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与三国文化专家沈伯俊

武侯祠：成都历史文化的标签

■文/王映　王健

（原载《成都文化通讯》）

　　尽管诸葛亮不是成都人，尽管武侯祠的建筑格局体现了君臣尊卑，但这些都妨碍不了千百年来成都人对诸葛亮这位外乡人的尊崇与膜拜，也改变不了老百姓将那座名为“汉昭烈庙”的祠堂称为“武侯祠”。这种现象，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成都人的秉性和成都文化的特质。
　　毫无疑问，三国文化和武侯祠已然成为成都历史文化最醒目的标签之一。
而说到“三国热”，从时间上讲，其实自古有之，易中天先生不过是“火上浇油”。可以预见，这股热潮还必将长久地持续下去；从地域上讲，不独是在中国，在东南亚、欧洲，三国故事也被广为传诵。成都作为三国文化的中心，武侯祠作为三国文化的圣地，应当如何打造三国文化，使其从地域文化走向世界、走近老百姓？带着诸多的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研究三国文化的权威专家方北辰和沈伯俊。

沈伯俊：三国文化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沈伯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记：谈到成都历史文化，似乎总绕不开三国和武侯祠……
　　沈：的确如此。纵观成都的文化史，三国文化是知名度最高、普及面最广、渗透力最强的一个部分。这突出表现几个方面：一是众多的三国遗迹和相关地名。成都别名“锦里”、“锦官城”、“锦城”，都得名于蜀锦织造业发达的三国时期。这里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营门口的黄忠墓、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大邑的赵云祠墓、新都的马超墓、蒲江的严颜殿等等。至今在成都市区，还有“蜀汉路”、“武侯祠大街”、“衣冠庙”（纪念关羽）、“桓侯巷”（张飞谥桓侯）、“黄忠小区”等地名。二是丰富的三国传说故事，再则是三国文化对成都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也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影响。成都人热爱生活、务实创新、机智幽默、诙谐灵巧的品格，与三国文化的熏陶颇有关系。
　　记：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而三国文化也是我们的“优势资源”。您认为成都应该如何打好三国文化这张牌？
　　沈：我认为，成都确实应该打好三国文化这张牌，充分利用“蜀汉故都”这个独一无二、又是国内外熟知的文化品牌，为提升其文化竞争力，增强其文化辐射力服务。为此，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总结经验，整合力量，进行三国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扩大影响。二是创作以三国文化为题材、在全国打得响的艺术精品。三是发展以成都为龙头、带动全省的三国文化旅游。四是将已多次举办的三国文化活动定型化，设立“三国文化节”（以每年秋天举行为宜），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
　　记：近年来，武侯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沈：在一定程度上，我是武侯祠巨大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这种巨变，我一直予以高度评价，并热心为之出谋划策和评介宣传。2004年，在武侯祠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之际，我曾题诗祝贺：“锦里秋光添喜色，武侯名馆会嘉宾。廿年甘苦入青史，流水高山抚新琴。”“锦里”建成时，我又为之撰联：“锦绣写千秋，物阜人杰巴蜀地；宾朋来四海，龙翔凤舞汉唐风。”可以说，武侯祠的巨变，不仅展现了三国文化之深入人心，而且让国内外的人们领略到蜀都的富庶、繁荣和美丽。
　　记：您是怎么开始三国文化的研究的？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沈：我读小学时便已熟读《三国演义》。1980年参加中国社科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1981年秋天开始系统研究《三国演义》，主要出于这样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相当薄弱，远远不如《红楼梦》研究和《水浒》研究，这与《三国演义》的地缓陀跋旒�不相称。因此，我有责任在这方面认真钻研，为推动《三国演义》研究作出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向三国文化研究拓展，并�?991年率先提出广义三国文化观。可以说，我从事专业研究以来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三国文化研究。
　　将近二十六年来，我在三国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专著、专书十余部。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魏蜀吴各一卷）、《沈伯俊说三国》。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想一方面在总结和会通上多下功夫，一部《三国演义通论》，写了几年，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在专精方面继续深入，正在写一部融汇文史、贯通古今的关于诸葛亮的专著。
　　记：作为国内的三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您如何评价我国的三国文化研究现状，以及成都在这方面的情况？
　　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国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与国外同行相比，我们毫不逊色，在许多方面还是领先的。
　　成都有一批长期从事三国文化研究的学者，功底扎实，成果显著。其中的佼佼者，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成都当之无愧地是全国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之一。

