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征程──蔡大奎

李崎／文　　58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位刚30岁出头、蓬头垢面、拄着拐杖的汉子，从陕北坐汽车，经过近一个月的颠簸、跋涉，翻秦岭、过成都、闯蒙顶，回到了阔别10年的家乡──雅安中里镇。此后，他务农40年。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当地政府才给他恢复了名誉：享受“离退休老红军”待遇。
　　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武乡县英勇负伤的八路军老战士蔡大奎。蔡老今年90岁高龄，赴华北抗日前线之前，他曾是一位经历过爬雪山、过草地以及西征、北进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并在长征中历任班长、排长，参加过多次激战。前不久，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人大主席团主席李嘉祥的引见下，记者专程前往蔡大奎家中采访。于是，记者以饱蘸激情的笔记录下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西征、北进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悲壮激烈的场面，以此深切缅怀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红军将士，纪念红四方面军长征入川70周年。 一：参加红军游击队
　　蔡大奎出生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中里村五组，有三兄弟、两姐妹。小时候，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经常到中里场拉夫，抓壮丁，又打又捆，凶神恶煞，令人胆战心惊。
　　1935年冬，红四方面军战士呼喊着“打到成都去吃大米！”、“打到成都去过新年！”的口号，爬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南下来到雅安北部的陇西河流域。红军由芦山翻黄竹岗、石仙山、黄狼坪来到中里，逼近雅安、名山两座县城和邛崃县天台山。到了第三天，部队还在一个劲地从山上下来，村子前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当时，从上里、中里到下里，沿陇西河一线两侧山上山下都住着部队。每到夜晚，蔡大奎家的堂屋里、屋檐下、楼板上，到处都躺着疲惫不堪的红军。
　　红军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不抽丁拉夫，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陪。红军在中里街上购买粮、油、盐、菜、柴等物资，都要付给百姓银元。红军来蒙顶后山时，有一王姓扶老携幼、拖儿带母去躲藏。红军进屋杀了他家的一头猪后，留下一堆玉米籽，并在上面放了一张纸条：“对不起，老乡，猪是我们杀的，留下一石玉米，我们走了，感谢！”村里人都说：“红军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一样，真不愧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1935年10月红军南下天（全）、芦（山）、宝（兴）、雅（安）、名（山）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主任陈昌浩相继命令宣传队员们在各地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司令部布告──《红军到地约法十章》：
　　1、 不乱杀人2、不乱没收3、保护工农4、取消捐款5、发粮分田6、增加工资7、自由营业8、反帝灭蒋9、投诚不究10、优待白兵
　　不久，中里场成立“四川省雅安县苏维埃政府”，建强村3组境内还成立了“中里区苏维埃”。苏维埃成立后，蔡大奎参加了红军游击大队，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他给红军带路去村子后的老鸦岗、徐家沟，背走了土豪的玉米、谷子、绸缎等。几天内，红军就在上里、中里、下里这一东西长3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活捉了10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将其一一处决。
　　当时，有五种人被红军发现后要杀头：一是发财人；二是恶霸地主；三是区（乡）公所公事；四是狗腿子；五是反动知识分子。
　　现年80岁的上里镇徐家湾人韩德勤也回忆说，红军南下时，上里有一位名叫李浩然的教书先生，与儿子一起深更半夜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孙子妄图从陈家山逃跑过关。正当他们一家三辈人欲闯红军在水乡岗设立的警戒线时，被我红军哨兵和游击队员发现，其孙子当场被击毙，儿子身负重伤，反动知识分子李浩然被红军押走，不久因思想顽固也被枪毙。
