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源自:成都日报 张义奇
锦里路是锦江北岸一条东西向的通衢大道,东起 万里桥北侧,西至琴台路南口,全长三公里左右,依次分成锦里东路、中路和西路。
锦里路的老成都味
然而,锦里路的今生是整治府南河后才诞生的,而它的前世却经历了悠悠的岁月。锦里路的前世曾经是四条弯曲、狭窄的小街,即:锦里东路由平行的柳荫街和城边街合并而来,柳荫街紧靠锦江北岸,城边街则紧挨城墙;锦里中路由羊皮坝街拓宽而成;锦里西路以前叫外南人民路。四条小街以柳荫街历史最悠久,街道两边一色的铺板平房,是老南门外人气最旺的街道。柳荫街虽不过数百米长,却有两座桥,东头一座称柳荫桥,西口一座叫拱背桥。两桥均为拱桥,尽管跨度不过两、三米宽,桥却像模像样,有桥栏杆,栏杆上还有石刻的走兽。桥下的流水曾经穿越城墙,使城内的水网与锦江连通,但到我记事时,桥下的流水已经变成生活废水,再后来这条臭水沟也被淤泥堵塞了。
柳荫街虽属城外贫民区,但老成都特色却格外浓厚,街上有庙宇,有茶社,有商铺,有旅馆,有饭馆酒店,还有我们称之为“杀房”的屠宰场。商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棺材铺。黑魆魆的铺子里面终年摆放在两口漆黑的棺材,墙柱上挂满了粗麻绳,墙边靠着好些圆木抬杠。原来这棺材铺不仅出卖寿材,同时兼任出殡送葬,类似当今殡仪馆的功能。棺材铺老板雇佣有一支专门的送葬工人,全由壮汉组成。这些壮汉不仅力大无穷,而且会吹拉弹唱,逢到谁家有丧事,他们会为死者送上人间的最后关怀,一路吹吹打打,风光无限地将死者护送到安息地。
城边街,顾名思义就是城墙根儿下的一条土路。该路北侧原本是城墙,后被分段挖掉,街道工厂和公路养护队扎了进去;路南有民居,却不似它旁边的柳荫街,城边街的民居夹杂着相当多的草房。其中有一家大马房我曾去玩过的,几溜马厩,常拴着骡马,地上终年似乎都有扫不完的马粪和尿水。这是一家骡马店,是专门为长途运输的骡马车提供歇脚的场所。
城边街与柳荫街的交汇处开始就是羊皮坝街。路边除了几间茅草房和石头砌成的牛毛毡简易房外,便没有民房,惟有一家豆腐房是城南一带许多老成都人记得的,因为在饥谨的年代,那里生产的豆渣曾经是很抢手的东西。羊皮坝的名称来源于清代人们在此硝羊皮。几十年前江岸上只剩下不少榆树,小时候我经常爬上树,将枝丫盘结成一个大窝,游泳累了便坐进窝里休息,观看江面上的风景。结果有一回居然看到了江上缓缓漂来一具尸体,身边七八条足有一尺多长的红鲤鱼在周围进食。后来有红鲤鱼被人打上来,却卖不脱。
由羊皮坝再往西就是最无知名度的外南人民路。这里曾有大片渣滓坝。渣滓坝在更早以前叫“娃娃坟”,是埋葬穷孩子以及讨口子、鸦 片烟鬼等人的地方。死人埋得很浅,经年累月,重重叠叠,因而常有白骨暴露于野。1949年以后,这乱坟岗逐渐成了成都市的垃圾场,所以被称为渣滓坝。渣滓坝空旷无人,常是“操哥”们打群架的地方,所以当时曾流行一句话叫“要打架,渣滓坝”。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渣滓坝旁边建起了“百花新村”。房子修好了却没人愿搬进去,甚至个别搬进去的人也闹着要搬出来,说是有鬼,其实那不过是人们心中的“鬼”在作怪。再后来,百花新村附近建起了一家东风机械厂,其产品“夜鹰牌”卷帘门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浪潮,很红火过一阵,电视里天天都能听到“夜鹰”的广告。
城墙上的往事
从城边街到外南人民路西端,即琴台路南口,路北曾经是一溜的城墙,虽然在1958年被大规模拆除,箭楼早没有了,城墙外层的青砖也被剥得满目疮痍,但横亘的墙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仍然存在,残破的城墙便成了儿童的乐园。
放风筝,城墙上是最好的地方,那里地势高,风向好,又没有障碍物,所以每到过年后,城墙总是小朋友最向往的。我们放的风筝,都是自己动手做。风筝骨架需要篾片,如果找不到篾片的话,家中刷锅的刷把就遭了殃。刷把的竹签可以代替篾片做风筝的骨架。有小学生的人家,灶房里的刷把十有八九是撇秃了的。有一回,我连刷把也找不到,竟然将我祖祖的“响杆儿”拿来划了,结果被老人家骂了几天。城墙上的另一种耍法是灌“推屎爬儿”。城墙上荒凉,难免常有人畜粪便,也就生长了不少蜣螂。看到土洞,将一瓶装水灌进去,有时没带水就干脆灌一泡尿,不一会儿那“推屎爬儿”就被闷出洞来,成了我们手中的活玩物。
闶麻雀也是我们在城墙上常干的勾当。用个竹筛子,下面撑根小棍子,棍上拴条长绳子,人拉着绳子躲得远远的,麻雀在空中看到筛子下白生生的大米,总是经不住诱惑,成群结队地钻到筛子下面去啄米,远处的我们将绳子一拉,“噗”地将筛子扣在地上,麻雀顿时就成了笼中之鸟,有时一筛能闶好几只。这些因为“贪嘴”失去自由的鸟儿,被我们用细麻绳拴住脚,在空中枉然地扑腾,如今想来这是很没有现代人文理念的。有一回,我将一只麻雀栓在家里,它竟然几天不吃不喝闹绝食,见它饿得快不行了,我便掰开它的嘴灌米,不料我的手刚松,它头一甩将米吐了出来。我赶紧解开绳子放飞,但为时已晚,它已没了飞的力气。后来我把这只麻雀用布裹好埋葬在花台里,但它那种“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实在给我上了一课!
