篇“主题”关系不大，这使其在体例上多少有些凌乱。
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和孔子，已经是经过孔门弟子“圣”化和“神”化了的孔子，是经过了“包装”、历代儒家学者心目中的孔子。
大多数人对待孔子，犹如“皇帝新衣”场景中的芸芸看客。

［延伸阅读］《论语》是孔子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以《鲁论语》为底本，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学而篇第一：丧失自我从学习开始

治《论语》的专家认为，学而篇主要是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的。“务本”之“本”从何而来？就是通过对孝、悌、忠、信、仁、政、礼等内容的学习而来。这个道德是什么呢？就是孔子所认同的社会规范。
孔子说自己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了。那么，在他看来，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应该要学习的呢？
孔子认为，西周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学习要以西周的诗、书、礼、乐等方面的内容为主，体悟其中的道理。他说“好古，敏以求之”，学古而知今、温故而知新，所以他“述而不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认为西周的文化已经足够丰富的了，完全没有创新的必要。因此他的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弘扬和恢复西周的制度和文化。
孔子学习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他泥古守旧的思想本质。
“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学习思想最经典的概括。为了做官而读书，为了科举而读书，这就应试教育至今不死的根源所在。儒家经典虽然也培养了少数的国家栋梁，但深受其害的却是大多数。为了考试，就得死读朝廷规定的内容，牵强附会地从故纸堆里去发掘“微言大义”。古代的中国究竟培养了多少书呆子，恐怕是没有人能够统计出来的。
有比较才能分得出高下优劣，只要你稍微翻阅一下世界史的同一时期，人家的读书人在思考和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除了较好的文字功夫外，的确一无是处。当亚里士多德提出司法、行政、议事三权分离说；当孟德斯鸠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并提出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三权鼎立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呢？他们不是在绞尽脑汁弘扬儒家思想，就是在为朝廷歌功颂德。
二千多年来，西方人为了生活而不断改造思想，中国人为了思想而不断改造生活。

“克己复礼”，就是要通过学习而把自己熬炼成一个完全符合西周制度规范的人，从而达到“仁”的境界，即统治者认可的品德完美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
孔子说，君子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人们遵守官方制定的规范，不是官方提倡的不看、不听、不信、不说，更不能去做。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朝廷，但没有你自己的人。
《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遇到挫折，也不屈不挠；君子接人待物的度量要像大地一样的宽广，任何东西都要能够承载。
孔子的期望君子的人格是逆来顺受，对现实的无限度容忍。
汉以后，孔子的这一思想被演绎成：对朝廷的效忠，要从娃娃抓起，从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

孔子说：“别人虽然不理解自己，自己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人是有思想和征服欲的动物，被人理解，得到重用是人的一种需求，用现在的话说，叫实现自我价值，这与儒家“出世”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不被人理解、聘用的情况下内心平静而不发牢骚，似乎很有君子之风，但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连孔子自己也做不到，否则，他为什么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还要周游列国推销自己，总是不放弃能够得到一官半职的希望呢？说自己不怨，那不过是无奈的一种虚假姿态罢了。

儒家认为，要为朝廷效力，就得先把家庭关系处理好。因为，家是人的最初学习之所，在家里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一旦有了一官半职，自然就会服从领导，尊君爱上而不会犯上作乱。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素养，也是一种动物本性。但是，两千多年的儒家道德却是强者对弱者的规范，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和谐，就是潜移默化的奴化教育，剔除人的“反骨”。鲁迅就认为这一道德不过是“收拾弱者的手段”。为了这一道德体系的生动，这种道德体系拥有了自动塑造一个又一个道德楷模的天然功能。如“二十四孝”、曹娥，以及无数贞妇烈女的故事，都是最为生动、最为成功的教材。

丧失了自我，必然流于空谈。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尽心尽力了没有？与朋友的交往是不是做到了诚信？老师的教导，我付诸行动了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做事勤快，说话谨慎，向有道的人学习并修正自己的不足，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曾子把世俗的生活搞成了宗教似的生活，这种生活，离现实就非常遥远了。温饱，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是道德的前提，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曾引用管仲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虽然人也可能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候产生崇高的心灵追求，也不是非要等到物质欲望满足了才会有精神的追求，但基本的物质生活必然是精神追求的基础。
“敏于事而慎于言”，但少说话多做事并不一定是一种美德，有时反而是一种退缩和逃避的借口，最终造成不会思考。

子贡说：“贫困而不阿谀奉承，富贵而不骄逸奢侈，怎么样？”孔子说：“这样也不错了。但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贵而又遵守规章制度。”子贡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就是要不断磨砺、提高自我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跟你讨论《诗》了，告诉你一点，你就能有所发挥，明白原先你不知道的事了。”（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能够“贫而乐，富而好礼”，那就是更高的层次了。富而好礼的例子虽多，但“贫而乐”却并不多见。即使“乐”，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乐”罢了。

孔子的思想确实伟大，但不过是乌有之乡的绚丽花朵。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他如此高调的说法，的确有点麻痹人，觉得他真的了不起。可他在《宪问》中竟然悲叹：“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知我者天乎！”）这种崇高的虚伪又让人觉得可笑。
孔子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除了担任过仓库保管和记记帐的小会计之外，基本上与政治是绝缘的，不得不以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这种冠冕堂皇得类乎理由的说教，来挽回自己被“弃而不用”的面子。
　　
稍后的墨子并不理会孔子这一套，他要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战！

为政篇第二：荒谬的以德治国论

一般认为此篇重点是讲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的，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政治。为政以德以礼，基础是孝慈，从孝慈扩展到爱人民。
在孔子之前，“政治”一词就已经存在。那时，“政”的含义包括了制度与秩序、统治和治理手段、统治者的修养和才华、君主和大臣们的管理活动等内容。“治”则包含有社会稳定和谐的状态以及管理活动之义。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概念是不同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国家”一词，但却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而只有朝廷或天下的概念。

秦始皇依靠法家思想统一六国之后，将秦国的法律《秦律》充实、修订后推向全国，并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期望通过“严刑峻法、以刑去刑”来实现长治久安。但仅仅14年之后，秦朝由法兴国、由法强国，最终却由严法酷刑而亡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孙子说：能够百战百胜，还不算是最高明的将帅；只有不战而使敌人屈服，那才称得上是高明中之高明者。从秦朝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使秦朝灭亡的是民间的思想。“大楚兴，陈胜王”，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颠覆了强大的秦朝。
思想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人民一思考，朝廷颤抖，江山倾覆。
秦朝灭亡，社会开始了群雄争战的剧烈动荡。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这才为江山社稷找到了一条相对而言的长治久安之策。
奉行法家思想虽然使朝廷强而有力，但人民没有停止的思想也造就了能够与之抗衡的另一种无形力量。所以，董仲舒敏锐地看到，要长治久安，就要以法家思想治国，以儒家思想治民。要弘扬儒家思想，使之成为普世价值，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所在：
让人民丧失思想，唯官方意志为是。

