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奇僧苏曼殊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1 18:09:13

奇僧苏曼殊上传日期:2003-6-16 作者：达亮　　引言：听说一直以来有不少中港台的导演都想开拍《苏曼殊传》，究竟苏曼殊是什么人？究竟有多大吸引力令导演们想开拍一个大家不熟识的人物？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　　他是清末民初萃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僧。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的苏曼殊也是近代人们公认的一位天才。他是高僧，是诗人、文学家、画家，通晓英、法、中、日、梵文的翻译家的同时，也是一名革命者。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影响了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飘零的身世，及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四处漂泊。病痛的折磨，际遇的悲惨，内心的伤痛，三者萃于一身，终于使这位天才，在三十五岁就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苏曼殊是极端个性化的，放浪形骸，癫狂无度。他曾生吃鲍鱼直到腹痛生病，没钱买糖就将自己的金牙敲下易糖而食。而且别号又多达几十……　　他留学日本时，孙中山先生曾派廖仲恺给曼殊送去二百元银洋，曼殊得之欣喜若狂，立即大发请贴。当孙先生和廖仲凯接到请贴时，孙先生笑着说：“这就是曼殊，我们去赴宴，让他高兴高兴……”　　他以僧人的身份混迹于世俗社会，并对此津津乐道。林语堂曾说：“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鲜明之外，简直有几分怪异、叛逆、忧郁。种种奇特之处是曼殊阅世的手段。　　曼殊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其父经商日本，为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的买办，自与其首妾河合仙的胞妹若子私通后，于1884年9月28日生下曼殊。未及三月，若子返回家乡后不知所踪。曼殊改由河合仙抚养，致使得在很长的时期里，曼殊错认养母河合仙为生身之母。以致后来常常为自己血统和身世慨叹。　　曼殊六岁返回广东老家，但家人把他目为异类，称作杂种。幼小的曼殊备受歧视和折磨，丝毫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疼爱，受尽刻薄和欺凌，甚至病危时不予治疗而抬入柴房待死……　　面对着这一张张凶狠的嘴脸，他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残忍的行为，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摧残。曼殊的童年是孤独的，悲惨的，一开始人生就向他进行了疯狂的挑战。　　曼殊才华横溢，过目不忘，少年时就崭露头角，语惊四座。七岁时其父将他送往上海，随著名西班牙老师罗弼氏·庄湘学习英语。他本就具有超人的智能和惊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学习刻苦认真，超过了比他先入学的同学。后因其父生意不佳，苏曼殊辍学回广东老家，遭受族人们的百般虐待，他忍无可忍，偷跑到惠州慧龙寺出家，这年曼殊才十七岁（一说是十二岁）。后于广州六榕寺受沙弥戒时被苏家发现找回。他又回到那个令他痛苦不堪的家。　　后来又因犯戒（偷食鸽）而被逐出山门…… 名伎苏小小是邻居　　他从来居无定所、贫穷、疾病缠身，又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逃儒归佛之反复、创作诗歌、小说，翻译；从一个革命者、一个和尚、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飘泊者、一个嫖客……他从一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比他的创作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是他身世曲折而离奇，一生在众多的角色之间跳来跳去尤其引人注目。他的为人，他的才华，处处受到欢迎和爱戴。如果说刘三（季平）和柳亚子常常在经济上周济曼殊，孙中山先生无疑也是周济曼殊的一个。在他的一生中，给他带来许多温暖的，也不乏其人，他的生母、养母、祖母、孙中山、章太炎……　　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病逝，享年35岁，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1924年6月9日，孙中山出资千金，葬他在西湖孤山之阴，与秋瑾之墓隔水相望，据说离他的坟墓不远处，还长眠着一代名伎苏小小。以情求“道”　　在他离开人世时，还不知他的生身母亲是谁？这就是曼殊一生的底蕴。饱受宗族歧视，缺少亲情的少年曼殊少小出家，及其“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流浪生涯，对于人间温暖，正如久旱逢甘霖。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内腐和外侵，致使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遭受前所未有的沉痛灾难！　　曼殊在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班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陈独秀，受到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参加了排满反帝的革命团体，革命思想渐渐形成。袁世凯窃国后，他仍坚持以文章激发革命，发表了著名的《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惊世骇俗。　　曼殊大师是一个爱国的高僧，他的很多文字里浸透着对新世界的渴盼之情，和对清廷的无限愤恨，却是硬生生地被黑暗社会所淹没，于是希望破灭，痛极而笑，愤然落笔：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他对这个世界绝望，他需要宁静。然而他终究无法承受宁静世界的孤寂……于是反复着脱俗、入世。