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27日（下）：百日亲往哀北川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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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完全垮塌的建筑 R1118566.JPG 保存到相册

　　又是楼梯完全垮塌的建筑。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30:51

革命根据地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到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1935年，北川人口不过五万，红军来的四个月，驻军数万，过境的军队一共八万。这么多人的补给哪里来？先是“打浮财”，没收“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财物。按当地人记忆，陈家坝乡三个村庄共63户人家，就有8户被定为“土豪劣绅”。“共没收粮食三万公斤，肥猪三头，铜元八夹背半，衣物、用具若干。铜元交红军；肥猪当即宰杀，用于庆贺老杨村苏维埃成立”。
　　就算将八分之一的人家定为土豪劣绅，这穷乡僻壤也没有多少“浮财”。接下去收集物资的运动称为“打粮”，“各级苏维埃组织游击队打集（收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以支援红军。地主豪绅埋藏于地下和转移至深山岩洞的粮食、猪膘也被挖出了。苏维埃号召群众向红军捐送粮、菜和猪、牛、羊。”存粮用尽后，开始“打嫩粮”。山区农民一年种两季，春天种豆，待熟透、晒干，当主粮食用。打嫩粮的意思是不等豆熟，收获青豆来救急：“各地先打地主、豪绅地里的嫩粮，次打佃户该交租的部分，再打农民地里的。所打粮食，全部送交红军”。打嫩粮的后果是断了农民一季以上的口粮。
　　青壮年则负责替红军背运物资。“红军离境后，大批群众为红军运送粮食、武器、辎重。全县当时男劳力出动三千多人，随红军西去未归者2000余人。陈家坝一个运输队共50人，为红军背运盐、布等物资，其后返回的仅10余人。县志记叙道:“途中处处悬崖陡坡，深涧密林，负重行走，异常艰辛”。看过北川地震的电视观众，多少明白个中艰险。当地民工还担负修路、架桥等战时工程。全县还有1500多人参军，县志上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共1097名。
　　红军留下的文告有的保存至今，包括一份布告“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
　　1.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
　　2.参加红军有人代耕；
　　3.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
　　4.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发财人牛马；
　　5.参加红军人人尊敬拥护；
　　6.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
　　7.参加红军子子孙孙不出款子；
　　8.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利益；
　　9.参加红军穿吃不穷；
　　10.参加红军穷人坐天下（207页）。