　
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来源于他极力赞美和推崇的周公旦。
德治的本质，就是人治。
孔子说：“以德治国，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众星也就能共同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孔子说：“以政教胁迫老百姓不做坏事，对做了坏事的人用刑法处置，在这种治理方法下，即使老百姓不做坏事而免于刑法，却不知道做坏事为什么不对。统治者自身行德以引导百姓，再用规章制度对老百姓的行为加以规范，老百姓就会知道做坏事是可耻的，并且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因而能以此端正自己的行为。”（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统治者要给老百姓制定规章制度，教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而儒家这一套东西，正是给愚弄老百姓量身定做的最好教材。
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对于人民不战而胜。
　　
道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依附于人的，而人是自利的动物。道德的力量既然无法战胜人自私的本能，又怎么能够使人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呢？为防止官僚的腐败，古代官制也往往设立了负责监察的“御史”之类的机构，但结果怎样呢？这种来自自身的监督不仅仅　是装装样子，更为可怕的是，它无不异化成捞取利益和打击异己的工具。

以德治国论过份崇信人的道德修养，认为通过提高自我修养，加强教育和驯化，就可以使人的善性释放出来，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此达到“慎独”，即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始终不渝地、谨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果真如此吗？历史恰恰提供了相反的回答。
历代以来，官场无不充满着丑陋的权力斗争，父子相残、兄弟浴血、同僚相忌，从最高权力到基层权力，无不是明争暗斗。
在人治的社会里，不仅大小官僚们肆意贪污受贿，就连张居正这样的重臣，也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干着聚敛财富，蓄妓包二奶之类的营生，更是不知有多少。

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尚书》上说到孝：‘孝敬，又友爱兄弟，把这种敬爱之心用到治国之中。’孝就是为政啊。你认为怎么做才算是为政呢？”（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对于臣民来说，对朝廷的忠诚是最大的孝。“孝”是‘仁“的核心，而“仁”是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因此，在儒家看来，在家做一个有孝心的人，就是对家长的服从；在社会上做一个有“仁”的人，就是对朝廷的服从。

子张问孔子如何取得并保持官职俸禄。孔子说：“对有疑问的东西多听多学，谨慎地说出自己所知道的，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对自己不会做的事情要多看多学，对自己会做的事小心谨慎地做，这样就少有懊悔。言论上少出错误，行动中少有懊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就是看长官的脸色行事，放弃原则做官，圆滑做人，只要没有伤害到私利，管他娘的！
　　在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下，以德治国不过是统治者自欺欺人的太虚幻境。它不仅做不到以人为本＿＿老百姓不仅不能从朝廷那里得“爱民如子”的些许好处，反而深受其害；以德治国，不仅不能提升官吏的道德修养，反而是愈加的腐败。
　　德治下的政治与社会：朝廷和官吏为所欲为，老百姓逆来顺受。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但一个坏的制度能够让一个好人变成坏人。以德治国旗帜下的封建集权专制，就是这样一个坏的制度。它的欺骗性还在于，它的旗帜上写着：为民，它的官帽上写着：为民作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无时不在期盼着清官和青天的出现。
道德是一个宽松的伦理范畴，法律规章则是刚性的底线，人们可以有违道德，但绝对不能触碰法律规章。但在人治的社会里，官吏们连法律规章的底线都视而不见，德治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朱熹也悲哀地承认德治“（自孔子以来）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有架漏牵补过了时日，期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文存·答陈同甫》)
德治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它注定只是空谈和欺人之论。

　　前几年，所谓的新儒家惊呼：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儒家文化结出的硕果。余音未散，人们才发现自己被新儒家愚弄了一回。原来，“四小龙”的成就是现代法治创造的奇迹！

　　回首华夏的历史，我们要发出这样的天问：历史上为什么多的是政客，政治家到哪里去了！
　　政治家的胚胎死在了儒家思想的腌缸里！

［相关链拉］道德教化，修身为本，以德治国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发扬光大高尚美好的品德，就能使所有的人亲密团结，百姓安乐，方国之间和平共处，社会也就和谐安定。
道德是伦理的范畴，可儒家把伦理的道德政治化，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释齐家治国章》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可见，“忠”就是“孝”的放大。《礼记·祭统篇》：“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曾子·大孝篇》：“孝子善事君。盖孝子忠臣，相成之道也。”

八佾篇第三：专制的“马甲”

本篇记孔子讲礼乐之事，其核心是等级之论。至于其他扯七扯八和牢骚之言，尽管有人挖掘出了滔滔不绝的“大义”，但总让人觉得牵强附会。

儒家讲究礼仪，已经繁琐到自愚的程度。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斥一套铺张的、等级森严的仪规，也正是这一套套形式繁复的礼仪，才表现出特权的“高贵”。

孔子评论季氏时说：“他竟敢在他的家庙中用天子才能用的六十四人表演的八佾之舞，这样的事如果我们都能忍受，那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受呢？”（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孔子看来，这是不可饶恕的谮越行为。在这一现象的外表之下，是特权。这种神圣不可逾越的等级，就是专制制度坚硬的马甲。

孔子把等级说成神圣不可侵犯，是维护专制的需要。孔子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作施政的纲领，董仲舒则据此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论（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使这种能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政教礼俗，成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周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干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治野人，野人养君子。”被统治者只是奴隶而已。儒家主张以人为本，无非是强调不能因政策措施不当而激起民变。所以，专制制度下的政策始终是以老百姓的承受底线而制定的。
《仪礼》说：“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连极力反对儒家的墨子也说：“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韩愈在《原道》中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就是绝对的服从，

秦王朝二世而亡，如何维护刘氏王朝的长治久安，也正困惑着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汉武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天不变，道亦不变”。按这一思想，帝王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正是武帝最需要的理论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将政治伦理化。并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接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赞赏，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下，老百姓不仅被奴役得心服口服，顶礼膜拜，山呼万岁，还一个劲地高唱，专制的天是明亮的天，庶民过得好喜欢。

儒家思想作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不仅通过一系列的礼仪制度给专制穿上了厚厚的“马甲”，还培养出了无数“三纲五常”的忠实捍卫者。就连高唱“正气歌”的文天祥也感慨：“三纲实系命，遵义为之根。”这大概就是幸福奴隶的忠君和爱国。