　　记：前不久，《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先生在武侯祠举办了讲座，题目叫“向武侯祠致意”。刘先生认为，三国是汉民族最后一个英雄时代，而诸葛亮是中国民族伟大精神的化身，是儒学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在您的眼中，三国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三国文化又代表一种怎样的精神？
　　沈：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仅有短短的六十年，加上此前的汉末时期（或曰“前三国时期”），总共也只有一百余年。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上，这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极大。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
　　三国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向往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思想，勇敢机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彪炳忠义、惩恶扬善的道德取向，举贤任能、知人善用的人才观念。一句话，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精华。
　　记：去年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大众对三国的关注热潮。据报道，今年张纪中又将重拍电视剧“三国演义”，吴宇森的电影“三国”也即将开拍。您如何看待这种三国热？
　　沈：其实，“三国热”并非新的文化现象，它“热”过很多次，持续时间很长。例如：1994年底电视剧《三国演义》播放，全国各地万人空巷，我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1999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台湾举办《三国演义》文化艺术展，我担任学术顾问。开幕那天，辜振甫、马英九等知名人士出席；展览长达两个月，人流如潮，盛况空前。这些年我到多个大学作过学术报告，深受大学生欢迎，一些地方的大学生还组织了三国文化研究团体。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三国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充分说明，三国文化决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流淌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今天的各种有关三国的影视剧，不仅是三国文化的载体，而且是对三国文化的丰富和补充。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种种诠释、研究和应用，同样也延续和发展着三国文化。

方北辰：走向辉煌的武侯祠

　　方北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著有多部三国文化研究专著，被国家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韩国韩文版大型图书《全本三国志与三国文化》首席指导专家，央视大型专题片《武侯春秋》主要学术讲述人。