　　红军1935年4月2日入境，7月23日撤离，在北川共103天。“红军为阻止川军追击，烧掉北川峡谷内地几座蔑索桥，烧毁了龙凤场和鸳鸯树的未及运走的粮食，还烧毁了治城，漩坪、桂溪、龙凤、贯岭、都坝。小坝，片口、坝地、白什等处接房即沿途一些大院落”。渡河的蔑索桥被毁，断了进出北川的通路。被烧毁的治城即北川县城，建于唐贞观八年（634页），元末毁于战乱；清代干隆十七年（1752），重修，到民国16年（1927）城内建“模范马路”，1932年，城区有400户人家，茶、旅、商店30多户。县志的编撰者带着怎样的心情，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记录这段历史：“民国24年7月红四方面军撤离时房屋被焚毁殆尽”（609页，本节其余引用段落出自190至211页）。
　　北川建县于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北川和汶川都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立禹碑，高2.55米，宽1.55米。上刻蝌蚪文77字“此系大禹所书，千古奇字县志特别强调了石纽山禹庙，千百年来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诞辰祭奠从未间断，是北川人身份认同的标志。1935年禹庙被毁，县志编撰者只提到这一年红军在禹庙的石碑上刻标语，只字未提禹庙被何人所毁（699页）。
　　县志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一个红军接待站，昼夜不停为红军抄油米，两个多月炒制数万公斤，供红军携带用，孕妇也捐出自己准备坐月子用的酒酿等。
　　当时红军准备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吃住在此之外，在北川开展翻天覆地的革命，迅速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对地主富农，商人无情打击。四个月后，民间和官方储存的粮食早被大批军人吃完，夏收作物为待成熟就被“打嫩青”打掉了；青壮年去为红军运输物资，修路，三分之二人一去不返，田园荒芜。这时，川军来了，北川这个共匪根据地，成为镇压的对象，联合过去几个月被蹂躏的富人，组织“清共队”，开始血腥镇压。对各级苏维埃当干部的，这时被当作共匪处置，乃至枪杀。还有跟着红军去抢浮财的，这时遭殃也不奇怪。川军“烧杀奸淫，估吃罢赊，劫物拉夫”，恶行累累。不过三个月，分掉的土地又物归原主，耕种的季节却误了。这一年的饥荒，正像二十四年后因大跃进引起的另一次饥荒，是人祸所致。1936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
　　1935年夏秋，灾荒的同时，霍乱、痢疾流行，“尸横遍地，收葬无人，……由县府捐资造万人坑二处，共掩埋城周围骸骨300余具”（672页）。35到36年，北川人口减少一半，这一页惨烈的历史，至今只能猜测个大概。地震存活者的哭声，令人联想到70多年前数万家破人亡的北川人。
　　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人道性命太不足道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为革命而牺牲性命是烈士，阻挡革命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须迁灭之。进入北川的红四方面军，听命于张国焘，他的左倾，打着时代的烙印，不过更为过火、激进。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33:21