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对于这个世界又是失望的。直到逝去，他看似浑噩的心神依旧在苦笑，人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一个曾经客居异邦的僧人，在樱花坠落的日子里，楼头吹箫，思怀故国，忆念旧游。然却无家可归，有国难投，只可托钵行乞，漫无目的跋涉于水远山长之间，这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不可只能说是革命和尚来解读曼殊大师。名流交际苏曼殊有文采，有仪表，还有耿直的个性令他结交了不少朋友，朋友都是当时革命界、文艺界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章太淡、宋教仁、周树人、李叔同、蒋介石、用如果把苏曼殊的友人，一个一个名字排在我们脑海筋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三度出家　　曼殊曾三度出家，不但披着袈娑云游四方，甚至漫游暹罗，锡兰、越南等国，从中体察当地僧侣生活及佛教活动情况，并接受第三次戒剃，受戒于左臂上。　　他后又编撰了著名的《梵文典》八卷，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页空白。他也仰慕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壮举，多次表示要作白马投荒第二人，所以他曾西入印度潜修梵文。遗世而独立　　曼殊是遗世而独立的人。加上他早年即悟禅悦，稍长又万里担经，漂流异域，病骨支离，所以他的诗一方面油壁香车、红叶女郎、艳气四射，一面又悟尽情禅、倾心空门、无限感慨。他一则执着，一则逃逸，二者相纠相绕，缠附愈紧。这对于艺术，往往能创造出上品来，盖因蚌病成珠，忧伤的、感触万端的心灵往往酿出艺术的美酒。据有关分析资料指出，至少有70%以上的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神经质的表像或心理倾向，大抵都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能确切知道艺术本身到底是一种常态的产物（日神文化）还是一种病态的反映（酒神文化）。但即便神经质，即便病态，真正的艺术家带给我们的美与力，也绝非其后滚滚而来的复制品所可以刻意仿效的。情缘未了　　情缘未了，使他成了出家人中的在家人，在家人中的出家人。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事实上，曼殊和百助枫子这对情人未能终成眷属，不能用幸与不幸来表述，曼殊毕竟因为自愿出家对曼殊的修持之苦，他本是多情种，一领袈裟锁火焰。翻译家·画家　　在翻译方面，苏曼殊作出了突出了贡献。他的译作，多属经再创造的着译结合之作，他的译出以诗为佳。语言凝炼，节奏感强，陈义悱恻，事辞可称。他曾编著《梵文典》、《梵书摩多体文》、《法显佛国记》、《惠心使西域记地名今译及旅程图》、《汉英三昧集》《汉英辞典》、《粤英辞典》、《泰西群芳谱》等书。译作有《拜伦诗选》、《悲惨世界》（传说陈氏与曼殊一起翻译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婆罗海滨遁迹记》。还译有歌德的《〈沙恭达罗〉颂》，与梵土女诗人陀露哆的《乐苑》等作品。曼殊大师是向我国介绍拜伦、雪莱诗作的第一人。　曼殊不仅诗文卓著，而且在绘画方面亦颇有造诣。他的画风清淡典雅，不落俗套，自成一格。但他从不轻易为人作画。　　他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十七八岁为教科书绘插图，兼教美术。二十岁以后，因他痛感身世不幸，心情郁闷，常将绘好的画撕碎，又不轻易为人作画，故传世作品很少。从现存的一百多幅画，多是萧疏淡雅，韵味浓郁，运笔精妙，图意新颖的佳作。日本西村澄人评其画曰：“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诚为空谷之音也。小说创作　　他一生共写了六部小说，合称六记。《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碎簪记》、《焚剑记》、《非梦记》、《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小说大都以爱情为题材，又都用三角方式处理，常常带有浓重的伤感色彩。他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大都处于悲欢离合、生死离别之中，在他们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痛苦之后，方感人世多变，诸行无常，看破红尘，或不知所踪。体现出人生苦空无常，这也是人们对他关注的焦点。他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曼殊小说都以爱情为主题，爱在这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就够了，我们还要什幺？爱的深处就是忧伤，乃至毁灭。《断鸿零雁记》尽管是用文言文写的，但却是一篇洋溢着浓郁诗情和现代意识小说，是旧小说向新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　　曼殊小说讲给我们落叶哀蝉似的凄婉爱情故事，然而我关心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背后的曼殊。苏曼殊以出家人身份混迹俗世，小说好写美人，飘渺无方。　　曼殊破坏不了世界，只有来破坏自己了。曼殊虽然出入于歌宴酒肆，但他独恬事外，这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出来，小说中的爱情从来不涉及肉欲，说这是出家人的宗教式的爱情观也好，“以情求道”的言情也罢，个中透露的是一个赤子之心的曼殊。总结　　总结在前的评述，苏曼殊不仅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浪漫诗僧，他对现代中国文坛的贡献很大，他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放荡的行为，戕害自身的嗜好；这些他生活中的污点，终于戕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英年早逝。　　解读他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任何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均或多或少透露着强加式的牵强。在缓缓滑过脑际难以计数的词汇中，我努力说服着自己，极勉强地选择了“形为心役、以情求道”一词来为苏曼殊三十五年的坎坷人生来作出终结性的评语。注：此文发表于香港《号外》杂志2003年第5期!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2 21:05:17