等级制度的实质就是特权和官本位，如此一级压一级，一级侍候一级，每个人是上一级的奴才，又是下一级的主子。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和权力结构，从底层向上仰望，看见的是冷冷的屁股；从高层向下望去，看见的是奉迎的嘴脸。“官大一级压死人”、“媳妇熬成婆”这种等级既使人压抑得要死，但又让人看到了希望。
儒家的等级思想，使人从灵魂到肉体都浸透了主奴的意识。
对上是奴，对下是主，皇权专制，淫威所至，谁敢犯上作乱？不忍就得丢掉性命。只有绝对的服从，才能在绝对权力的暴政下苟且偷生。
爱因斯坦在《我的政治理想》中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待续）

里仁篇第四：没有生命热度的仁德

里仁，按字面理解，就是与有仁德的人为邻，与有仁德的人为友。

孔子说：“与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是一件美好的事。选择居所而不考虑和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哪里算得上是明智的呢？”
《论语·学而》中说“无友不如己者。”即“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如果你不与不如你的人交朋友，而比你高明的人也因你不如他而不与你交朋友，那么你又能有多少朋友呢？
可当真的有了超过自己的人，孔子就露出了“仁德”那一袭破衫之下的尾巴。《荀子·宥坐》、《史记·孔子世家》、《论衡·讲瑞》就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的事。
少正卯和孔子一样，也是一个自办学校授徒的老师，可能由于少老师的讲课内容生动新鲜而又紧贴现实，其影响日盛，以致孔子的学生都跑去“选修”少老师的课，而只剩下一个颜渊跟在孔子身后了。按《论语》中孔子那宽广的胸怀，他应该与少老师交流切磋才对，但孔子不但不与之为友，反而对此耿耿于怀。当现实给了他一个做鲁国“大司寇行宰相事”的时候，他立即利用主管司法的职务之便，把学问博大精深的少老师给杀了。当他的学生对他杀一个著名学者表示震惊的时候，他还给少老师编了五大罪名：“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人有五大罪恶恶，但小偷小摸不算罪恶。一是思想叛逆而凶险，二是行为邪僻而固执，三是言辞虚伪而好辩，四是尽学乌七八糟的东西而且还很博学，五是对不好的事物不仅顺从而且纵容。奇怪　的是这五大罪恶，全属“思想”问题，因此，说孔子是一个学术“恶霸”并不过份。

孔子对持异见者敢于借刀杀人，在于他短暂拥有过权力。对于“异议”学者，“亚圣”孟子由于没有杀人的权力，只好使出泼妇骂街的本领来。《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所追求的“谦谦君子”风度，所提倡的博爱“仁德”的思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孔子说：“仁者，爱人。”孔子对“邻居“和朋友的选择，体现了儒家的仁爱的等级，讲究的“门当户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看见邻居打老婆，当你看见小偷偷东西，都要假装视而不见。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可杜甫看到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即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饿死了那么多的人，又有多少是高举着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数“旗帜的党政干部呢？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然胸怀博大，但终究是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所以，“仁者，爱人”，不是靠自我标榜和个人的良心觉醒，而必须依靠制度安排。

儒家这种的选择恰恰是使人丢失了社会责任。孟子也说：“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邻里朋友之外，与己毫不相干。作为“仁”最基本的同情心也就淡漠了。在这样一个缺少制度安排的社会里，仁德从何谈起？到了清代，顾炎武看到了孔子仁德之论的空洞和危害，才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之贱”的呐喊！但天下是谁的天下？不就是爱新觉罗的天下？宽而泛之，也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天下？与老百姓何干？服兵役的下层人民子弟，忍饥挨饿，流血沙场，以官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却在声色犬马之中享乐。为什么会如此呢？老百姓的脑子早已被儒家思想洗白，以为自己命运就是如此。

孔子虚幻的仁德之外，又空洞地阔谈“义”，而蔑视“利”。
孔子说：“钱财和权力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取得，君子是不会安处其中的。穷困和卑贱是人人都讨厌的，但君子不会用非正当的方法摆脱。君子背离仁德，怎么能称得上君子呢？即使是在吃饭的时候君子也不会背离仁德，在最紧迫的时候也与仁德同在，在颠沛流离时候也是如此。”
在孔子看来，在任何时候君子都是不应该言利的。对于君子来说，言利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他说：君子从道理上决定自己的言行，小人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关心自己的德行修养，小人关心自己的田地和房子；君子关心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礼仪规范，小人则关心自己能够得到多少实惠。”（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求利、享乐是人的本能。而孔子果真视“实惠”如粪土吗？不是。他自己就说过，只要给他送十条肉干，就可以成为他的弟子。看来，他收弟子并不是“义务教育”。再者，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到重用，究竟是为了得到“实惠”，还是如他的徒子徒孙所说是为了传播他的思想呢？

孔子说：小人一旦穷困，便无恶不作。孟子说：老百姓一旦无恒产，即失恒心，一失恒心，就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追求“实惠”只是小人的行为，那么君子就真的清水一般明洁吗？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这不正是今天人们所言“小腐败戴手铐，大腐败作报告”的古代版本吗？
可见，“君子”比“小人”更加贪婪。
明李贽就批判君子们“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在他们侈谈仁德的外表下，是贪得无厌的本质。

儒家这种不言利的虚假心态，违背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养成了一个民族不讲诚信的坏毛病。明明是内心渴望和喜欢的，嘴巴上却偏偏要扭扭妮妮地否定。今天，领导们上任之初无不宣称，自己担任这个职务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话锋一转又说，既然组织决定了，个人只能服从。云云。好像这个职务是组织上硬栽给他似的。其实呢，只有他自己明白是如何戴上这顶帽子的！

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而儒家从人的道德品质上对“利”的否定，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看着无数学者对孔子的极力吹捧，再从世界的视野看许多文化精英，你会觉得吹捧孔子的学者有如隔着裤子射精──自愚自乐。

儒家对“实惠”的口非心是，使我们看到了比孔子身影更加高大的管子。
（待续。公冶长篇第五：听话的弟子都有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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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冶长篇第五：听话的弟子有糖吃

过去，不少人家里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直接反映。因为读书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师”的地位也就极高，高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程度。
儒家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在社会上听朝廷（当局）的话。每个家庭先把子女打理成孝顺的子女，走出家庭之后成为忍辱含垢的顺民忠臣。读圣贤书，听朝廷（当局）话，照官方推崇的“礼仪”办事，做当今皇上的好“孩子”。在“之乎者也”的“教育驯化”下，读书人成为循规蹈矩的机械人。思想的自由被窒息，思想的叛逆之根被斩断，独立自主意识、开拓意识、责任意识被扼杀。