　　红军游击大队是在各区（乡）建立的游击队，以大刀、长矛为武器，并配合有少量的步枪、子弹。其任务是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和当地驻军指挥下，没收土豪、民团的武器，武装自己，打发财人；维持地方治安，打反动，袭击、侦察敌军阵地；破坏敌人后方组织与交通，焚毁其粮食及子弹。
　　为了迅速肃清反动势力，巩固苏区根据地，红军立即纠正了过去打反动的缺点。要求好好查清反动情形、地形道路、反动活动区域，注意搜索警戒，防止反动分子到处流窜。实行全线戒严，动员赤少队布置岗哨。
　　1935年11月13日～20日，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百丈关（今百丈镇）及其东北一二十里的弧形地带，集中17个团的兵力、约2万余人与川军总司令刘湘的15个旅、39个团、近10万人展开了殊死决战。蔡大奎所在的游击大队某营600多人集中在名雅桥、金鸡关、杀鸡口、蒙顶山一线，紧密配合红军作战，扼险防守，运送粮食，侦察敌人，转移伤员。百仗关大战，激战七天七夜，尽管红军伤亡近万人，但是仍取得了南下以来的又一次大捷，歼敌1.5万人，击落敌机一架。
　　百丈关之战后，大部队从前线撤退，蔡大奎与陇西河流域的500多名青壮年随红军游击大队北上抗日。当时，他们都不知道红军是被迫撤离，只为自己当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而高兴，他们坚信“红军是反帝抗日的主力军”，“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民族求解放的军队”。想不到，那时90%以上的热血青年就是同父老乡亲的最后一别。当年，仅芦山县就有1330多人参加红军，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在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
　　据芦山县志办主任王希录介绍，截止1981年12月底，芦山县红军烈士有192名，参加红军（含游击队员）出征后不久失踪人员891人，离休红军14人，复员转业红军6人，长征途中因负伤、生病、掉队、失散等原因返乡的人员有173人，流落或已故红军人员33人。
　　红四方面军撤离天芦宝雅地区前夕，涪陵籍红军干部彭家模在芦山县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今双石乡双河村）马家四合院内一石灰墙壁上留下一首感怀之作，充分表达了那时红军将士的恋乡之情。题壁诗全文如下：　　别了，我的故乡，
　　离情别恨，
　　莫缭绕我的征裳；
　　国泪相愁，
　　莫羁绊我的戎装。
　　我要，先踏上妖氛弥漫的战场，
　　把我的热血与头颅，
　　贡献给多故多难的党、国与故乡！
　　听呀，江水呜咽，
　　胡骑悲秋；
　　看呀，河山破碎，
　　血染巴蜀，
　　可怜我川西无辜的民众啊，
　　名、天、宝暴骨无人收！！
　　别了，我的故乡，
　　感谢你饯行的三杯美酒。
　　从此长征去，
　　奋勇杀贼，
　　誓死不休。
　　倘得凯旋重聚首，
　　再行握手。
　　勿悲切，
　　诀别之悠悠！！ 二：翻越夹金山、折多山
　　1935年11月下旬，红军撤出百丈地区。《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被迫结束，标志着张国焘率军南下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
　　1936年2月15日，敌薛岳部在川军的炮兵、空军配合下强行渡过雅河，以20个团的兵力进攻始阳，攻占天全、芦山，16日又攻克宝兴灵关。南下红军前有追兵，后有强敌，又无根据地。部队得不到补充，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于是，1936年2月上旬张国焘又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2月21日～23日，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该计划，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在隆冬季节第二次翻越夹金山。刘伯承、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四方面军直属一部撤离天全、芦山，于19日抵达懋功（今小金县）达维。红军大学、总供应部也跟进，向道孚、炉霍、瞻化（今新龙县）、甘孜和大金寺一带西进。
　　第一次出远门，所走过的地方总有一种新鲜感，对行军走路总有些偏不在乎。一天之内，部队迂回曲折走了100多里路。晚上，部队在宝兴县城北的山下宿营。有帐篷的撑帐篷，没有帐篷的上山割草，将草铺在地上睡觉。晚饭时，蔡大奎第一次吃到炒面。