北川林业局 P8270690.JPG 保存到相册

北川林业局 R1118567.JPG 保存到相册

　　北川林业局的房屋毁损，门前的汉白玉石狮倒地。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38:15

打倒地主富农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

　　从县志记载看来，红军来到之前的二十多年，北川已经渐渐走向由乱到治之路。民国建立之初，这里仍处军阀势力之下，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十多年后，地方政府似乎开始有所所为，以工代赈，整修道路，救灾。1926年，县里设了图书馆，平民读书处；1927年，县农会、工会、商会相继成立。这一年，首部《北川县志》开始编撰，到1932年印制成书。1928年除原来的三所小学外，设第一女子小学校。到1949年有200家作坊和手工企业，（1971年，全县也仅有工业企业85家，产值占全县社会总产值的9.6％）。从民国24年的“六年禁烟规划”说起，到民国31年“五家连环互保”制度，政府及民间禁烟的努力未曾间断。1948年，县财政收入的11亿元中（法币），大约2亿用于行政，4亿用于教育，近6千万用于卫生和社会救济（568页）。
　　1950年1月，解放军进入北川，三月即爆发一场全县性的武装暴乱，各地抵抗者的队伍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地方农民鲜见的强烈反抗，不知是否和15年前红军来的记忆有关。最终“两次平定暴乱，深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紧接着的清匪运动，枪决17人，反霸运动判处恶霸53人。然后就是减租退押，按当时颁布的条例，通过诉苦、算帐启发阶级觉悟。并成立工作团，吸收农民积极分子260人参加，政府每月发给大米110斤，称“百斤米干部”（343页）。当时米价每100斤约6元，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60元，故这些乡村积极分子得到的补贴也很可观。
　　减租退押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同时开展反霸斗争，“采取大会诉苦斗争，小会清算追缴，对个别罪大恶极这斗争追缴后判处死刑，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
　　也“明确了租佃关系”，按二五减租、三五衡量的政策定出减租方案。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各级农民自治组织，不少地主富农还被村民推选为农协委员。当时，对大多数地富还客客气气地开座谈会，讲明政策，结果都“自愿”退出粮食、黄金、银元和各种财物。县志均有记载：耕牛五头、生猪3头，衣物426件（52页）。出乎意料的是，当一个个地主富农乖乖地交出财物，接受新的租佃条件，推荐了乡长村长，成立了农协，各地村民开庆祝大会，庆祝翻身，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时，真正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才开始。
　　县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细节。1951年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头25天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代表会，行使村行政权力；第二个20天划成分，从农协组织中清除地主、富农。工作组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清除了27％的地富分子共981人。即平均每个村庄曾经有六名地富分子去年被村民推举作为农协干部。第三步就干脆地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占他们原有土地的96％），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第三步32天，“分配胜利果实”，每人分得3、4公顷土地，地主富农分到的是坏地。山区农村好田与坏地的产量差别数倍，而且一般越坏的地离村子越远。不过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令土改失去意义；或者说，对当局而言，土改动员了群众，取得大多数民心，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注三）1952年四月8日，土地从收回来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剩下两个藏族村的土改推到55年10月，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功告成。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54页，614页）。县志391页则说“1952年土改结束时，全县农村共有房屋12300间，户平不足一间，其中草房近半”。
　　县内一万三千多户人家中，家境比较富裕的有1541户，占11.8％，他们拥有的耕地占42.5％，不到平均占地的4倍。按许多年后的说法，这些富裕或者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被称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中有的对租户刻薄，甚至贪婪而不近人情，但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大都是世代辛勤耕作，慢慢积累所致。尤其是“富农”，多数人属于省吃俭用、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租土地，并没有触犯法律，他们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邻人富有。如果中国的土地改革在今天进行，一定不再会用“消灭一个阶级”，将原有的土地主人定罪，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种“残酷斗争”方式。县志完全没有记录北川如何斗争地主富农，至今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也极少，不知道全国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有多少。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不仅只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从此沦为备受歧视的异类，失去许多公民权利，低头做人，沦为几乎未曾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
　　北川土改“划”了地主分子611人，富农分子466人，加上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揪出的反革命分子84人，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到1979年，对全县1851名五类分子进行清理，1777人恢复社员身份，其余74人，于1983年全部摘帽，解除监督改造（287～288页）。北川薄弱的私营工商业，也在1953年到1957年间，用比农村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归国有（56页）。
　　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在北川，土地在17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北川历来土匪为患，乡民曾组织自卫队抗匪。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径为人不齿，而今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夺取他人财产、土地，将之赶出家门，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都成为正当。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对之产生疑问是“阶级觉悟低”，对之不赞同是“阶级立场问题”；被逼害的一方，则毫无反抗之力。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在夺取政权后，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义下，摧枯拉朽；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个人的生命从属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在乌托邦的理想国中，微不足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41:24

