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清代四川民族区域经济

林成西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盆地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大,资源丰富,这是四川省情的一大特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四川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历史上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状况和开发历程,有助于深化对四川省情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侧面,对清代入川移民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索。
　
　 一
　
　 唐宋以前,四川盆地内部广泛地分布着僚、儴、賨等少数民族。随着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四川境内少数民族居住区逐渐向盆地边缘山区后退。到了明清时期,盆地边缘的西南山地和西北高原主要分布着彝、苗、土家、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中央王朝并未直接控制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通常是维持羁縻关系。元明时期就已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设立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通过各族首领来统治各族人民。为了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又在盆地边缘建立卫所、修筑城堡、派驻军队。这些城堡只作为军事据点,一般并不具备经济职能。明清时期盆地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仍十分落后,许多地方仍属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或畜牧业经济,商品经济大多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形态。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贸易,以向中央王朝呈献贡赋和领取回赐为主要形式,以及严格限于官方的茶马贸易。虽然明代雅安和打箭炉已是民族贸易场所,但由于民间私人之间的民族贸易被严格禁止,少数秘密进行的民间贸易活动不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得到真正的发展。
　
　 到了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了较大改观,商品经济也有了明显发展。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地区一批工商业城镇兴起并得到发展,成为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
　
　 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经济的兴起,取决于诸方面的时代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
　
　 清政府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初年,清政府先后在四川建昌、天全等地推行改土归流。在此过程中,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自平定金川以后,百货通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为移民进入并开发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创造了条件。
　
　 自雍正年间云、贵改土归流之后,云、贵地区经济得到发展,尤其是云南矿业在清代的大量开发,铜、铅等矿产品需要通过金沙江输送出川,四川的食盐等物资也需要运往云、贵。四川与邻省经济交往的加强,对于沿途的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移民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则直接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的兴起。
　
　 四川在经过明清之际数十年大规模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土地大面积抛荒。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在籍人口仅9万余人。清政府为招徕外省移民入川垦荒,规定“以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在清政府的大力鼓励之下,大批来自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移民涌入四川垦荒,形成了被称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到干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川人口已达948 9万。人口的迅猛增长,使四川盆地内许多地方农业人口逐渐趋于饱和。雍正到干隆时期,四川盆地内大部分土地已基本被开垦。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盆地内许多地方农业人口已经开始饱和,这些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人口,除了进入城镇谋生,另一条重要出路就是涌向盆地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垦荒、开矿或经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量移民向盆地边缘少数民族地区的迁徙,引起当地人口迅速增长。如雷波在雍正八年(1730年)有770户,到干隆二十六年(1761年)增加到1333户,干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6747户,干隆五十二年(1787年)为8832户,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达到29721户,人口直线上升。“中间相隔不过八十年,本县户口即增加二万户左右,盖彼时政治清平……是以内地人士迁徙到此者,常络绎于途也”。马边县在“清干隆二十九年,外县来此耕种之人日渐增加”。这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各省移民。在西昌,“凡湖广、闽、浙、滇、豫各省人民,或以宦游,或以商旅,寄居斯土者,恋邛泸之清奇,羡土壤之肥沃,往往世其家焉。汉族繁兴,垦辟荒野”。从《干隆五十六年冕宁县造报麦地沟开挖火山户口花名清册》,可以了解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原籍情况。该花名清册共载29户,其中湖广籍7户,贵州籍9户,陕西籍1户,四川籍7户,冕宁县土著5户。除开当地土著5户,进入麦地沟开垦的24户,明确是外省移民的就有17户,占70.8%,由此可以推知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中移民所占的比例。