　　在夹金山休息后，大家一起上山捡干柴捆绑火把。晚饭后只听有人喊“准备出发上山”，大家就背着枪、行李和干粮，扛上火把出发了。还没有来到夹金山下的硗碛乡，天已黑下来。爬山时，越走越看不清下脚的地方。这是，前面传来“点燃火把！”的口令。很快，山上就出现了一条火龙，好看极了。
　　6点钟天蒙蒙亮时，还看不见山顶，又不能休息，累得蔡大奎膝盖又酸又痛，腿肚子从上到下胀得简直没法支撑。不料，他一下子跌到在地。没办法，一位红军政委见状将马停了下来，同志们把他扶到马后面。然后，他们气喘吁吁地把马尾巴抓过来，在蔡大奎右手掌上缠了两圈，又把左手放在右手前拉住尾巴。马“嗒嗒嗒”地走着，就这样，终于在下午5点左右上了山顶。
　　到了山顶，蔡大奎见战友们还没有赶到，便没有走。政委下马让他松手，又催“快走”。他也不管是哪个部队的，跟着就走了。走到一个山口，看见一大团白雾从地上升起。心想，这是什么？原来走进一看，好大一塘水，像开水似的滚沸着。塘边有人爬着不动，好像在喝水。见状，蔡大奎放慢了步子。这时，后面的同志催促道：“快点走！”突然，又看见右边的坎边上并排坐着几个人。只见他们把枪靠在肩膀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都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这时，前面传来“后面跟上！”的口令。蔡大奎不敢再东张西望了，加快步子下山。下山后，他听说池子边、岩坎边上爬着的、坐着的都是冻死、饿死的红军战士与随军北上的游击队员。至今回忆起来，老蔡仍感到不寒而栗。
　　丹巴、道孚之间的折多山，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中午以后不时还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为了避开风暴的袭击，部队必须在12时以前通过海波5800米的顶峰──党岭山。这样，部队不得不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在山腰扎营，连夜接近主峰。这里的柴草既长不高又长不大，他们把柴草捡回来，在帐篷里把杂木树条铺在地上，然后再铺上草。全排人挤在一起，每人裹着半截毯子，就这样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他们早早地喝了点稀饭，收起帐篷就出发。快到山顶时，风吹起来了，越吹越大。前面不断传来“走快点，快跟上”的声音。蔡大奎摇摇晃晃地走着，用手捂住鼻子，雪不断地往他脸上飞来。上山时汗流浃背，到了山顶全身就简直成了冰桶。有时大风夹着积雪卷得人马东倒西歪，立脚不稳；有时天气晴朗，但冰雹反射着强烈的阳光，使不少人一时被刺的双眼从此失明。爬上山时，蔡大奎和战友们看见下山的路实在太陡，他们干脆坐在雪地上溜下山去。
　　过了党岭山，有个藏民“通司”（即翻译）给先头部队三十军八十九师带路。部队连续昼夜行军，大家走得直打瞌睡，休息时躺下就睡着了。有时边走边打瞌睡，站着就睡着了，直到后面的人碰醒又走。走着走着，猛然听见“快，持枪跑步！”的声音。跑了一阵，前面“砰”地响了一枪，战士们都一鼓足气地冲到了街口。敌人听见枪声，四处逃窜。部队继续向前冲击，枪声越打越远，越打越少。这时，文书过来告诉蔡大奎说：“战斗已经结束。”这天是3月1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一举攻占道孚。随即，四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又攻占了甘孜、干宁、瞻化等地。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在爬过虹桥大雪山后又两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他们在艰难环境中英勇战斗，迭挫强敌，持续作战。期间，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不计其数的红三十军和其他军的指战员先后在严寒中被大雪山上的狂风雪浪所吞噬。为了精简机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好北上的准备，1936年4月初红四方面军在道孚进行了整编，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全军辖6个军、19个师、1个骑兵师。整编后，蔡大奎正式入编红三十军。 三：草地行与渡黄河
　　红军离开甘孜后，石子路越走越少，软泥路越走越多。进入草地，炒面吃光了。头一天大家还过得去，第二天许多战士就饿得走不动了。短短几天，仅三十军就饿死100多人。为此，有人情绪不振。这时，营长鼓励说：“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前面有牛场！”听营长一喊，大家走路加快了步伐。随后，三十军、三十一军每个连派一个班去找牛场。那牛场也真难找啊！红军路过的地方，都看不到牛场。
　　第二天快中午了，有土匪拦路打黑枪，将红军的一位机枪班长打倒。部队避开土匪绕道前进。到了黄昏，才在一个小山丘下的土房子附近住了下来。这时，前去打开牛场的三十军、三十一军尖刀班传来消息：他们已找到牛场，并杀掉了牛场的几千头牛，还采摘回来四、五亩地的胡豆，供各连队一路走一路吃。当时，许多同志都舍不得吃，尤其年纪大一点的和红军干部吃得更少。
