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杨维桢：喜欢女人，更喜欢女人的小脚之臭

古往今来，绍兴的文人们一手老酒，一手美女，过着放荡的性福生活，创造着绝佳的精神产品。老酒和美女在绍兴男人那里，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
在众多的生产者中，穿越岁月蒙胧的烟雾，远远就能看到杨维桢（1296－1370）吹着一管铁笛，品着女人小鞋臭气飘忽的老酒而陶醉不已的背影。
这位号铁崖、东维子、铁笛道人的诸暨枫桥人，元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地做官，晚年游走于钱塘、苏州一带，在山水和女人的浸淫之中，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代官吏的工作较为单纯，上班无非收税、调解纠纷、升堂开庭，下班无非饮酒、泡女人，风花雪月。兴致来临，或游山玩水，或舞文弄墨。上班戴帽子，下班脱裤子，就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内容，这无异于一朝“喝酒帮”、“脱裤党”。

《明史·杨维桢传》和其它一些资料上说他：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喜作古乐府，文风诡异谲怪，满纸淫风扑面，被人讥为“文妖”。而他流芳百世之举，除了他的诗词文章和书法，更在于他弘扬了以女人三寸金莲之鞋饮酒的传统。明沈德符《敝帚斋余谈节录》记载，杨铁崖生性好色，每于筵间见妓女有纤小缠足者，则脱其鞋，载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杨维桢春风得意之际，往往以变态恶搞的先驱自居，就难免不因独领风骚而得罪朋友。明顾元庆《云林遗事》说“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倪瓒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座客传饮，名曰鞋杯。倪素有洁癖。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尽管倪瓒可能真的无法忍受他的变态恶搞，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因为好酒、好女人是男人的共同优点，共同的本性，凝聚着气味相投的一个又一个圈子。倪瓒《寄杨廉夫》诗说：
吴松江水春，汀洲多绿萍。
弹琴吹铁笛，中有古衣巾。
我欲载美酒，长歌问东津。
渔舟狎鸥鸟，花下访秦人。
看人家哥俩多好，有了美酒，绝不是先想着自己如何享受，而是同朋友之乐而乐。老倪之所以生气，对女人鞋子臭气的过敏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你过敏不喝不就行了嘛，何必给朋友掀桌子走人的难堪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杨维桢占尽了风头。这就如同官场中的情形：一帮官员私下里议论某同僚的讲话如何的次等、如何的劣质，听起来还真有点忧国忧民的理想，其实这往往不是在说讲话本身，而是在埋怨同僚风头过盛，盖住了弟兄们的气焰。因为，弟兄们心照不宣：大家都是“裆校”水平，半斤八两而已，你丫神的什么气？！

杨维桢晚年居淞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和这些女人们饮鞋酒，成为他自得其乐的生活内容。有人写诗嘲讽他说：“竹枝柳枝桃杏花，吹箫鼓瑟拨琵琶。可怜一代杨夫子，化作江南散乐家。”虽然性福小康，终究档次不高。
瞿士衡请杨维桢吃“鞋酒”，酒酣耳热之际，瞿之侄孙宗吉写下了《沁园春》，词云：
一掬娇春，弓样新裁，莲步未移。笑书生量乍，爱渠尽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迟。酝酿朝云，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风味奇。何须去，向花尘留迹，月地偷期。风流到手便宜。便豪叹雄吞不用辞。任凌波南浦，惟夸罗绔，赏花上苑，只劝金。罗帕高擎，银瓶低注，绝胜翠裙。深掩时华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谁知？
这还真有点“男人不坏，有点变态； 男人不骚，是个草包。男人不花心，绝对有神经；男人不流氓，发育不正常；性爱无怪招，档次提不高”的味道。

据说有“恋脚癖”的男人不管女人相貌美丑，而专挑脚小的，将那小脚撩起来百般抚摸，甚至解开裹脚布，亲吻臭烘烘的小脚，直到性欲冲动达到高潮，落花流水。“妓鞋行酒”是变态的“恋脚癖”的再变态，属于专利级的创新，它把男人喝花酒的形式，推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境界。

不知道是杨维桢的“恋脚癖”成就了绍兴人喜好“霉臭”的饮食之风，还是绍兴更为悠久的“霉臭”饮食文化影响了杨维桢，总之，绍兴人喜欢发霉、腐臭食物的偏好，虽然不能说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无与伦比，至少也是一枝独秀。清林若抚在《鞋杯行自序》中说：“余薄游秦淮，偶与一二胜友过朱校书樱宁，饭酒间出锦鞋贮杯以进，曰此所谓‘鞋贮’也。自杨铁崖而后，再见于何孔目元朗，才情正堪鼎足两公。余闻之喜甚。不意风尘中人，博综雅谑，有如此者。遂以笔蘸酒为赋《鞋杯行》云。”杨维桢的背影让这些同好者高山仰止。

杨维桢喜好女人小脚的臭味，与喜食臭豆腐其实是同一心态的两面。据说，绍兴臭豆腐的制作方法非常奇特，先将豆腐发霉，然后丢进浸泡咸鸭蛋的卤水坛子或做霉苋菜杆而生出的、有着奇异怪臭的卤水坛子里浸泡，让它发出大粪一样的臭味才算是正宗的。这样的饮食习惯，却被一代又一代的绍兴师爷用三寸不烂之舌，上升成了生活的艺术、饮食的文化。
（2007年5月1日）

奇人，畸人；好文，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