倒毁的建筑 DSC04015.JPG 保存到相册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42:00

跃进与饥荒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

　　1958年9月6日，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以后半个月内全县便成立了28个人民公社。农民1952年欢天喜地拿到的土地证不久，便没什么选择地加入合作社。此时，还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两年后，1954年，被赶进初级社，土地证也还算数；1956年，莫名其妙地，连自家的牲口，大农具也要交出来，因为成立高级社了。再过两年，不由分说地，几天之内，那张神圣的土地证成为废纸。最不堪的是原来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收归集体。紧接着，一个月后，家里的锅碗都得交出去，粮食也交出去。1958年十月底，北川建起1,129个公共食堂。
　　北川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五十年代粮食亩产平均不到60公斤，到80年代种子改良，使用化肥也只是100多公斤，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灾害，不旱即涝。1169～1976之间，中度到强度的地震就发生过十余次（98～99页）。
　　北川森林广袤，但山高路陡，个体伐木不可能，故历来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收益。农户自己所种的林木果树也保不住，57年到82年农民的林木所有权数次改变。1957年，全县6.2万公顷农民拥有的林木统统按要求折价入社，农民的自留林只剩6.1公顷。过了一年，这一点自留林全部收归集体。试想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树，三年后收归公有，没有任何补偿。遭如此折腾，三番五次。那，就是生活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1958年北川的森林达16万公顷，覆盖面55.8％，1987年减少到12万公顷，1998年13万公顷。至1957年，森林面积减少6,667公顷，森林的破坏除了“国家建设木材需求量增加”，大跃进期间，因“大办钢铁”而大量伐木烧炭；“大办粮食”毁林开荒，到1965年累积毁林14533公顷（406页）。
　　1958年9月，从全县调集了青壮年一万多人，即超过半数的劳动力（357页），再加上从外县调来的2万劳力，共三万人“组成钢铁大军，或发薪烧炭，或挖煤开矿……展开钢铁大会战”。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破坏自然的大灾难。县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大跃进运动毁林烧炭炼钢即毁林开荒的恶果（464页）。县党委提出要求，将亩产提高从原来的69公斤提高到500～2,500公斤，在这些疯狂的指标后面是对所有民众的奴役。白天长时间劳动，晚上开会，“反保守、反右倾、反畏难、反退缩、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扫除大跃进中度各种思想障碍”。
　　1959年粮食征购，国家从北川收走了8,860吨粮食，超过57年一倍以上。征购粮有两层内容，“征”是农业税的意思，“购”是所谓卖“余粮”，其标准是按当年的产量算出来的，即留够农民的口粮、种子、集体支配的机动粮，其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卖”给国家。征购加倍，说明北川县领导向上级报告的产量比上年超过一倍以上，也说明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拿走了。
　　到1961年，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一，只有42公斤。这一年的大量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种子不足（556页）”。后来虽然国家返销粮食救济，但已经过了播种季节。到1962年，饿死人已经非常严重，还征购了4,165吨，比国家定的任务超过370吨。按政府在1956年的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是187斤半。北川1961年人均口粮仅92～108公斤，国家返销口粮人均15～32公斤。这年统计1～5月猪肉人均食用量0.23公斤，1962年1.2公斤。人民“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树皮代粮充饥（360页）
　　1958年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倍（页），实际的结果是：“1961年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产值均递减16.4％；农业产值递减16.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减19.4％，生猪出肥率年均递减35.6％；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减少36.4％（357页）。换言之，离政府的目标差了将近50倍。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对北川的影响。
　　至今，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练钢。还有雪上加霜的“反右倾”，错过本来可以及时救灾的机会。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到1960年，全国绝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北川一直维持到1961年7月。1959年8月的反右倾，县志有生动的记述。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个月中开了三次，每次8～10天，吸收县、区、公社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六个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现场揭发、批判和斗争。10月20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各地连夜行动，832名县、区、公社干部和42,377个劳动力在三天之内分赴两大“战区”、15个大“战场”和376个小“战场”开展“反右倾。最后413人定为“有右倾思想情绪”，81人“有严重右倾思想”，33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7～58页）。换言之，这八百多地方干部中，超过一半人曾经多少说了几句真话，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今天，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的人，不容易想像斗争会的恐怖场面。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县志将与大跃进和饥荒相关的史料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中，却几乎没有具体的描述。例如在审判工作一节提到，检察机关为了以大跃进的速度办案，实行“一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倍员，审判员）；“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局长，法院院长），称为“三合一”联合办案。“正常法律程序被打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293页）。在大事记中提到“1961年2月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28页）。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至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及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千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147页）（注四）。
　　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47:33

如洪水般滚落而下的巨石流 R1118570.JPG 保存到相册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48:17