孔子是个极顶聪明的老师，因为他很善于表扬自己的学生，他的表扬倒不一定是真正的表扬，而在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如此的“炒作”，既抬高学生，更抬高自己。有的学者说孔子如何因材施教，实在是无据的瞎扯。
孔子敢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囚禁在狱中的公冶长，敢于把哥哥的女儿嫁给有争议的南宫适，并不能说明孔子有多高尚，而恰恰是孔子的一种战略“投资”。南宫适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孔子说他“统治者有道，南容不会遭到废置；统治者昏乱，他不会遭到冤刑。”（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见，南宫适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人。孔子能把女儿和侄女嫁给公冶长、南宫适这样的人，说明只要投到孔子门下就能得到某种保障，因此，孔门就会成为无数学子心目中唯一的“名牌”。这正是孔子超越凡人之处。

孔子说子贱：“此人真是个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他的君子品德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表面上看，孔子是在夸鲁国的人杰地灵，实际上是在夸耀他自己。子贱是个真正的君子，那么给子贱以君子品德的是谁呢？当然是孔子，他才是鲁国的大君子。

子贡问：“我端木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你啊，好比一个器皿。”子贡说：“什么样的器皿呢？”孔子说：“宗庙里盛黍稷用的瑚琏。”（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子贡在成为孔子弟子以前经商曹、鲁之间，富至千金。他思路敏捷，能说会道，有着强烈的从政志向，曾仕于鲁、卫，游说于齐、吴、越、晋诸国。孔子既对他夸赞一番，又说他要成大器，还需努力。在孔子弟子中，子贡是最活跃的一位。孔子对他褒奖，是因为孔子有赖他的资金支持，孔子说他不足，无非是说：你子贡要想干一番事业，必须得有我孔子在幕后摇扇才行。从他们的活动来看，师徒二人确实是一对“黄金搭档”。

有人说：“雍这个人虽有仁德但没有口才。”孔子说：“为什么要耍口才？用能言善辩应答人，常遭至别人厌恶。不知道他是不是仁，但何需耍口才？”（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一直要求弟子们管好自己的嘴巴，否则，祸从口出，为时晚矣。那么，要怎样做才对呢？“非礼勿言”，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但如果人人都“沉默是金”，社会就会失去道义。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胜一筹呢？”子贡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颜回闻一知十，而我听到一点只能推知两件而已。”孔子说：“不如他。我你都不如他的。”（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 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颜回就是那个其他弟子都跑去听少正卯讲课而唯一留下来，给了孔子面子的弟子。颜回敬爱孔子如父，孔子周游列国时与颜回走失了，几天之后才找到孔子，孔子看到他就说：我以为你遇害了呢？颜回回答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先死呢？对这样忠心耿耿的弟子，孔子最为欣赏、推重，并树为众弟子的榜样，这是谁也知道的事情。子贡敢和老师树立的典型比高下吗？当然不敢！孔子还特别强调：你和我都不如他。

“装”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传统，也是其生存艺术。在老师、领导面前，一定要唯唯诺诺，顺从听话。遇到什么事都要请领导拿主意，不可擅自作主。比如做秘书，即使你是一流的文字高手，也要有意给领导留下修改的余地，以显示领导的高明。如果你自作聪明，让领导感到了你的脑袋在思考、能判断，那就有危机了。

宰予在大白天睡觉。孔子骂他说：“朽木无法雕琢成器，粪土堆成的墙无法装饰使之华美。对于宰予，我还能骂什么呢？”（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孔子对弟子的赞扬可以理解，但对咒骂却无法理解。孔子不是会因材施教吗？怎么就不能发掘出一个弟子的长处，反而是恶毒地咒骂呢？其“师德”是值得怀疑的。
孔子褒奖弟子的言论，仿佛推荐“广告”，他甚至指手画脚地说这个可以当部长，那个可以当司长。我们在历史故事中，就能看到那些啸聚山林的男人们喷着满嘴的酒气狂言道：什么时候兄弟们也弄个师长、团长什么的干干。这种在野的群体，大概都有这个通病吧。

苏雪林在《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中说：“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孔子和鲁迅都是被称为“圣人”的人，时空虽然跨越了两千多年，但患的毛病却是一样的。

古代中国的教育史，特别是汉代奉行儒家独尊之后的教育史，既是一部知识分子被儒化、被政治御用的历史，更是一部知识分子成为为知识太监的沦落史。

雍也篇第六：要善于给自己搞形象工程

这一篇的许多内容是重复的，而且有相当的篇幅仍是谈“仁”，除了一句关于“中庸”的之外，有新意的东西不多。

孔子摆摊招生收徒，并不是为了伟大的 “教育事业”，也不是为了传播他的思想，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用其所长谋生而已。孔子自己也说，能提着两斤腊肉而投入他门下，就已经是很看得起他、而非常赏脸的喜事。从孔子和众多弟子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也不是一本正经的师道尊严，而恰恰是一伙志趣相投的弟兄伙，为了自由的生活，走到了一起。他们四处流动，高谈阔论，相互捉弄、开玩笑、恶作剧，给富人们操持一些“儒”的本份工作，大概这就是他们快乐生活的主要内容。
历代学者们吹嘘孔子首先将教育引向了民间，把教育伸向了平民，什么有教无类，什么平民思想，什么因材施教之类等等溢美之辞，其实是胡说八道的。孔子并没有儒家徒子徒孙们所“装修”的那么崇高。为什么？为生活所迫！有了弟子，生活才有保障，有更多的弟子，生活质量才能不断提高。这就是孔子的现实。

孔子能够招生收徒，依赖于子路的保护。没有子路的保护，孔子授徒这碗饭是吃不安稳，甚至是吃不上的。《史记》记载子路和孔子第一次相遇：子路挥舞长剑，把孔子给欺负了一番。结果不打不相识，两人成了好友，从此不离孔子左右，给孔子撑起了保护伞。
这支流动的团队，与其说是流动的“学校”，还不如说是流动的“文化服务公司”，既为别人操办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也为官吏们提供政务咨询。支撑这支团队四处流动的，既有他们的学问，更依赖他们的武力。孔子囚蔡、困陈、险宋之所以没有被地方势力消灭，靠的就是自身较强的武力。在这个团队里，子路不仅扮演着“办公室主任”的角色，更肩负着“保安队长”的重任。