城墙根儿下则是我们逮噪鸡子(蟋蟀)的好地方,那里杂草丛生,断砖头多,藏身的噪鸡子最多。寻着叫声,搬开一块砖头,几只腿大腰圆的噪鸡子就会跳跃而起,使帽子一闶,它们便被逮进了我们用黄泥巴或竹子做的笼子中,成为用来“打架”或“唱歌”的选手,其中脑壳长得像棺材一样的“棺材头儿”和圆而透亮的“大铃铛”最受小朋友喜欢。
然而有一天,我不敢去城墙根儿逮噪鸡子了,因为抠城墙砖的人越来越多,致使墙根儿到处凹陷,雨天被水泡涨,墙土便时常轰然垮塌。上池正街有个妇女因为抠城墙砖,结果却给埋了,待人们将其刨出来,早没气了。她的丈夫,一个蹬三轮车的中年汉子,眼巴巴地望着妻子僵硬的遗体,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一双儿女不停地哭喊着妈妈。那景象很是凄惨!成都大城的城墙已两千多年历史,历代都有修葺,最后一次大修城墙是清干隆四十八年,由四川总督福康安督修,也就是说从1783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都大城的城墙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修过,且不断地遭到人为的毁坏,焉有不垮塌之理?
老渡口忆趣
在锦里中路与西路交汇处的锦江岸边,至今挺立着一株有数百年寿命的皂荚树,树身上一圈圈深深的勒痕仍清晰可见,那是拴渡船的竹索留下的痕迹。原来这里曾经是一个老渡口,即羊皮坝渡口。
羊皮坝渡口是何时形成的已难说清,但我曾听老人说,这里最早是有便桥的,被洪水给冲毁了,人们索性在这里设置了渡船。这渡口南岸连接杀牛巷、倒桑树直至武侯祠;北岸则与城内相通。抗战期间,为了便于城内居民“跑警报”,政府将羊皮坝的城墙挖开了一道口子,俗称“城墙缺口”,也就是今天的南塘坎街。这样,城内的南行的人通过渡口就能够到城外了,省却了绕道南城门和万里桥的许多路程。渡口的船老板姓叶,家就安在渡口。他有两条船,一条用来渡人,另一条则是他的居所。为了避免船被大水冲走,船老板用竹索将船拴在老皂荚树上,以致于那老树身上的累累伤痕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清晰可见!有年夏天,老皂荚树忽然遭到雷击,一个大枝丫被折断,树干断裂处已被掏空,洞中一条碗口粗的大蛇被雷电当场劈死。这一事件顿时在附近居民中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引出了不少迷信的传闻。儿时的我也曾跑去看热闹,蛇是没看到,却见有人拿了一个大鹅卵石把蛇洞给堵上。今天仍然能看到那蛇洞被抹上的水泥。
渡口是我们儿时常玩耍的地方,没有两分(后来涨到了五分)钱给渡船费,就在人群中混。有一次,船老板明知我们混船,并不阻挡,等我们过河玩耍后返回时,他才露出了真面目,无论我们怎样哀求,他都不准上船。眼看天近黄昏,尚未读小学的几个娃娃急得大哭起来,绕道南门大桥,路远不说,关键是路径一点不熟,又怕走掉了,所以除了哀求和哭诉之外,真不知如何是好,但船老板却一点也不动心。最后还是一位善良的老人帮我们给了几分钱,几个娃娃才得以返回北岸。
可恶的船老板与我们结了“梁子”,于是我们便想法报复,时常向那船上打土块和石头。正在炒菜的船老板,见锅里飞进一块土疙瘩,回头见又是这群小鬼,气急败坏地操起篙竿,边咒骂边追打。可一旦上了岸,他哪里是猴一样精灵的小孩的对手?待他回到船上,我们又在岸上气他:几个同伴儿先大声喊道:“船老板,吃不吃蕹菜?”另外几个就代船老板回答:“要吃蕹菜!要吃蕹菜!”或者干脆大家一齐吼:“船老板炒陈饭!”因陈饭的“陈”与沉船的“沉”字同音;蕹菜的“蕹”的字,在四川方言中又是溺水的意思,船家更是忌讳得很。所以每每听到这样的话,船老板简直气得死血,却又拿我们没办法。而我们却仍不饶他,如此这般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实在没办法了,终于有一天挂出了“免战牌”:老远看见一群娃娃又来了,他立即跳上岸,满脸堆笑:“小朋友,难为你们了,不要再臊我好不好?今天大爷专门撑你们到对岸耍一盘!”虽然没人敢到他船上去耍,但船老板既然下了话,我们也就没再为难他了。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那姓叶的船老板是否还健在?而羊皮坝渡口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锦江北岸的3508工厂,将宿舍区扩建到了锦江的南岸,上下班的职工仅靠渡船显然是不行了。于是,渡口上建起了钢缆吊桥,整治府南河工程,又将吊桥换成了今天那座漂亮的弧型水泥桥。而迄今仍屹立于锦江边的那株古老皂荚树,仍在向人们述说着逝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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