　
　 大量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直接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荒地被开垦,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如马边在干隆二十九年(1764年)耕地面积为7619亩,嘉庆十年(1805年)达到145300亩,在41年之中耕地面积增加了18倍。在山地被开垦的同时,玉米、番薯等旱地高产作物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并得到推广。据四川地方官报告,雍正年间从四川黎州至建昌之间“遥遥千里”之地,农业生产水平还极端低下,“用锄镰耕食者不过山坡丈尺之砂碛田亩耳,或种苦荞、或种黄豆,收获之余,杂以草茅木皮以充其腹,又不足,而捕捉飞禽走兽以苟延岁月”。到干隆年间,《马湖竹枝词》云:“山中绝少水耕田,哪识佳禾有玉秔,终岁饔飧炊握粟(原注:山中谓包谷)同为粒食太平氓”。包谷,就是适宜在干旱山地种植的玉米。说明干隆年间玉米已在当地成为主食。在川东南的黔江等土家族、苗族地区,也在干隆年间传入了棉花、玉米、番薯等农作物。干隆三十五年(1770年)当地受灾缺粮,黔江知县翁若梅从福建家乡引进番薯,并翻印一本《金薯传习录》广为宣传,加速了番薯的推广。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玉米、番薯等旱地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了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水平的提高,并为这些地区矿业的开发和城镇经济的兴起创造了基础条件。
　

二
　
　 移民还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矿业的开发。宁远府地区矿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铜、锡等矿,蕴藏尤为丰富。清政府担心人民借开矿聚众起事,以及挖山破坏风水龙脉,故清初对民间开矿曾严厉禁止。另外,由于“各属矿产之区,俱在峻岭崇岗,羊肠鸟道,所在正苗旺矿皆隐山腹,以至人工食物价值倍昂。”劳动力密集的矿山难以得到充足的廉价食物供应,成为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矿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康熙年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偷挖矿山的事情屡有发生,禁而不止。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提督康泰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众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康熙帝喻示:“朕念此等偷开矿山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产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曾一度弛禁。这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偷挖矿山的乏产贫民,也多为外省入川移民。据《雍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宁卫守御冕山所事建昌卫中前所牒》所载私挖矿山的5名犯人的籍贯来看,湖广籍2名,江西籍、云南籍各1名,自称是客籍1名。5名开矿者全是移民。另据《干隆元年刘永成等供状》所载刘永成等11人籍贯来看,湖广、陕西籍各1名,江西籍6名,另外3名原籍不详。也是以移民为主。干隆时期,对矿山弛禁,加之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促进,使矿区粮食供应得到改善,凉山地区矿业得以迅速发展。到干隆五十年(1785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报告,宁远府各铜厂年产已达1,420,629斤。到清中叶,四川保川局铸钱已完全依赖宁远府所产之铜。
　

 三
　
　 在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和矿产开发的基础上,当地城镇经济随之兴起并得到发展。清代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城镇,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在农业得到开发的地区兴起的城镇。如西昌河谷平原或浅山区,经移民开发,形成若干农业经济区域,“安宁河两岸,……南北长约三四百里,凡安宁河两岸平原,……得河水或山溪水灌溉之地为水田,盛产米麦杂粮等,逼近山麓无水之处为旱地,只有玉警察、烟叶、棉花等之收获。”在这些农业区域内,“生齿较繁,农隙负贩”,商品经济比较活跃,为城镇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故人烟稠密,市肆繁兴,全县大市镇,如礼州锅盖梁、樟木箐、太和场、高草坝、德昌等,均在河域左右”。
　