苏曼殊与拜仑姜德明谈到早期的译诗，不能不想起清末的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有趣的是他们 3人都翻译过英国诗人拜仑的诗《哀希腊》。译诗都以古体出之。鲁迅先生回忆在日本读梁译的《哀希腊》时说：“Ｇ·Ｂｙｒｏｎ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又提及苏曼殊当时与拜仑还有缘时，也译过好几首。“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鲁迅讲这话时是1925年，《文学因缘》初版于1907年，由日本东京齐民社发行。20年代中期即已难觅的这本书，莫怪我寻访多年无结果。但总记着鲁迅先生讲的，那诱人的“绿面金签”的版本。终于有一年，我在琉璃厂旧书肆意外地访得苏曼殊的《文学因缘》，并《拜仑诗选》两书。《文学因缘》中收有拜仑的诗，但《哀希腊》却收在《拜仑诗选》中。《文学因缘》的版式和装帧别有特色，是横式竖排本，浅棕色的封面，蓝色丝线装订，倒也讲究。怎么不是“绿面金签”的细查知是上海群益书社的重印本，版权页的出版年月失记。估计这重印本出版于1912年后不久。因为如此装帧形式，在本世纪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几已绝迹了。《拜仑诗选》是32开长型本，共收《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赞大海》、《哀希腊》等5首诗。同《文学因缘》一样，也是用英汉两种文字排版的。我所得的仍不是日本东京的初版本，据说那是一本乳白色的精装烫金字的精致小书。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发行人是梁绮庄。我得的是1922年11月上海泰东书局的第4版，杏红色的封面，平装铅印。马君武翻译拜仑的《哀希腊》，译作的时间与曼殊的命笔先后不远，风格却有异。苏译典雅古奥，马译稍近口语。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稿》中的《哀希腊》开篇头一首如后：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浮安在哉 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 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销歇剩斜阳。曼殊的译笔如后：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伟，荼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据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妒时愤世，“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仑《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一个隽美英秀的少年，心怀家国之忧，向往着拜仑的投身独立运动，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奋斗精神，这正是诗人与拜仑相知相热的“有缘”时期。诚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Ｂｙｒｏｎ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 然而，慷慨当歌有时尽，待到曼殊的热情渐冷，他与拜仑的缘分亦日远。后来他在答友人书中表示：“拜仑诗久不习诵，曩日偶以微词移译，及今思之，殊觉多事。亡友笃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诚不当以闻愁自伐也”视昨日之讴歌革命为“多事”与“闻愁自伐”，这是寓有沉痛呢，还是思想消极了呜乎，此时的曼殊正嗜糖如命，又好饮花酒，已被人誉为“糖僧”、 “情僧”矣时光的流逝真可怕，难道曼殊真的希望人们忘记他在日本印的《文学因缘》和《拜仑诗选》两本诗册吗。 摘自5月30日《今晚报》姜德明文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_net）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2 21:07:33

任何人，当他面对自己而不是别人，面对书本而不是面对世界，面对梦境而不是面对现实，他会对传说中的赤子形象，油然而生敬意…… 解读苏曼殊作者：张志军再次见到苏曼殊的名字，有着一种极其陌生的感觉。第一次读到苏曼殊的名字是在一篇叫做《行云流水一孤僧》的文学评论中（那时我还在读中学，大抵只有现在一半的年龄），文章的作者与出处如今已全然不能记起，只记得当时心情的惨淡兼与猎奇式的惊喜。曾经一度仿效（或更恰当地说是抄袭）过苏曼殊的笔法与文风，比如此后在给女朋友的情书中往往写着“静姊妆次”的抬头，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苏曼殊在《断鸿零雁记》中所谓的“静姊”即是他的初恋情人—18岁时因苏的薄情抑郁而终的小表姐静子小姐。苏曼殊，1884年10月9日（光绪十年甲申八月二十一日）生于日本横滨，始名宗之助，一改名苏戬，学名子谷，亦名元瑛、玄瑛，一生随意更名，因而名号极多，“曼殊”是他在大同学校（注：位于日本横滨）学习时使用的字；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病逝，享年35岁，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1924年6月9日，孙中山出资千金，由其友人陈巢南（去病）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离他的坟墓不远处，长眠着一代名伎苏小小。 “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是白居易吟咏西湖、凭吊苏小小的诗句。“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是苏小小《同心歌》中朴素率真的句子。19岁的如花年华即行弃世的苏小小，其形象的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迷梦。也许是自己提纲设计的偏误，由苏曼殊的坟墓转回头来讲他的生前，我忽然有着一种盗墓贼式的卑微心情与难以捱制的心惊肉跳。