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红军大学”

李崎／文　　治军必先治校。从建立中华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时候起，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十分重视军校建设。国防大学的源头就可追溯到红军大学。 江西瑞金：红军大学培养出许多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　　1930年初夏，37岁的刘伯承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秘密回国，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委员。1931年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样，刘伯承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承担起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官教导大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重任。　　刘伯承首先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进过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苏联红军大学、日本士官学校且训练有素的人员，担任学校的军事教员。然后以争分夺秒的精神，仅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在沙洲坝大布村的一个山窝里盖起了三间教室，二幢学员宿舍，一座可以容纳500人的大礼堂。1932年1月26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700名学员提前毕业，奔赴前线。　　1933年底，刘伯承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基础，合并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和中央农业学校，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并担任校长兼政委。何长工、冯雪峰、冯达飞等都先后担任过这一时期的军事教员。刘伯承、何长工领导的中央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领。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张爱萍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为适应战斗环境的需要，中央军委将红军大学和其他三所红军学校学员编成“红色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郭化若任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董必武、徐特立等老同志也随干部团行动。 川西毛尔盖：一、四方面军共同组建新的红军大学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会师后不久，党中央在芦花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在原红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新的红军大学，培养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8月2日清晨，霞光灿烂，毛尔盖沐浴在一片金辉中。红军大学成立典礼在毛尔盖喇嘛庙前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举行。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和骑兵科等科的学员列队进场。军容严整的学员个个英姿勃勃地唱起了歌曲，并与前来庆祝的红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一道互相比赛唱歌，歌声此起彼伏。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红军大学成立典礼大会。　　会上，朱德总司令用亲切的四川乡音说：“我们的红军大学，就是为了继续北上，迎接新的斗争而成立的。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差，将来我们一定能坐进大礼堂。你们现在是学员，一旦毕业出去，就要担负起领导红军和人民抗日的重任。”　　这天，面容清瘦的毛泽东目光炯炯，显得颇有精神。他在着重讲了形势和任务后，勉励红军大学学员们说：“红军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地方，你们要好好学习，加强团结。将来形势发展了，你们就是党的骨干力量。”　　中午，红军大学成立典礼结束后，炊事员抬来青稞面粉蒸牛肉。在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大学学员们一起，席地而坐，共进午餐，共庆红军大学成立。　　见状，朱德也十分欣喜地说：“今天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一起吃饭真热闹呀！等我们北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后，我们要请全国各方面军的红军指战员一起来大会餐，那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大学。”　　当天，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副校长兼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黄超任秘书长。