孔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吹捧弟子。子路为保护孔子周游开国而辞去在季氏家里的工作后，冉雍接替了子路在季氏家里的工作。孔子说：“冉雍最适合做大官。”（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孔子对弟子们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非常自信，并坚信自己培训出来的弟子，都是有仁人君子，是治国安邦抚民的最佳人才。用曾经和正在流行的话说，都是“又红又专”的人才。都是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才，都是政治上可靠，工作上有本事的人才。一言以蔽之，都德才兼备。
今天，给领导当当秘书、拎拎包，都能拎出真才实学，都能捞点职务，大概就是孔子这种恶劣风气的遗绪。

孔子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卑不亢地自我吹嘘，而且还不脸红。
卫灵公年纪大了，政务废驰，也不用孔子。孔子便有意四处放风给卫灵公：如果有人用我来掌理国政，一年就可以出形象，三年便能取得巨大的成效（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又说：“把齐国变革一下，便达到鲁国境界；把鲁国变革一下，就能达到先王之道了。”（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但终不为所用，让孔子耿耿于怀。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最高尚的了，人民缺少它已经很久了。”（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这种恰到好处的为人处事之道，受到的批判已经很多了。
中庸之道，就是对现实的默认，顺从和不反抗，就是圆滑地做人。孔子为此树立了一个楷模颜回。他说：“颜回真贤啊！一竹筒饭，一瓢水，住在破烂的巷子里，别人都不堪忍受这种　困苦，颜回却并不仍然快乐地学习和生活。颜回真是贤而有仁德啊！”（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鲁迅说 “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 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去，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鲁迅：《华盖集·通讯》）

述而篇第七：佯恶财色的愚蠢人生

孔子认为西周是最美好的社会，一生都在为恢复西周的制度而四处奔走，企图用他微弱的声音，把现实拉一个彻底的转身，回到西周的时代。
他的这种思想，是对社会进步的反动！是对与时俱进的反动！是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注定了他处处碰壁的命运。

孔子认为自己是最知晓古代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的人，也是最权威的人。在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显得狂妄而孤独。
孔子看事物的方法与众不同，别人是向前看，而他是往后看，并偏执地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最美好的图景。他说自己传述古代文化而不加入任何一点自己的东西，相信而喜爱古代的文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不仅如此，他认为自己在老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天赋仁德了。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在经过宋国时，桓魋就派兵前去拦截，这时孔子正在大树下和弟子们操练周礼，桓魋砍倒大树，并扬言要杀死孔子，孔子一伙吓得仓惶而逃。在逃跑的过程中，孔子对弟子们说：上天赐予了我仁德的品质，区区桓魋能把我怎样？（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是典型的嘴硬腿快。其实，并不是桓魋杀不了他，而是不愿意杀他。孔子大概和三国时夸夸其谈、傲气十足的弥衡一个德行：善于空谈而又嘴臭脾气大。所以，谁也不愿意杀他而坏了自己的名声。
在弥衡眼里，别人都不是东西。
在孔子眼里，只有自己是东西。

孔子作为一个流动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并没有积攒多少财富。所以他说：吃粗食，喝冷水，睡觉时弯起胳臂当枕头，仍然保持自己追求道的快乐。用不正当方法得到的钱财和地位，对我来说像浮云一样。（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真的就清高到安于平淡而寂寞的生活吗？
不是！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其实是做梦都在希望摆脱贫困又没有地位的寂寞，却又始终被寂寞缠绕。
根源在于他虚伪的清高和骗人的娇情。
孔子说：只要能够有钱，就是给达官贵人拿鞭子当车夫我也心甘情愿去干。（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不过是嘴硬而已，真要他干，他会吗？在他眼里，只有通过仕途而得来的财富和地位才是“义”的，才是高尚的。像他的弟子子贡，即使是做生意发了财，并给他提供经济支持，他也看不起子贡。相反，倒是隆重推出一个近似白痴的颜回作为榜样。
孔子对财富、地位两面性的态度，说明了他对财富和地位的排斥是装出来的。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看到他的狐狸尾巴是怎样露出来的。

人们常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可见，财和色是有必然联系的。孔子在假装排斥财的同时，也要假装对色进行一番声讨，而他内心哩，却对女人充满了渴望。
卫灵公的老婆南子是一个生活放荡的美女。公元前496年的一天，她突然召见孔子，孔子受宠若惊，立马应召。就这样，孔子和南子厮混了一段风流时光。孔子虽然快活，可他的弟子们不高兴。说师傅你整天训斥我们不要贪恋女人，可你自己呢？你滔滔不绝的谆谆教导，咋就像社会主义的政策，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呢？要知道，孔子可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山东大汉，据说还有一点拳脚功夫，而敢当面和他拍桌子摔凳子的，只有保安队长子路一人。为这事，子路和他急上了。眼看自己即将被子路揭穿，面临威信扫地，弟子崩散的危机，他顾不上斯文，就和子路一番对骂，然后赌咒发誓：如果真有这种事，就让上天惩罚我，天打雷劈。（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第六》）

一个优秀的女人可以刺激起男人的野心。
可孔子的野心才刚刚展开翅膀准备自由翱翔，就被子路给毁灭了，使孔子沮丧至极。也许是他被子路一顿臭骂而熄了火焰，也许是他真的老了力不从心，总之，他被南子扫地出门了。这可比受到子路的责骂更令他气恼。他公开向弟子们咒骂所有的女人：只有女人和小人让人讨厌，难以相处！亲近了就亵狎无礼，疏远了又满腹怨恨。（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在两千多年之后的西方，尼采向莎乐美求爱遭到拒绝，尼采也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恶言：去见女人，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孔子在昏骂女人的时候，他心中的南子更加清晰。
尼采在痛骂女人的时候，他心中的莎乐美更加性感。
人的虚伪，可见矣。孔子将财、色与人的道德品质捆绑在一起，不仅搞得他自己生活窘迫，人生灰暗，还被专制集权用来奴役老百姓，直到今天。

泰伯篇第八：把老虎玩成病猫是执政安邦第一要务

一部《论语》，犹如注水猪肉，废话多多，空话连连。虽然有章，但却杂乱，重重复复，柳暗叶黄。如果让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换个名字当作作文交给老师，老师不给个不及格，也要怀疑这孩子是个脑子有问题的少年，说不定还一个电话召来家长，责备一番，斥骂一通：回家辅导去！要是遇到愤青老师，不骂你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也要骂你是幸运52看多了。