林语堂先生曾说：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迷。而苏曼殊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鲜明之外，简直有几分怪异。解读苏曼殊，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任何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均或多或少透露着强梁式的牵强。在缓缓滑过脑际难以计数的词汇中，我努力说服着自己，极勉强地选择了“形为心役”一词来为苏曼殊35年的坎坷人生来作出终结性的评语。与苏曼殊同时代的中国，有着一大批至今听来仍使我悚惧莫名的名字：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章士钊、柳亚子、包天笑、鲁迅……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在20世纪初，中国人无论学识还是性情都能达到极致，与之相比，后人就难以企及了。而苏曼殊，则正是在这种湿润的土壤中脱壳而出的一棵算不上茁壮甚至有些畸形的幼苗，他所在的时代最终容纳了他。相对而言，章太炎、柳亚子等人均属学问大家，以才情胜出；而苏曼殊则独以性情夺魁。解读苏曼殊的意义所在，并不在于他的几本书、几幅画、几首诗，而在于他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个性。世纪之初真让人羡慕，我们看见独特的苏曼殊活得满开心。他是独特的天才，接近疯子的境界。他抽雪茄，嚼牛肉，大吃摩尔登糖，身边还围了那么多好看的女人。他孤身一人，全无牵挂，来去无影，天马行空。他的自由就象他的独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也不奇怪，谁叫他是别具特色的艺术家呢。据有关分析资料指出，至少有70%以上的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神经质的表象或心理倾向，大抵都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能确切知道艺术本身到底是一种常态的产物（日神文化）还是一种病态的反映（酒神文化）。但即便神经质，即便病态，真正的艺术家带给我们的美与力，也绝非其后滚滚而来的复制品所可以刻意仿效的。苏曼殊果真那么自由吗？其实并不尽然，他看似自由的形体，处处经受着内心的牵制：他的一项项“宏伟计划”，频繁的出世与入世，从佛家的黄卷青灯到尘世的软绿柔红，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只是他一次又一次大窜逃的“幌子”。逃避亲人，躲避朋友，背弃情人……换来的，只是肉身的疲遢与心灵的孤寂。一般男人在成年后，宁愿摆出一副成熟的样子，以应付环境。诗人气质的苏曼殊历尽坎坷，却依然一副赤子形象。两相对照，人们在认同前者的同时，悄悄地赞叹后者。任何人，当他面对自己而不是别人，面对书本而不是面对世界，面对梦境而不是面对现实，他会对传说中的赤子形象，油然而生敬意。苏曼殊的天真（烂漫），纯朴得象一抔泥土，清亮得象一滴雨水，历尽坎坷而永远不谙世事。他的天真，他的孩子气，使他倍受朋友们的宠爱，但其也往往被天真所累。他的天真不假，纯系天性，但脆弱、容易受挫，神经紧张。苏的暴饮暴食，苏的发乎情止乎礼，在今日看来，大半出于他的任性使气，这一点是并不值得称道的。十余年后的今日再读苏曼殊，不由自主地站在旁观着的立场，“冷静、理性”的审视如同面对ET一般的异类，再没有儿时曾有过的沉醉与痴迷。或许，我们已把握了生存的先机；又或许，我们已背弃了人性的本义！（注：相关参考资料由银都集团金焱小姐提供！）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2 21:10:11

半僧半俗之间苏曼殊之谜　　苏曼殊以僧名风闻那个时代。以他的才情，他的胆识，时人少有能出其左右。但他却袈裟披肩风雨一生。他十六岁出家，多半是以一种无言的行为抗争其多桀的命运。他以斗僧半俗的形象参力。了革命党，而被世人称之为奇人，或许，奇就奇在他冷寂的面孔下蕴藏了多彩的人生。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氏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若子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他，苏曼殊由其父苏杰生带回了国，由河合仙氏抚养。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族人对这个异族所生的孩子总是看不惯苏杰生的妻子陈氏更是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河合仙氏受不了白眼，只好返回了日本。这一年，苏杰生经营亏本，回到广东，从此家道渐渐中落。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家人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出了家。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偷吃鸽肉被发现，只得出了庙门。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苏曼殊是情僧。面对关河萧索的衰世惨象，苏曼殊痛不欲生。渡湘水时，他作赋吊屈原，对着滔滔江水长歌嚎陶。后来，他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苏曼殊因爱情不幸，也曾流连于青楼之中，但他却能洁身自好，与青楼女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他死后被葬于西泠桥，与江南名妓苏小小墓南北相对，任几多游人唏嘘不已。　　苏曼殊是诗僧，他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令人叹绝的诗作。1909年，他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但此时的曼殊已了却尘缘，无以相投，便垂泪挥毫，写了一首涛：“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读来令人柔肠寸断。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在反清活动处于困境之时，他曾想以互警醒国人，因而作诗：“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虽然蹈海警世没能成真，但留下的诗篇却使人热血沸腾。