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新发现看早期巴文化

──附论巴蜀文化讨论中的相关问题

  赵丛苍　
　　
　 “巴蜀文化”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以往, 在此方面问题的研究中, 很多情况下是使用了“巴蜀文化”的措辞。与学术研究的高目标相比, 其概念不能不说是模糊的。究其原因, 不外乎资料的欠缺和研究之不够深入。近年来的相关考古发现愈益增多, 巴蜀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点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特别是汉水上游和鄂西三峡地区相关考古学遗存的发现, 其作用与意义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
　
　 汉水上游的相关遗存, 主要是城洋铜器群和宝山商时期遗存的发现。
　
　 城洋铜器群指历年来出土于陕西城固、洋县境内的基本属于商代的青铜器。现能统计到的资料始于20 世纪50 年代。1950 年代以来, 城洋地区共出土商代青铜器20多批, 650 多件。城洋铜器群的特点为: 兵器在全部铜器中占大宗, 其中三角援戈、深銎钺、圆刃钺特色明显; 作为仪仗用器的弯形器、璋形器、面具等, 个性突出; 属于中原传统礼器的鼎、簋、尊、罍、瓿诸类器物, 在铜器群中占一定比例, 有些器类如尊等器形具有自身特点。围绕城洋铜器群的文化属性, 学者们曾展开过讨论, 但意见莫衷一是, 主要原因是未有同时期遗址及可靠的陶器资料作印证, 使讨论不好深入下去。
　
　 宝山商时期遗存以城固宝山遗址的发现为代表。宝山遗址是我们为解决城洋铜器群的文化属性而进行专门考古调查时, 于1990年发现的, 1997年起我们对之做了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该遗址商时期文化遗存丰富, 其特点是, 陶器中釜的数量最多,形制多样的高柄豆和高颈小底尊、扁腹壶、小底尊形杯、有鋬圈足尊等各占一定比例, 并富有鲜明的特色, 显示出其是有别于中原商文化而具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难得的是, 城洋铜器群之典型器物与宝山商时期遗迹遗物共存, 从而使长期困惑学者们的城洋铜器群文化属性问题有了突破性答案。在年代方面,宝山商时期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晚至殷墟三期或稍后, 城洋铜器群的存续年代与之基本相同, 说明了二者为同一共同体所创造和使用。调查发现, 宝山商时期遗存, 在秦岭之南今汉中、安康的汉水上游一带有较多分布。据此, 我们提出了“宝山文化”的命名, 用于指代较普遍存在于汉水上游的此类文化遗存, 而城洋铜器群则属宝山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鄂西三峡地区, 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 被称为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或路家河文化, 其存续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至殷墟早中期。除路家河遗址外, 重要的遗址还有湖北宜昌中堡岛、杨家嘴遗址, 秭归朝天嘴、鲢鱼山遗址, 重庆奉节县新浦下层遗存等。
　
　 我们欣喜地发现, 宝山文化的文化面貌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有较多的相似性。如陶器中夹砂陶皆以褐陶为主, 泥质陶中黑皮红(褐) 胎陶较为常见; 釜在陶器中占最大比例, 且都作小口、圜底的形制, 小底尊形杯、高柄器座皆为主要器类。两者共有的器物还有高柄豆、高圈足尊形杯、圈足罐、大口深腹罐、有柄簋等。两者的陶器纹饰, 皆以绳纹最多见, 也都有方格纹、三角折线纹、贝纹等。特别是散漫而排列不规则的绳纹之作风, 以及方格纹、线纹、麦粒状绳纹的风格特征, 皆甚为相似, 应是相同技术、相同文化传统的产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二者皆以釜作为主要炊器, 而日用炊器通常被看作是认定文化性质至关重要的因素, 说明二者的联系非一般意义的交流关系, 而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宝山文化在其文化分布区的汉水上游, 尚找不到直接的文化来源, 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的年代, 较宝山文化为早, 宝山文化当来自于以釜作炊器这一古老传统的鄂西三峡地区, 可能是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较早时期分化迁徙而来, 在吸收和揉进当地土著及邻近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 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二
　
　 据有关文献记载, 古代的巴、蜀主要活动于今湖北、重庆、四川及陕西汉中一带的范围内, 并为该地区古代众多民族中两个较大的民族或国家。这一地域内, 已发现的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中, 以川西平原为分布中心的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包括跨越了夏、商两个时期的遗存) , 被指为早期蜀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已基本为学术界认可。以鄂西三峡为主要分布区的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 是上述范围内三星堆文化之外, 文化内涵丰富、分布范围较广的文化遗存, 与三星堆文化存在一定并存发展时期, 但主体文化因素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理应与三星堆文化属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三星堆文化既为早期蜀文化的代表, 那么可以认为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当属于巴文化, 而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有亲缘关系的宝山文化, 其性质亦为巴文化。创造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和宝山文化的主人, 各为巴人的一支。