结语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

　　县志编撰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页）。看得出他们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素材，尽量保存珍贵的史料，又不违反官方对历史的正统解读。本文只涉及了几个历史时期和事件，也不过端倪而已。县志给研究该县及基层社会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今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都能在县志中看到有力的论据，“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受到干扰，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5.9％，农业总产值下降20.1％，粮食减产14.5％”。县志记录到，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县442名老师，就有115名受到处分，其中32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641页）。
　　县志作者的水准常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审判工作一节，用短短225个字，精确地描述了几十年中司法制度在戏剧性的变迁。“1955年贯彻实施《宪法》，审理案件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制度被废弃。1958年，要求办案要多、要快、要省时、省力，公、检、法实行“三合一”联合办案，取消了相互监督和制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工作瘫痪。1968年法院实行军管，军管会及县革委人保组总揽公检法权力，实行群专、群审、以人、以言、以权代法。在此期间审理案件280件，经1979年复查，错案为149件，占53.2％”（298页）。
　　北川地处龙门山断带，“据现有资料记载，1169～1976年发生中强地震10余次”。县志记录截至到1987年，在之前的十年间，3～3.9级地震就发生过9次（98～99页）。“1977年4月，县境正式列入地震八级度设防范围”，之后几年政府曾拨款给一些办公楼及公共建筑加固（616页）。从5·12大地震后的北川看来，当地建筑，尤其学校，离“地震八级度设防”实在太远。地震带来警觉，也带来启示。现代传播手段让生命消失的残忍，让幸存者撕心裂肺的哀恸在大众面前展现；和过往的灾难不同，这一回，死亡不仅仅是个数目字，每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都让人领略生离死别的含义，唤起世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5月30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从最古远的因为求生而结盟，为保卫地盘而操戈，到为主义、为理想、为大局而漠视个人的性命，道路何其漫长。在21世纪，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账，而是明白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确立了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到尊重个人生命的今天，从人道的立场反省历史，衡量人类的行为。终于，我们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多少被践踏的生命了。
　　北川县志编撰委员会，《北川县志》，808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注一：南方都市报2008-5-26。
　　注二：加拿大政府2008年6月公开为1887到1976，对原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道歉。
　　注三：有关论述见张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四月号，32～41页。“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不仅和平赎买没有实行（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连地主主动的献地也被不允许，非要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才行（虽然在政策上所谓开明地主的献地是被许可的），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连号为开明绅士典型的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也不能幸免，牛还被斗死。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总之，土地改革必须在激烈的暴力斗争中进行，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注四：按杨继绳先生的研究，四川省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在一千万到1,200万之间。《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5，第222页。

2008-6-13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1 20:56:15

如洪水般滚落而下的巨石流 DSC04018.JPG 保存到相册

leikang · 发表于: 2008-9-12 02:51:12

　　本我以为，我的手头已有了很多关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5·12大地震的文章，我可一个帖子发图、下个帖子发文，这样交替循环，把我精选过的所拍摄的照片发完，但现在不够了，可图片才发到一半。

　　昨天，2008-9-10日，我通过胥佳琴要到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大军的电话，要了他的一篇《亲历北川大地震》文章，但这还远远不够。

　　然后，我又在网上针对性地搜索了绵阳市的作家群的文章，特别是一些知名作家的博客，逐页翻查，除冯小涓的《亲历大地震的人们》和母碧芳的一篇写于20多年前的《家乡有条三色河》文章可用外，少有论及地震，更鲜有专论北川地震的文章，而灾民讲述经历（有细节）的文章根本没有……也许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作家们都还在悲痛之中，也许作家们都少有亲临现场，也许文章还窖藏在心中，也许文章还在打磨，也许文章拒绝上网，也许……