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苏曼殊还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僧人。他在东京加入过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1903年，他在日本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抗俄义勇队”，同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之作，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他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甚至还曾打算去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后经人劝阻而终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情僧、诗僧、画僧、革命僧，如此一位集才、情、胆识于一身的苏曼殊，竟然半僧半俗地孤独一生。1918年，他经过三十五年的红尘孤旅，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2 21:20:04

论苏曼殊与佛教—兼与弘一大师（李叔同）比较 ── 作者：石在中 [2001-9-26 14:13:35]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若论与佛教联系之密切，人们当然不会忘记苏曼殊与李叔同。尤其苏曼殊，一生三次出家，常以“和尚”自居。而人们谈论他时皆以“大师”、“上人”或“诗僧”、“情僧”、“怪僧”、“风流和尚”、“革命和尚”等相称。那么，苏曼殊与佛教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佛教又给了苏曼殊哪些影响呢？本文试从生活经历和佛教影响两个方面，并结合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比较，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1 苏曼殊一生与佛教的联系密切。概而言之，即三次出家一次出国（游学）。据史料载，在苏曼殊的幼年，就曾有相士抚其头叹曰：“这孩子生性孤独，早熟高抗，应当皈依佛门”。苏曼珠第一次出家是早在1895年。主要原因为生计，导火线为大病几死。苏曼殊是他父亲与日本下女的私生子，5岁方为苏家接纳。随着家道中落，父亲漂泊不定，生母远在日本，他孤苦零丁，体弱多病，备受族人歧视与虐待。7岁那年大病月余，婶婶竟置其于柴房等互。幸嫂子相怜照料才得以康复。家里实在不能呆了，苏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为“驱乌沙弥”。后因犯大戒被逐出寺院。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据其侄子苏绍贤后来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第二次出家为1898年。主要原因是恋爱受挫，导火线为静子殉情。到日本后，苏曼殊在大同学校读书，学习优良，初显绘画才能。16岁时与母亲回故居逗子樱山村。在那里与日本女子静子相识并相恋。两人诗书往来，幽会谈情，幸福温暖无比。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静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为表诚意与决心，他以“自刎”要挟主持为其剃度，并“闭关”三月，潜心修行。然而，毕竟“‘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注：苏曼殊：《燕子龛随笔》，见《苏曼殊文集》下册，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很快他又回横滨大同学校。第三次出家是在1903年。主要是社会原因，导火线为“《苏报》案判”。从日本回国后，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当他正因环境陌生而孤独痛苦、无所适从时，忽传来消息，“苏报”案最终判决：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苏报》是当时国内报刊热潮中革命倾向最明显、斗争最力的报纸，因而被清政府查封，章、邹被拘。这次判决，在当时全国影响重大，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于是又返广东出家，在海云寺修禅受戒。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一次出国（游学）是1904年。由?友资助，苏曼殊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潜心学习焚语，并重新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个香洞。刘三称其为“白马投荒第二人”。回国后，也曾想离群索居，茅庵偕隐，但终又为社会斗争形势所鼓舞而回到现实中。苏曼殊的这些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应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他三进三出佛门，半僧半俗的生活到底让人觉得不如李叔同来得“彻底”，倘以佛教戒律全面考察其生活方式，甚至让人感到他根本就算不得一个和尚。我们知道，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派众多、戒律亦杂，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一、不杀生佛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爱惜生命，并由人而及一切生灵，同时也就有不吃肉类的规定。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此大戒，抓住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肉吃。因而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讲起此次被逐情况，并作为素材写进小说中。