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第一孵抱期在非洲:人类统一的全球人种之间有“杂交”,主要在第一孵抱期。(b)第二孵抱期在亚洲:地点在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前后的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及四周的大陆,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抗灾、救灾,以及在民族文明冲突中,打造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初心;结束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c)第三孵抱期在欧洲:从近代自然科学创始人伽利略逝世的1642年和牛顿出生的1643年之间开始,第三孵抱期打造出的政党,和科技形态双向互动。为啥? 类似黑顶山雀和卡罗山雀身体中,分离了数百年的基因这两种生殖隔离,类似目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乱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的止战促谈共存,说明对立两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赢家和输家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各说各有理的说教和理论,就类似这种生殖隔离的“基因”,只不过它们,主要是在第三孵抱期才形成的。 即使它们曾经行之有效,但面对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经过数千年的努力到当今,因为类似科技发展和数字经济等进步的出现,在已能满足各国各地区各人种的生育、健康,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正常正当需求下,已显示出有过时之处。当今乱象是好是坏?也许如研究“杂交改写山雀命运”之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学家泰勒教授说:“答案不是好,也不是坏,结果永远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为出现的赢家和输家的新基因,也许会使物种在灭绝与适应之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它们有朝一日,将获得新的基因,从而适应变化的环境──人类文明第四次孵抱期:全球孵抱期,是一个多极、多体、平行、竹式的世界,赢家和输家也是“双赢”;能分析总结“生殖隔离基因”两方经验教训的第三方,也是“双赢方”。 2、读孙惠军的《自然国学在争议和辩论中成长》 孙惠军教授,是原国土资源部石油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他说的“自然国学”,如果与作者“混世大魔王”的文章《国学自然之辩》中说的“国学自然”,还有一点区别,那么就类似我们说的还有混合的第三方“双赢方”。 我们是参加2015年12月12--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创新──第二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才第一次认识孙惠军教授的,并且也才知道“自然国学”这个新概念的。而孙惠军教授2021年5月22日发表的以下文章,能解答一些疑问。
自然国学在争议和辩论中成长(摘要) 作者:孙惠军 当前在我国兴起了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学的热潮,但什么是自然国学?这个概念,在科学教育界和思想界似乎还很陌生。 其实这个概念很容易理解,自然国学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科学体系及其思维方法。中国古代先贤及劳动人民,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经验和认识的总结均,属于自然国学的范畴。最近宋正海为了加深对自然国学的理解,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公式:自然国学=传统思维(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历史自然学。为自然国学的丰富内容,作出了总体的界定。自然国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说其古老,是因为中国古代先贤,极其重视观天察地、记录自然现象并格物致知。所以从几千年前的伏羲、黄帝、岐伯、老子、孔子、墨子开始,到历朝历代的黄道婆、蔡伦、祖冲之、张衡、沈括、李冰、郦道元等等,均为自然国学添砖加瓦、夯实基础。 说其年青,是因为自然国学做为一个学科概念和学术名称,如果从《自然国学宣言》发表算起至今不过20年。如果从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发起(1990年)和自然国学酝酿期加在一起,至今不过30年。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运动,就没有自然国学的创立和新生。 1、“国学” 认识的误区 人们对自然国学的复兴和发展存在不少争论,有必要梳理和澄清。 中国古代,虽然与现代对人类知识的分类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相似之处。传统文化中有关自然的部分,与有关社会和人文的部分,一样属于国学的精髓。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只是过去人们对其梳理和研究不够,成为国学研究当中的一块“短板”。 作为外国学者的李约瑟,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几千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位于世界的前列。外国学者都给以如此之高的评价,难道我们中国当代有志青年,不应该摆脱认识的误区,作出贡献吗? 自然国学与科技分科史研究,没有很大区别。相同的是二者在使用中国古代科技史料方面,作为研究素材是基本相同的。 不同在于首先研究内容不相同,自然国学比科学技术史内容宽广得多,它还包括中国传统思维、科技哲学和历史自然学,不仅研究古代科技素材和史料,更重视系统思维和科技哲学。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有区别,科学技术史强调分科,偏重于分析型研究,自然国学偏重于综合研究,强调整体、生成和动态。 第三,研究路径不同;自然国学在古人那里是“万物归一”、万物皆相联系,重视时间特征和功能。科技分科,使研究不同,强调线性逻辑、分门别类,强调物质的结构和空间特征。如果以中医和西医为例,二者在发展历程、哲学基础、思维方法、治疗原则及具体方法等方面,自然国学更强调动态性、复杂性、非线性和延迟性等特点。 2、似是而非的“中国古代无科学论” 持这种观点者,有的是名校的专家教授,有的是科学院的博士、院士,他们大都顶着学术权威的头衔,因而对青年人有一定迷惑性。 自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打开中国国门的,不止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哲学和思维方式。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后,人们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股脑归结于“万事不如人”。 这种历史背景,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土壤,也造成中国知识界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痼疾。尽管上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使古代无科学论一度销声匿迹,但是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显得粗暴,压而不服,所以几十年后又会沉渣泛起。 80年代改革开放后直到本世纪初,始终此起彼伏大反“民科”和“伪科学”,鼓吹中医是“伪科学”,呼吁取消中医,掀起了一场中医是否科学、有关中医存废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众所周知。 自然国学,与无科学论者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学? 按照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还原论科学的定义,科学是符合逻辑自洽的、通过实验发现的、能多次证实的结论,甚至必须经过数学形式得出的规律。用这些还原论狭义科学的标准,来套用中国古代的周易八卦、阴阳五行、24节气、经络脏腑、辩证施治等学说,当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定义;这些定义只适用于简单性科学。 但须知中国古代科学,恰恰符合系统、整体、生成、动态、变化、分形、全息、取象比类等复杂性科学的特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科技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源和流。科学技术的概念、定义、标准,都是上层建筑,必然随社会发展而变化。 3、人才结构的缺憾 分析当下自然国学研究者,大都属于以下几种类型: 1)过去从事某一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下功夫研究了国学,从还原论回归整体论,可称回归型。 2)有些学者原学习文科专业出身,由于工作需要或兴趣所转型。 3)部分学者原从事科技史或科技哲学,走上研究自然国学的。 无论那种类型,中西汇通,才是我们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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