红军大学下设指挥科（科长张宗逊）、政治科（科长李井泉）、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以及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机关枪科等。（南下红军到达甘孜道孚后，由于红军伤亡很大，不久红军进行了整编，红军大学校长由刘伯承担任。）　　红军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是从红四方面军来的，教员主要是来自一方面军干部团的。一般都上大课，教员讲课重点突出，生动具体，深受学员欢迎。课程设置有共产国际运动、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战术、时事政治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徐向前、刘伯承、张宗逊、许士友、冯达飞、冯雪峰以及国民党的一些高级被俘军官都曾先后给学员们做过专题报告或讲授过课程。　　当时，红军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何畏、李特、黄超都是追随张国焘的。炮兵科科长、军事教员冯达飞等十分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教员和学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后来，原四方面军的人员被张国焘调回原路南下川康地区后，冯达飞和红军大学政治科军事教员阎捷三一道，与红色干部团的同志紧跟党中央，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红军大学军事主任兼教育长徐深吉中将等也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 西康红岩坝：红军大学随四方面军南下　　老场乡位于天全县东北部12公里的山区，与芦山县、宝兴县毗邻。红军南下建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后，老场乡及其邻近的仁义乡均属“芦山县苏维埃”管辖。这里，四周高山环绕，地势险峻，气候温和，又盛产水稻、玉米、菜豆。　　68年前的“红军大学”地处今天红岩村三、四、七组所在的红岩坝。这里三面环山，一水萦回，竹木成荫，易于防空。老场河成半月形地从村子旁边缓缓流过，七八十户人家的四合院房屋和砖木结构新房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面积不到30公顷的河心岛上，形成了几条弯弯曲曲、望不到尽头的小胡同和一条“T”字型大通道。　　1935年10月红军大学迁来红岩坝时，老百姓都只知道是“手 枪连”，根本不晓得叫“红军大学”。据杨敬业回忆，当年红军营以上干部才配有一匹马。“手 枪连”赶到时，他们人人都骑有一匹马，有的是黄马，有的是白马，个个腰间还别有一支手 枪。红军大学学员们就一直住在杨大爷家中，那时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人，大院里栓了四、五十匹骏马。白土坎红军医院、仁义乡程家窝张国焘住处、芦山县铜头乡红军总医院及红军卫校也离红岩坝很近。　　当年，红军大学的生活完全是军事化的。学员们早晨起床，晚上水睡觉，都得服从命令，纪律非常严明。每天晚上，只要熄灯号一吹，他们就必须躺下。睡觉时，学员们都是头朝外面、脚朝里面，十分整齐。他们每天早晨都要上操。按照要求，起床号吹响以后，他们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穿衣、叠被、洗脸、刷牙、上厕所，同时还要打好脚上的绑腿。早操的内容一开始是学习立正、稍息，逐渐地又练习走正步和跑步。早晨的红岩坝到处都是出操的红军。上操时，他们不断喊着口号，唱着歌，整齐的脚步声和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山谷。　　那时，学员们经常搞夜行军训练。天越黑，气候越寒冷，训练任务越重。只要紧急集合的口号一响，他们就火速从床上跳起来，穿衣、叠被、打背包、打绑腿……短短几分钟内就齐刷唰地站在了操场上。于是，学员们沿着老场河进发，或顺着山坡一直登上山顶。　　为了防止敌军的飞机轰炸，红军还在杨家房屋旁边挖了防空洞，以备随时隐蔽。红军大学学员经常轮回参加培训，学习任务完成后他们又返回各自部队继续指挥战斗。逢年过节，他们不仅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而且还要在除夕之夜邀请驻地老乡（每户一名代表）前去部队吃团年饭，加深军民感情呢。　　红军大学学员唱的歌曲鼓动性很强。当年流行的歌谣多达六七十首，如《红军歌》、《十大政纲歌》、《当兵歌》、《送郎当红军》、《红军南下行》、《红军爱穷人》、《红军原本是穷人》等等。《唱把白兵听》就是一首感人肺腑的红军歌曲：　　拉把小胡琴，唱把白兵听：日本占了北平与天津，弟兄们，中国快要亡国了，为什么不去打日本？说来真伤心！　　汉奸蒋中正，投降了日本，他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弟兄们，骗你们前来打红军，你们打的卖国仗，当了亡国兵。　　抗日的红军，要去打日本，为什么你们要来打红军？弟兄们，原来都是中国人，你们不去打日本，还要挡我们。　　你们不打我们，我们不打你们，大家联合去打日本，弟兄们，你们赞成不赞成？如果愿去打日本，请你快快下决心。　　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大学学员还在邻居杨洪文（今年31岁）家的石灰粉墙上用毛笔愤怒地写下了几行醒目的黑字：“白军弟兄让日本占了中国，你我都是亡国奴，联合红军打日本，莫替日本打红军。打抗日红军就是打自己弟兄，就是帮日本（）中国。”（注：墙上不知何时已脱落一个字）如今，老场中学已将这几行文字刻在校门口的石碑上，以教育学生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继承光荣革命传统。　　红军大学也十分重视保密工作。当年，当地老百姓都不敢问红军首长的名字，红军内部也不互相介绍名字，往往都习惯用“绰号”、“笔名”打招呼。有一首《卫兵歌》就正好反映了保密的重要性。歌中唱道：　　我卫兵，护全军，守岗位，更精细，枪 械子弹不离身，更须精神实足，十二分留神，全军保障在一人，站岗时要小心。　　