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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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人物
(一)爱国学生也害国
(二)卖国政府未卖国
(三)反动军警不反动
(四)帝国主义有仁义
(五)大学校长不负责
(六)文学巨头少文采
(七)思想领袖少思想
(八)贫苦民众更贫苦
二、五四精神
(一)兽性解放
(二)流氓
政治(三)法律上耍无赖
(四)法西斯倾向贯串始终
三、五四的教训与宪政道路
第一,文学家不能领导政治运动。
第二,必须杜绝
手电筒主义。
第三,遇到开明的、愿意向民众妥协的政府,应当尽力保护,不要拆台。
一、五四人物
(一)爱国学生也害国
当时的学生无疑是具有爱国情怀的,但是爱国情怀仅仅是主观的东西,具有爱国情怀不等于实际行动都维护了国家。事实上,五四学生的有些行为对国家的危害是很大的。比如说火烧赵家楼就是对国家的极大危害,为什么?赵家楼是民用建筑,烧毁民用建筑是历史上的流寇们最爱干的事,历史上的请愿者是不干这种事的。东汉的大学生刘陶、北宋的大学生陈东、晚清的大学生康有为都领导过请愿,都没有干过打人放火一类的事情。即便是革命,即便是造反夺权,真正的革命者也不会放火烧毁民用建筑。周武王烧过民用建筑吗?李世民烧过民用建筑吗?华盛顿干过这种事吗?托洛斯基干过吗?当然,像项羽那样的伪革命家就喜欢火烧民用建筑,认为那样很过瘾,但是,动不动就放火的革命家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住房一类的建筑不仅是房主人的财富,更是社会财富,国家的财富。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故意烧毁就是浪费资源,就是反社会,就是危害国家。
所以,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是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五四时期的学生还烧过商店、商铺,也是危害社会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五四学生的暴力行为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危害了国家,更在精神层面危害了国家。请愿者放火是对政治道德的颠覆,是对法治精神的破坏,是对政治科学的破坏,是对民主原理的破坏。
所以说,爱国学生也害国。
(二)卖国政府未卖国
都说五四请愿是因政府卖国引起的,都说当时的政府是卖国政府。然而在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卖国。不仅如此,整个北洋政府其实都没有卖过国。
台湾是清政府卖掉的,蒙古是
蒋介石卖掉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国土是
毛泽东扔掉的,日本应当向中国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是
周恩来做人情拒绝掉的。请问,北洋政府有这样的卖国行为吗?
五四时期的政府不仅没有卖国,而且很爱国,不仅爱国,还爱出了成就。政府爱国有两个表现:一是爱国土,二是爱国民。
因为爱国土,而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是鸦 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条约面前拒绝签字,是因为政府愿意依靠民众,至少是愿意听取民众的呼声。在是否签署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与民众合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①真是难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资料这样记载:6月28日,晚8点左右,徐世昌请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的坚定和激情,徐世昌说:“政府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②徐世昌总统在为难之中,与请愿民众零距离接触,倾听请愿民众的意见,痛下决心答应“不签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反动军警不反动
许多文献将五四时期的军警称为反动军警。果真反动吗?请看事实。
许德珩回忆说:“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③你们说,如此善良的、好说话的军警是反动军警吗?
再看发生在
武汉的故事:“闻文华于戳伤学生时,当场将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缚校内,经许家棚署长再四要求服礼,始行释放。文华学生被捕二人,致激动学生公愤,全体将四署围绕,勒令放回,许署长见势赶紧释放,一再赔礼,各生始散。”④这样的军警反动吗?
还是在武汉,“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营中,后旋由该七团三营营长贾万兴(河南人)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弊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演讲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逢人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摒息倾听。” ⑤这样的军警是反动军警吗?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
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警察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
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⑥世界上有这样的反动军警吗?
再看看山东,12月,济南军警打伤学生,教师宣布将要罢教,“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⑦快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平了,也能叫反动当局?
再看天津:“在
端午节的下午,她们两人(郭隆真、张若名)到监禁男代表的那边,一同举行娱乐和会餐。会餐前,一个代表提出要买酒,看守所长答复说这里严禁任何人饮酒。他们发觉看守正在饮酒,就提出质问:‘不许任何人饮酒,为何允许看守犯所规?’弄得这个所长没办法,不一会儿,送来了他们要买的酒。”⑧这样讲道理、通人情的警察也能叫反动警察吗?