　　记：从历史上看，三国文化对于整个成都文化的影响如何？
　　方：可以用“潜移默化，影响绵长”八个字概括之。举例而言，今天的成都被称为“休闲之都”，成都人忙里不忘偷闲，在劳生的同时又注重乐生，我看就有三国文化的因子。成都人最常见的平民化休闲情态，我用一副自撰的对联来形容：“细摆龙门阵，猛喝盖碗茶。”喝盖碗茶是物质层面的满足，摆龙门阵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劳生与乐生并重，物质和精神兼容，正是成都人休闲的突出文化特征。这样的休闲模式，其文化的渊源在那里？我看要到三国文化中去寻觅。三国时期人才辈出，他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激烈竞争，这是“劳生”。劳生的同时，又充分乐生。孔明在隆中躬耕陇亩，苟全性命，同时却要抱膝长啸林泉，高诵《梁父吟》。周瑜统领孙吴的大军，军务倥偬，同时也要经常欣赏音乐演奏，且是此道的行家。曹操挥兵扫除群雄，忙得来“甲胄生虮虱”，同时却又不忘登临碣石，游观沧海，抒情创作出千古不朽诗篇。即使是以武勇著称的虎将关羽，同时也会熟读《左传》，讽诵上口，自娱自乐。这种劳生与乐生并重的生活态度，不是特殊的个案，而是得到三国英贤的群体性认同，因而催生出一种新的学问，也就是魏晋玄学。当时玄学名士最崇尚的休闲模式，是“痛饮酒，熟读《离骚》”，这与咱们成都人痛快喝茶、细摆龙门阵何其相似！岂非都是物质与精神兼容？一句话归总，成都人的休闲，颇得三国时期风云英雄和玄学名士的三昧真传，只是更加平民化因而也就更加普及化而已。
　　记：如果单以三国文化而论，成都在全国的地位如何？
　　方：非常谦虚地说，应当数第一。衡量的客观指标有二：成都是三国时最重要的中心型城市，此其一。成都现今拥有价值最高，保护最好，名气最大的三国名胜──武侯祠，此其二。这个看法，得到我的许多外国汉学界朋友的一致认同。比如，前任欧盟驻中国大使魏根深先生，本是德国汉学界著名学者。2001年夏天，他即将离任并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之际，单独一人来到成都访古，我陪他游览武侯祠，之后在祠中的三国茶园品茶畅谈半日，他就认为：成都以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完美，当为华夏之冠。
　　记：作为“老成都”，能否介绍一下您记忆中的武侯祠？
　　方：解放以后武侯祠的发展历程，每一个十年我都亲身见证到了。上一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武侯祠的景象，主题词是“苍凉”。60年代，十年动乱席卷全国，武侯祠由军队进驻，成为堆放没收“四旧”物品的所在，关门尘封谢客，此时的主题词是“岑寂”。70年代后期，“四凶”悉数扫除，国家重现希望，武侯祠也重新开放，此时的主题词是“复苏”。80年代，改革开放全面实施，武侯祠也展露勃勃生机，此时的主题词是“向荣”。90年代，经济文化建设突飞猛进，武侯祠的建设成果丰硕，此时的主题词是“繁茂”。进入本世纪，锦里一条街、孔明苑等新景观相继大放异彩，此时的主题词是“绚丽”。以上的苍凉──岑寂──复苏──向荣──繁茂──绚丽，便是我对武侯祠发展阶段的描绘。可以预料，到下一个10年，武侯祠将会发展得更加美好。那时的主题词，我想应当是“辉煌”。
　　记：近年来，武侯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方：这种巨大变化非常令人欣喜，每次我带学界朋友去参观，说起来很是觉得给咱们成都人脸上增光。作为武侯祠的常年学术顾问，我也深知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这当中除了有上级领导的强力支持，武侯祠新老带头人的忘我拼搏之外，拥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中下层战斗队伍，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支队伍的专业素质好，敬业精神强。我希望上级领导能够充分重视、关爱并且增强这支团队，因为未来武侯祠如果还要“更上一层楼”，离不开这支能打硬仗的基干力量。
　　记：武侯祠正在编制新的总规，未来的武侯祠，将被打造成为“两中心一基地”，即三国文化的收藏、研究、展示中心和传播、体验中心，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地。您如何看待武侯祠未来的发展方向？
　　方：这种发展方向的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实施的项目上，还要认真研究，慎重选择。在这方面我只想说两点。一是要更加充分地利用武侯祠以外的人力资源。成都的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博单位，聚集了一批研究三国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长期专精于三国文化的研究，而且善于将学术研究与文化产业的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够演讲，又能够策划，不是书斋里面的学究腐儒。这一支力量，已经与武侯祠有长期合作，但是合作的强度和深度还不够。一旦有更充分的合作，对武侯祠未来的发展将更为有利。
二是“两中心一基地”之中，最重要的外向性功能，是三国文化的传播和开发。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在武侯祠博物馆的统一领导之下，成立两个新的分支机构。一个可以命名为“武侯书院”或者“三国文化书院”，一个可以命名为“三国文化开发中心”或者“三国文化开发公司”。前者专力从事文化的全面传播活动，包括举办讲座、讲习班、青少年夏令营、夕阳红讲习班、外国人看三国等等。后者专力从事文化的全面开发活动，包括餐饮产品、书刊产品、工艺产品、节庆产品的开发等等。两个机构的人员，既有武侯祠内部的，也有外部聘请的，总之要专力以赴。这样扎扎实实努力两三年，必能收到明显的成效。
　　记：研究三国，离不开的始终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从个人角度讲，您更偏爱哪部著作？为什么？
　　方：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三国演义》是可乐，属于大众性的解渴饮料，解是解渴，但是回味不长。《三国志》则是现磨的咖啡，开头不大好喝，因为文字稍微艰深一点。但是坚持喝下去，就会上瘾，以至终身难离。当然，研究三国远不止这两部书。
　　记：在您看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三国文化更加走近老百姓？
　　方：简而言之，学术与媒体相结合，免费向公众传播。
　　记：最后一个问题，能否透露一下，您个人最喜爱的三国人物？为什么？
　　方：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建功业于当时，更要留福泽于后世，而不是留祸患于后世。以此来衡量，三国英雄中，当然选中诸葛亮了。大家都知道都江堰开凿之功在李冰，但是还应当加一句：维护之功在诸葛亮。诸葛亮当国执政，专门为都江堰设置堰官，同时为堰官配备2000壮丁的编制。要知道当时蜀汉全国在册人口总共仅约100万！正是从诸葛亮开始，以国家名义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制度，从此历代相传，滔滔堰水才能在2000年后依然润泽成都平原。饮水不忘挖井人，对于成都人来说，应当是饮水不忘李冰的同时，还要不忘孔明才对嘛！你说我不喜欢诸葛亮行吗？