后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女杰郭耳缦》、《惨世界》等作品中他歌颂崇尚暴力革命（暗杀）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还欲枪杀康有为。至于吃肉，乃苏曼殊的家常便饭。朋友们都知他喜食“牛肉”、“鸡鸭”。在《燕子龛随笔》中，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的交往，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赵“豪于饮”，他则“雄于食”。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二、不偷盗依此戒律僧尼对物应是“不与不取”，即饮食等供养东西不交到手上便不能取，更不用说他人钱财。而史料则告诉我们苏曼殊一生犯此戒有三次：1.1903年《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三十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2.第二次出家后偷师兄的度牒和钱。对此苏曼殊曾向陈少白详细讲述过：“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已故师兄”即与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3.1908年，陈巢南由汕头回上海，衣被甚薄。苏曼殊自己没有被子，所以不论厚薄，就把陈的被子携之而去。而这时苏曼殊尚正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讲课呢。三、不淫欲佛教徒不能有不正当的男女交往。苏曼殊则出入青楼，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苏曼殊在《杂记》中自己有记载：普庆里桐花馆同春二杨兰春三马路花雪南吉庆坊金宝宝新清和谢宝玉清如一亭玉馆清如二叶黄珠 …… 可见其交往妓女人数、地点之众。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无怪乎陈陶遗要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四、不饮酒如前述，吃肉饮酒，沉于酒色对苏曼殊来说是常事。杨珩《岳麓答大师》有诗曰“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由此可见，苏曼殊虽三次出家，三戒俱足，并能“白马投荒”，甚至与章太炎合著两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启》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启》，竭力宣讲佛教的“风教”作用，然而他于佛法并不能身体力行。或许如人们所说苏曼殊“懂得佛教最高深的意义”，但对他这只是理论知识，却不是德行的修养。所以，我倒同意裴效维先生的观点“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注：参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88页。）。而被同称“南社二僧”的另一位──李叔同则显然是另一种情形。李叔同39岁才出家，此前曾入寺试验“断食”，没想到极为成功，自觉“身心灵化”，于是开始素食、看经、礼佛，后为“彻底”而“索性做了和尚”。与苏曼殊漠视戒律相反，李叔同严格持戒。他认为“佛法之中，是以戒为根本的”，而“戒中最重要的，不用说是杀、盗、淫、妄，此外还有饮酒、食肉”，“最低的限度，也要能持五戒”，“宁可不受，万不可受而不持”（注：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8、36、24页。）。他不仅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饮酒，而且能更高更严地要求自己。如“过午不食”，即“非时食”，佛教八戒之一。佛制受八关斋戒后，自黎明至正午可食，倘越时而食，即叫“非时食”；“不阅报”，因为“各地日报社会新闻中，关于杀盗淫妄等事记载最详。……常阅报纸，亦必受其熏染”；甚至如夏丐尊在《续护生画集》序言中谈到的一件事，李叔同为印佛典写字模，“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之意，不忍下笔耳。”何其悲悯虔诚！所以郁达夫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以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注：参见陈星《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苏曼殊的三次出家，目的都不在成佛，只是对环境对社会的一种暂时逃避或反抗，难免有“一时冲动”之嫌。时过境迁，也就难守戒律了。而李叔同的出家则有着充分的思想上、心理上的准备，为着“生死大事”，或如其得意弟子丰子恺“三层楼”说中的“完美的人格”，意愿恰恰在于“成佛”，渡己渡众生，故能严守戒律。想当初，苏李二人为《太平洋报》同仁，“南社”中坚，但史料中却没留下什么两人直接交往的记载，人们多以为怪。我想，这与苏曼殊这个“和尚”在李叔同心目中的形象有着重要的关系。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3-11-22 21:21:05

2 当然，我们说苏曼殊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并不意味着佛教对他没有影响。他毕竟有三次出家的经历、感受，毕竟研读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多次听高僧讲经，这些自然影响到他的思想和创作。一、思想上的影响苏曼殊思想上受佛教的影响颇为复杂，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恨不相逢未剃时”──恋爱态度。人们称苏曼殊为“天生情种”、“情僧”、“风流和尚”。的确，苏曼殊一生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无论是无聊游戏或真诚恋爱，他所交往的女子相当多。诚如他自己所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注：苏曼殊：《告宰官白衣启》，见《苏曼殊文集》上册，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和尚，有时又不得不为“戒律所拘”。