扯远了，反正孔子也不会重新编辑他的语录了。言归正传。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仁政”的社会：当官的都彬彬有礼，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也想着老百姓的疾苦；读书人都是谦谦君子，自觉维护政府的权威；老百姓都勤劳而没有非份之想，视吃苦耐劳为最大美德和人生快乐。整个社会都对政府忠贞不二，以政府之是为是，以政府之非为非，即使你住在棚户区、呆在雨漏不止的破屋内，即使你吃了上顿愁下顿，也对政府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感恩之心。
而维护这个社会秩序的就是“仁“和“礼”。
什么是“仁”呢？就是善心、良心、忠诚。推行在政治上，就是仁政、王道，即人治：当官的为民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行在个人身上，就是服服帖帖做一个忠臣良民。
什么是“礼”呢？就是礼制，即官方推行的一整套法律和典章制度。礼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等级制度，就是官本位。比如，开会时的主席台上，一人讲话，众人陪坐，即使是主席台上的陪坐人多于听众，也不能坏这个规矩。
周敦颐在《通书》中说：“礼，理也。乐，和也。”就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仁政的基础，是愚民。愚民，是过去的说法，现在的说法叫“洗脑”。

孔子说：对于老百姓，要把他们驯化得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让他们有知情权和决策权。（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许多学者对儒家愚民思想不以为然，认为儒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从儒家思想体系来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根本。
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资本。
根本，就是主人。资本，就是工具。这个工具用来做什么呢？为朝廷创造财富、掠夺别人的财富、保护朝廷的利益。工具的极端作用，就是内战。
此民本，非彼民本矣！

如何实现愚民？就是极力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叫他们从小背诵并模范地遵守，长此以往，老百姓就由老虎变成了病猫。把老虎变成病猫的载体，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古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区别的）。
中国人不仅善良。而且容易自我陶醉。杜甫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让老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马上给杜甫戴上“平民诗人”的帽子。对于老百姓的疾苦，历代的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良心尚存的也仅仅同情一下而已。就连远离政治的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这就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老子的意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变成只会创造财富，丧失思想的工具，这样，天下就长治久安了。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说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帮凶，至少也是走狗帮闲之类。弄清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你就会明白当今那些经济学家骨子里为什么仍然会流淌着奴才之血。

愚民的另一手就是扯来尧舜禹的“虎皮”，祭成自己的大旗，给老百姓搭建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孔子说：“崇高伟大啊！舜和禹，他们富有天下而不参与享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说：“尧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啊，天是最伟大的，只有尧可以与之相比。其布德广远，人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称赞。他的功绩崇高伟大。他的礼仪制度光耀天下。”（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当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经济人，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也会千方百计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虽然他们标榜自己很高尚，但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们。吃、喝、嫖、赌仍然是他们的恶习。尧、舜、禹的权力，同样充满了恐怖，沾满了血腥。这样的领袖和他们所统治下的美好图景，不过是儒家们的骗术而已。
什么“仁者无敌”，什么“为政以德”云云。靠！瞎扯蛋。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找到了国家强盛的半个入口，这半个入口处写着两个大字：制度。

阳货篇第十七：性爱决定成败

孔子说：“弟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学《诗》可以激发人的意志和情感，可以提高观察能力，可以增加人们的凝聚力，可以抒发怨恨不平；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事奉君主；还可以认识和知道许多鸟兽草木的名字。”（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他又对伯鱼说：“你学过《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啊？”（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诗》汇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绚丽多姿的画面，而表现男女情感性爱的诗篇更是影响深远。《周南》、《召南》，篇篇都散发着男女肉体的芳香，篇篇都闪烁着生命的激情。
《诗》的开篇第一首诗，就是情欲的颂歌：帅哥从对美女一见钟情，苦苦追求，到双双上床这样一个惆怅但却快乐的生命过程。
这个过程，是生命从蛹化蝶的过程。是审美的最高境界：痛快。
但是，《诗》经过儒家的糟蹋，这些讴歌人类情欲的诗篇统统被他们的歪嘴“念”成了礼教的赞歌。

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情、性，是人的本性，它的外在表现就是欲望，并寻求各种享乐。
可是，儒家不仅对人的思想封杀，就连裤裆里的生活也要封杀，企图将“人之大欲”斩尽杀绝。《礼记·内则》甚至宣称：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礼记·丧服小记》说：“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礼记·曲礼上》说：“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表，不相授器。”男女之间平常递东西也不能碰手，最好是“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把男女之间，搞成了恐怖的“敌我矛盾”。
儒家对男女婚姻大事，也大放厥词：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章句》）甚至要求女人：“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女性丧偶，就永远失去了性权利，只能一生独守空房。
儒家思想，特别是臭名昭著的《礼记》，就是奴役国人日常生活的“法律”。它对日常生活的细节都作了规定，不知道这究竟是古人的智慧，还是汉文化的愚蠢和耻辱？

《南史·孝义传》：梁代卫敬瑜妻王氏在16岁时丈夫去世，父母要她改嫁，但她坚决不肯，并割下自己的耳朵交给父母以示决心。
《新五代史·杂传》：虢州司户参军王凝病故，其妻李氏到旅舍投宿时，只因老板不肯而用手推了她一下，想把她推出去，结果这女人就借题发挥，大哭道：“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耳，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遂用斧头砍下了手臂。
《明史·烈女传》：崇祯年间，“兴安大水，漂没庐舍”，两个抱着一根木头飘流的十六七岁女孩子，被人救上了一条筏子，姐妹俩上了筏子后，看到筏子上有裸体的男子，但悲叹道：“吾姊妹依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今若此，何用生为？”跳水而亡。
在中国地方史志中，收录最多的不是劳动模范，而是贞妇烈女。虽然他们的事迹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伟大的事迹却是一致的：就是守住自己的身体，既不让别人耕种，也不自己耕种，任其荒芜，直到生命回归尘土。
这就是儒家思想之下女人们的全部生活。自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她们成为毫无生命意义的超级“女生”，即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

孔子宣扬“男女授受不亲”。
程颐、程颢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
朱熹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这些愚蠢的儒者，总是把“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人欲应该是天理最重要的内容。
儒家思想，真是一代比一代远离人性，一代比一代变态！

而孔子、孟子、朱熹他们自己呢，却无一不是好色之徒。只是他们囿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色心，无色胆，只好用“君子”这顶虚无的帽子，遮着他们丑陋的嘴脸。
一方面，是他们的内心对情欲充满了渴望；另一方面，是他们又要在弟子面前装“圣”，装“阳萎”，忍受灵肉的煎熬。越是煎熬，他们的思想和心理就越是扭曲，说出来的话也就越来越没有人性。