　 第二类是原来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的城堡,随着经济职能的增长,逐渐向工商业城镇转化。如雷波在雍正六年(1730年)建城以后,到了清代中期由于“边境清平,商贾云集,云、贵、两湖、豫、粤之民,亦群趋此间贩卖货物,彼时城内居民,有二千余户,夷汉交易,热闹非常,有‘小成都’之称”。又如打箭炉(今康定),“辟处边陲,接邻藏卫,交通不便,语言鲜通”,过去只有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无所谓货币也”。“汉人西来,率为安边抚夷之官吏兵役”。城市只是作为纯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清康熙年间,打箭炉城内已有数十户营商者,城市经济已开始兴起。到了雍正年间,“打箭炉地方内外汉商蛮民聚集交易,故居址比联,人烟辐辏”,已成为川藏道上重要的商业城镇。峨边县城原是军事要塞,名叫太平堡,建于干隆五十六年(1791年),“城中原系各公署营房及官员士卒驻防所在地”。嘉庆十一年(1806年)设峨边厅,改为厅治。附近居民开始在城外氈条场交易,后因氈条场火灾及民族关系紧张,居民迁入城中,商业贸易活动也在城内随之兴起,峨边城遂为当地商业贸易中心。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驻军要塞,在其军事职能之外,经济职能普遍有所发展。如雷波城西北90里的三稜岗,地当大凉山出入要道,坚固异常,有“铁打的三稜岗”之称。城内驻军500余名,同时也有居民700余家,“赶集之期,夷汉交易甚为繁盛”。越嶲的中所坝在明代原是卫所驻地,到了清代已是“百货交易,文风饶盛,为越嶲之冠”。由于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地方当局在兴建军事要塞时,已将经济方面的职能列为需要考虑的内容。干隆十八年(1753年)迷易(今米易)守御千户常景在请求迁移衙署、修筑土城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迷易远在边方,地处山麓,从前番夷土著寥寥无多,近日则招徕广闢,人民滋生,以故事务殷繁,实与州县无异。”故建议将迷易所迁往地势平坦,民户众多的帕恋沟。因为帕恋沟“路当孔道,地处适中,又值一坦平阳”,除了便于建城修署,而且将来“兴设场集,有无相通,商贾自是云集,贫民赖以资生,迷易从此焕生”。作为军事要塞首领,对其要塞的经济职能如此重视,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深刻表明,由于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城堡,其经济职能正在逐渐加强并向商业城镇转化。
　
　 第三类是以矿兴镇的类型。在移民对少数民族地区矿山开发的过程中,各矿厂所在地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场所,产生了对粮食、衣物和其他商品的集中需求;商民完纳课税之余的矿产品也需出售,于是与之相关的贸易、运输及各种商业服务行业也就随之兴起,成为商业贸易热点。一些大的矿厂所在之地,因此发展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镇。清代马边铜厂就是以矿兴镇的典型。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后,由于嘉定老洞沟铜矿矿竭厂衰,促进了对马边铜矿的开采。“马边开厂以来四十余年,历年出铜,自完课外,分商出售,四方贸易接踵而至,号为鼎盛,因有‘小成都’之名”。雷波的中山坪、罗三溪两处,也因“商贾云集,开设铜厂”,商业随之兴起,“采办茶、丝、笋、木、药材者甚夥,地方富庶,为全县之冠”。
　
　 移民不但直接推动了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兴起,并且成为当地城镇经济中的重要的力量。道光年间《建昌竹枝词》说“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在西昌采办麝香的商人,“以山西籍商人为最多,陕西籍次之,四川商人最少”;经营茶业的商人中,“陕籍商人约占半数,其余则为山西及四川两省商家所经营”。移民在当地商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使他们参与当地城镇事务并发挥重要作用。如西昌城外大通桥,联贯东西两街,对商务十分重要,因此“桥工经理,向以各会馆首事轮流经管桥工事宜”。又如西昌疏通河道的款项,在道光年间原交嘉定、威远店生息,到同治年间,由知府提回,“发交陕帮各号,连环结保,承领生息”。之所以如此,这是与移民在当地的经济实力和在城镇中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和当地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一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清代的西昌城,“闤闠殷繁,肩摩毂击,干嘉以来盛况,有如此者“。雷波县城在清代“繁盛之况为历来所未有”。清代的松潘县城众商云集,“尚称繁荣”。许多城镇都成为当地民族贸易的中心,反过来又带动了当地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进步。在马边,“夷人进城与汉人交易者,分为两种,其一为居住汉人附近之夷人,每遇集期三五成群相率赶场时,将蜂蜜、笋子、牛羊皮及各种药材等,售与专门收卖夷地产物之商人,……其二,远处夷人,各居住凉山附近者,大多身带银两,来城市购买布匹、盐、锅之属,不通汉语,夷人须从中传达交易,一旦成功,传达者即向卖主取佣金数百文,或一千文不等”。雷波情况与马边相仿,“附近熟夷至城镇买卖货物者,与汉人交易方式相同,若凉山夷众外出购买盐布时,每请熟夷为之介绍,交易成功,汉商须给熟夷以佣金,在此呼为‘牙扣’”。雷波县城西北一百三十里的田家湾,地处大凉山门户,也是一个民族贸易中心。“在昔(指嘉道以前)盛时,原有市场,汉夷交易,热闹非常”。在城镇商品经济影响下,少数民族的经济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过去“以物易物,后因与汉人接触,始知以钱易物,而知钱之可贵”。
　
　 少数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对促进与四川内地及邻省经济联系起了重要作用。如清代凉山盛产白蜡,“每年当旧历端午前后,夷人将虫子用壳壳包裹,至来年旧历三月杪,虫子即发育成功,藏在茧内,夷人收取卖与汉人”。西昌、马边等城镇是白蜡贸易中心。每当白蜡交易时节,“洪雅、夹江、峨眉市虫之客,千百成群,宁雅大道,旅店充塞”,大批内地客商前往采购。清代宁远府一些城镇,在沟通四川与云南经济联系中有特殊重要地位。如云南所属之进底、大屋基、黄桷树一带地区,“复以雷波县城为交易中心”。会理也是“与云南关系较为密切”,当地经商的多为“滇、赣、川、陕各帮”。川西北的打箭炉地处四川与西藏贸易要道,在川藏贸易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雅安府属各县所产茶叶,主要运往打箭炉与藏民贸易。干隆年间茶叶贸易非常兴旺,“商旅满关,茶船遍河”。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不仅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步,而且对于四川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由少数民族地区城镇集中并输出的各种山货、药材,成为清代四川与省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并使处于通往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要道的一些内地城镇如沪州、宜宾、灌县、新津、石羊场等,也因民族贸易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林成西,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