最可怕，敌人心，钻空子，探我情，风雨交加夜又深，这时节更要仔细用耳听，莫叫敌人扑近身，站岗时要小心。　　护卫兵，重全军，进出入，要查清，营中事莫谈问，只知上级有令要遵循，全军性命在一身，站岗时要小心。　　问口令，要听真，革命纪律真不轻，不分昼夜担责任，谨防附近藏坏人，紧握手中枪，站岗时要小心。　　除了在红军大学四周有荷枪实弹的红军外，进入红岩坝的铁索桥头也有红军随时站岗放哨。同时，红岩坝对面观音堂内还有一个百余人的机关枪连，加强保卫工作。那时的一挺机枪需三个人抬枪，两个人抬炮，十分笨重，但攻击力不错。那个机关枪连主要担负着保卫红军大学以及二、三百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1936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夕的一天深夜，红岩坝的人们正进入甜蜜的梦乡。突然，红军大学、红军总政治部以及附近的白土坎红军医院奉命紧急撤离老场。半夜时分，红军医院奉命北上时，能勉强走路的红军伤员拄着拐杖连夜随队转移，不能走动的红军伤员用担架抬走。有40多个来不及抬走的重伤病员，被还乡团枪杀于沟口河滩。还有10多位隐藏于树林深处的伤病员，因断粮断炊，加之天寒地冻，被活活冻死饿死。此前，医治无效的100多名伤兵被当地群众用木版“金匣”装殓，安葬于木鱼岗。白兵打来时，还乡团把红军士兵的尸体挖出来，架火焚烧，腐烂发臭的尸体臭了几十里路远。　　还是在这天晚上半夜，红军大学奉命北上。在四个多月期间，红军打土豪、分浮财时收缴的谷子、玉米全部堆放在杨克浦家里。因为粮食太多，红军一时运不完，更担心还乡团回来后对杨家反攻倒算、斩尽杀绝，于是不得不焚烧了杨家的四合院。当时，由于情况太危急，红军离开红岩坝时，也没有把缴获的敌人枪支全部带走，而是把剩下的几十把枪埋藏在河床下面。直到1936年夏天，当地人在河中洗澡时才发现了这些枪支。以后，又被赶来的白兵没收去了。 陕北瓦窑堡：毛泽东希望把红军大学办成第二个“黄埔军校”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即将来临，这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5月14日，毛泽东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泽东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莫文骅任校党总支书记。陕北红军大学学员最多时达到1063人。　　在艰苦的环境中，林彪带领他的学员──那些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红军指战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第一期学员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绝大多数是经过长征的骨干。他们分为三个科，一科训练团以上高级干部，二科训练营、连干部，三科训练班、排干部。最引人注目的一科有38个学员，都是一方面军的军团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苏振华、黄永胜、彭雪枫、莫文骅、陈士榘、杨成武、谭政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据统计，第一科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身上有三处伤疤。如果把蒋介石对这些大名鼎鼎的红军将领悬赏金额加起来，总数竟超过200万银元之巨。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正是它的特殊魅力，才吸引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家.斯诺。斯诺是被毛泽东特许进入共产党红军控制区域──延安保安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期间，他到红军大学采访了年仅28岁的校长林彪。腼腆好着，擅使计谋、诡术，又与毛泽东保持着无以言喻的亲密关系，这就是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留在埃德家.斯诺笔下的深刻印象。1936年10月，斯诺离开保安。“热情”、“执著”的林彪带领所有红军大学学员为他送行。　　1937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林彪、刘亚楼和莫文骅3人去谈话，要他们到延安创办红大第二期。红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不久便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林彪继续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学员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也有一些学员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但更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　　抗大就像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召唤到了宝塔山下。　　（注：本文在写作、整理过程中参考了《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非凡的年代》、《无悔的岁月》、《冯达飞传》、《红四方面军征战实录》） 图片说明：　　1、横跨老场河上的铁索桥　　2、红军从这条深山沟向夹金山挺进　　3、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念碑　　4、位于天台山地区的石塔区苏维埃政府

这样得大学，政治应该是最过关的。至于学习可能也只有按照形势的需要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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