《诗·关雎》中的君子，只远远地看到一位美女，就让这位帅哥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地瞎折腾。那么，同为血肉之身的“圣贤”呢？
56岁的孔子一听见妖媚的南子夫人的召唤，立即飞马拜见，终于脸红心跳地晚节不保，以至和弟子吵到赌咒发誓的地步，师道尊严瞬间瓦解。

孟子大概也是有了婚外情，但又不好冠冕堂皇地提出“离婚”要求，就趁老婆洗澡的时候去偷看了，按当时的礼教，女人即使在家里裸露肉体，也是可以赶出家门的。孟子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就赶紧向老妈报告了此事，企图借机休了老婆。可人家孟妈妈到底是伟大的母亲，说话很有水平：你不是整天嚷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吗？你偷偷摸摸跑去看风景，自己不要脸，还说你老婆不是！说得这丫哑口无言，从此不敢再提休妻之事。

程颐、程颢哥弟俩，一次去朋友家赴宴，主人在席间安排了两名“三陪女”助兴，程颢一见即拂袖而去。第二天一早，他就跑去质问哥哥，结果遭到了哥哥的冷嘲热讽：昨天的事我早就忘了，你心里怎么还放不下那两个三陪女呢？

朱熹不仅引诱二个漂亮的尼姑为妾，还在强夺一个同僚的情人而不得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对其打击陷害。结果被另一同僚向皇帝举报告发，并请求皇上弹劾，皇上果然降旨贬了他的官。慌得他赶紧向皇帝又是悔过、又是自责没有学好N个代表思想，深刻检讨自己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
这对道貌岸然的圣贤们真是莫大的讽刺！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欲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语从二》），只要是人，有人性，就会有物欲和人欲，它是禁不了的？
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是：一方面，是对人欲情色的禁锢，另一方面，又是三宫六院、妻妾成群，青楼林立，灯红酒绿；一方面，是打击站街边靠电线杆子的扫黄行动，另一方面，又是“二奶”不断，高档宾馆饭店里的性工作者婀娜多姿。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道德和“规矩”从来都是强者给弱者的枷锁。
皇帝三宫六院，官员妻妾成群，文人们好色风流，只有社会底层的人们，才愚蠢地遵守着礼教的规范，成为儒家思想麻痹、毒害人民思想的牺牲品。

儒家，说自由恋爱是淫，狎妓是淫，找情人是淫，夫妻之间搞性技巧也是淫……在儒家的眼中，除了夫妻之间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动物式“发情”的性之外，任何注入了一点点文化色彩的情欲，统统都是“淫”，是万恶之首。
统治者和圣贤们高唱建设社会文明，赌咒人性的觉醒“坏男女人心，败天下风俗”，“人心日丧，风化日非”，而他们自己却怀揣“伟哥”、“小帽”，一有闲暇，就进青楼，入舞池，打情骂俏，开枪放炮，只有被洗过脑的老百姓正傻乎乎地在认真学习贯彻周公、孔子等领导和专家学者关于礼教的重要讲话精神。

有无穷的欲望，才能产生无穷的创造力。
《列子·杨朱篇》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丰屋美食，厚味娇色”，“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闻，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尽一生之欢，穷当之乐”。假如没有情欲的张扬，没有激情的火焰和女人熊熊情欲之火的冶炼，就不可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学成就，李白、苏东坡等文人们也至多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矿石而已。白居易、白行简兄弟俩，情场官场皆得意，不知卫道士们在阅读小白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时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据明代绍兴人徐渭《青藤路史》记载：当时文人家的书柜里，都藏有春宫画、房中术和《肉蒲团》之类的淫书，还虚伪地声称，这样可以预防火灾。

情欲能创造一切，也能毁灭一切。情欲催生了普希金优秀的诗歌，也掐灭了他的生命之火。
性，使肉体获得灵魂；
爱，使性获得了最华丽的精神乐园；
情，使性具有了美学和哲学的内涵。
哈贝马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要说：情欲，是生产力的原动力。
《古诗十九首》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的歌声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耳边。
人，赤条条地来到世上，又赤条条地离开，除了身体，一无所有。
难怪马尔克斯说，一个老人宁愿做爱而死，也不愿等待衰老而死。
运用你的智慧，享受你的身体……

子张篇第十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子夏说：“在大的原则问题（德操）上不能超越界限，在细微小节上有些小毛小病是无所谓的。”（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什么是大的原则？就是唯上是尊！这是底线、高压线、原则。只要不反对上司，牛皮吹得玄，步子跟得紧，马屁拍得勤，至于伸手捞点不义之财，养个小蜜、包个二奶、进进青楼、搞搞破鞋什么的，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死死守住这个原则，就人在阵地在，否则，捕快就在你的门外恭候。作为朝廷和衙门，以老百姓的承受和忍受程度为底线，是历朝历代行政的基本原则。不把老百姓逼到造反的境地，成为专制政治“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官吏，不反对领导，热气腾腾的笑脸紧贴领导的冷屁股，就能稳坐钓鱼台。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就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副厅级），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这样从生活上都在为“组织”的面子着想和“身体力行”的官员，之所以能够长时间腐败不倒，大概就是能够牢牢掌握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角色。

专制政治下，官吏的权力来自朝廷的一纸任命，朝廷的权威则来自下级官吏的奉承，官吏们如果不能从权力中捞到好处，不仅对上司的阿谀奉承大打折扣，还可能在政治上挑战上司的地位。在两千多年来的专制官场中，再无法无天的官吏也懂得，什么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上司，一旦把上司得罪了，顷刻之间就可以让你一无所有。同样，再无能的朝廷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下级官吏们金字塔似的层层拱护。如果真的反腐败，最终就会反倒自己，改朝换代。官场的厚黑，不仅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更是一门高超的技艺。所以，朝廷不会真的反腐，最多也就做做样子，时不时搞几只鸡来杀给猴子们看看，显示一下反腐的“决心”，释放一下不断积累的民怨。更多的则是将反腐作为拔除异己的手段，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基本经验。