 

在四川，有一位学者，只要一提到“三国”研究就不得不说到他，他就是被称为“权威的三国论专家”的沈伯俊教授，在沈教授的名字前，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一长串的荣誉，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但是，透过这些名称，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卓越的三国研究学者。

沈伯俊原籍安徽庐江，1946年生于重庆。1970年从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从事了十余年教学工作，1980年他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社科院录取，并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攻明清小说。在二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沈伯俊共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短评、随笔、札记等180余篇，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沈伯俊教授为什么会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三国演义产生如此浓烈的兴趣，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学界的肯定，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态度又是如何?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近沈伯俊。

走近沈教授的第一步是听他的讲课，沈教授的声音轻轻细细，总是微笑满面，令人如沐春风，和沈教授交流的过程，可以感到他身上的一种“爱”：学者对学生的爱护，长者对幼者的爱惜。

沈伯俊从小到大，各门功课的成绩在班上甚至年级都一直位居榜首。早在小学时，他就已经看过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初中时则阅览了现代中外文学名著并开始有自己的习作；到了高中，他熟读了文学史和中国通史，进行了大量课外阅读，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树立起了自己的目标。由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和“三言二拍”等是沈教授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他对它们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兴趣，因此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

尽管沈伯俊学习成绩优异，在文学上也有特殊的造诣，但命运却跟他开了两次玩笑：一次是高考后，本该进入中文系学习的，却因外语成绩超过满分五分而被调剂到了川大外文系学俄语。虽然没有专攻自己最喜爱的文学，但即使是在那无人读书的时代，沈伯俊也没有无所事事，而是持之以恒，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挤出时间自学英语，打好了自己的学术基础。第二次命运的玩笑是在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到重庆石柱县的山区教中学，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扎下自己的根，在教书岗位一干就是十年，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付出真诚的爱，也得到了学生回报的敬爱。

世上的事情很难说是幸或不幸，关键是你对待的方式，不管环境如何，只要你付出真诚的努力，心中有坚韧的目标，总有一天，你会走到你的方向。沈伯俊就在跋涉10年后，终于在1980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招收研究人员，沈伯俊以所报考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省社科院录取，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今天，沈伯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得到了高度认可，他被称为“中国权威的三国论专家”、“以一人之力，穷近10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他编著的《三国演义辞典》是世界上有关《三国演义》的唯一一部辞典，被译为日、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说：沈教授在此领域，不只独树一帜，而且用力最勤，贡献最大，“二十年来，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终于卓然名家者，唯先生而已。”

沈伯俊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写诗，中学阶段写新诗，数量颇多。大学后期开始写旧体诗，感触较深时，偶尔为之。抒发了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感情真挚。沈伯俊在他的新书《三国演义新探》编成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抒发心情：“神游蜀魏二十年，指点群豪俯仰间。百六文章霜染鬓，五三书稿雾侵颜。寒宵独坐月陪我，翠岭漫行霞满肩。公理永存知己在，得失不计且加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沈教授在人生态度上强调为人以诚，为学以恒，而在生活上，他追求清静淡雅、淡泊名利。1999年，沈伯俊说自己“在成都工作27年，深居简出，交游极少，终日读书写作，可称‘半隐士’”，他在《自题》一诗中写道：“身居闹市远红尘，书海徜徉度晨昏。才思愿化名山业，一瓣心香留后人。”

诗中体现了沈伯俊作为一个勤勉严谨的学者的情怀和生活状态。沈伯俊教授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很少在凌晨一点前休息，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写书。沈教授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诚恒斋”,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有近一半的空间被六个装满古今中外书籍的大书柜所占据，高得顶到了天花板。他书柜的容量是普通书柜的两倍，因为书柜每一格都是装的两层书。先生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可见一斑。

谈到未来的研究方向，沈教授说，他会进一步加深拓宽自己的研究范围，使自己的专著和普及读物更加系统化，并争取再出一些能代表当今中国研究水平的成果。此外，他还要培养学术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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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 2007-5-12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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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在日本做报告）