(四)帝国主义有仁义
“你一拳,我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在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人,拼死命地保护着他。你打章的头,他用身体遮盖着章的头;你打章的脚,他用身体遮盖章的脚,这样拼命保护章贼,却一言不发。”⑨
“我们打进去的时候,曹汝霖便换了警察的衣服混在警察堆里,从后墙跳出去。陆宗舆怎样逃走,我们却不知道,听说他也来喊口号,喊打倒卖国贼,混在群众里面逃走的,是否确实,却不知道了。章宗祥比较老实,他和那个日本人一道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群众跑进去的时候,日本人还掩护着他,于是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要人。”⑩
以上两份资料讲的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者保护其“走狗”──中国“卖国外交官”章宗祥的细节。中国有好多主子,身边总有好多走狗,但是从未见过主子如此舍命保护走狗的事情。在中国,只有走狗舍命保护主子的道义,而没有相反的道义。从利益上考虑,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必要舍命保护章宗祥,走狗被打死再买一条也就是了,何必拼命保护呢?只有从仁义的角度看问题,才能解释清楚他为何舍命保护章宗祥。
再看上海,有一本书上这样说:“6月8日,罢工运动继续高涨。这一天,日商内外棉五厂的工人,冲破日本领事馆和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包围,把罢工浪潮很快地扩大到内外棉其他各厂,实现了内外棉各厂一万五千人的总罢工。他们在罢工的时候,还举行了示威。”11
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实施了武装包围,罢工工人能够冲出去吗?如果工人真是冲出去的,他们能一个伤亡也没有吗?合理的解释是,无论是日本领事馆的武装人员还是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武装人员,都是在站岗执勤,都没有包围罢工工人,都没有向罢工工人开枪。他们是仁义之师,而不是专制工具。
所以说,五四时期,帝国主义有仁义。
(五)大学校长不负责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递交辞呈。教育部尚未来得及研究, 5月9日晨,他便离京出走。给北大师生留了个便条,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12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大概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未获批准辞职离岗。13日,大学校长联名递交辞呈。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熔,未获批准,在递交辞呈的当天,即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
大学校长当然有权辞职,但是,辞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离校出走,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见先例。孔子、秦桧、朱熹都当过大学校长,他们干过这种事情吗?
未经批准就辞职,这是不负责任,这是擅离职守。这样的大学校长能教出好学生来吗?五四之后,中国的苦难愈加深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六)文学巨头少文采
五四时期,文学家占领了政治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领导运动的文学家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文采。
胡适的《文学改良之刍议》,实在干瘪的利害,一点文采也没有。胡适后来发表的《四十自述》更是乏味。鄙人,当代中国的刘大生,文笔很一般,但是,如果与胡适的《四十自述》相比,你会觉得,刘大生的自传《不惑的代价》(发表于《当代法学》,网上也能找到)简直是美不胜收。
鲁迅的文章更是病句多多。举两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是鲁迅的名言,其实是病句。男人的眉毛本来就是横着的,高兴与不高兴都是横着的,不横着又能咋样?“横眉冷对”还不如“闭目冷对”呢。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也是鲁迅的名言,很流行,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也是病句,也没有多少道理。这句话需要改一个字,才不是病句,将“成”改为“有”,即:“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修改过了,不是病句了,仍然不精彩,为什么?因为,靠众人走出来的路,仅仅是荒野小路。驿道、马路、铁路,还有现在的高速公路,是走不出来的,是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才能搞出来的。
文采过多当然也不好,但是一点文采不要,恐怕也不是好事。不讲文采的民族必然走向庸俗和堕落。
(七)思想领袖少思想
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时期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号,什么“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什么“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么“打倒旧文化”,什么“劳工神圣”,等等,没有什么思想,没有多少理论深度。他们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根本没有做认真思考,仅仅从外国人那里引进一些时髦的口号,就企图指导中国的社会发展。
袁伟时说得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驭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共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过高,不适当地贬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把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13
所以说,思想领袖少思想。
(八)贫苦民众更贫苦
有一份资料记载:在山东诸城辛兴镇,“赶集的人把烧日货的场所围起来,点上火以后,货物着了火,烈焰冲天,发出刺鼻的臭味。这些烧日货的人,不是学生,也不是商人,不知哪里来的一些少年人,他们对劳动人民用血汗生产出来的货物烧毁毫不动心。那些小贩眼看着自己的血本丢进火堆想向前抢出一些,被烧日货的人,推出场外。” 14
在同一篇资料中,作者还说:“这家同姓邻居离我家最近,我小的时候常到他家听他讲青岛的火车、汽车、大楼马路,像听神话那样有趣。今天能查他的日货断他的生路吗?正在这时候来了买线的,他不再掩饰拿出一把来劈给顾客一缕。我说:‘多买卖这些不行吗?’大叔听见笑了说:‘你们天天查日货,您知什么是日货吗?带轱辘的线是日本货,不带轱辘的就不是日本货吗?实说了罢:这些线也是日本工厂出的,把日货查净,我这个小买卖就不用做了,大家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12月20日下午,天津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当场焚烧日货十余车,包括肥皂盒、脸盆、手巾、东洋钟等。15将日用品当鸦 片烧了,受到直接伤害的恐怕是那些贫苦的小商小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