“为尊者讳”、“唯权是尊”的官场规则，形成了一个个相互依存、相互袒护、相互包庇，狼狈为奸的利益结构。这种靠利益维系的体系，使整个官僚队伍成为一个巨大的帮派。社会关系成为第一生产力，关系决定成败，是中国历史特有的现象。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中，腐败成为一种潜规则，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历朝都设置了不少的监察机构，但这些监察机构最终都堕落成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取得的成果也仅仅是反腐败机构成为众多腐败“队员”中的一员，而且是更加凶猛的一员。
在这样的社会中，你想清正廉洁也难。否则，只有到荒无人烟的南山之下孤赏菊花。
面对一个无恶不作的宠然帮派，老百姓仰天长啸：头上生疮，脚下流脓，腐败透顶！文字狱、太监干政、师爷谋财、官商勾结，真所谓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为了支撑专制大厦不倒，朝廷和各级衙门都会搞些爱民如子的德政工程，给社会穿上华美的衣裳，用虚假的太平歌舞，淹没腐败、凋零的真相。只要社会稳定，老百姓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朝廷和衙门就能腐而不败！所以，历代统治者最大的行政目标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愚昧老百姓，一手是严控意识形态和对政治安定隐患的从重从快打击。同时，塑造各行各业的典型人物作为社会的楷模，通过形形色色修身、齐家的“思想教育运动”，使社会丧失思考的能力。
人民一思考，皇帝和衙门就紧张。
人民一麻木，朝廷和衙门就妄为。
我们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在专制极权的严法酷刑之下，在儒家思想浸泡之中，教科书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才是真正的纸老虎。

在专制政治中，文化人充当了君主与老百姓之间协调者的角色。他们既要弄出一套东西来取悦君主，又要炮制一套东西来迷糊老百姓。大同、小康、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就是儒家为老百姓精心构造的乌托邦。虽然这个乌托邦在儒家思想立于独尊之后，在现实中连一点点影子都没有出现过，但它也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反而成为黑暗中的老百姓朝思暮想、无比向往的一盏明灯。但这盏明灯的光芒，却把老百姓刺成了睁眼瞎、白内瘴。

任何社会，学术一旦被御用，必然堕落为无耻。儒家思想，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被御用的学术。不要说董仲舒、朱熹之流沦为了专制政治的帮凶和走狗，就连韩愈、司马光也常常在政治上表现出无耻。司马迁写《史记》时，记载帝王的叫“本纪”，记载诸候的叫“世家”，其他的叫“列传”，但没有戴过任何“候帽”的孔子，却以“世家”之目昭然史册，这无论对于号称秉笔直书的司马迁，还是滔滔不绝“名不正，言不顺”的孔子，都是一个黑色幽默。今天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之称，不也是对那些御用或主动投靠权力自甘出卖、堕落无耻的经济学家的嘲讽吗？就连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家“良心”的学者，最终也“晚节不保”。但是，他们的堕落与无耻不是他们的罪过，而是一种必然。

子贡说：“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严重。君主惧怕德操恶劣，就像水流向低处之后脏东西都会向那里汇集一样，人也如此，只要品行败坏，就如同天下的坏事都是他做的，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在孔子眼里，纣王是无道的、暴虐的。
《易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对于暴君，臣民可以“替天行道”，暴力革命，以“顺天应人”。在孔子之前，人们认为武王伐纣，就是一次“人权高于主权”的解放战争。
孟子认为：如果君主缺少领袖应有的品质，老百姓有一种进行暴力革命的道德权力，即使杀死他，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孟子又认为专制是合理的，并把服从君主、服从宗法制度说成是人的本性。
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三下乱。”
《吕氏春秋》说：“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
董仲舒说，让人民随顺君主，让君主随顺天道，所以要委屈人民而伸张君主，委屈君主而伸张天道。这就是《春秋》的大义。
不管儒家，还是法家，对现行的政治都是极力维护的。儒家政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对于利己的人而言，政治的专制和官吏的腐败就成为必然。这样的专制政治，总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社会虚假的繁荣下，隐藏的往往是一个巨大的乱世。一旦它的不满情绪遇到发泄的缺口和载体，社会就会陷于极度的动荡。
当乱世英雄挑战极权时，旧的专制政权就会在血雨腥风中崩溃瓦解，一场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就星火燎原。

专制政治大厦和专制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董仲舒，公开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董仲舒说：天生出老百姓，不是为了一个王，恰恰相反，天树立王就是为了人民。王的德行是以安定人民幸福享乐，天就把天下给他。
儒家礼教是专制政治的精神命脉，儒家的革命思想又以“受命于天”、“受天命行道”、“受天命立法”为道德基础。但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打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无不是顶着“受命于天”的幌子。
这些乱世草莽，他们揭竿而起时，有的往往仅仅是为稻梁之谋，而并没有问鼎政治的野心。但随着势力的扩张，他们就会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山大王。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和自问中，他们雄视天下，想的就是夺“皇帝那鸟位”了。这时，就要找一面能够欺骗、利用老百姓人心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政治纲领、政治理论。“耕者有其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打土豪，分田地”等杏黄的旗帜漫天风卷，无知的老百姓以为盼到了救星，山呼响应。
无数老百姓就是在这样的弥天大谎之中，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前赴后继，灰飞烟灭。

当草莽英雄坐定江山之后，老百姓发觉不对了，不仅保护费收得比前朝皇帝和土匪厉害，而且杏黄旗上的美好图景根本就是乌有，新皇帝也比旧皇帝好不了多少，甚至更流　氓。老百姓不高兴了，就想提点意见。哪知新皇帝一翻拉队伍、占山头时同甘共苦时的和蔼可亲：你丫是不是想试试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快不成？！老百姓傻眼了：昔日玩枪弄炮的草民弟兄，齐刷刷变成了自家屋子里的老爷。
嘴巴硬不过快刀，脑袋坚不过利剑，腿长跑不过子弹，真是赶走土匪迎来贼。要知道，贼为什么能够打垮土匪，是因为贼比土匪还狡猾、善伪装、更凶狠，老百姓哪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办？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认了、忍了。原来，儒家的“革命”，不过是老土匪和新土匪争夺江山的血腥游戏。仁义之师不必赢，赢了的也并不一定是仁义之师。
古人说，沉默是金。丫的，不沉默就要砍你长着嘴巴的脑袋，你敢吱什么杂音？！沉默是金，不过是力量渺小、没有胆量反抗的借口和自我安慰。

谁有资格“奉天承运”、“天命所归”？这是由胜利者解释的。什么“有道”、“无道”，只要老子拳头硬、枪炮利、心肠毒，打胜了就是合法。“天道”、“天命”成为暴力夺权者的自我标榜。
不管孔子的徒子徒孙如何创新“孔子”，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革命”理论如何让人眼花缭乱，归结到一条，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也无论政权怎样更迭，其“道”，即专制政治的体制并没有丝毫改变，不过是皇位上换了一张脸孔，龙椅上更新了一张姓氏标签而已。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