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

 沈伯俊

　 人生犹如一叶小舟，在社会的海洋中劈波斩浪，颠簸沉浮，多么需要可供憩息和休整的港湾。西沱中学，我生命航程中的第一片港湾，那里留下了我整整八年的青春年华，也留给我终生难忘的深沉记忆。

　 那是1971年的9月，经过军垦农场一年多的锻炼之后，二十五岁的我由涪陵地区、石柱县城层层下派，来到西沱中学任教。其时，国家命运的航船正处于急风暴雨之中。就我个人而言，尽管在大学期间表现好，成绩好，但因父亲的牵连，不仅没能留校，而且是全班分配最差的两个人之一，不能不倍感压抑。然而，多年的学习和自我修养，早已使我下定这样的决心：“这辈子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有益的事。”正是带着“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惶惑和不愿消沉的自励，我生命的小舟悄然驶向了西沱。

　 这就是我人生旅程的第一个停泊点。它位于长江南岸，背靠青山，面对大江，一条长街由江岸向山梁蜿蜒而上，数以千计的人家沿街散落，宛如麟甲闪闪的飞龙。与长街相邻的一座山包上，雄峙着西沱中学（当时名叫“石柱二中”），与长江北岸著名的石宝寨彼此相望，颇有气势。由这里回重庆探望父母，尚属方便；而在这倚山临水的环境里教书，不管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也差堪自 慰了。

　 报到以后，学校安排我教初三的语文。我向当时的学生黎娜借来一本语文书，略作准备之后，第二天便走上了课堂。我是外文系毕业的，没有学过心理学，更没有进行过教学实习，教语文并不“对口”；不过，凭着多年爱好文学的一点基础，凭着起码的自信心，尤其是，凭着对学生的爱，我竟然一下子站住了讲台，并很快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要说“做一点有益的事”，教好学生不就是最实在的行动么？尽管国事家事还让我心头不时泛起阴云，但整天忙于上课、备课、批改作业、做思想工作，大部分时间心情还是充实而愉快的。是的，有一批又一批生气勃勃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便有希望，民族的文化便有传承，自己的头上便永远会有一片灿烂的阳光！这信念支撑着我努力工作、鼓励我奋发前进。整整八年，送旧迎新，我为每一届学生付出了心血，也赢得了每一届学生的信任和尊重。呵，在这生命的港湾里，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熨平了心头的伤痕，也积蓄了扬帆远航的力量。

　 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我刚去的时候，连教师食堂也没有，下饭的菜往往只有一瓢南瓜绿豆汤。虽说临近长江，用水却相当紧张：每天早上，师生们排成长队，由开水房的一位师傅一瓢一瓢地供应热水。每逢天干，我们就得到两三里外的农家井里挑水；大旱时节，甚至要从长江挑水上坡。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师生们常常到一二十里外的煤窑背煤，回到学校，已是汗湿衣襟。我还曾带着学生去背出窑不久的石灰，回来时背篼已被烫糊，衣服也是一塌糊涂。办分校的时候，师生们一起砍柴，开荒，施肥，收割，两臂常被划破，手指磨起老茧，而伙食十分清淡，喝的是塘里的积水……

　 学校的生活又是愉快的。当时的西沱中学，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其中既有执教多年的老师，又有陆续分去的大学生，许多人都很有才干：工作负责、教书得法者固然有一批，赋诗作曲、能歌善舞者也不在少数。大家经历、气质、风格各异，偶有分歧和矛盾，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团结的。同事之间交流比较多，而且晚饭后常常一起散步到校门外的“望江岩”，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就在散步中沟通，对学校工作的若干建议也在散步中提出。工作紧张，生活清苦，但大家劲头很足：学校广播室，每天有两位老师轮流值班，及时报道各方面动态；由十几位教师组成的小乐队，演奏颇有水平；由几位教师创作的歌舞节目，在校内外屡获好评。学校还经常组织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师生同乐，欢声如潮，至今犹觉余音在耳……

　　当然，我接触最多，操心最多的还是学生。看到他们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在劳动中奋勇争先，我总是十分欣慰；看他们的习作，与他们谈心，也总感到是一种乐趣。每当期末放假的那天晚上，我的屋子总是挤满了学生，大家畅所欲言，真是其乐融融。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我当班主任的几个班均被评为校级或县级先进集体，还曾派代表出席地区的经验交流会。