　　进入草地，更困难了。于是，红军便开始寻找野菜吃。老兵们很会识别，弄回的野菜有好几种，混在一起煮着吃。吃野菜，部队一天只能走一二十公里。有两三天，全在齐脚肚子深的豆腐般软的烂泥里行军，摇来晃去，提心吊胆。稍走慢一点，脚就陷入烂泥中。
　　在藏区，汉族军阀与当地反动派给藏民订立了严格的“惩治条例”，如帮助红军带路、当通司或卖给红军粮食的，均处死刑；不执行坚壁清野，则所有牛、羊、粮等财产一律没收；不同红军作战，也按“叛逆”治罪。这种反动纪律逼得藏民不得不四处逃避。
　　部队快打到包州时，红军实在没粮没肉吃了，只得把栓在身上的牛皮腰带和老百姓家里挂了几十年的干牛皮也煮来统统吃掉。出了草地，进入甘肃境内的一座大山。山并不高，但红军爬了好久才爬上去。一天晚上，部队接到命令，要去抢占一座桥。蔡大奎与战友们来到桥头，敌人已把桥破坏，只留下几根木梁。红军准备偷渡时，又被对面敌人发现了，敌军用机枪、步枪封锁。强攻没有成功，派人潜水又过不去。这样，红军只好撤回山上筑工事，修掩体，挖枪眼。
　　大概过了两天，他们奉命急行军赶到黄河边。一到黄河边，就把兄弟部队准备好的木头、树条搬来捆成筏子。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出现火光。正睡得香甜的时候，有人将蔡大奎摇醒说：“出发了”。他揉了揉眼睛，就跟着大伙一起，把木排筏子抬到河边下了水。
　　排长带着他们四个人，向对岸划去。上岸后，他们机警、迅速地飞跑向前。跑着跑着，敌人叫了起来，并“砰、砰、碰”开了几枪。排长说：“跑步前进！”接着，他们听见敌军驻地喊声不断。蔡大奎跟在排长身后冲上去，只见敌军帐篷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敌军已闻声逃到附近一座小土丘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排长高声吼道：“老乡们，不要跑，缴枪不杀！”接连喊了好几声，也无人应答。
　　不一会，他们在敌军帐篷里发现一堆堆又大又厚的锅魁还码着，铺盖还是暖和的，有的连裤子、衣服都没有穿就跑了。这时天还未亮，大家便坐在帐篷里吃锅魁。蔡大奎扳了一块，咬了一口。他嘴巴很干燥，又困倦，只好躺着吃。哪知一躺下，他就呼呼睡着了。睡醒后，蔡大奎只想找水喝。他走出帐篷，这头找了找那头，都没有找到水。
　　偶然间，蔡大奎见干河坝中停了一辆车。他走进一看，车上装着一壶“水”。但装“水”的东西口子小，又不敢取下来倒。蔡大奎用手捏了一把倒进嘴里，“哎呀，不是水，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他对大伙一讲，排长才说：“那是一辆摩托车，你吃的是汽油！”一席话，逗得全排战士哈哈大笑。
　　这天，蔡大奎一口水也没有喝上，只干巴巴地啃了几口饼子。当晚，部队向吴家川进军。以后的日子，部队走沙漠，过凉州，攻永登，到陕北。
　　延安十里铺大会后，蔡大奎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长治、武乡，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8年3月，在武乡县抗日期间，蔡大奎的右腿不幸被日本鬼子打断。身负重伤后，他被火车运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治疗。蒋介石撤消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蔡大奎与抗日前线受伤的伤兵又回到了陕北延安养伤。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枪杀了许多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从此，9000多名伤兵各奔东西……
　　1944年，蔡大奎与天全人陶士华、泸州人王泽两个四川籍伤兵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乘汽车离开陕北（当时，每人每天只有两元钱的车费），经西安、咸阳、宝鸡，爬秦岭，过剑门，下成都，终于回到中里农村务农。1947年，经人介绍，蔡大奎与荣经县女子刘洪英结为伉俪。如今，老蔡已经90高龄，其妻子也有87岁。为了使蔡大奎夫妇俩安度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地党和政府不仅在雅邛旅游公路旁为他们修建了三间砖瓦房，还给蔡老配置了轮椅，每月提供450元生活保障费，医疗费全额报销。 图片说明：
　　1、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万岁纪念碑
　　2、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3、红军石刻标语

亲爱的蔡大奎宗亲：您好！请您将您所知道的蔡姓字辈发给我，感激万分，功德无量！我的邮箱：caizhibin@ah163_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