　　我只好从网上搜索一些还没有在《巴蜀网》上出现过的文章，因下面所发的文章的作者与我尚无交道，无法提前打招呼，故有些不妥，敬请原谅！

　　但我都在帖子上方标明了“[转帖]”，并注明了出处。

　　如你有、或见到好的稿子，请告知我！

想念我北川的战友
⊙ 尧阳／文

源自：http://blog.sina_com_cn/s/blog_44de471c01009b9v.html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我和女儿正在看电视，突然感到头有点晕，接着地也有点晃，抬头见屋顶的灯在剧烈的来回摆动。我赶紧拉着女儿往外跑。出门之际，还能强烈地感到脚下的地在动。
　　地震了，当时只知道是地震。晚上，在新闻里才知道四川汶川县发生了8.0级的大地震。四川自己待过几年，汶川却是很陌生的。接下来我知道了绵阳市的北川县也遭受了地震灾害的重创，县城新城和老城几近被毁。从电视里的画面上，我可以想像到在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这个美丽的城市是经过怎样的一番恐慌与动荡不安。可是瞬间，这里就变成了废墟。无数的鲜活生命转眼间被掩埋在了倒塌的瓦砾下，而那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却成了这次灾难的最大承受者。
　　我的心在沉下去，我知道，北川，是我一生也不会忘却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最亲爱的战友、兄弟李德军。九五年，我曾经去过北川一次。大山里的县城平静详和，有我熟悉的气息在里面。那是四川特有的红土和橘香的味道。几年四川的军旅生活，让我对这片土地所有的事物有一种溶于血液的亲近感。记得那时德军正在成都一家电影院做事。我先在成都找到他，然后他给他的哥哥，当时是北川县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写了封信，然后我就拿着这封信坐车去了北川。路上，我看到北川沿途的山，我都惊讶得合不拢嘴，那山，全是光裸着的巨大的石头山，看不到一点的土层，不要说树，就是连一点儿绿都没有。渐近北川，我想起了一句话，那就是，山东不山，四川不川。仅从字面上理解，山东一定山很多，四川一定是平川。其实不然，四川这貌似平川的地方却真正隐藏着我们见也没见过的大山。那次北川之行，改变了许多我对四川的看法。
　　见到了德军的哥哥，对我更是热诚的款待，逢人就说，这是我弟弟的战友，从山西来。脸上洋溢着快乐的表情。德军哥哥身材很魁梧，说话很直爽。席间，他向我说起了北川的人文地理，我知道了北川是大禹故里，还有很好的茶叶。第二天，我便在北川县城走了一圈，感到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资源的地方。人们在大山之间的一个狭长的盆地里平静的生活。
　　后来就渐渐和德军和四川失去了联系，其中包括部队上的一些作家老师。但这绝不是忘却。在我的内心世界，依然有一处绿色的地方，在盛放、珍藏着他们的样子。为了生活，我也经过了诸多的变动，喜也罢，忧也罢，生命的无常于坎坷，使我更加懂得了人的生命不能缺失了这样的牵挂和思念。后来，在网络上又和一些部队的战友、《西南军事文学》编辑部的老师们有了联系，看到他们都很好，我的心里也稍感欣慰。同时也有一丝的惭愧。老师们文学创作上高歌猛进，而自己却是“和尚的帽子平不塌”，没半点长进。
　　当地震突然爆发，瞬间的灾难压向人们的时候，家园、生命在一瞬间成为废墟，四川就更成了我内心的一个牵挂。更想不到的是北川也成了此次灾难的重灾区，县城大部分房屋被损坏、坍塌，那个昔日美丽的城市的样子怎么也在我眼前挥之不去。看电视成了我每天的工作。看着那些被压在瓦砾与垮塌的楼房下面的人，我的心一直在流泪、滴血。我的战友，你当时在那儿？你和你的家人都好吗？
　　现在离地震已经过去七天了。当我看到一些幸存者依然被解救出来时，我和所有的人们一样，为这些生命的奇迹而喝彩。只有一分的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那些从死神手里生还的人们被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传递上来时，我的心都要颤抖一下。我感到此刻的语言是如此苍白，唯有那奔跑有脚步、嘶哑的叫喊，成了这天地间最美的声响。应该说，这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最多的画面，施救者面对灾区人民流下了眼泪，被救者从瓦砾中被成功的援救，旁边一直守候的亲人流下了眼泪，面对受灾的人民慷慨解囊者流下了眼泪，从这些眼泪里，我读出了中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决心和毅力。此间，不会写诗的我，也写下了《不哭》的短诗。因为我面对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孩子，面对来不及跑出去的孩子的生命，任何人看了都会心痛的。当灾区人民被安排在帐篷里时，当饥渴的人们吃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饼干、方便面、矿泉水的时候，我感到此刻的祖国真的就是一位母亲，她在用她最火热的胸膛温暖着她的每一个受灾的儿女。祖国两个字，正显示出沉甸甸的份量。
　　北川，我心中的牵挂，我时刻都会遥望着你，也在想念着我最亲爱的战友、兄弟李德军，祈盼他平安，祈盼他的家人平安，祈盼所有受灾的人民能尽快好起来，重建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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