　 1979年1月，县文教局调我到石柱中学任教。在离开之前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没有停止教学，只是利用休息时间收拾行李，总想尽量多教学生一点。搬家的那天，我仍在上课，直到汽车开来，几十个学生一齐动手，帮我把行李搬上车，我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的学生，告别了西沱中学……

　 转眼之间，十八年过去了。尽管一直没有机会再回西沱，尽管不知道这些年来西沱中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我始终怀念着它。几年前到湖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傍晚时，轮船在霏霏细雨中经过西沱，我吟成这样一首小诗：

  满天烟雨罩江波，　 八载旧梦存几多？

  旅客争观石宝寨，　 我独凝望西界沱。

  是的，不管今后的航程有多少风浪，多少曲折，我将永远难忘那片生命的港湾。

（一九九七年六月  于锦里诚恒斋）

填海追日忆斯人

──怀念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

 沈伯俊

　 春天到了，锦江两岸、龙泉山麓的桃花开了。那灿若云霞的桃花，唤起了我对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的深沉怀念。

　 袁珂先生1916年生于四川省新繁县（今新都新繁镇）。他从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读中学时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索，在前辈学术大师鲁迅、茅盾、闻一多的影响下，他于1948年撰写第一篇神话研究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并编著简本《中国古代神话》，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神话研究生涯。

　 半个多世纪来，袁珂先生在神话研究中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坎坷的道路。解放初期，他曾经想兼顾文学创作和神话研究；但在“左”的思想盛行的岁月里，他满腔热情创作的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作品屡屡碰壁，而《中国古代神话》的简本和增订本却接连再版，这就促使他把主要精力放到神话研究上去。从事神话研究，本来应该在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但他却是作协的专业创作人员，名不正，言不顺，处境确实相当尴尬。幸好后来遇到沙汀这样的开明领导，他才得以专门从事神话研究。然而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刮起，林彪、四人帮肆虐，又将他卷入“大批判”的旋涡之中。在这样的逆境之中，他却毅然开始了《中国神话辞典》的编写工作。

　 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年过花甲的袁珂先生也重新焕发了青春。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来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神话研究中大展宏图。二十多年来，他埋头苦干，文思泉涌，接二连三地推出了一部部厚重的著作：《中国神话选》、《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中国神话资料萃编》、《神话论文集》、《中国神话史》、《中国神话通论》、《中国神话大辞典》……这些凝聚着他多年心血的著作，在资料上爬罗剔抉，集零为整，在观点上探幽烛微，开拓创新，为过去长期处于零散状态的神话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步构筑起他所倡导的“广义神话学”体系。其中《山海经校注》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国神话大辞典》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深受读者欢迎，印数达数十万册；其他许多著作也多次再版，有的还被译成外文。袁珂先生的煌煌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泰斗，并众望所归地被选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1996年10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庆贺袁珂先生八十寿辰暨神话研究五十周年大会”，标志着这位神话学大师学术成就和声望的巅峰。

　 谈到自己的神话研究时，袁珂先生常常用“填海追日”四字加以概括，纪念他八十寿辰暨神话研究五十周年的论文集也以“填海追日”为题。是的，那衔木石以填沧海的精卫，那健步如飞追赶太阳的夸父，象征着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袁珂先生以“填海追日”来激励自己，而他五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和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不也有“填海追日”的意蕴吗？

　 去年7月14日，袁珂先生溘然长逝。闻此噩耗，我立即赶到他里，向其亲属表示慰问，并撰写悼诗一首、挽联两副，以寄哀思。其中一副挽联云：“填海追日，振名绝学，友朋共敬称巨擘；著书育才，垂范后世，中外同悲仰大星。”

　 今年春天，亲属们将把袁珂先生的骨灰安置于龙泉的桃花丛中。那满山遍野的桃花，是不是夸父死后，“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即桃林），遗留至今的一枝呢？