　
　 这一认识的获得, 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巴蜀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大的命题, 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这一命题被提出之后, 半个世纪以来, 学者们为之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 由于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使这方面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 随着“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提出, 以及对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认识的加深, 巴蜀文化的区分和界定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其实这一问题在较早之时己为有的学者所注意, 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俞伟超就试图诠释考古学上的巴文化。但由于资料积累所限, 此方面研究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而宝山遗存的发现, 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跨越出关键性的一步。如果说宝山遗址发现之前, 关于早期巴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朦胧和模糊的话, 那么宝山的发现与研究, 就使得这方面问题的认识趋于明朗和肯定, 因此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上述认识的获得, 还为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或考古资料的文化性质与文化渊源的重新审视与认识提供了可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于陕西宝鸡南郊清姜河沿岸的“弓鱼国”墓地文化, 是主要存续于西周早、中期的重要文化遗存, 包含周文化、寺洼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其文化性质曾为学者们所关注, 但意见分歧。宝山发现之后, 我们认识到,“弓鱼国”墓地文化其实与宝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联系主要体现在, 两者的陶系与陶器制法方面有相同的特征。如两者的陶质均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 夹砂陶中常见灰褐或黄褐色的斑驳, 泥质陶中都见有灰胎黑皮陶; 圈足器的圈足皆为附加上去的, 平底器之底为轮制器腹后拼加而成。器型方面, 宝山文化的圈足罐、圆腹罐、大口深腹罐、C型罍等陶器, 在“弓鱼国”墓地都能够见到, 不少器类的造型风格十分相似。如“弓鱼国”墓地普遍作为随葬品的铜尖底和平底罐以及陶尖底罐, 与宝山II、III式陶圆腹罐尤其是III式陶圆腹罐的腹与口、颈部造型如出一辙。竹园沟七号墓的BZM 7: 28“仿铜陶罍”, 与宝山D型陶罍有着近乎相同的风格特征。与“仿铜陶罍”同墓出土的附圈足“IV式尖底罐”(即圈足罐──本文作者加) 腹较深, 圈足低矮, 可视为宝山圈足罐类器物的衍变形态。“弓鱼国”墓葬中常见的大口深腹罐, 应是宝山文化同类器的延续。另外,“弓鱼国”墓地随葬青铜兵器中较多见的三角援戈, 在属于宝山文化的城洋铜器群中大量存在。“弓鱼国”墓地出土的圆刃钺(原报告称为“斧”) , 如竹园沟四号墓和茹家庄一号墓所出者, 全器近似舌形, 两侧刃端上翘, 一定是城洋铜器群中的深銎钺经改造、演化的结果。如是反映出二者内在的亲缘关联,“弓鱼国”文化当源自宝山文化, 它们同为不同时期的巴人所创造的文化。
　
　 我们再来分析川西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三星堆遗址在四川广汉, 南距成都40余公里。三星堆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 发现有城墙、祭祀坑等重要遗迹, 出土有特色鲜明的青铜器和精美的玉器, 以及丰富的陶器等遗物。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 学者中有不同认识, 近期有学者将其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殷墟二期。三星堆文化的陶器, 以夹沙陶为主, 比例达80% , 夹沙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纹饰不发达, 常见有绳纹、弦纹、几何形纹、方格纹、人字纹及贝纹等。主要器类有耸肩小平底盆、高柄豆和鸟头把勺、壶、瓶、觚、圈足盘、罍形器、器盖等。与前述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和宝山文化的陶器面貌相比, 其主要器物种类是不相同的, 显然不具有亲缘关系。因此, 其是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和宝山文化性质不同的蜀文化。