当他的恩师庄湘欲把女儿雪鸿许配给他时，他只能垂泪“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当花雪南、百助枫子等与他相爱的青楼女子最后要委身于他，他又以佛门未便论娶推掉。在日本时，他与凄苦、美丽的调筝人相爱是“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但最后同样分手：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本事诗之七》国内外有学者针对苏曼殊“热于恋爱而冷于结婚”，猜测他可能有生理上的缺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佛教的影响亦是明摆着的。 2.“断割贪痴”淡名利──革命目的。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曾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虽有革命要求，但他们“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可谓一针见血。不说袁世凯“革命”最后为当皇帝，即与苏曼殊交往甚密的革命志士中，有为个人目的而变节投敌的，如刘师培夫妇；有因局部利益闹意见的，如章太炎；更有许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而飞黄腾达的，如叶楚伧、陈少白等，而苏曼殊则只是“为社会”。自在日本时的“青年会”始，辛亥革命前后主要的革命组织，苏曼殊基本上都参加过，有时甚至是主要的策划者、组织者，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很气愤一些革命党人只顾索取资金及名号，不能如愿则呶呶不已，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曾邀其出来工作，他坚辞。辛亥革命胜利，苏曼殊欣喜若狂，也只不过想可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所以孙中山极欣赏他，认为“曼殊率真”。苏曼殊讲“‘色’即是‘空’，‘空’亦无有。惟其能空，故对任何事均无执着。能无执着而后必无所依恋。这就是佛经上说的：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那一番道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点，才可以谈得到革命。”（注：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苏曼殊的这种革命为反抗社会而淡泊个人名利的思想显然有“佛法断割贪痴、流溢慈惠”而起的作用。 3.“住心常觉众生苦”──社会认识。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依佛教观点看茫茫大千世界，众生皆苦。苏曼殊在《告宰官白衣启》中即明确讲到“人生须臾，百愁所集。”就社会看，贫富悬殊，弱肉强食，不平等普遍存在，如《惨世界》、《断鸿零雁记》中的描述；以大众而言，则“人心不古，自私的多，利他的极少。”世相人生，一切皆苦。而这“极苦”的众生自然还包括苏曼殊自己。他童年不幸，“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及至后来，社会的黑暗，事业的挫折，世态的炎凉，爱情的折磨等莫不让曼殊觉得世界的险恶、艰苦，以至于“曼殊不愿栖身于此五浊恶世也。”（《与刘三书》）虽然他也知道我佛平等，普渡众生，认为“佛法破愁，基功倍蓰。”但到底不堪“我亦艰难多病日”、“无量春愁无量恨”，更受不了僧侣“食不果腹”的清苦及佛教清规戒律的约束。“自既未渡，焉能渡人”，故日益悲观厌世，有意暴饮暴食，走上慢性自杀道路，终以35岁华年辞世。如果把苏曼殊和李叔同比较一下，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佛教的影响在两人身上竟表现出如此不同的特点。第一，如前文所述，苏曼殊虽三次出家，但更多的时候是“风流和尚”、“革命和尚”或“怪和尚”（矛盾、怪异）。他不仅受到佛教的影响，还接受了文化名人、革命志士的影响，并受到外国进步作家，尤其是拜伦的“自由”思想与“反抗”精神的强烈影响。所谓“但丁拜伦是我师”。所以，诸如情与戒、浪漫与孤独、反抗与沉沦、追求和痛苦等都统一在他极为复杂、矛盾的思想性格之中。李叔同则是“虔诚的佛教徒”（丰子恺语）。虽说出家前他也曾讲“南海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是吾师”（注：圆明编：《弘一大师年表》，见《索性做了和尚》，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2页。），出家后亦不排斥儒学和基督教，但对康梁只欣赏其“革新”精神，对儒学、基督教则是从修身养性的角度，认为与佛同理。作为“和尚”的李叔同心中只有“佛法”，所谓“专心念佛”。其思想影响没有苏曼殊的矛盾、庞杂而显得单一、单纯。第二，就佛教影响本身而言，苏曼殊由于社会的、家庭的乃至自身生理的诸方面所受的“苦”太多太深，且又不能持戒清心寡欲，因此他更多的是体认接受了佛教“众生皆苦”的思想，其人生之苦在佛教那里得到理论的注释。他不是一个苦行僧，却往往给人一个孤独凄苦悲观的印象。李叔同虽然也有过辉煌和痛苦，但披剃以后似乎就“脱离苦海”，超然物外了。树立的是一个积极、割达、乐观的高僧形象。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惜福”。李叔同“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铺盖用破席包着，毛巾又黑又破，一把伞用了35年还在用。他爱惜福气，粗茶淡饭，破衣旧鞋仍那么珍惜满足。所以就不像苏曼殊有钱则呼朋唤友出入酒肆，没钱时则常发“穷至无裤”的哀叹了。二是“行善”。李叔同讲“为什么要成佛呢？为利益一切众生，须如何修持能成佛呢？须广修一切善行”。他也强调“空”。但不是苏曼殊思想上的“空”，“对任何事物均无执着”，包括社会、人生，甚至佛法本身，有消极成分在里面。他则有“空”有“不空”：“空者，是无我，不著我相。不空者是救世之事业。虽知无我，而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故空而不空。虽努力作救世之事业，而决不执着有我，故不空而空。”所以他能“抱积极之大悲心”，“生十分大欢喜心”，“以无我之伟大精神”，二十几年如一日，“执着”地、“努力”地作种种救世事业。一生四处“弘法”，广结善缘，广做善事，而不求任何名利，不收钱财，?结政要，不宣传自己，如有名的两次“约法三章”（注：参见陈星《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三是“重因果”。