　 桃花年年发，思念岁岁长……

剑门天下雄

 沈伯俊

　　来到剑阁县境，便进入了广元市辖区。那是四川三国遗迹最丰富的地区，如剑门关、姜维墓、葭萌关、鲍三娘墓、费祎墓、明月峡古栈道、筹笔驿等，而剑门关更是中外闻名的一绝。

　 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北30公里的大剑山下。大剑山古称梁山，如剑倚天，峭壁中断处，两崖相对如门，故名剑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开凿阁道（即栈道）30里，称为剑阁道，并设立关隘，置阁尉戍守。从此，剑门关便成为易守难攻屏藩蜀北的咽喉重镇。蜀汉炎兴元 年（263年），魏将邓艾、钟会、诸葛绪三路攻蜀。钟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一举夺取汉中郡，直逼剑门。原在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的蜀汉大将军姜维迅即后撤，会合张翼、廖化、董厥等部，退保剑阁，列营守险。钟会大军面对雄关峻岭，屡攻不克，束手无策。相持一两个月后，钟会军粮草将尽，不得不考虑退兵。如果不是邓艾已在此时偷度阴平，奇袭江油，并在绵竹击破诸葛瞻军，蜀汉后主刘禅很快投降的话，钟会真要悻悻而退了。此后，剑门关名声远播，成了众多雄关中的佼佼者。西晋张载称它“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剑阁铭》）唐代大诗人李白化用后两句，写出了“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难》）的名句。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曾惊叹：“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剑门》）在历史上那么多次征战杀伐中，没有一支军队是从正面攻上剑门关的。它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

　 不过，无论剑门关多么险峻雄壮，也不可能挽救一个衰败没落的政权。邓艾偷袭得手，蜀汉朝廷竖起降旗，使姜维坚守剑门关失去了意义。退一万步说，即使邓艾偷袭不成，钟会暂时退兵，国力消耗殆尽的蜀汉也难维持多久的；何况汉中已属魏国，魏军随时可以分路绕道进攻，光靠剑门关又岂能万无一失？所以，张载继承前人的思想，在《剑阁铭》中写道：“兴实在德，险亦难恃。”随着国家的统一，时代的变迁，剑门关的军事价值逐渐降低，而其文化价值则越来越高。它那雄峻的身姿，傲视古今的气势，展示了祖国山河之壮丽。久而久之，“剑阁天下雄”成为一大名胜，与“夔门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并列为四川最有代表性的景观。

　 一千七百年来，剑门关屡建屡毁。清代曾经再次修整，有关楼三重，上书“天下雄关”四个大字。可惜1936年修筑川陕公路时，关楼被毁。此后数十年间，关楼遗址仅有镌刻着“剑门关”三字的石碑两通。这一带的三国遗迹俯拾皆是，有关的传说也相当丰富生动，其中关于姜维的最多。这里介绍几个比较重要的遗迹：一是姜维墓，位于剑门关内（南侧）。历史上的姜维在成都欲利用钟会造反，借机复国，事败，被魏军所杀。在当时那种乱烘烘的情况下，葬于何处，乃是一个历史悬案。后人敬重姜维对蜀汉的赤胆忠心，便在他最后镇守的剑门关附近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墓。墓前原建有享堂，今已不存。现存的墓冢高1米多，周长不足10米，墓前立一石碑，上书“汉大将军姜维之墓”。二是钟会故垒，位于剑门关外10里的志公寺至烟墩梁，系当年钟会进攻剑门关时屯兵处，曾有“钟会故垒”石碑标记。三是空冢戍，在钟会故垒附近，今属剑门镇青树村。据《元和郡县志》，当钟会受阻于剑门关时，为了激励将士拼死一战，便命令部下自掘坟墓，以示断绝退路，期以必胜的决心。因无所埋，故名“空冢戍”。近年来，当地农民发现过若干古墓，墓以汉砖砌成，穴内并无尸骸，却有铜钱、剑戟等物，不知是否即“空冢”的遗存。四是邓艾墓，位于剑阁城外10公里的孤玉山，系邓艾与其子邓忠的合葬墓。历史上的邓艾并未攻打剑门关，而且死于绵竹之西（《三国演义》第119回写到）。这里的墓，也许是当时人怜悯他虽有大功而受陷冤死，为其父子建的衣冠冢吧？

　 近年来，在“剑门关”石碑附近，在公路与山崖之间，又修起一座仿古形的“剑门关”。这样既不影响公路交通，又可寄托人们的凭吊之情。关楼共两层，虽非旧物，却气势壮阔，便于观瞻。关楼旁的山崖上有石阶，一直通向附近的栈道。这里已经成为中外游客观赏剑门风光的最佳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