　
　 十二桥文化是集中分布于四川成都、并在川西平原一带有一定分布的文化遗存。关于其年代, 四川的学者将其年代推定在“自殷墟三期左右至春秋前期”的范围内, 分为两期四段。依此分期法, 其中一期早段的陶器面貌, 与宝山文化有明显的相似点, 如两者都有小底尊形杯、高柄器座、圈足罐、扁腹壶、釜等。这几种陶器, 为川西地区出现的新器类。从器物形态观察, 小底尊形杯为瘦体、深腹, 器型特点接近宝山文化第三期同类器, 是该类器物中年代较晚者。高柄器座与宝山文化的同类器造型雷同, 但制作失之精整, 可能是该类器物的退化形态。圈足罐虽然皆为罐下加圈足的基本造型, 但宝山圈足罐的特征是侈口、圆腹、高圈足, 十二桥的圈足罐则已演变为敛口、凸肩、矮圈足的形态。这几种器物, 除扁腹壶之外, 皆见于年代较早的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 可见其源在鄂西地区, 而扁腹壶可视为宝山文化的创造。十二桥文化一期早段遗存的釜数量少见, 反映了此类文化因素在其文化内涵中相对比较薄弱。资料显示, 川西地区十二桥文化取代三星堆文化, 可能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东边文化的介入有关, 其中不排除来自汉水上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基于有关文献记载的考虑, 该文化的形成, 似与开明氏王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虽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但与全面构建蜀历史的大目标相比, 尚任重而道远,今对其中相关问题提出如下认识:
　
　 1. 长期以来,学界以“巴蜀文化”即巴蜀连称来称呼巴文化和蜀文化,其有历史的原因,也是由于资料所限不得已为之。近年来特别是汉水上游和鄂西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由此可认为界分巴蜀文化(尤其是早期巴、蜀文化) 的时机已经到来。而宝山商时期遗存的发现和被认识, 是打开该问题的一把钥匙。
　
　 2. 在巴蜀文化讨论中, 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巴文化”、“早期蜀文化”的概念,用于指代该类文化西周以前的阶段, 而东周及其稍后的该类文化则称为“晚期巴蜀文化”、“晚期巴文化”或“晚期蜀文化”。我们以为, 于时间概念的意义上, 这种称呼是可取的, 它有利于目前此方面问题的探讨。
　
　 3. 考古发现(主要是鄂西三峡地区的发现) 表明, 能指为二里头文化时期, 即历史学上夏代时期的巴文化遗存, 可能是存在的。该类性质的文化, 其源甚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4. 现有的考古发现还使我们认识到, 寻找较早的巴文化, 鄂西三峡一带是值得充分关注的。有些学者认为巴文化的发端应当在在西北地区, 但至少在目前, 还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持。
　
　 5. 我们认为有关巴蜀文化的讨论, 应是指巴人、巴族或巴国的考古学文化的讨论, 其目标旨在探讨和复原巴人、巴族或巴国的历史。有学者所主张的巴地文化及其与之相近似的提法, 是与上述涵义所指不同的另一个思考途径。
　
　 6.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 我们认为巴文化和蜀文化各有自己的源头。早期巴文化主要存在于鄂西三峡地区, 而蜀文化的中心一直未脱离川西一带, 他们都在当地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衍生, 分别沿着自己的文化模式传承和发展。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互有交流与影响, 但主流因素仍然保持了各自的传统。
　
　 7. 关于巴文化或巴蜀文化的研究, 无疑依赖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支撑。由于有关巴、蜀的古代文献相当有限, 巴、蜀历史的复原,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考古学资料, 但巴蜀文化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因此, 尽管文献资料有限, 其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是不能忽视的。
　
　 8. 现有考古资料显示, 鄂西三峡地区、四川、汉水上游至秦岭北麓清姜河沿岸这一广大地域, 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相近, 具有较密切的联系, 可看作是一个文化圈。在这一个大文化圈内, 至少存在着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宝山文化、“弓鱼国”文化等属于巴蜀文化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因此, 将其称为巴蜀文化圈也是合适的。
　
　 9. 目前, 在巴蜀文化的研究方面, 关于蜀文化的研究进展较深入, 而巴文化的研究则相对较薄弱, 这不仅与考古资料的欠缺有关, 而且与研究的有待深入不无关系, 值得重视和加强。
　
　 以上讨论, 仅是笔者对这方面问题思考的粗线条梳理, 愿接受学界同仁的批评。
　
　
　
　 赵丛苍,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源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