他一生“深信因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且前世、今世、来世互为关联，故能乐观苦修，期来世往生极乐世界。其负面影响是，如果说苏曼殊常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话，那么李叔同则又过于相信三世轮转，因果报应了。另外，李叔同还过分夸大佛的作用，甚至认为念佛可免炸弹之害。二、创作上的影响佛教对苏曼殊创作上的影响相当广泛，遍及他的绘画、诗歌、小说及散文中，从内容到形式风格皆有表现。 1.题材。苏曼殊作品中，绘景、写人、叙事涉及佛门的很多。《断鸿零雁记》这部自传色彩极浓的代表作品，即是以僧侣为题材。小说一开头就描写寺庙：百越有金瓯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无云，山麓葱翠间，红瓦鳞鳞，隐约可辨，盖海云古刹在焉。……吾今述刹中宝盖金幢，俱为古物。池流清净，松柏蔚然。住僧数十，威仪齐肃，器钵无声，岁岁经齐传戒，顾入山求戒者廖廖，以是山羊肠峻险，登之殊艰故也。然后从三郎三戒俱足下山写起，化缘巧遇，情人送别，东渡省母，归国哭祭……既有凄苦的僧侣生活经历，亦有情爱与佛戒的矛盾冲突。小说《绛纱记》题材相同：梦殊为秋云所爱，却披剃出家，云游四方，秋云与好友“余”四处寻找，当找至一小寺：余见寺门虚掩，嘱秋云少适伫以待。余入，时庭空夜静，但有佛灯，光摇四壁。余更入耳房，亦杳然无人，以为梦殊未归，遂出。至廊次，瞥见阶侧有偶像，貌白晰，近瞻之，即梦殊瞑目枯坐，草穿其膝。余呼之不应。牵其手不动如铁，余始知梦殊坐化矣。后秋云亦出家为尼。这些作品人物、环境、故事皆明显看出苏曼殊的出家经历及佛教思想的影响。其诗画亦然。画中多寒山孤僧，《绛纱记》附图现存30幅，“每页画中，皆有僧人，作袈裟飘零之状，画格甚高”。诗中亦不少此类描写，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本事诗之九》此诗刻画出一个鲜活的孤居异域，思念故乡的僧人形象。较之苏曼殊，李叔同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出家后几乎所有作品皆为佛的内容：佛像，佛号，佛歌，佛偈，佛法等，尤其是他的书法。我们知道，李叔同本来“博通艺事”，音乐、绘画、书法、诗歌无一不精，出家后则“诸艺俱废，唯书法不辍”。为什么呢？他在《李息翁临古法书·自序》中说“……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返佛道，非无益矣。”故于索字者几乎有求必应，“见我字，如见佛法。” 2.语言。与题材上的佛教内容紧密相联，苏曼殊在作品语言中注入了许多佛学词汇。一类是普通大众所熟悉的，如“和尚”、“尼姑”、“剃度”、“受戒”、“坐化”、“寺”、“庵”等等。如《本事诗之二》，“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另一类则是大众陌生，不注释即不懂的佛学词汇。仅以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法流”；佛教谓正法如流水般源源不绝。 “心显”：佛教指内心世界。 “证法身”：指皈依佛教，当了和尚。 “四大”：佛教指地、水、火、风四种构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素，又称“四界”。 “悉昙文”：梵文siddam的音译，意为“成就”、“吉祥”。还有“慧根”、“空界”、“僧伽”、“大曰如来”、“华严经”、“五漏”等等计有五十多个。这显然得之于苏曼殊的“和尚”经历及对梵文的学习、对佛典的研读。把这些佛学词汇用于作品中既增强了语言的丰富性，又准确贴切地表达了僧侣题材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禅风佛味，别有情趣。 3.方法。佛教在苏曼殊创作方法上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一个“悟”。中国佛教发展到慧能始开创南禅宗，主张不需要背诵佛经，不需要累世修行，只要大彻大悟，即可成佛。我们说苏曼殊虽没达到大彻大悟的佛之境界，但南禅宗的这种“顿悟”的思维特点显然影响到他的创作。苏曼殊在《随笔》中记下这样的话：“泰西大学士言‘西人以智性识物，东人以感情悟物’。”可见他是极信“悟”的。如文学创作，以现有资料看，苏曼殊少时鲁钝，“不通文墨”。近20岁时不要说做诗，写字尚缺笔少画。但经陈独秀、章士钊稍加指点，很快就“出语殊妙”，浑然天成，写出许多当时即为人称道，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好作品，如《断鸿零雁记》、《本事诗》等。绘画上亦如此，苏曼殊未上过正规艺术学校，也未师从任何大师，其画却精妙绝伦，名人要士争相索求，连黄宾虹也盛赞之。什么原因？就是他的“悟”性，他能以他特有的情感、灵性“悟”出艺术规律、要义。如他认为诗应“节族合体”，小说应“微词正义”、戏剧应“导世诱民”。他亦能悟出西村澄的《耶马溪夕照图》“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诚为空谷之音也。”苏曼殊的这种“悟”性，有天生的，也有佛教“顿悟”的刺激和感染！ 4.风格。苏曼殊艺术创作的风格因体裁、种类及创作时期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但大多数作品的哀婉、凄恻、悲观的基调是十分明显的。如环境的荒凉、冷漠；人物的痴怨、悲惨；语言的晦涩、郁抑等等。前文所述佛教“众生皆苦”的观点显然既影响了他的思想又影响到他的创作。而李叔同则因佛教对其思想影响的不同而在艺术风格上亦表现出与苏曼殊相异的特色。以书法为例，李叔同皈依佛门后，心境超脱、宁静，不激不励，风格就由原来的“绚烂之致”而“归于平淡”。没有了以前的刻意求工，而代之以圆润含蓄、疏朗瘦长的笔体，给人一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感觉，展示的是一种“平淡、恬静、冲逸”的美。【参考文献】 [1]李蔚：《苏曼殊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2]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我半蜀人 · 发表于: 2003-12-1 23:54:29

楼主有八宝饭乎？

逍瑶 · 发表于: 2004-5-10 17:04:20

易可情 · 发表于: 2004-5-12 20:21:42

这是个什么意思？表示生日一样吗？

逍瑶 · 发表于: 2004-5-12 20:53:56

0，提上来看方便。

生日是同一天，可是不同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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